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政 郑霖豪 丁守海

 

摘   要：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有机结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就理论层面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就现实意义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从长远实践层面来看，新质生产力能够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新质生产力通过经济赋能、就业筑基、区域联动、精神铸魂和环境保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着数字鸿沟、劳动保障、平台垄断和产业短板四重困境。为使新质生产力更好促进共同富裕，应缩小区域和群体间数字鸿沟，完善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4）04-0041-09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工作任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和赢得发展主动权的信心和决心。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夙愿，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国内学者结合新发展阶段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认为共同富裕本质上是一场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推动的社会发展［3］。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中实现财富共建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区域群体均衡发展中推动财富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4］。因此，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视域下，探索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和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初步研究进展。目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理论创新方面揭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和关键特征。蒲清平和黄媛媛认为，“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概念，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5］。周文和许凌云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6］。黄群慧和盛方富认为，新质生产力系统具有突出的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融合和人本内蕴等关键特征［7］。二是从实践价值方面阐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和实践路径。徐政等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实现发展目标、增強发展动力、改善发展结构、拓展发展内容、优化发展要素，赋能高质量发展［8］。杜传忠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从生产要素、组织形态、产业体系、技术创新四个维度揭示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并提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9］。三是从区域或行业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构想和思路。如侯冠宇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将赋能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传统农业将在数字化创新、生态农业实践、农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发挥出巨大的整合潜力［10］。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有机结合。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能够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是传统生产力在信息化、智能化生产条件下衍生的新形式和新质态，伴随着科技持续突破创新与产业不断优化升级，代表着生产力质态的能级跃升。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在于：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指引、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为重要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就现实意义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起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理论联系，讨论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并提出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策略。

二、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驱动内涵式发展的生产力新形态，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发展需求、面向人民美好生活的社会生产力新形态。构建起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理论联系，分析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有助于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入互动中挖掘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并为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供启示。

（一）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中夯实社会的物质财富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首先，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能级跃升，具有强大的增量效益，能够为国民经济创造兼具质量和效率的新增量。在传统经济增长动能衰减、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将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淘汰落后技术和过剩产能，加快产业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放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进而提升我国产业体系的整体效能，实现经济形态的突破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最后，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优化发展要素，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11］。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质态的生产力，深刻影响着各类生产力要素的创新性变革，将不断优化技术、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通过集聚创新要素和拓展新赛道，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增强发展动能、优化发展结构、改善发展要素，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保障。

（二）就业筑基：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结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工作的相关论述，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含就业规模扩大、就业结构优化和就业保障完善三个维度。具体而言，就业规模与就业群体相匹配，就业结构与产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就业保障与劳动者的合理诉求相衔接，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本要求。面对当前变幻莫测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的整体就业压力高企，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人就业难这一劳动力市场增量矛盾凸显。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催生新兴业态、新兴职业和新型就业模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进一步明确了挖掘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对就业潜力的激发作用，倡导基于知识与创新平台的发展拓宽了吸纳就业的渠道。相较于传统质态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其灵活多样的用工需求弥补了传统行业低迷造成的就业萎缩，激发了数字人才和信息人才的创业活力，进一步促进了高质量的自主就业［12］。同时，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加了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对扩大高素质人才的就业规模、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三）区域联动：新质生产力缩小区域、城乡间发展差距

缩小区域、城乡间发展差距，提升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客观存在的区域和城乡间发展差距，是共同富裕实现的主要障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要素在地区、部门间有序流动，实现关键性技术和组织的创新，从而在更高水平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化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根据地方的发展基础和优势禀赋，优化区域、城乡间要素配置，放大核心城市群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区域生产要素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优势，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3］。同时，生产要素在城乡、区域间自由流动，能够促进区域和城乡间帮扶协作，更好实现产业转移承接和产业集群建设，充分发挥区域间比较优势和独特功能，探索一条面向共同富裕的区域合作新道路。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东西部协作、定点对口支援等方式，东部地区可以向中西部地区输送创新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有助于降低要素市场化配置成本，打破创新要素的流动壁垒，为欠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获取生产要素创造更好的条件。

（四）精神铸魂：新质生产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相较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富裕。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时，人们的精神需要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就变得更加重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为发展精神文明奠定物质基础。一定的物质文明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既是以往历史阶段物质生产发展成果的凝结，又是现实社会物质生产成果的直接表现。新质生产力推动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为文化带来新的内涵和发展活力，激活文化“一池春水”，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14］。人文经济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为重要标识，有助于推动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价值的全面彰显。要厚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豐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五）环境保障：新质生产力赋能良好生态环境建设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对美丽宜居环境的向往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观念的限制，我国采取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更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对绿色清洁产品的供给不足，生态环境负担较大，生态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加剧。新质生产力是发展水平、发展质态和发展能力的升级，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实行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方式。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产业生态化是将绿色低碳技术融入传统产业生产环节的过程，有助于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打造更加节能、高效、可持续的产业运行模式。生态产业化是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业化的过程，能够推动产业类型多样化，为市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服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有助于加快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是我国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主要抓手，也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15］。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通过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升级，可促进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有序利用、有度应用、有效运用自然资源，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绿色化、低碳化和智能化的优势，满足人民对绿色清洁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赋能良好生态环境建设，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然而，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也面临四重现实困境，即数字鸿沟困境、劳动保障困境、平台垄断困境、产业发展困境。

（一）数字鸿沟困境：数字鸿沟加剧区域和群体差异

数字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也是当前科技革命浪潮的核心趋势。数字鸿沟是指对数字技术的获取与使用上不同个体和群体所存在的显著差异。数字鸿沟是数字时代社会不平等的新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体现在国家与区域间数字技术的发展差距较大。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性差异，尤其是部分地区在高速互联网接入和稳定电力供应方面的相对滞后，限制了当地居民对数字技术的全面利用能力。我国数字使用在城乡和东西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宏观层面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城乡使用鸿沟以及东西部发展鸿沟。微观层面的数字鸿沟体现在个体和人群中。例如，智能手机虽然广为普及，但部分群体由于一些困难无法使用智能手机而被排除在互联网商业体系之外。高学历者、年轻人、高收入群体相较于其他人具有数字技术使用上的优势，而对数字技术掌握程度的差距会进一步放大原有差距［16］。伴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代际间对数字技术掌握程度的差异将成为数字鸿沟的关键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数字鸿沟将那些无法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的人与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人区分开来，带来技术普及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等、知识配置不均匀以及社会分化等一系列问题，减少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流动和发展机会。因此，有效应对并渐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实现数字福利的普惠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解決的关键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二）劳动保障困境：劳动者技能转换和权益保障面临挑战

劳动保障直接影响劳动者的收入获取和权益维护，劳动保障是否完善健全与共同富裕能否实现密切关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革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较大的中低端产业将逐步被淘汰，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将不断扩大。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劳动者技能转换和权益保障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推进，许多传统产业正经历着转型和深度变革，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这种产业升级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一方面，劳动者技能转换面临挑战。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技术的引入，一些工作岗位的需求发生变化，而劳动者需要具备新的技能和知识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需匹配不平衡问题突出，部分劳动者的技能与新兴产业的需求不匹配。这可能导致劳动者技能失配和就业困难，同时也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和社会不稳定［17］。因此，劳动者技能转换的培训和教育机制需要更加灵活、及时和精准，以确保劳动者能够获取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并顺利适应产业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挑战。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增加，传统的雇佣关系和劳动合同模式发生变化。许多新兴产业采用灵活就业形式，这给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带来了一定困难。在当前的法律法规体系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关系认定存在较大困难，从业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18］。

（三）平台垄断困境：平台经济发展呈现垄断化趋势

平台经济是一种依托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进行价值创造的新型经济模式，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19］。合理利用平台经济的优势，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然而，平台经济垄断化的趋势，则会对共同富裕产生“负能”效应，这一问题亟须引起重视。互联网平台凭借其领先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数据储备，已经成为提升传统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引擎。它能通过市场拓展、创新驱动和资源整合等途径，赋予实体经济新的发展动力。因此，深化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和融合，持续创新和完善产业结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平台的关键作用，促进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有机融合。平台经济的垄断化，一方面是因为平台经济显著的规模效应。大型平台具有更多的用户和交易量，可以通过规模扩张来提高效率，并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随着规模的扩大，它们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和供应商，形成正向反馈循环，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这种规模效应使得小型平台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难以与大型平台抗衡，从而加剧了垄断化趋势。另一方面，数据壁垒的存在也是导致平台经济垄断化的重要因素［20］。平台经济依赖于大量的用户数据和交易信息，这些数据对于优化算法、提供个性化服务和改善用户体验意义重大。大型平台通过积累和分析海量数据，可以不断改进其产品和服务，提高用户黏性，形成数据壁垒，阻碍其他竞争对手进入。互联网平台行业发展伴随的垄断化和泡沫化趋势，是世界各国发展平台经济的共性问题，也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亟须应对的一大挑战。

（四）产业发展困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短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高附加值的产业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对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育壮大新动能、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和提高居民收入的重大使命。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然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在：第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上取得巨大进步，但产业链部分环节的核心技术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显著短板。同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衔接还不够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第二，关键原材料依赖国外资源供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离不开配套的重要材料和关键元器件。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关键原材料有着较高的需求。然而，由于国内供应不足或技术限制，我国在一些关键原材料的供给方面依赖于国外资源，自给度不高，存在供应风险和价格波动问题，不利于我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21］。第三，人才支撑不足。在制造业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我国人才培养的速度难以跟上产业转型的速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高素质、创新能力强的人才有着较高的需求，但目前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供给相对不足。一方面，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实际产业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缺乏与产业需求相适应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就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2］。

四、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策略选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可以激活创新主体，打造科技、产业、金融等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推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和共同富裕的实现。面对数字鸿沟、劳动保障、平台垄断和产业短板四重困境，应多措并举，为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环境。具体而言，应当缩小区域和群体间数字鸿沟，完善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一）缩小区域和群体间数字鸿沟

实现共同富裕要重视数字时代出现的新型不平等问题，着力缩小数字鸿沟。我国当前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区域和群体间数字不平等。针对区域间数字鸿沟，应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例如，通过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设立数字基建专项资金，加强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数字化建设的均衡发展。此外，加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提升供应链的效率，不仅能够充分挖掘当地传统产业链的发展潜能，还能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为产业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在缩小群体间数字鸿沟方面，教育体系的调整显得尤为关键。要在基础教育中加强数字教育，鼓励不同收入水平和职业背景的人群，根据个人需求增强数字技能，促进全面发展。此外，要将数字能力提升工作下沉至社区，大力开展数字教育活动。社区作为居民互动的基础平台，其在数字技能传播和支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对于掌握数字技术存在障碍的老年群体，应积极搭建朋辈支持网络，如朋友、同事等社交圈的互助，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信息资源，增强其学习数字技术的积极性和信心。要坚持多措并举，缩小群体间数字鸿沟，为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数字基础［23］。

（二）完善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共享经济、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些新业态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机遇，同时也对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时代的劳动具有去权力化、去集体化的特征，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科层制用工模式，因而难以满足数字时代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需求。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是保障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的基础。当前，我国对传统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已有一定法律基础，但对于新业态从业者的保护不力。因此，需要根据新行业和新业态的具体特点和劳动模式，针对性地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勞动者在劳动关系、工作时间、休假制度、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益诉求。应通过监管和执法双管齐下，进一步完善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新业态平台和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新业态平台和企业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保障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执法力度，对于新业态平台和企业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和处罚。此外，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的重要保障措施。新业态从业者多为个体经营者或灵活就业人员，传统劳动者所享有的福利和保障难以覆盖新业态从业者。因此，政府应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弥合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罅隙，包括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完善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机制、提供就业援助和补贴等，确保新业态从业者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24］。

（三）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要维护良好的平台经济竞争秩序，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使互联网平台更好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释放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维护平台经济竞争秩序的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一系列与维护良好平台竞争秩序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但仍难以应对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此，亟须与时俱进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并出台司法解释，使执法行为有法可依。要持续强化平台经济监管执法。平台经济具有网络特性和跨地域的特点，这是监管执法的一大挑战。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建立健全平台经济的监管机制和执法手段，及时发现并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还需建立跨部门、跨地域的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合作，形成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25］。此外，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市场竞争。平台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壁垒等问题，影响了公平竞争。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打破市场壁垒，鼓励多元化竞争。可以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推动创新创业，增加市场参与者。加强对平台经济中信息披露的规范，提升消费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强市场的透明度［26］。维护良好的平台经济竞争秩序，可以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税扩容，个人的收入增长和福利提升，都离不开高附加值和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要加强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格局，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形成强大的产业竞争力。一方面，要不断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补齐发展短板，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抓手。在产业链上，在产业发展好的区域，利用区域优势，打好“有链强链、缺链补链、上下延链”组合拳，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带动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优势地区要有长远眼光，着力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产业欠发达地区要因地制宜，发挥本地特色产业优势，有效促进全链条产业链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27］。另一方面，要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实结合优化发展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流程、发展智能制造，构建数字化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设备，提升传统产业的市场竞争力［28］。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推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更好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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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XU Zheng   ZHENG Lin-hao   DING Shou-hai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n a theoretical level，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further innovation of Marxist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in the new era; in practical term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or form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practice，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become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economic empowerment， employment foundation building， regional linkage， spiritual shap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aces four dilemmas： digital divide， labor security， platform monopoly， and industrial shortcoming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e should narrow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regions and groups， improve the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for practitioners in new formats， guide the standardiz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enhance the resil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mmon prosperity;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算法视角下数字帝国主义掠夺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22CKS017）；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价值链视角下数字化转型赋能江苏制造业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3SYB-085）。

作者简介：徐政，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郑霖豪（通信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丁守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