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希



《习近平用典》的日译研究

张晓希

（天津外国语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其中多处引经据典，并赋予了其鲜活的时代价值，与文意相得益彰，形成了独特的话语风格。《习近平用典》出版发行以来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在外译过程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这些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用典的翻译。以《习近平用典》为例，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汉字圈文化的共性、典籍日译的特殊性等方面来分析和研究习近平用典日译的特征、方法和策略，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习近平思想的丰富内涵，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

习近平用典；传统文化；典籍日译；文化交流

一、《习近平用典》的特色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只有坚持从历时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多处引经据典，并对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精准的阐释。这些典故与大众化的语言配合使用，使得典故运用自然，深刻的思想与鲜活的表达相得益彰，形成了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话语风格。

刘勰（2010）在《文心雕龙》里诠释用典时说：“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即用典是用来以古比今，借古论今，抒情言志的。“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经典书籍精深宏富，文辞情理有着永恒的意义。浩浩广大有如长江大海，郁郁繁盛似若昆仑桃林。优质的梓木可供共同采取，美好的琼玉珠宝都能交相赠送。引用别人的话如自口出，古往今来的读者都十分欢迎。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古典文化功底深厚，并善于用典，从中国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科学家到政论家、经学家、文学家、诗论家、书法家、学者、诗人、画家、僧人，从《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笔记小说、文论、史书、诏书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成语、格言、谚语、对联、连珠等，引用典故范围非常之广，文体形式多样，对经典名句运用自如，古为今用，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例如，在谈到重拾党的优良传统，重申党群血肉联系时，习近平引用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把人民比喻成可以照见治乱的水，提倡在工作中多照群众这面镜子，才能真正回答好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民心问题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习近平引用了《管子》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并一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瘼所在、民生疾苦，要求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引用了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了总书记心系群众，情牵群众，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的人民公仆精神。在谈到治国理政时引用了《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李世民对身边大臣所说的“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只要根本不动摇，发展就能不断前行。战略定力是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重要理念，在谈到定力时引用了苏轼应制科考试的试卷《策略》中的“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要求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需要保持一份定力，一旦作出决议就不要为一时议论所动，不迎合潮流，保持清醒和自信。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时引用了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改编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的“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只有权衡大小急缓才能分清主次，做到上情下达，内外有别，改革才能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在谈到廉洁自律时引用了《国语》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告诫领导干部需要心怀坚定意志，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固守内心那一方净土。在谈到党的优良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引用了汉末文学家王粲《仿连珠》中的“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以及西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指出了自我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敢于正视、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在谈到读书学习时引用了《庄子·养生主》中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强调面对浩瀚的知识，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博采各类知识精华，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在谈到人才观时引用了《诗经·大雅》中的“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千秋基业人才为先，推动改革发展，实现民族复兴需要人才，因此要尊重人才，像周文王那样尊贤礼士，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才能感召、吸引人才。在谈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全盘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时引用了《墨子·鲁问》中的“量腹而受，量身而衣”和《晏子春秋》中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指出各国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如果不顾自身情况，盲目学习外国的制度模式，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谈到勤俭节约时引用了清代学者金缨《格言联璧》中的“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节俭与奢侈不仅仅是个人生活问题，更关系到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为政之德。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时引用了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温天下为公、担当道义的家国情怀，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在谈到法制建设时引用了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的元杂剧《裴少俊墙头马上》中的名言“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强调法治的威严，只有让领导干部和群众相信法律、依靠法律、遵守法律，才能使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顺利前行。借古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形象比喻告诫领导干部要懂得抬头走路，应该带头守纪律、讲规矩，只有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指向问题，才能把握好政治方向和人生航向。在谈到历史观时以西晋史学家陈涛《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中的“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重申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以史为鉴，走向未来的历史观。在谈到何为好的新闻作品时引用了刘勰（2010）《文心雕龙》中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强调新闻的内容决定形式，文章要感染人、教育人，不仅要文辞优美，言简意赅，更要具备深刻思想和丰富情感。在谈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引用了孔子《论语·季氏》中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坦陈中国共产党愿广交天下朋友的愿望，提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只有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合作，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才能汇集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经典语句运用娴熟，信手拈来，在适应新形势，回应新时代的新要求过程中吸纳经典精华，不但用典广博，内容深刻，用典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赋予了这些经典以思想张力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将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相结合，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身体力行传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自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日文化交流与中国典籍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有着非常密切的往来。两国之间的直接交往始于公元1世纪，这种交流连绵不断，一直持续了两千余年，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典范。据《日本书记》等上古文献记载，早在公元3世纪左右，中国的《论语》、《千字文》就通过百济的王仁带到了日本。至9世纪后期，遣隋使、遣唐使和商人等将大量汉籍带入日本。“平安时代编纂的‘藏书目’《本朝见在书目录》显示，当时所保存的汉籍为1 568部，凡17 209卷。它依照中国的《隋书·经籍志》把日本藏汉籍分编为40家，分类如次：易家、尚书家、诗家、礼家、乐家、春秋家、孝经家、论语家、异说家、小说家、正史家、古史家、杂史家、霸史家、起居注家、旧事家、职官家、仪注家、刑法家、杂传家、土地家、谱系家、簿录家、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五行家、医方家、楚辞家、别集家、总集家。而这一数字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内史传撰写者们权威统计的所存文献典籍的一半。”（严绍璗，2012）中国典籍以这样的规模东传日本，在日本文化史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圣德太子制定了作为国家立国的政治准则和官僚贵族行为规范的《十七条宪法》，其中就有十三条取自《周易》、《尚书》、《左传》、《论语》、《诗经》、《孝经》、《韩诗外传》、《礼记》、《庄子》、《韩非子》、《史记》、《说苑》、《昭明文选》等中国典籍。这些文献典籍还为日本史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神话提供了素材，为和歌提供了韵文节律的表述材料，为日本汉诗文提供了形式和内容的参照。可以说当时日本朝廷执政者的理想和抱负以及文人的文学理念和创作都依靠中国书籍作为载体得以实现。8-12世纪日本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平安时代（794-1192），通过遣唐使这个传播渠道引入了唐代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当时的皇室和贵族文人十分醉心于中国文化，为全面学习中国，培养朝廷贵族官僚，模仿唐代的教育制度，建立大学寮（平安时代的官学），设有明经道（儒学）、纪传道（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明法（中国法律）和算道（数学），辅助学科有音道（汉语发音）和书道（中国书法）。明经道的教科书均为儒家经典，如《周易》、《周礼》、《仪记》、《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其中《论语》与《孝经》为必修科目，纪传道教授的内容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史》、《晋书》等史书和《昭明文选》等汉诗文。平安时代天皇以儒家的徳君和仁政为理想，在文章经国思想的影响下连续编撰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三部敕撰汉诗集、汉文体史书、类书等。12-16世纪末以日本五山禅僧为主体的遣明使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参禅求法，带回了大量禅僧和中国文人的诗文集，如《诗经》、《楚辞》、《文选》、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和王维的诗、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以及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陆游、欧阳修等的诗文，还有赋诗撰文所需的《礼部韵律》、《古今韵会举要》、《韵府群玉》等韵书以及《太平御览》、《事文类聚》、《皇朝类苑》、《记纂渊海》等。五山禅僧关注和学习大陆禅僧和文人的诗文集，并对诗文的著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刊刻佛学经典和汉籍文献，宣讲并研究程朱理学，从思想和文化上为下一个时代奠定了基础。17世纪起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当时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对中国和荷兰开放长崎一个港口，允许两国商船在这里进行贸易，中国商人便成为汉籍东传的主要担当者。据当时日本长崎海关的档案资料统计，1693-1803年间通过中国商船输入的中国典籍文献为4 781种，整个江户时代从长崎传入共计7 893种。19世纪初中国典籍文献的70%~80%已经到达日本（严绍璗，2012）。中国古代典籍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的文明进程与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习近平用典》的日译方法与策略

公元3世纪前后汉字大量传入朝鲜半岛，4世纪后半期至5世纪前后通过朝鲜半岛又向东传入日本，因此，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同属一个汉字文化圈。与其他文字文化圈不同，汉字文化圈的特点是圈内长期共享汉字，但每个汉字的发音却因地域不同而异，虽然源于中国古代发音，但后来演变成各国独特的发音，朝鲜、韩国和日本对汉字组成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读法也各不相同（金文京，2013）。日本的汉字有音读和训读，而对于中国古代文献则是采用十分特殊的汉文训读法。

1 音读法

习近平在2013年10月21日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希望广大留学生继承和发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做爱国主义的坚守者和传播者，并鼓励留学人员要以“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悬梁刺股”（《楚国先贤传》《战国策·秦策一》）的毅力与“凿壁借光”（《西京杂记》）、“囊萤映雪”（《晋书·车胤传》《孙氏世录》）的劲头矢志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堪当大任、能做大事的优秀人才。日译时这四个典故音译为“葦編三絶（いへんさんぜつ）”、“懸梁刺股（けんりょうしこ）”、“鑿壁偸光（さくへきとうこう）”、“嚢蛍映雪（のうけいえいせつ）”（習近平，2014）。日语中的汉字有音读和训读两种方法。例如，“学”（がく）、“時”（じ）、“朋”（ほう）这样的读音是古代中国汉字的日语发音。有的汉字只有一种发音，但也有两种发音的，如“人”在“人間”中的发音为“にん”，在“人口”中的发音为“じん”，而“間”还可读“かん”（間接），“口”还有“く”（口調）的发音。“楽天”和“音楽”中的“楽”由于意思不同，有“らく”和“がく”两种不同发音，但像“人間”和“人口”这样的汉字即使意思相同，“人”也有“にん”和“じん”两种发音。这些都可以从中国古代汉语发音中找到源头，“人”、“間”、“口”的读音“にん”、“げん”、“く”被称为吴音，“じん”、“かん”、“こう”被称为汉音。吴音与汉音是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的汉语发音。汉字最初传入日本是4至5世纪，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时期，地理位置上与南朝相近的吴地（今江苏省一带）的发音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7世纪唐朝建都，文化中心移至长安，汉字的发音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日本人又开始学习长安的发音，这就是汉音。12世纪之后通过遣明使和商人又传入宋及其以后的汉字音——唐音（亦称宋音、唐宋音）。因此，汉字的音读无外乎是吴音、汉音、唐音中的任何一种。音读除汉字外还有出自中国古代典籍的故事成语，如“推敲（すいこう）、矛盾（むじゅん）、完璧（かんぺき）、杞憂（きゆう）、知音（ちいん）、登竜門（とうりゅうもん）、破天荒（はてんこう）、“温故知新（おんこちしん）、臥薪嘗胆（がしんしょうたん）、画竜点晴（がりゅうてんせい）、呉越同舟（ごえつどうしゅう）、孟母三遷（もうぼさんせん）、治国平天下（ちこくへいてんか）等。从翻译角度来看，这种音读方法无论在保留语言形式和结构特点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原文本几乎完全对等，实现了翻译“达意”的基本目的，使得读者觉得自己就是原文语境中的一员。可以说作为形式和内容与源语密切对等的音读直译法是典籍翻译的最佳方法。

2 汉文训读法

音读法非常受限，只用于汉字词和少量故事成语，大部分典籍需要使用汉文训读法。古代日本人将汉字的日语读音称之为训，即借用中国古代训诂的方法，用日语发音来读汉字的词义，如“人”（ひと）、“間”（あいだ）、“口”（くち）等。训也称训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训，说教也。”“‘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即用通俗的语言去解释某个字的字义。《说文》中写道：“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一般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也包括对难读字的注记。如果说训诂是中国古代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词语作注释，那对日本人来说无非就是用日语对汉字作注释，可以说是一种“和训”。10世纪前后日本人利用汉字的草书体和偏旁部首发明自己民族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后，汉字与平、片假名就成为日语的表记文字了。汉语和日语分别属于不同语系，有着不同的特点。汉语是孤立语，一般不通过词形变化，而是通过独立的虚词和固定的词序来表达语法意义；而日语是黏着语，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尾和词本身形式的变化表示各种语法关系。两种语言的语序也不同。在中国古代经典的训诂中也有涉及语序的问题。孔颖达对《尚书》中的“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注疏“猷”同“道”，“猷大”即为“大猷”，“古人之语多倒，猷诗称中谷，谷中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语序也多颠倒，《诗经》中的“中谷”为谷中之意。在古代日本由于印刷技术不发达，文人读书需要抄写，在抄写过程中出现错误时会使用订正符号，其中多为上下顺序颠倒，会用倒读符号Ƨ，这与日本现代校正中改变文字顺序对调符号相同，也与中国古代的倒读符号“乙”形似，或者可以说是简略成“レ”。这种颠倒符号不仅多见于从敦煌发现的文书和写本中，也出现在后来的画幅中，如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的诗《松风阁》中（金文京，2010）。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出现了使用“ヲコト点”（在汉字四角加点来表示读法）来读佛典和中国典籍。中期“ヲコト点”和表示语序符号并用成为汉文训读的主流，《白氏文集》就是用这种方法标注训点的。日本人在阅读中国古代典籍文献时发明了汉文训读法，即基本上不改变原文的句子结构，根据日语的特点添加助词和助动词，使用“レ点、一二点”等表示不同层次的语序倒读符号，以符合日语的表达习惯。

习近平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谈到青年是祖国的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越要加倍努力，勉励年轻人“功崇唯志、业广为勤”，强调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要“学如弓弩，才如箭镞”，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让才能发挥好作用，鼓励广大青年要勇于创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让国家兴旺发达。这篇讲话中有多个用典，在翻译时均使用了汉文训读法。

（1）“行百里者半九十”（《战国策·秦策五》）

行ク二百里ヲ一者ハ半バトス二九十ヲ一①

百里を行く者は九十を半ばとす

（2）“功崇唯志、业广为勤”（《尚书·周书》）

功ノ崇キハ惟レ志ナリ、業ノ広キハ惟レ勤ナリ

功の崇きは惟れ志なり、業の広きは惟れ勤なり

（3）“学如弓弩，才如箭镞”（《续侍品·尚织》）

学ハ如ク二弓弩ノ一，才ハ如シ二箭鏃ノ一

学は弓弩の如く、才は箭鏃の如し

（4）“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

苟ニ日ニ新タニシテ，日日ニ新タニナリ，又日二新タニナリ

苟に日に新たにして、日々に新たになり、又た日に新たになり

在例句中可以看到在保持原文句子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添加了“を、は、と、の、に、て”等助词以及“行く、す、なり、如く、如し、勤なり、新に、崇き、広き”等古语动词、助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的词尾变化和形容词连体形的名词化等日语假名表记、汉字训读和固有的语法现象，还标注了改变语序的符号“レ点、一二点”。用这种增加、补充、调整的方式在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通过寻找对等翻译，以恰当的方式重新组织信息的形式和语义结构，使译文与原文达到很好的平衡，最终将译文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这种方法介于原文阅读与翻译之间，可视为一种自动式翻译法，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习近平用典的翻译涉及到很多方面，既需要译者熟悉两国文化和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等知识，还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引用典故的现实意义，用最有效的翻译方法实现与源语信息最贴切的自然对等的目的。为了照顾大多数目标读者的需求，采取“汉文训读+意译+注释”的方式也是一种非常可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如例（1）和（3），因习近平讲话中已经对用典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说明，译者只采用了“汉文训读+注释”的方法，而对例（2）和（4）译者则采取了“汉文训读+意译+注释”的方法。翻译的核心在于恰当处理原文和译文的文化意象转换问题。“汉文训读+意译+注释”的方法也是文化移植的有效补偿手段，使读者能够通过较为熟悉的概念来理解不熟悉的内容，可以在准确、详细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使文本形式与文化特点得以保留，满足读者语言和文化上的需要，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原文内容和表达特点，在翻译过程中接通原文与译文的文化意象。

四、结语

典籍是一个民族文化最精华的部分，随着中日两国古代文化的交流，中国典籍文献大量传入日本。由于共享汉字文化，日本人找到了阅读和翻译中国典籍的一种特殊方法——汉文训读法。《习近平用典》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古为今用，使经典在新思想中得到传承。做好习近平用典外译和研究是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以下例句为笔者标注训点的汉文训读原文。

[1]金文京.2010.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M].東京: 岩波書店.

[2] 芳賀幸四郎.1981. 中世文化とその基盤[M].京都: 思文閣出版.

[3]習近平.2014.習近平国政運営を語る（第一巻）[M].北京: 外文出版社.

[4]習近平.2018.習近平国政運営を語る（第二巻）[M].北京: 外文出版社.

[5] 郭在贻. 1986. 训诂学[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6] 刘军平. 2009. 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7] 刘勰. 2010. 文心雕龙[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李学勤. 1999.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9] 木宫泰彦. 1980. 日中文化交流史[M]. 胡锡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0] 潘钧. 2013. 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演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1] 人民日报评论部. 2015. 习近平用典[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2] 王志松. 2013. 文化移植与方法——东亚的训读·翻案·翻译[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3] 习近平. 20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4] 习近平. 20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5] 严绍璗. 2012. 汉籍的东传与文化的对话[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 27-36.

“A Study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ZHANG Xiao-xi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deliver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speeches and articles full of quotations from classics to bring new values of the times. Since its publication,has drawn high attention and wide acclaim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rocess of external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which represent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most difficult. Based 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features and strategies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he quota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genera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 Circle Culture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so as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and help promot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Xi Jinping’s quot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I315.9

A

1008-665X（2019）2-0021-08

2019-02-14；

2019-02-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央文献术语外译词典（中英、中俄、中日）编纂的理论与应用研究”（14AYY003）；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招标项目“中央文献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15ZB002）

张晓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