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晓梅

（天津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访谈等，语言深邃，荡涤心灵，引人入胜，形成了独具个性魅力的话语风格，被海外媒体称为“习式风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善于用典，对经典名句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用典的过程是向世界讲述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生动范本；而用典背后，则是一代大国领袖执政智慧和文化自信的真正彰显。“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17）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总书记用典所蕴含的治国情怀和文化蕴意，人民日报评论部出版了《习近平用典》第一辑（2015）和第二辑（2018），并译成英、法、德、俄、西班牙语等十余种版本，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既是国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读本，也是国际社会聆听中国声音，读懂中国故事，走进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习近平用典》（两辑）共计19篇，分敬民、为政、治理、立德、修身、笃行、劝学、任贤、天下、廉政、信念、法治、辩证、历史、文学等篇章，遴选出最能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用典283则，其中第一辑135则，第二辑148则。自出版发行以来收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更是在国内学界引发热议。通过在中国知网检索“习近平用典”为主题的文章（2015-2019），共计80篇，其中胡永新和李海晶（2016：195）、冯康南（2017：66）和张勇（2016：5）等学者探讨了习近平用典在中西方当代价值观方面的多维体现；凌继尧（2017：9）、王鲁玉（2015：58）等学者对习近平用典的话语体系和特色风格方面进行了阐述和研究。而就用典翻译进行研究的文章仅有4篇，其中包括张晓希（2019：21）基于日语翻译的用典特色与传播策略，姜亚明（2019：12）基于俄语翻译的用典价值观和翻译研究，以及陈大亮（2019：2）和李晶（2017：62）基于英语翻译的用典传播策略和方法研究。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尚停留在对《习近平用典》的理解、作用和价值层面，而对当下外宣翻译的核心和热点问题——中国话语的对外翻译与传播的研究，尚属少见。从美学及互文性理论等交叉学科视角切入，探讨用典翻译在跨语言、跨文化层面上的规律和作用，为建构文本翻译的全面系统研究不失为一次积极的尝试。

二、用典翻译与互文性

“用典”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代的《修辞鉴衡》一书中，但是最早诠释“用典”一词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的《事类》一篇中对典故的使用做出了这样的阐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即所谓事类，就是文章在达意抒情之外，根据故事来类比说明义理，引用故事、古语来论证今义（王立群，2018）。刘勰对于用典的界定在今天依然为大多数学者认可和接受。同时，这样说明中国文化的用典之风早在南朝时期就已盛行，并逐渐成为中国话语蕴意深远言简意赅的明显表征和根本所在。罗积勇教授（2005：2）在《用典研究》一书中对用典给予了明确的定义：“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这种修辞手法就是用典。”在书中，罗积勇教授以丰富的例证首次厘清了用典的真伪界限，指出“用典，关键在‘用’，不在‘引’”，即是否有语境引用的关涉，而非纯理性意义上的沿用（吴礼权，2008）。总之，用典作为一种语用策略，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它不仅能让我们重温故事，更能促进文化传承，唱响中国声音。

互文性与翻译的关系由来已久。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的是通过引用、借用、拼贴、组合、仿写等借鉴模仿的手法所确立的或通过阅读活动的记忆与联想所确认的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属性。它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批评概念，克里斯蒂娃1966年发表于《如是》杂志上的文章《词、对话、小说》中，她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从而奠定了互文性的基本内涵，即词语是文本间的对话，是若干文字的对话，每一个文本都同其他文本相互指涉，文本间存在着复杂密切的联系和转换（秦海鹰，2006）。但是互文性的思想渊源和操作活动却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模仿说，当时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相对于自然原型这一“前文本”，艺术创作则是模仿自然而来的“后文本”（徐珂，2004）。而将互文和翻译建构在一起的则是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Cicero，1942）提出“模仿有两种形式，即解释和翻译”，他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模仿活动，能够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文关系，即希腊原文为“前文本”，拉丁译文则是“后文本”。这些文本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每一个文本，每一个句子和段落都是众多能指的交织，进行着互文性对话。

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正在为文化评论家们所关注和认可，更为用典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典翻译作为互文性文本，是不同文本间的组合，仿佛一个文本置于一个庞大的网络中，构成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引证参照体系。哈蒂姆（2001：120）认为，“互文性所涉及的问题是一个比典故更为复杂的文本过程”。互文性是一切语篇的先决条件，它涉及作为符号实体的一个语篇对另一个语篇的依赖。互文语境因此可以理解为新的情景，在这种情境中言内的和言外的信息统一起来，为在语篇层面上可能实现源语和目的语语篇的最佳关联铺平道路。莫娜·贝克（2000：218）指出，连贯是潜藏于篇章表层之下的概念关系网络，而译者必须做的是保证隐含于篇章表层之下的连贯。因此，互文语境是实现用典翻译在互文语篇交际中的先决条件。

三、《习近平用典》译语文本的意象审美互文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拥有丰富多彩、意蕴深邃的文化意象，它是文化和意象的结合体，相同的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也会被赋予不同的寓意。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文联系，文化意象也因此具有互文性属性。由此，文化意象可以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也会因为不同文化彼此之间存在的个性而使翻译充满挑战。总之，保留源语文本文化意象的内涵蕴意，实现在译语文本中的互文再现，才能最终实现文本与读者之间文化意象审美的互文对话。

1 文化意象的移植体验

意象，作为本土文化的产物，在每个民族的文化土壤中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内涵和永不枯竭的活力，因此在其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常常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意象与翻译相遇，就意味着本土意象移植到异域土壤中，将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接受体验，意象移植的预期目标应该是被他者文化所接受，尽量减少本土意象的内涵意义在他者文化中的变异或流失。例如：

——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习近平，2015）

—“I beg Old Man Heaven to bestir himself, and send down talented people of more kinds than one.”（Xi Jinping，2017）

此例是出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其中划线的诗句来自100多年前，我国清代中后期著名思想家、诗人诗人龚自珍创作的组诗《己亥杂诗》，诗句表达了诗人对清王朝的腐朽衰败的忧愤，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哀叹，对新兴社会力量的呼唤，表达了对社会变革，国家强盛的强烈愿望，令人感叹动容，使得这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名句。100多年后的今天，总书记引用原典则是提出人才选拔要迸发活力、人尽其才，要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让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受到重用。该诗的引用将当代领袖与原典诗人的豪迈气魄融为一体，为源语读者带来了跨越时空的互文性关联体验。

“天公”一词在源语中指的是“天帝”，暗指朝廷，译文对于“天公”则采取了转译法，将其译为Old Man Heaven，而并非直译为Heaven，或干脆意译为God，是考虑到英语译文读者心目中的感受。因为文化母体的差异性往往会导致每个民族不同的心理表征，从而制约着文化意象的互文性，从而使互文性的关联也很难被异域文化体系中的读者所接受。Old Man Heaven既隐含了东方天庭之意，又隐含了西方造物主之意，这种东西文化结合的转译使得读者能与其母语中的文化背景和因素建立起互文关联，带来与原文读者相类似的互文体验。

2 文化意象的保留体验

有时文化意象在他者文化系统中也存在相似的价值体系，或者说在两个文化中存在在某种共性的关联，这样的文化意象引入对于异域土壤来说并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相反，会很容易被译入语文化所吸收。例如：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习近平，2018）四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

—Peaches and plums do not speak, but they are so attractive that a path is formed below the trees.（Xi Jinping，2017）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原典来自司马迁在《史记 李将军列传》中对西汉名将李广的一句评价。意思是桃树、李树不说话，但它们有花朵和果实，人们在树下赏花摘果，便走成了一条小路。说明只要为人真诚，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介，自然会感动别人，受到人们敬仰。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首诗句，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在世界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李”本指桃树和李树，或指桃花和李花。从先秦起，由于桃李在生长地域、生长习性、开花时节等诸多方面的相似，人们就将两者并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桃李”这一固定的称呼。桃李的象征意义随着其给人的不同感受，从春天到青春，到赠答，到师生，到家园，呈现出多元化的象征。

“桃李”一词在新的语境下则是隐含了“一带一路”建设，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中结出的丰硕成果。译文采取直译法，即译为Peaches and plums，是因为在英语文化中，Peach通常含有受人喜爱之意，plum通常表示渴望获得、期待得到的事物，因此，peaches and plums对目的语读者而言，也是十分熟悉和喜爱的植株水果，果实累累的景象也是不难想象，其文化象征的隐喻认知与中文读者也存在一定的共识，因此，在中西文化语境互文的关照下，直译法不仅是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一带一路”的收获之喜，而且还领略了中国文化中“桃李”所代表的文化意象。可见，不同文化中的同一意象可能会存在千差万别的差异，可是也会存在某些共性性的碰撞，因此这种情况下，适当的保留源语意象，可以在互文传译中再现文化寓意，既可以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又可以使目的语读者实现心领神会的互文体验。

四、《习近平用典》译语文本的语境审美互文

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首次提出了意境的概念，即诗歌审美的第三境界（物境、情境、意境）。作为最高境界，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即描写的情与事要真实、自然，具有使人感动、引人共鸣的艺术魅力（范司永，2016）。

1 语篇语境的重构体验

有时仅仅是基于上下文语境还是不够的，译文需要从篇章语境层面才能搭建起译语文本的互文体验。因为“译语读者只有当异文化中的词语及其联想意义已在其文化中重造时，才能接受异文化背景中的地理和历史的相异性”（Newmark，2001）。例如：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习近平，2014）

—In the old days, the Chinese people went through hardships as grueling as “storming an iron-wall pass”.

Today, the Chinese n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like “seas becoming mulberry fields”.

In the future,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forge ahead like a gigantic ship breaking through strong winds and heavy waves”.

2012年11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用这三句诗，描摹了中华民族矢志不渝追逐中国梦的壮阔历程。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原典出自毛主席《忆秦娥 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人间正道是沧桑”出自毛主席《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而“长风破浪会有时”出自李白《行路难》中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三句陈雄豪迈的诗句，表达了中华民族追求中国梦无比坚强的信念和无比坚定的信心。

三句用典不仅重现了毛主席在革命艰辛征途上依然执着坚定的革命浪漫情怀，重现了诗仙李白永不褪色的乐观豪迈境界，更显示了习总书记高超的用典艺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使原有的典籍诗词推陈出新，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界。

三句用典的译文并没有保留诗句的完整内容，而是依据内容做了适当保留：着眼于文中的“昨天、今天、明天”，译文突出了“雄关、沧桑、破浪”，在词语、句法和语篇层面就文本的搭配和关联进行了重新建构。其中went through hardships；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是从上下文中做的语义提取，着重表达了中华民族在建立新中国之前曾经遭受过的深重苦难和沉重的牺牲；以及在建国之后，改革开放直到现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译文中保留了诗歌中传递的中国文化意象如“雄关、沧海桑田和长风破浪——storming an iron-wall pass；seas becoming mulberry fields；forge ahead like a gigantic ship breaking through strong winds and heavy waves.” 功能对等中的最高值是指目的语文本的读者能够以与源语文本的读者基本相同的方式理解和欣赏译文（Nida，2003）。经过语境的重新建构，译文既准确传达了源语文本的真实意境，仿拟了习总书记的豪迈情怀，又达到了源语文本的修辞效果，进而重构了英译文本的语境互文。

2 文化语境的重构体验

在互相性理论的关照下，译者通过对两种文化的协调，建构新的代码表征，完成二次书写，将翻译语境的相关因素激活并无限地扩延，由此完成新的开放性的互文性语境。“译者的创造力并没有因为原文的制约而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制约使得译者有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Boase-Beier，1999；Holman，1999）例如：

——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Give close kin official posts and lose your job and ruin your family.

在谈到家风时，习近平主席连续引用了三句古语，极言领导干部家风败坏的巨大危害。其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原典出自清代流传甚广的一句谚语。“三爷”指的是“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意在告诫为官者，不要任人唯亲，否则会丢官罢职、败家毁业。

一种民族文化的语义内涵，往往在不同民族文化中需要经过透彻的解释方可得以接受。源语语境中的“三爷”代表着中国文化中的父子、翁婿、郎舅关系，暗指亲属关系、裙带关系，相当于英语中的nepotism或者kinship。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用这样讽刺特朗普的女儿出任总统顾问：Speaking to the German media group Funke, Mr Gabriel described Ivanka’s advisory role to President Donald Trump，her father，as nepotism.译文没有沿用现成的nepotism或kinship英语表达方式，而是采用了意译方式kin official，正如韦努蒂（1995：20）所说，这种处理方式旨在“采取民族偏离主义的态度，接受源语文本的文化价值观，把读者带入源语文化情境”，只有这样，译文读者才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所包含的互文文化信息，成功实现认知语境效果的连贯和统一。因此，在汉英语言的互文转换中，将负载文化因子的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译者要在源语文本的文化语境的基础上，重构译语文本的文化语境，再这样才能使译语读者准确地把握源语文本的言外之意或言外之境。

五、结语

《习近平用典》中的典籍诗句和谚语无论从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还是从用词的精妙和简洁性而言，都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在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礼之后，依然保持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甚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意义的增值，焕发出更加动人的风姿，使得曾经脍炙人口的名句经典又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光彩。外译本的出版使《习近平用典》走向了更远的世界，将中国古老传统文化和智慧带向了全世界，其意义和价值及其深远。《习近平用典》的英译版不仅极大地还原了典籍的意象和意境，忠实地传达了原语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关照了译语读者的认知和感受，延伸了译语读者的互文体验。互文性是翻译中涉及的多重文本间的共时和历时性关系的复杂组合，互文性为翻译的意象审美和意境审美的互文对话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和世界文化全球化并存的今天，克服文化冲突，实现中国经典文化走向世界话语舞台的中心，不仅需要译者强大的文化自信，更需要精深博大的文化情怀，通过重现意象、仿拟意境，实现中国典籍文化的全球推介，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使其成为世界核心文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