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劼，朱玉雯

（1.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082；2.井冈山大学科研处，江西吉安，343009）

一、引言

用典，指引用典籍中的诗词古语、故事人物，言简意赅、丰富而含蓄地表达有关的思想和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类公开讲话或论著中， 大量引用中国历史经典中的名篇名句，其用典范围广，旁征博引、古为今用，含蓄而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立场，体现了中华文化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丰厚滋养，反映出新时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核心价值观对中华思想文化与文明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习近平用典彰显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 昭示新时代思想的民族精神与民族信仰根基， 是中国话语深厚的民族文化性与普世价值性的标识，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典范。政治用典所特有的修辞性、人文性、文化性以及政治话语性， 能够有效地化解政治话语与生俱来的对抗性和直白性， 成为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交流的有效载体，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翻译与传播的重要特色内容。

习近平善于用典的语言风格频频引发民众热议， 网络平台上有关其用典的报道累见不鲜。 如“委员热议《习近平用典》：这就是文化软实力”［1］、“平语近人： 从用典读懂习近平的执政智慧”［2］、“习近平两会典亮新时代”［3］等等。 谈及这些政治话语中用典的翻译， 学界专家和翻译爱好者十分关注当中国传统文化在域外遭遇外国受众时，用典的文学性和文化性却成为认知与接受的盲区，翻译如何担起政治文化传播的使命。有鉴于此，本文聚焦政治话语中的用典，以习近平用典为例，重点讨论翻译如何重现政治用典的诗学特征和修辞功能。

二、用典与修辞

汉语中“用典”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王构所编的《修辞鉴衡》中，现当代学者金兆梓［4］、赵克勤［5］、吴礼权［6］、罗积勇［7］等在著述中沿用了此术语。 用典的定义在学界并无太多争论，大多认为“在表达中明引或暗引影响深远的辞或事， 以实现某种修辞目的。 ”［8］在英文语篇中，引经据典的现象同样普遍而悠久，莎士比亚的38 部戏剧中直接引用和化用《圣经》达1000 多处［9］。 《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与“用典”最为接近的词条是“allusion”，指“An expression designed to call something to mind without mentioning it explicitly（不说明引文出处的隐性引用）。 ”［10］

（一）用典的修辞目的

用典作为一种修辞格， 其目的在于挖掘和运用修辞资源，或者提供信息，或者诱导劝说，或者触动人心，或者促进沟通，最终达到话语修辞的终极目标——“寻求认同”。

“劝说”与“认同”是修辞的核心主题。 古典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使人能够在任何议题上找到成功的劝说方式。 他提出人品诉诸 （Ethos）、 情感诉诸（Pathos）和理性诉诸（Logos）三大修辞策略［11］。 其中人品诉诸指修辞者通过话语建立一种值得信赖的修辞人格，使听众产生信赖感，认同和相信修辞者的话语； 情感诉诸指通过话语将听众置于一种情感状态之中， 激发听众的共情从而接受修辞者的观点和看法； 理性诉诸则是强调充分的逻辑说理和事实陈述，在语篇逻辑上无懈可击，通过说理论证使听众被说服。 新修辞学在继承发展古典修辞学说的基础上，围绕“论证（Arguments）”和“受众（Audience）”两个中心发展新的理论体系。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伯克认为， 修辞的本质和标志是认同，听众是达到修辞认同的核心。他提出同情认同 （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 对 立 认 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 和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三种认同方式［12］。 听众在修辞者的言说中，情感受到牵引，产生同情、对立或者误会三大类情感，从而改变对事物的原有认识，对话语者的观点产生认同。

从修辞的角度看， 政治用典的修辞目的在于说服与认同，通过引用经典达到促进听众认可、接受演说者的政治观点和意见，改变受众的态度，引导受众的认同。

（二）中西政治修辞传统差异

“政治修辞” 指的是政治参与者根据言语语境，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政治话语，以便取得理想的政治交际效果的一种修辞行为。事实上，中西在公元8 世纪前后几乎同时出现了有关政治修辞的探讨与实践。春秋战国时期，持有一定政治主张和哲学智慧的“士”（包括策士、学士、术士等）周游列国， 通过话语劝说君主采纳其主张， 一旦受到重视，即为国君之“师”、“相”，成为执政大臣，也有任为大夫、博士。 古希腊时期，政治和民主制度允许民众就社会政治的大小议题在城邦国进行公开演说， 几乎一切的政策法规必须在五百人议事会上论辩， 获得听众认同方可实施， 雄辩术成为古典“七艺”中的必修课程。然而，同样基于社会发展和人类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西古典修辞， 在之后的发展中形成的修辞传统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中西传统政治修辞对真理认识的不同。孔子在《易·乾·文言》中提出“修辞立其诚”的修辞观，认为“辞达而已矣”，至于受众是否明白要看他们的悟性和造化，真理不辩自明。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言者立其术”，真理可以通过道理论证和选择性在场进行构建， 修辞就是在任何问题上都找到潜在说服方式的“术”，真理因辩而明。 其次，中西传统政治修辞对象不同。 中国传统政治修辞的对象往往是君主或者统治者一人， 政治事务决策往往通过集权解决，修辞双方权力地位截然不同；西方古典政治修辞的对象则是社会群体， 公共修辞的动机是凝聚公共意志从而决定公共事务， 修辞双方权力地位平等。再次，中西传统政治修辞信息性质不同。 中国传统政治修辞话语多发生于朝堂之上，所述内容多围绕君主所问询之事。《鬼谷子》中认为修辞者必须对君主进行“量权”和“揣情”以避免杀身之祸，因此修辞内容往往投“君主”所好；西方传统政治修辞话语多发生于古希腊城邦国公共广场或者议会制的元老院， 修辞内容涉及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话语构思、谋篇布局、演说技巧和话语风格都构成政治修辞的重要内容。最后，中西传统政治修辞互动方式不同。 政治修辞对象和信息性质的差异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修辞是一种不平等的个体性表达，注重伦理和道德的动情，通过典故和类比单向打动听众； 而西方传统政治修辞是一种平等的公共性表达， 听众不是修辞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发现、建构、交流意识积极的参与者，修辞者注重辩论和说服，倾向严密的逻辑和连贯的论证劝服听众。

三、习近平政治话语的用典特色

（一）善于用典

“善于用典” 是习近平政治论述的突出特点。他善于根据演讲对象和内容广征博引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从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他都能够信手拈来， 寄意深远。 这些经典被赋予了时代新意，折射出习近平的治国思想和执政风格，使政治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的宣示工具，“用典”的背后是习近平“治世”的思想。 在人民网发布的“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13］中进行穷尽式搜索， 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用典多达1300 余次，其中非重复用典600 余条。

这些用典的实际修辞效果值得一提。 在国内发表的讲话中，用典次数最多的是2014 年5 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引用经典23 次，号召青年们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对核心价值观进行溯源， 引发师生们强烈共鸣，现场频频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国际发表的讲话中，用典次数最多的是2014 年4 月1 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习近平引用经典17 次，介绍中国的独特文化、政治、历史、国情，谈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必然性。据欧洲媒体对此次演讲的报道，习近平妙语连珠式的讲话反响热烈， 在场的听众认为讲话中许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美丽譬喻生动而形象，关于“和而不同”的例子（中国人喜欢茶，比利时人喜欢啤酒）引发现场一阵阵掌声和笑声［14］。

（二）化用自如

在习近平所引用的600 多条典故中，《诗经》、楚辞、诸子百家、唐宋诗词、当代诗歌均有涉猎，其中引用次数最多的典籍当属儒学经典、 最受推崇的古代名人当属苏轼、 最契合时代的治国思想当属道法墨三家［15］。这些经典被赋予了时代新意，折射出习近平的治国思想和执政风格， 使政治话语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的宣示工具，“用典” 的背后是习近平“治世”的思想。

习近平在其讲话和论著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儒学经典，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16］中便引用《论语》13 次，《孟子》8 次，《礼记》5 次，《尚书》3 次，《荀子》《二程集》等儒学经典著作也多次被引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智慧， 可以为当代人类解决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 他本人也常常从儒学经典中汲取治国理政的养分，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方法，赋予经典以时代意义。 谈到“敬民”，他引用《孟子》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谈到“为政”，他引用《论语》中“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谈到“立德”，他引用《礼记》中“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谈到“外交”，他引用《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等等，这里引用的典故非常切近中国的现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在儒学经典之外，最受青睐的是古代诗人苏轼， 他所代表的古人政绩观呼唤当代“以民为本、以廉为首”的官员人格；道、法、墨三家的经典也是高频出现，期待以“道”戒奢、依“法”治国、推“墨”实干。

另外，在国际演讲中，习近平也引用了诸多演讲所在地人民耳熟能详的外国经典。 如引用俄罗斯谚语“大船必能远航”、坦萨尼亚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荷兰先哲经典“预防胜于治疗”、阿拉伯谚语“被行动证明的语言是最有力的语言”、哈萨克斯坦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拉美谚语“朋友要老，好酒要陈”［17］。引用外国经典话语，采用共情的策略唤起当地人民的情感认同，让生硬晦涩的政治话语更易于听众理解。

（三）善讲故事

习近平用典中还包括许多意味深长的经典故事。有些故事来自革命历史，有些故事来自他本人的成长经历，这些故事具体而生动、通俗而深刻，蕴含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在国内的讲话中，他讲了子产治郑、子贱治单父、西门豹治邺三不欺的故事， 意在说明治国理政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而是要不断总结、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他讲到河南内乡县衙挂着的楹联的故事，提醒各级干部要努力做到“廉不言贫，勤不道苦”；他讲到毛泽东1930 年寻乌调查的故事，告诫各级干部要贯彻深入、唯实的工作作风。

在国际演讲中，习近平讲述了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历史故事、 中国母子为苏联英雄守陵半个多世纪、俄罗斯儿童在中国接受康复治疗、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儿童赴俄罗斯疗养、 冼星海与阿拉木图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的友谊、 坦桑尼亚人民传递北京奥运会火炬、 非洲人民无私援助汶川地震灾民、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等故事。这些故事在演讲中受到高度评价，激发了听众的强烈共鸣。

四、政治用典修辞翻译策略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话语中的用典不仅仅是传情达意的点缀品， 更是一种运用修辞力量达到政治交际目的的手段。 当用典面对异文化语境的域外听众时， 其背后的文化与修辞资源失灵， 因此翻译在语言转换和意义传递的同时，必须担起政治修辞的责任，将用典所承载的修辞功能与交际目的成功再现。 政治话语中用典的翻译必须采取一种修辞性翻译策略， 将话语修辞功能的再现作为翻译的首要任务， 将受众的接受认同作为翻译质量评估的最高标准。 结合古典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格、 情感和理性诉诸三大有效修辞策略， 以及新修辞学中伯克的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误同的三类情感认同方式，修辞性翻译策略应当从话语的修辞功能入手， 在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原语言的修辞目的：

（一）情感诉诸动人

情感（Pathos）诉诸就是把听众置于一种合适的心态之中［18］，其核心在于激发受众情感，使他们接受修辞者的观点和意见，进而采取行动。习近平在其政治话语中巧妙地运用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唤起听众潜意识中的情感反应与认同，进而使听众接受其政治理念和执政思想。然而，在面对文化传统迥异和认知接受悬殊的域外听众时， 这些充满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用典往往无法产生共鸣甚至引发听众的不解，用典的修辞功能和话语的预期效果很难达到。这就需要采取灵活的翻译手段。

例如，习近平2014 年11 月17 日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上的讲话中提到：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中国愿意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19］

“众人拾柴火焰高”出自中文谚语，意为众人往燃烧的火里添柴，火势烧得很旺，比喻人多力量大，表达了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缘由。 这一用典在国内耳熟能详，一经使用便能获得听众的理解与认同， 若是将其直译为“many people adding fuel to the bonfire will raise its flame①此译文出自2014 年11 月17 日在堪培拉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同声传译译文，选录在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中（http://210.72.20.108/index/index.jsp），下同。” 或者 “the fire burns high when everyone adds wood to it②此译文出自2015 年9 月22 日在华盛顿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的演讲译文。”， 用典的语义虽然得到传递，然而修辞上的效果却无法实现， 听众由于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无法产生即刻的理解与情感的共鸣。 相较之下， 若将其译为 “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效果将截然不同。 这一谚语在英文表述中意为 “The more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on something，the quicker and easier it will be to finish.”③谚语释义出自McGraw-Hill Dictionary of American Idioms and Phrasal Verbs。，最初出现于14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John Heywood 的戏剧中，是英语世界脍炙人口的表述，语义与中文原典最为相近， 一经使用能够将听众置于即刻的认同与接受的情感中， 感受到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真挚情谊，认同话语者所传递的信息，达到政治修辞的目的。

又如，习近平2014 年5 月4 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

“行百里者半九十。 ”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 我们越不能懈怠、 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20］

“行百里者半九十”出自西汉刘向的《战国策·秦策五·谓秦王》中，意为“一百里的路程，走到九十里，也只能算才开始一半而已”，比喻做事越接近成功越困难，越要认真对待。习近平引用此典多达30 次④此数据来自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 他借这一古语来勉励提醒大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艰辛， 呼吁全党要有坚持不懈为之努力奋斗的决心。 若是将此用典翻译为“Half of the people who have embarked on the 100-mile journey may fall by the wayside⑤此译文出自2010 年3 月14 日答中外记者问时的现场翻译译文。”（行一百里路的人中，有一半人半途而废），语义上似乎更容易为域外读者所理解接受， 然而该译文与原典的含义相去甚远， 也没有传递出话语者用典的修辞目的。 若是直译为 “The last one tenth of the journey demands half the effort①此译文出自2013 年5 月4 日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讲话译文中，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英译本中。”， 从语义上看似乎符合原典意思， 意味着最后十分之一的路程还需要付出一半努力，但事实上，“行百里者半九十”中的“百里”和“九十”是一种数词虚化的用法，并不指确切的路程， 西方语境中的听众也很难理解为何十分之一的路程却要花费一半的精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引起共鸣的话语修辞效果， 可将此典故译为 “The last leg of a journey just marks the halfway point.”， 其中 “last leg” 化用了英语习语“first leg”， 用来指代 “旅途的最后一程”，“the halfway point” 则暗示了目标尚未完成的意思，强调了下半段旅程的重要性。这样翻译，原文和译文在语义和修辞功能上不谋而合。

（二）逻辑推理有序

确保话语可信、真实、符合逻辑是有效修辞的基础和前提。 西方修辞传统中培养熏陶下的西方受众十分看重话语的可信度。 亚里士多德在三大修辞策略中最为推崇的是“理性（Logos）诉诸”。“Logos” 这个希腊语词所代表的就是逻辑性和条理性，对古希腊智者派而言，“Logos”意味着“对一个论题的诡辩”，即通过一种逻辑上的连贯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使听众在逻辑上和理智上被修辞者说服。 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著作中强调运用“三段论②著名的三段论例子：人终有一死（大前提），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苏格拉底终会死（结论）。（Syllogisms）”的逻辑推理法来表达观点，即通过大前提和小前提，最后推导出结论。 在习近平的政治讲话中， 用典由于其在中文语境中的普遍接受性， 往往承担了逻辑推理中的大前提作用，在与小前提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逻辑的连贯推导出符合逻辑的政治观点。 然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 中式迂回委婉的逻辑结构往往打破了西式直截了当的“线性推理”，在逻辑上受到听众的质疑，引发听众对结论的不认可。

例如，习近平2014 年9 月5 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 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21］

习近平的这段论述属于中式结构的 “三段论”，大前提是用典“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千差万别是客观规律）”，小前提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结论是“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是自然规律。 ”在习近平这段话语中，用典所代表的大前提放在论述的末尾，将结论隐去，这符合中国人委婉迂回的表达方式； 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受众倾向于开门见山， 习惯通过大小前提进行“线性推理”来判断话语者的逻辑性，这段论述极可能被他们认为逻辑颠倒，结构缺失。因此在翻译这段政治论述时， 用典作为大前提必须被提到首要位置，而结论“每个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是自然规律” 必须补全， 将其译为 “Things are born to be different. No two political systems on earth are exactly alike, and no model can fi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all countries. It is natural for All countries differ in their realities.”这样一来，翻译便弥补了中西政治修辞传统的差异， 通过完整的逻辑推理使听众认可和信服。

又如，习近平2014 年4 月1 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讲话中提到：

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 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 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2000 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 ”［22］

习近平引用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例子，讲述“环境发生变化事物随之变化”的道理，通过类比隐喻，论证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国家， 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否则将产生如“淮北之枳”般的苦果。这段论证对于外国受众而言说服力不强，因为论点落在了“橘和枳”的类比隐喻之上，而这个论点恰恰并不为外国受众所熟悉。因此，在翻译这段说理论证的时候，译者不仅需要将造成“橘和枳”“水土异也” 的原因 “different location and different climate”翻译出来，更需要明确这一论点和中国政治体制选择的类比关系， 增加译文话语的真实性和逻辑性，让受众容易信服。

（三）修辞人格建构

修辞人格（Ethos）作为三大说服手段中最为隐秘的修辞诉诸方式，指通过事实的有效呈现，突出营造修辞者话语的权威和诚实坦率的美德，将话语的修辞目的或修辞性掩盖起来。 西塞罗认为修辞者的人格和权威是说服能力的关键所在。 在中西传统文化中， 经论典籍中的圣贤之道都有着至高的权威，却又有所不同。中国推崇儒家经典中的仁、义、礼、智、信，而西方推崇宗教信仰的新旧约《圣经》。 对这些权威资源的选择、征引和化用，有助于构建理想的修辞人格， 赋予言说者 “权威性”与“合法性”，使听众产生自愿性的认同而非强制性的服从。然而，由于中西权威资源差异性的存在， 许多中文用典在西方语境中需要寻求等价的资源替换，以便完成话语的修辞人格建构。

例如， 习近平2015 年4 月21 日在伊斯兰堡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中说道：

中国人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 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23］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出自 《论语·卫灵公篇》，是孔子终身奉行的格言，成为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体现在每一个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国人身上。习近平在这段讲话中引用此语，目的是尝试通过引用权威构建理想的修辞人格，使听众相信他接下来所述的中国和平发展信念。 若是将其按字面意义译为 “no one should do to others what he does not want others to do to himself”,言内语义层得到有效传递，然而话语的修辞资源却在翻译中丢失， 相应的言外修辞目的也无法实现。若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代表的价值观延伸至西方文化中，可以联系到《圣经·路加福音》 中的：“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你们要他人怎样对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论语》和《圣经》都表达了“推己及人”的思想，当政治话语中的用典被翻译到西方文化语境中， 原语言的修辞资源必须从译入语的权威经典中寻找对等物， 这样话语权威所建构的修辞人格才不至于丧失， 听众才能对修辞者的话语产生自愿性的认同。

又如，习近平2016 年11 月21 日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说：

中国一贯主张，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4］

“和而不同”这一表述多次出现在习近平的政治演讲中。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老子说：“冲气以为和。”（《老子》）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中国古代哲学观认为“和”揭示了宇宙运动规律，是自然的最佳境界和终极状态。“和而不同”出自《论语·子路》第二十三条：“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同”与“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和”指的是多元性的统一与平衡；“同” 指的是单一性的叠加，重复。 “和而不同”的意义是，事物虽然不同但可以和谐共处。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中 ， 这 一 用 典 被 译 成 ：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 “Seek harmony but not uniformity.”“Seek 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等三种表述。这些译文虽有差异，但不约而同将“和”和“同”分别译成“harmony（和谐）” 和“uniformity（一致）”。 这些翻译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还存在不足，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阐述这句话， 用典背后的修辞功能无法凸显。 若是将其译为 “Harmony in diversity”，其中“diversity”的意思是“The quality of being diverse or different; difference or unlikeness.”。这种“不同”不单指不同事物，更能用来强调人在种族、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多样性、分歧。 正如欧盟的格言——“united in diversity”，强调的也是各个国家保留不同的统一。 因此，将“和而不同”译成“Harmony in diversity”能够使“不同”的意义凸显， 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内涵表达出来， 更好地展现中国在外交上追求和谐却能包容不同的态度。

（四）美学修辞动人

政治话语天生的疏离性（Political Alienation）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指的是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不认同进而对政治话语的不信赖。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自革命时期起， 便成为与军事斗争、政治较量相配合的有力武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之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和批判性， 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 通过美学修辞手段， 运用优美、独特、富有美感的话语表达直白的政治观点，是提高政治话语表达效果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在其政治话语中十分注重美学效果， 大量引用中国文学经典，运用诗学与美学资源，拉近政治话语与听众的距离。 在翻译这些独具中国传统美学风格的政治话语时，对于一些过于抽象、使用过多，又不容易被英语受众所熟知的隐喻， 则应当采取转译的策略， 避免因生硬地营造美感而造成受众理解障碍。

例如， 习近平2014 年12 月9 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否则很难与时俱进抓好经济工作。［16］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自《周易》，是中国哲学对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认知， 认为面临不能发展的困局时， 必须改变现状进行变化和变革才能不受阻碍持续发展。 习近平的这段表述呈现出突出的中文语篇结构特点，符合中文“竹状”①汉语组句自由度大，句子长短不一，句子结构像竹节一样，一节一节地接下去，形成无限延伸的竹子。结构中“主题突出”、“层层铺开”、“重语感多重复”的美学特征。然而，英语语篇多呈“树状”②英语组句主干鲜明，句子结构清晰，句子成分、修饰语成分借助各种形式手段连接在主轴上，形成大树。结构，各个分支句依附于主干句之上多向延伸， 具有 “主干突出”、“简洁明快”、“多用代词避免重复” 的美学特征。 若是按照用典的中文语义将其翻译为“limitations lead to changes; changes lead to solutions; solutions lead to development”，明显不符合西方语言表达习惯，过于重复与啰嗦，不但美学效果难以实现，甚至连地道性都受到质疑。译文应当遵从英语中主语即主题的特点， 将原典中的“变”和“久”突出，强调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其译为“A diversity lead to prosperity”。 对原文的删减处理，使译文形式与内容都符合受众预期，达到贴切自然的美学修辞效果。

又如，习近平2013 年5 月4 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

广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创新创造。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 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25］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第三章，是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刻在澡盆上的警词。文中的三个“新”字，本义是指洗澡除去肌肤上的污垢，使身体焕然一新，在这里引申为精神上的弃旧图新，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持之以恒”。 习近平在与青年代表座谈、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院士大会等多个场合引用了这句话， 用以强调不断创新的问题。 这句用典短短9 个字，重复出现“日”字4次、“新”字3 次，充分体现古汉语中“同义反复”的修辞手法， 通过重复使用某些词语来强调某种意思或情感，同时达到音韵重叠的美学效果。然而这种反复修辞在翻译中要注意采用 “替代”、“省略”或 “变换” 等办法， 以避免重复累赘。 将其译为“One should keep breaking new ground and improve himself everyday”， 其 中 “breaking new ground”意为“开创新天地”，与三个“新”字语义契合，而“everyday”将“每日、日日”的意思充分译出，使译文既能传递用典语义， 也能贴合英文简洁明了的美学修辞特征。

五、结语

习近平用典作为中国话语深厚的民族文化性与思想文明性的重要特色内容，其特有的修辞性、人文性、 文化性和政治话语性有效化解了政治话语与生俱来的对抗性和直白性， 成为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交流的有效载体， 是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翻译与传播的重要特色内容。国际社会读懂了习近平用典， 就读懂了其思想体系的中华文化渊源与脉络，读懂了中国话语的文化价值内涵。因此， 用典作为中华文化精神标识语的重要特色内容，其翻译传播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话语意义。

为了更好地实现政治用典的国际传播， 译者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国际受众的接受习惯和价值判断， 从中西政治修辞差异的角度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有效编码，本着平等、友好，推心置腹地进行对话和沟通的诚意， 在凸显传播主体意识的基础上，更要了解受众的接受心理，增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和领导人与国家形象的魅力。 搭乘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普遍好评的顺风车， 让世界了解“中国品格”， 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文化脉络与渊源， 这便是习近平用典翻译的深远意义和使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