张宏宇

（山东大学 翻译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及文章中，旁征博引，古为今用，巧妙地赋予了古代经典以新的时代内涵，彰显着其独特的话语风格。此类用典的翻译关系国家形象和治国理念的传播，但其受众的多样化使得翻译难度增加，因此，相关翻译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习近平用典的翻译研究现状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笔者发现对习近平用典的翻译进行专门研究的还在少数。李晶认为，不仅要正确解读，还要注重“习式”话语风格的建构。因此，本研究尝试性地以“再语境化”为标准，融合哲学、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考量，对原译本进行重译［1］。陈大亮等以互文性为视角，再以语境化原则为指导，进行保留、转化或是创新，力求实现用典意图，且依靠读者的互文性记忆，达成审美效果［2］。周思瑜、曹琴琴以及谭善琦等均从归化异化的角度，对用典的翻译策略进行探究。其中，谭善琦［3］等从词汇、句式、文化层面，通过分析官方译例，得出归化和异化的融合策略能够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周思瑜、曹琴琴［4］还比较了不同版本的译例。鉴于文化差异，译者需要能动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而随着世界对中国文化愈发关注，能够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化策略成为用典翻译的优选［4］。

本文基于关联理论的新视角，以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的用典翻译为语料，探究关联理论对用典翻译的指导意义。

二、关联理论

赵彦春［5］指出，“关联理论”虽然不是翻译理论，但是能够有效地解释和指导翻译活动，为翻译的方法论和本体论奠定基础。由此可以得出，关联理论能够有效地指导译者进行翻译活动，其对翻译活动的解释力又对翻译批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Gutt［5］对关联翻译理论进行了专门阐释，可以说是更新了人们对翻译的认知。用公式表示为：

关联性=语境效果/推理努力

由此公式可得，语境效果越大，推理努力越小，关联性则越强。因此，译者需要增强译文的语境效果，减少受众的推理努力，进而提升关联性。可见，关联理论将受众视为关键因素，重点考虑受众的认知。

三、关联理论视域下的习近平用典翻译研究

（一）认知语境

根据《中国译学大辞典》，“语言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语境意义包括与交际场合、交际目的及接受者因素相关的语义信息而具有的情态、感情色彩暗含义等，统称为‘功能意义’或‘情境意义’”［6］。 也就是说，语言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情境，具有交际性。因此，在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时，有必要考虑其特殊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场合。交际是相互的，故不能仅偏重说话者，接受者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是常常被忽视。上述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语言带有感情色彩，具备情态意义和暗含义。纽马克指出，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1］。例（1）：

原文：新西兰是太平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有勤劳勇敢和热情好客的人民，有世外桃源般令人神往的自然风光，有在世界市场上广受青睐的丰富物产。［7］

译文：New Zealand is a shining pearl on the Pacific Ocean, a country blessed with a hardworking, courageous and warm-hearted people, a dream place of idyllic beauty, and a land of abundant resources that are much favoured in the global market.［7］

“世外桃源”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原义为“与现实社会隔绝、生活安乐的理想境界”，也指“环境幽静生活安逸的地方”。运用此典故，主要是来形容新西兰平和秀丽的自然风光。如果直接译为“the land of peach blossoms”，受众则很难理解“peach blossoms”隐含的语境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的认知推理。译文“a dream place of idyllic beauty”能够补充语境信息，“dream”和“idyllic beauty”以及前文增译的“blessed with”等语义线索能够有效引导受众进行认知识解。

（二）最佳关联

“在Gutt 看来，关联理论对翻译活动的最大指导意义就在于，在翻译过程中，当译者遇到没有规则和原则能遵循的情形，可以通过寻找与文本语境下的最佳关联来做出选择。”［8］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很多情况下翻译都是无规律可循的，尤其是翻译带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这就需要译者能动地寻找文本的最佳关联，以保证译文良好的翻译效果。

Gutt 认为，采用直接翻译，不是为了努力保留原文本的全部语言特征，而是为了保留此类语言特征提供给我们的、“引导受众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9］。也就是说，直接翻译旨在保留文中的交际线索，而不仅仅固守其语言特征。必要的交际线索能够指引受众进行认知推理，实现交际意图。例（2）：

原文：中澳增进互信，要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为不同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国家间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作出表率。［7］

译文：To enhance mutual trust, we must live in harmony without seeking uniformity and pursue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thus setting a good exampl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political systems and stages of development.［7］

文中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出自儒家经典，这两个典故简洁形象地传达出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其中，“和”意为“和睦”，第一个“同”意为“苟同”。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uniformity”一词尤作贬义，贴切地反映出中文“苟同”的意思。“求同存异”中，“同”指的是共同的观点、利益、目标等，因此可译为“common ground”。而此处的“增进互信”为目的，译者将其处理为“to”引导的目的状语从句，保证了行文的连贯通畅。总的来说，译者较为充分地把握了原文的交际意图，通过解释性的直接翻译，实现了最大化的语用关联。

结论

关联理论，以其新颖的认知学视角审视翻译，它不仅能从理论上有效指导翻译实践，更为翻译批评者对译文进行分析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8］。本文以习近平海外署名文章原文及其译文为语料，对其中用典的英译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译文多采用解释性翻译来增强语境效果，减轻读者推理努力，从而提升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