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舰 李真真
 

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向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1］，可将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创富裕、渐进富裕四个方面［2］。一是全民富裕，意味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二是全面富裕，意味着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双富裕”；三是共创富裕，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过程；四是渐进富裕，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循序渐进、动态发展的过程。如今，中国正从工业经济时代转向数字经济时代，亟须将数字经济融入共同富裕进程，基于“大富裕观”，以新思维、新理念、新路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2023 年1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数据局印发《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提出要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助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兼顾效率和公平、质量和速度、当前和未来，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新方式上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与时俱进，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鉴于此，本文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两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当然，数字经济也可能产生数据垄断、算法操纵、就业替代、数字鸿沟等新问题。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策略选择。

一、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

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共同富裕高度契合。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其中，效率体现在价值创造层面，数字经济具有渗透性、赋能性、替代性、创新性、双高性的特点，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等路径加速价值创造，具有速度经济、精准经济、网络经济、预期经济、尾部经济、全时经济、空间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生态经济等若干效应［3］；公平体现在价值分配层面，数字经济具有平等性、普惠性、免费性、共生性、透明性的特征，通过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金融、在线文化、在线政务等路径优化价值分配，具有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乡村富裕、促进精神富裕等特殊作用［4］。 共同富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二是通过正确处理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二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这里，“做大蛋糕”意味着价值创造，“分好蛋糕”意味着价值分配。可见，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共同富裕天然上具有一致性。

建设数字中国与推进共同富裕高度契合。2021 年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2022年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23 年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从发展数字经济到建设数字中国，数字化发展已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非经济领域。同样，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双富裕”，已从经济领域拓展至非经济领域。从五大领域看，经济、社会、生态更多属于物质富裕范畴，而政治、文化则更多属于精神富裕范畴［2］。在经济领域，通过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缩小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以实现物质富裕；在社会领域，通过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提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基准，以实现物质富裕；在生态领域，通过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以实现物质富裕；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促进社会公民身份平等、机会平等、待遇平等，充分维护人的尊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实现精神富裕；在文化领域，通过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提高文化的可达性、免费性，完成对民众的强渗透、广覆盖，以实现精神富裕。 可见，建设数字中国与推进共同富裕逻辑上具有一致性。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见图1（下页）。

图1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

二、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中的价值创造

共同富裕的第一层含义是“做大蛋糕”，即价值创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价值创造，是数字时代价值创造的重要力量。

（一）数字经济价值创造的机理

1.数字经济的渗透性促进价值创造

数字经济具有高渗透性、广覆盖性的特点，无时不在，无处不达，贯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数字技术渗透到经济领域，筑牢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数字技术渗透到政治领域，提升政府管理服务效能；数字技术渗透到文化领域，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数字技术渗透到社会领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能力；数字技术渗透到生态领域，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4］。数字经济引致个人、企业、产业、城市、乡村、政府全面性和全局性变革，最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价值。

2.数字经济的赋能性促进价值创造

赋能包括数字技术赋能、数据要素赋能、数字劳动赋能、数字空间赋能、数字治理赋能等。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不断融合、聚合、组合、整合，可以实现价值创造倍增效应；数据要素促使要素投入去物质化、最终产品去物质化，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5］；数字劳动在破解劳动力短缺困境的同时，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数字空间极大拓展经济活动空间，由此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约束；数字治理促进信息透明、提高监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推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价值创造。

3.数字经济的替代性促进价值创造

替代性主要是指对劳动、土地、资本的替代［6］。劳动层面“机器换人”，从自然人、真实员工转向数字人、虚拟员工，虚拟员工是无限的；土地层面“网络换地”，从物理空间、实体空间转向数字空间、虚拟空间，虚拟空间是无限的；资本层面“数据换资”，从资金投入、物质投入转向数据投入、虚拟投入，数据资本是无限的。由此，经济活动的劳动约束、时空约束、资源约束被逐步打破。通过“数字替代”，实现创造价值，这样一来，成本更低、效益更高。

4.数字经济的创新性促进价值创造

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的特点。一是新规则，涉及新要素、新设施、新动能、新速度、新增长；二是新经济，涉及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治理、新发展；三是新理念，涉及新赛道、新业态、新形态、新生态、新优势。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有助于重组要素资源，重构经济格局。

5.数字经济的双高性促进价值创造

数字经济既是高质量的，又是高速度的。实践证明，数字经济增速明显快于经济整体增速。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12 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11 年显著高于GDP 增速。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速约6.7 个百分点；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速高于GDP 名义增速约3.4 个百分点；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速高于GDP名义增速4.98 个百分点。 数字经济的双高性，使得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效用递增、价值创造倍增，在经济发展上可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数字经济价值创造的路径

1.数字产业化

围绕数字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应用，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扩散，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7］。在数字产业化中，数字产品制造和数字技术服务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22 年，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9.2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18.3%，占GDP 的7.6%，为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产业数字化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一是深入推动工业数字化发展。全面推进工业互联网体系、“5G+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的发展，促进产品全流程、生产各环节、供应链之间的数据流通和资源共享。二是加快推动农业数字化发展。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全流程，提高农业网络化水平，推动农产品电商零售额增长。三是持续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推动在线消费、即时零售、网约车、网上外卖、远程医疗等服务业新模式持续发展。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22 年，中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41 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81.7%，占GDP 的33.9%，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力量。

3.数据价值化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推动价值创造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一是开放共享，“让数据放出来”。公共数据以开放为原则，以不开放为例外，应加强数据供给激励，提升数据高质量供给能力。 二是深度挖掘，“让数据聚起来”，利用数据中心把不同时空的数据存储起来，实现数据的“物理分散、逻辑集中”。三是价值变现，“让数据动起来”，利用网络设施、算法模型让数据跑起来、活起来。四是价值实现，“让数据用起来”，将数据应用到不同场景，实现数据价值创造。五是价值循环，“让数据转起来”，通过数据资产入表，使数据资产保值增值，继而产生更多数据、更大价值。

4.数字化治理

数字经济不断推动治理体系优化、升级、重构，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一是数字化治理提高政府服务能力。通过“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政务办理实现“指上办”“掌上办”“一键办”，为公众和企业创造更多价值。二是数字化治理提高城市治理效能。通过收集和分析城市各方面的数据，优化交通流量、改善环境质量，实现智慧城市治理，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价值［8］。三是数字化治理提高乡村治理效能。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提供精准的农业发展建议，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四是数字化治理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 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提高对市场、环境、食品安全等方面监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保障公众利益，创造社会价值。

（三）数字经济价值创造的若干效应

1.速度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产生活，形成速度经济效应。一是数字技术加速价值创造过程。例如，影视作品中的视觉特效和动画通常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来完成，而超级计算可以提供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并行处理能力，从而加快特效和动画的渲染速度，减少制作周期，尽早呈现效果，加速影视产品价值创造。二是数字运营加速价值创造过程。例如滴滴出行，通过线上申请、付酬的方式，车主可随时随地加入、退出，实现“组装式”业务的快速扩张，而出行软件几乎零成本下载的特征使其用户迅速从地区拓展到全国，从国内拓展到国外，强化了企业的快速扩张能力［9］。

2.精准经济效应

精准经济效应实现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于，根据“数字痕迹”深入挖掘消费者需求，并通过智能化运营手段，提供个性化、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且，持续的用户反馈可以帮助企业不断改进和提升，进而提供更符合消费者期望的产品和服务。例如，电商平台通过收集大量的用户行为数据，如浏览记录、购买记录、搜索关键词等，进行个性化推荐，创造更多价值。

3.网络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网络经济效应［10］。一是同边网络效应。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对该边用户的效用产生影响。例如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用户数量越多，使用者效用越高，价值创造效应越大。在同边网络效应作用下，用户规模达到临界值后就会触发正反馈，产生巨大的价值创造效应。二是跨边网络效应。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对另一边用户的效用产生影响。例如淘宝、京东、拼多多等购物平台，当买家增加时，对卖家的吸引力也会增加，形成正向的网络效应，这种正向的跨边网络效应促使平台上买家和卖家的数量不断增加，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环，推动价值创造。

4.预期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所带来的预期经济效应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价值创造能力。例如文旅行业，利用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引入“预约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避免过度拥堵或资源闲置，提高游客的游览体验和景区的服务品质。又如快递行业，假日期间快递配送需求增加，但是配送力量有限，这时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预测配送需求，通过发挥“价格机制”作用，吸引更多的配送人员参与配送工作。

5.尾部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能拓展尾部市场，发展尾部经济［9］。一是尾部产品。基于数字技术加持，打通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大量尾部产品的展示成本趋近为零，“长尾经济效应”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二是尾部客户。尾部客户总量庞大，数字技术为企业提供了更多与尾部客户互动的机会，通过个性化定制、精准化营销等手段，挖掘尾部客户的潜在价值。三是尾部员工。数字经济时代每个员工都可以成为创客，通过提出创意、参与创新项目等方式创造更多的价值，获得更多的报酬。

6.全时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拓展了经济活动的时间边界。 一是全时研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的自动式研发模式模糊了时间边界，使企业可以24 小时不间断研发；二是全时生产，数字技术的应用使生产逐渐转变为“日间+夜间”的全时生产模式；三是全时服务，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可以实现全天候的服务，提高销售额；四是全时消费，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在线平台，提高交易的频次和规模，推动价值创造。

7.空间经济效应

数字技术推动经济活动由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形成“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融为一体”的全新空间体系。一是虚拟研发，研发活动通过虚实空间协同，提高研发效率；二是虚拟制造，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物理世界的数字镜像，赋能制造业全面升级；三是虚拟营销，利用在线平台将产品和服务推向更广泛的消费者，拓展市场潜力；四是虚拟营运，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零物质、零员工、零仓库、零资金、零时滞”营运模式，降低成本提升效益。

8.零工经济效应

零工经济的价值创造效应体现在就业和创业两方面［11］。一方面，数字经济创造了就业机会，零工员工可利用弹性化的工作时间、闲置化的工作技能进行灵活化的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 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左右。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激发了创业活力，创业者可以依托自身的技能和经验，通过在线平台与客户接触，开展个人服务或小型项目，获得创业致富机会。

9.共享经济效应

共享经济效应促进价值创造。一是共享物质资源，通过数字平台将个人和企业的闲置资源、闲置技能或闲置资产共享出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二是共享人力资源，通过数字平台共享员工资源，使员工收入来源得到拓展［11］。工业经济时代，一人一职，一份职业一份收入；数字经济时代，一人多职，多份职业多份收入。

10.生态经济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基于生态链、生态群、生态圈创造价值。一是生态链推动价值创造。在小米生态链中，所有经济主体的价值链优势能够在整个生态链中得到共享，而共享带来的整个生态链优化又强化了单个价值链优势，从而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二是生态圈推动价值创造。海尔生态圈中各方成员在价值增值共享机制的驱动下，不断进行新一轮的价值创造，以此形成正向循环，增加生态收入。三是生态群推动价值创造。阿里巴巴通过单个生态系统的演化、外溢、分化，从单生态变为多生态，最终形成了包括零售、金融、物流、文娱等在内的全业态生态群，相互激活、相互成就，推动价值创造。

三、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中的价值分配

共同富裕的另一层含义是“分好蛋糕”，即价值分配。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推动数字红利惠及全民。

（一）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机理

1.数字经济的平等性促进价值分配

数字经济基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而“新技术群”天生具有“开放、平等、协同、共享”的属性，这使得“世界是平的”。借助“新技术群”，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实现消费者主权，形成消费者力量。过去，消费者以个体的力量面对生产者整体的力量；现在，消费者以整体的力量面对生产者整体的力量。这样一来，两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12］。由此，消费者的物质富裕程度，包括消费者剩余、消费者福利的获得感大大提高；消费者的精神富裕程度，包括人格、尊重、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大大提升。

2.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促进价值分配

普惠性是由数字经济的广覆盖性、强渗透性决定的。 财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时间差和空间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消灭了时间差和空间差，促进信息直通直达，去中间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的方式，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节约了费用，尤其是节约了交易费用，包括搜索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监督成本等。灵活就业、网红直播等使个体成为微观经济主体，个人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可以“买全球、卖全球”，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这为欠发达地区居民、失业群体等创造了就业和增收的机会。

3.数字经济的免费性促进价值分配

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数字服务大都是免费的。例如数字政务，一键办、掌上办、即时办、跨省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二是数字产品出现免费供给。例如导航仪、电子书等。 在数字时代，边际成本递减甚至为零，引致“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出现［13］，越来越多的数字服务和数字产品价格为零，用户可以免费获得，这类服务和产品“有价值无价格”，使消费者的便利程度提升、福利水平提高。

4.数字经济的共生性促进价值分配

共生性体现为溢出效应和共生效应。一是溢出效应。平台企业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天然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定位，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出牌，而是要将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14］。二是生态效应。工业经济时代强调竞争，竞争才有竞争力；数智经济时代强调合作，合作才有竞争力。在数智经济时代，合作体现为协同共生。

5.数字经济的透明性促进价值分配

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关键在于公开透明。数字技术编织了一张“天罗地网”，可以实现全时间、全空间的网络监督、远程监督。继人人可以自金融、人人成为自企业之后，人人成为自媒体［11］，民众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以扩张，回归到了数字经济的初心，即“平等、协同、监督、透明”。公开透明的网络监督虽然在某些极端情形下可能导致出现网络暴力，但在更多情形下强化了监督与问责机制，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缓解分配不公。

（二）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路径

1.在线教育

过去，偏远地区学生享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今，通过在线教育，偏远地区学生只需一个手机或者一个平板电脑，便可以接触到一流的课程。这样一来，教育的差距被拉平，这为人民群众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以及增强未来致富能力创造了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例如，浙江省“浙里办”上的“教育共同体”服务上线同步课堂，将城镇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到乡村，缩小了城乡在教育资源上的差距。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国农村地区在线教育占农村网民整体的31.8%，较2021 年增长2.7 个百分点。

2.在线医疗

过去，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群众看病跑得远、不方便，而且烦琐的就医步骤增加了就医成本。现在，通过在线医疗，预约挂号、结果检查、线上处方、定期复查等一系列流程在指尖上便可轻松操作，可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例如，浙江嘉善县大云镇村民坐在卫生院“云诊室”，鼠标一点，三甲医院医生可在线接诊，实现优质卫生资源城乡共享。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医疗用户占农村网民整体的21.5%，较2021 年增长4.1 个百分点。

3.在线金融

过去，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居民、低学历人群等难以获得信贷资源。现在，在线金融使以往没有征信记录的企业或群体有了获得金融信贷服务的机会，这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普惠性［15］。研究表明，在线金融服务能显著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并且这种效应在农村居民、低学历人群、女性有孩人群等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显著［16］。这意味着在线金融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4.在线文化

过去，外出旅游、参加音乐会、欣赏艺术品、参观历史文物等文化活动的成本较高，文化消费只是少数人的享受。现在，借助互联网、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线阅读、在线观影、在线音乐会、在线博物馆等在线文化发展起来，更多人能够接触到优秀的书籍、音乐、电影、绘画等文化作品，这促进了文化服务的平等共享，推动了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

5.在线政务

过去，群众办业务需要亲自跑到政府部门，而且一些业务等待时间较长，交通成本、时间成本较高。现在，利用数字技术，政府部门推出了数字服务大厅，“指上办、掌上办、一键办、跨省办”成为常态，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从“不见面审批”到“秒报秒批”。例如，广西南宁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让企业和百姓的办事环节压缩了80%以上。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9.26 亿，占网民整体的86.7%。

（三）数字经济价值分配的特殊作用

1.促进公共服务供给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制度安排。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基础设施的均等化程度。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物理基础设施逐渐转向数字基础设施。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国IPv6 地址数量67 369 块/32，移动电话基站总数1 083 万个，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10.71 亿个，光缆线路总长度5 958 万公里。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无论规模还是质量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促进了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联系，带动了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根据现有研究，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从而促进社会公平［17］，是人们当前及未来致富的关键因素，对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住基本生活底线，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社会保障的钱从哪里来，二是社会保障的钱用到哪里去。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利用公共数据授权经营以及国有数据保值增值产生的利润，填补社会保障缺口，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对于第二个问题，通过分享数字经济红利，逐步提高“五险二金”覆盖程度、医保费用金额、统筹范围。 随着共享员工的发展，用工模式逐渐从固定制向灵活制转变，可以考虑根据公民身份而非雇佣身份享受社会保障待遇［16］。

2.促进乡村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三大差距难题，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其中，最大差距为城乡差距，最大短板为乡村富裕或者农民富裕。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在数字经济时代，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打通城乡联系，使乡村“跟上时代”“在时代里”，让农民与市民处于同一场域，让乡村与时代同频共振。就整体而言，借助数字技术，占地量广、人口众多的我国乡村地区突破了物理空间的约束，对接了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直接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分工。就业态而言，手机成为新农具，主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随着抖音、快手等直播带货平台的兴起，那些具有表演天赋的农民，利用手机拥有了一个与世界沟通的舞台，直播带货让农民与时俱进、增收致富。就个体而言，借助数字技术，农民可以“零时间、零距离、零成本、无边界”的方式“买全球”“卖全球”［11］，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促进个体增收致富。

3.促进精神富裕

一是网络视频。截至2022 年底，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31 亿，占网民整体的96.5%。网络视频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战略部署，策划推出一批高品质网络视听产品，通过节目、纪录片、文化交流活动等形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2022 年，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TV、优酷视频、哔哩哔哩等主要网络视听平台，深入开展“奋进新征程”重大主题宣传，多维度、多形态、全景式讲述新时代故事。

二是网络直播。截至2022 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1 亿，占网民整体的70.3%。网络直播内容呈现专业化、公益化趋势。数据显示，2022 年戏曲、乐器、舞蹈、话剧等艺术门类的演艺类直播在抖音开播超过3 200 万场。数字技术为网络直播注入新的动力，应用于网络直播的数字人开始崭露头角，5G 技术助力媒体改造直播流程，VR 全景直播大大提升了用户体验。

三是网络音乐。截至2022 年底，我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6.84 亿，占网民整体的64.1%。网络音乐平台持续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一是探索“音乐+元宇宙”节目形式。腾讯音乐推出了虚拟音乐嘉年华音乐会TMELAND，让人们实现了“数实融合”的音乐体验。二是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网易推出人工智能音乐创作平台“网易天音”，提高了音乐创作效率，创作了更多高质量的音乐作品。

四是网络文学。截至2022 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92 亿，占网民整体的46.1%。网络文学成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网络文学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对我国传统故事进行创新性表达，输出质量上乘的文化作品。网络文学题材日渐丰富且广受好评。近年来以网络文学为依托的电影、电视佳作频出，广受市场欢迎，成为最具改编价值的IP 来源之一。

四、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中的新问题

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高质量发展。但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新问题逐渐凸显，如数据垄断、算法操纵、就业替代、数字鸿沟等，这会对共同富裕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必须予以重视。

（一）数据垄断问题

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显著差异在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由此产生了其他经济形态所没有的数据垄断问题。一是数据存在使用门槛限制，对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以大数据与先进算法为基础，有能力掌握使用海量数据的企业因此处于优势地位，形成对数据资源的独占［18］；二是数字平台具有的双边市场特性及边际成本递减特征，使得只有汇聚海量用户和海量数据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这就容易导致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自然垄断［19］。 数据垄断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就可能导致垄断的市场结构，数据垄断与市场垄断相互强化，最终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数据垄断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数据垄断导致用户福利遭受损失。部分数字平台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社会福利无效损失。此外，大量数据资源被平台企业掌握，催生出数据资本这一特殊资本形态，在数据资本主导下，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差距愈发扩大［7］。另一方面，数据垄断导致政府权力受到挑战。由于海量数据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型平台企业手中，而政府在基于公共利益对其进行监管方面一直处于滞后状态，个别平台企业认为其“大而管不了”“大而倒不了”，给国家数据安全带来风险。这类数据垄断产生的不平等，使得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算法操纵问题

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基本上依赖算法实现，因而数字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称为“算法经济”，与之相伴的则是“算法社会”的出现［20］。随着算法应用的日益普及，算法在给经济社会注入新动能的同时，获得了引导和控制人们生产生活的隐性支配力，算法操纵问题逐渐显现。算法操纵包括但不限于算法歧视或偏见、算法霸权、算法黑箱、算法合谋、算法垄断、算法推荐、算法剥削、算法滥用等［21］。

算法操纵会造成很多隐性的不平等，比较典型的包括：一是算法歧视，因用户的身份、职业、性别、年龄、民族、种族等特征实施具有歧视性或偏见性的算法决策。比如价格歧视，根据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在交易价格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掠夺消费者剩余价值，损害消费者权益［22］。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大数据杀熟”，国内多个互联网平台被曝出，预定同一酒店、同一房型的房间，有消费记录的价格要高于无消费记录的账号；同一线路、同一车型的行程，经常打车的价格要高于打车频率低的。又如性别歧视，亚马逊曾利用算法对应聘者简历进行筛选，但算法明显偏好男性而歧视女性，这对女性就业造成现实的侵害风险［23］。 二是算法霸权。 大型平台企业利用其技术和信息优势，对平台从业者进行隐性管控［24］。例如，一些外卖平台通过算法测算外卖员配送时间，不合理的算法机制一度使得外卖骑手被贴上最危险职业的标签。有的平台对劳动者区分对待，有的骑手今天收入比较多，那么再派单时故意给他派一个路途远、价格低的单子，控制其当天的收入。三是算法黑箱。由于算法本身的复杂性以及部分人为因素，用户难以理解和解释运算的过程和结果，造成决策不透明［25］。算法的解释权掌控在极少数群体中，这类群体拥有获取、支配、解释结果的权力，他们分析着公众的个人数据，引导着公众作选择，加剧了社会的机会不平等和待遇不平等，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26］。

（三）就业替代问题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从而抑制就业。智能技术从弱人工智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从强人工智能发展到超人工智能，就业替代也从资本替代劳动、技术替代劳动转向数据替代劳动、智能替代劳动。这种替代效应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又包括对脑力劳动的替代。 对体力劳动的替代导致部分蓝领工人失去工作，例如，生产领域的工业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从事高危险性、高重复性、高精密性工作；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导致部分白领人员面临失业，例如，ChatGPT 可以代替人类进行内容创作、翻译、对话、编写代码等工作。此外，无人工厂、无人超市、无人驾驶等无人经济成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大势，由此导致“智能一切”“去人工化”。有研究表明，在每一千名工人中增加一个机器人，会减少0.18%～0.34%的就业岗位，工资也将下降0.25%～0.5%，自动化会迫使部分工人从事低薪工作或者让其完全失业，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的经济不平等［27］。技术变革是导致失业后收入大幅和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能够解释超过45%的失业后收入下降［28］。另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就业创造效应，从而促进就业。一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为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工人、农民群体等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9］，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曾指出，1980—2007 年美国的总就业人数增长了17.5%，其中一半是由新职业带来的［27］。二是创业门槛大大降低，个人可以利用社交软件、电子商务、音视频网站、知识分享平台等新型平台进行创业，从而为低收入群体带来了更多的创业机会，有助于增加其收入。 三是灵活用工制度创新，共享员工、零工员工等新型用工模式涌现，由在职员工到在线员工，由一人一职到一人多职，由一份收入到多份收入，个体成为微观经济主体，促进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并实现了收入的显著提升［11］。

综合考量数字经济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从短期与长期看，数字经济在十年内可能会抑制就业，十年之后可能会促进就业，即数字经济在短期会抑制就业，而在长期有利于促进就业。从总量与结构看，数字经济在取代一些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些新的岗位，从而缓解就业总量的下降。数字经济倾向于替代劳动技能较低的就业岗位，而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会更加旺盛，从而推动就业结构优化。

（四）数字鸿沟问题

数字鸿沟可分为两类：一是接入鸿沟，是由主体接入差异所导致的；二是使用鸿沟，是由主体运用差异所导致的。接入鸿沟是信息数据拥有者和信息数据缺乏者之间的鸿沟，受到基础设施、资源限制等的影响［7］；使用鸿沟是在数字技术的实际使用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受技能差异、数字内容等的影响。接入鸿沟限制了劳动者获得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接入机会，从而限制了他们参与数字劳动的能力，使得他们无法充分参与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使用鸿沟意味着即便劳动者能够参与数字劳动，但由于过程中涉及数字技术的技能水平、数字素养、适应能力等方面，如果劳动者缺乏这些能力，就可能导致他们的收入增长缓慢，难以分享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

数字鸿沟现象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这些都会对共同富裕造成不利影响。一是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积累以及数据人才等方面。以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 年12 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要高出农村地区21.2 个百分点，这种差距如果不通过政策措施予以弥补，必然导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拉大，进而影响乡村富裕进程。 二是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可以获得更多的数字资源，而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则难以享受数字经济红利，这将导致新的不平等，拉大贫富差距。三是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包括数字原生居民与数字移民之间的鸿沟以及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群体之间的鸿沟。相较于成年后需要学习和适应数字技术的数字移民，在数字化时代长大并接受数字技术教育的数字原生居民具有更高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更容易获取和利用数字资源。此外，年长者可能因为对数字技术的熟悉度较低而落后于年轻人，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可能因为缺乏数字技能和资源而落后于教育程度较高者。

五、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策略选择

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是首要任务，分配是关键所在。为此，一要加速数字经济价值创造，二要优化数字经济价值分配，以此创造普惠公平的发展环境，推动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加速数字经济价值创造

1.统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8］。为此，一要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一方面，降低数字接入鸿沟，扩大数字基础设施覆盖范围，特别关注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使所有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可靠的互联网连接；另一方面，降低数字使用鸿沟，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推动全社会数字无障碍建设，消除性别、年龄等数字鸿沟，使人们能够充分参与数字经济发展，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二要统筹数据中心算力调度运营。具体措施包括：统筹数据中心与数据中心之间的连接、计算中心与计算中心之间的连接、数据中心与计算中心之间的连接；落实“东数西算”，统筹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优化数据中心布局；推进“陆数海算”，建立海底数据中心，将沿海城市产生的数据放在附近海底计算；将超算中心之间的计算资源进行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解决海量场景的计算需求。 通过上述措施，实现以最短的时间、最近的距离、最低的成本，完成算力调度运营，统筹数据开发利用。

2.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同数字经济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29］，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更是经常受制于人。为此，需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数字经济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可分为三类：一是“卡脖子”技术，即制约我国发展的现实技术，例如高端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触觉传感器等，此类技术需要尽快突破，实现从“人有我无”到“人有我有”的转变；二是“捅破天”技术，即领先的原创性、颠覆性、前瞻性的未来技术，例如卫星通信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此类技术需要超前布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三是“杀手锏”技术，即在关键时刻使出的最拿手的看家技术，例如6G 技术、密码技术，此类技术需要重点投资，构筑竞争优势，把发展数字经济的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以上三类技术形成一个完整创新体系，在此基础上还需加快技术产业化。要强化创新生态建设，搭建技术转化平台，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实现科技成果有效转化，补齐产业链基础能力短板，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自主可控的数字产业链供应链，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3.构建数据授权运营体系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据要素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让数据放出来、聚起来、动起来、用起来、转起来，充分释放数据价值。其中，数据授权运营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相较于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公共数据产权相对明晰且数据量大。在我国，公共数据占全部数据的70%～80%。因此，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可产生如下收益：一是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生的上缴利润。公共数据的性质是新型国有资产，对于公共数据，可参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相关规定，建立公共数据授权、加工、经营、安全管理等工作机制，培育一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企业（以下简称企业），通过授权经营实现公共数据保值增值。公共数据授权经营产生的利润，要按规定上缴国家。 二是公共数据加工使用费及数据收入分成。企业向公共数据资源持有方（国家部门和央企国企）购买数据，须交纳公共数据加工使用费。企业在加工使用公共数据的过程中，首先要对公共数据进行“清洗”，且将“清洗”后的数据无偿交给公共数据资源持有方，即企业“不仅交钱，而且干活；不仅干活，而且免费”。企业清洗加工后形成的数据产品，对外出售获利，每售出一次数据产品，就向公共数据资源持有方进行一次分成，即企业“不仅交费，而且分成；不仅一次分成；而且多次分成”。 这样一来，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释放公共数据的巨大价值。

4.拓展数据应用场景领域

得益于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我国数据应用场景巨大。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推动新技术新场景新模式从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非经济领域。就经济领域而言，通过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实现物质富裕；就社会领域而言，通过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普及数字生活智能化，以实现物质富裕；就生态领域而言，通过智慧检测系统、数据分析决策，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资源，以实现物质富裕；就政治领域而言，通过数字监督、网络监督、远程监督，实现平等、协同、公开、透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充分维护人的尊严，以实现精神富裕；就文化领域而言，通过加强优质网络文化供给，提供广泛在线文化服务，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以实现精神富裕。总之，数据应用向经济、社会、生态领域的拓展有利于促进物质富裕，向政治、文化领域的拓展有利于促进精神富裕，最终促进物质和精神“双富裕”。

5.规范数字平台企业发展

数字平台企业是价值创造的微观主体，具有公共属性、公益定位，具有“基础设施”的功能。进一步讲，数字平台企业发展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内在一致性，数字平台企业天生具有平等、协同、普惠、共生的特征，与共同富裕所追求的平等互利、共建共享、普惠包容的理念目标高度一致。针对数字平台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予以规范，纠正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30］。数字平台企业需做到商业模式创新叠加核心技术创新、商业价值追求叠加社会价值追求［31］。一是通过“价值创造”实现“创富”，发展平台经济和数字生态，推动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女性、低学历群体、农村居民等提供就业机会；二是通过“价值外溢”实现“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通过平台直播带货的方式帮助农产品打开销路，通过在乡村学校建设图书角为农村孩子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物质和精神“双富裕”。由此，实现数字平台企业利己和利他相统一、功利性和公益性相统一、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

6.打造数字经济生态体系

数字经济要创造更大的价值，必须打造数字经济生态体系。第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四化”之间是一个生态体系，相互协同、相互支撑。在“四化”中，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是短板、弱项。其中，数据价值化是最大短板、最大弱项。必须大力推进数据价值化，最大限度释放数据价值。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中，数字产业化是短板、弱项，当前我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比重稳定维持在二八比例结构，数字产业化发展较慢，必须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 第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四化”内部的“每一化”又要自成体系。在数字产业化中，要打造数字产品制造和数字技术服务相互协调、硬科技与软科技相互支撑的生态体系；在产业数字化中，要形成数字农业、数字工业、数字服务业交叉渗透、“三业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在数据价值化中，既要构建包括数据上游（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治理）、中游（数据确权登记、估值定价、流通交易）、下游（场景设计、场景应用）紧密联系的“狭义数据价值生态”，又要构建数据产业、算法产业、算力产业、人工智能“四位一体”的“广义数据价值生态”；在数字化治理中，形成“数治”与“治数”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既要“用数字化治理”，打造数字城市、数字乡村、数字政府，又要“对数字化进行治理”，针对数字化自身的问题进行治理，解决数据垄断、算法操纵等问题。

（二）优化数字经济价值分配

1.运用共有共用共享共治理论指导

基于数据要素的本质特征，即平等性、普惠性、免费性、共生性、透明性，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即渗透性、赋能性、替代性、创新性、双高性，共有共用共享共治成为时代趋势。工业经济时代以分工为主，边界清晰、追求独占、重所有权；数字经济以融合为主，去边界化、互联互通、重使用权。如个人数据，如果按照工业经济时代的产权经济理论，无论是将个人数据产权配置给个人还是企业，都难以平衡个人的隐私诉求和企业的数据使用诉求，最终难以实现数据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而如果按照数字经济时代的共享经济理论，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形成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则能够最大限度释放数据价值［3］。总之，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共用的，诸如基础设施、公共数据、出行工具等，如果继续沿袭工业经济时代的“独占”思想就很难致富，“共有共用共享共治”思想有助于促进合作和实现共同富裕。 从更深层次看，“共有共用共享共治”这一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共有共用共享共治强调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共享收益、共同治理，可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资源优化配置，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发展的平衡性、普惠性、包容性；社会主义制度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让人民生活能普遍富裕。可见，“共有共用共享共治”理论与社会主义制度高度一致。

2.完善数字经济三次分配制度体系

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为此，需要完善数字经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在初次分配中，发挥数字经济平等增长、普惠增长的特点，以新业态、新模式吸纳灵活就业人员，通过共享员工模式拓展收入来源渠道，从一人一职、一份收入到一人多职、多份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再分配中，探索数据价值变现，建立数据财政机制。 这里，数据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生的上缴利润、数据加工使用费（数据出让金）和收入分成，以及各种数据税（数据资产税、数据交易税、数据所得税）等。通过数据财政的再分配，一是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构建更为可靠的社会保障网络；二是提高特殊群体收入，主要针对“数字鸿沟”人群，保障其生活消费；三是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字经济，创造更多财富。在第三次分配中，构建数字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 数字平台企业的数据收益，可以通过基金会的方式捐赠给社会。传统的企业捐赠大多用于消费领域，为使数字平台企业的慈善捐助从被动行为、短期行为转向主动行为、长期行为，应提倡将慈善捐赠更多地投向生产领域，通过捐助企业战略性领域、引领社会开放式创新和投资国家战略性领域、投资创建更多的企业，将经营企业社会责任转化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31］。

3.构建数字时代政府市场全新规则

在数字时代，政府和市场是基于“数据+算力+算法”的新政府、新市场，二者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必须构建数字时代政府市场全新规则。第一，构建数字时代政府全新规则。一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借由数据分析、算法决策，更好地推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实现财政资金精准有效投放，助力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小微企业发展，提高发展的均衡性、普惠性、包容性。二是利用数字技术，提供普惠的公共服务。通过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金融、在线政务，让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覆盖全体人民。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人民群众精神富裕。第二，构建数字时代市场全新规则。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要参与者的企业，要从内卷逻辑过渡到共生逻辑，大平台要加快“技术下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32］。打造线上市场、云端市场，即时满足、精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化、小众化、长尾化需求，使供需资源在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实现即时匹配、精准匹配，更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提供积极健康、向上向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4.健全合规可信安全平等治理制度

当前，传统治理手段难以应对复杂多元的数字经济治理需求，亟须健全与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治理制度。为此，要以合规、可信、安全、平等为准绳，努力构建法制化、高标准、多主体的数字经济治理制度。一是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未来制定法律法规的首要目标在于遏制因数字技术发展导致的“跑偏”，警惕数字技术对人的操纵，通过法律促进科技向善，遏制数据垄断、算法操纵等问题，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二是提升数字技术自身透明度。数字经济是由算法界定的，数字平台企业在商业应用、内部治理中应用大量算法技术，对于技术产生的问题应从技术角度解决，基于算法准则，提升行业整体算法透明度，从根本上解决算法操纵问题。三是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建立完善政府、行业组织、平台企业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维护公平有效市场。完善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明确数字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