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除需把握其核心要义外，还需要重点研究若干重要问题，如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内外因素的变与不变，世界的底层逻辑是否变化，重点锚定发达经济体的开放是否需要改变，如何处理发展、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当前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输出规则还是向国际高标准规则学习，需要重点对标哪些国际高标准规则，国际投资者对我的核心关切有哪些，如何培育开放的国内社会大生态以及如何辩证看待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如何正确处理沿海、内陆和沿边开放的关系，如何看待高水平开放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我国出口市场的重点拓展方向等问题，以更好厘清有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认识误区，确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

[关键词] 高水平开放    若干重要问题    辨析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4）03-0007-08

[作者简介] 叶辅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对外经济。

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法宝之一。要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把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厘清有关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认识误区，确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

一、关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内外因素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美国把我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加紧遏制打压我国发展，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也追随美国，恶化我开放的外部环境，导致负面因素显著上升，甚至压倒了正面因素，使我国开放合作的难度大为增加。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都要进行相应调整。为了应对这种变化，要更加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更加强调安全，更加强调扩大内需和国内大循环为主，更加强调“一带一路”，更加强调制度型开放，更加强调金砖组织、上合组织、南南合作，更加强调全球“南方”国家，更加强调亚非拉，更加强调东盟，其共同背景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与此同时，有些基本的因素并没有变。一是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逆风逆流”，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开放合作仍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面临严峻挑战，但发展仍是多数国家的首要任务。美西方搞所谓的“安全高于一切”，只是针对中国，其在国内、对盟友并没有把安全置于发展之上。三是我们吃过平行体系的大亏，平行体系不是我们的选项。四是美西方对我的依赖并没有降低，只不过部分是通过“友岸”和中间品贸易的间接方式来延续。五是我制约美西方消极面的各方面实力和能力持续增强。六是世界上可预见、不可预见的新挑战、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可利用的矛盾依然很多，美西方并不能为所欲为。七是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变，对外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宝这一认知没有变。八是经济建设与革命不同，美西方都是“多面体”，战争时期的“敌国”或“盟友”，很难涵盖非战时期中国与美西方关系的全部。它们既有敌视我国的政客和政府，也有值得大力挖掘的经贸、科技教育、人才合作的“宝藏”，不能因为一批政客的坏心恶意，而与“宝藏”的一面为敌，放松对其市场、资本、人才、科技、教育的利用。这种利用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至关重要。九是东升西降是历史大势，但在前进中必然会有波折，不会一帆风顺，从现实看，西强东弱的总体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十是中美力量对比、相互依赖仍呈不对称性，美国能够左右整个西方世界对华合作态度的基本事实也没有改变。

二、安全与效率之辩：

世界的底层逻辑是否变化

目前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世界各国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发展效率与对外开放统统要让位于安全。这种说法有着很强的误导性，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变。

一是美西方国家安全极化是有选择的，重点剑指中国。美国完全无视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为遏制中国发展，即使“自损八百”也在所不惜。但在其国内及与盟友之间却并没有将所谓的国家安全放在首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投资、结盟和竞争，排在第一位的仍是投资，希望吸引全球投资来发展美国经济。美国与盟友间的相互贸易和投资也并没有显著偏离长期趋势的平均值，彼此间的贸易投资障碍壁垒等安全措施并没有明显增加。二是在美西方，主要是一些政客言必称安全，滥用“国家安全”，为企业跨国经营戴上“紧箍圈”，但这并不能代表企业的真实意愿。美西方国家绝大多数跨国企业一如既往地关注效率和利润，即使他们做出企业外迁的决定，也是很大程度上慑于美西方政府的威胁和安全干扰，使得企业盈利变得越来越难。三是美西方国家或包藏祸心，以安全为借口引诱我们落入“封闭陷阱”，不顾效率而为安全，使资源大量向安全倾斜，拖累经济发展，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四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要求全党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说明我们的发展没有让位于安全，是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三、重点锚定发达经济体的

开放是否需要改变

近年来，我国开放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确发生了变化，与美西方的开放合作难度大为增加。于是，许多人认为外部环境变化导致我们无法继续与美西方合作，应把开放的重点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欧日转向东盟、周边以及发展中国家。但事实上，我们不能放松与发达经济体的合作。

一是与高手竞争合作才能自我提高的常识没有过时。没有高档次的合作伙伴，高水平对外开放就会大打折扣，也难以实现我国对外开放的初衷，完不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任务。二是与美西方经贸、科技、教育的开放合作，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依然至关重要，是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催化剂和标尺，是我永葆体制活力的必要支撑，这些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合作所无法替代的。三是如果因难度加大而主动减少与美西方的开放合作，恰好正中美西方“脱钩断链”“去风险”的圈套。四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外企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有着巨大的锚定效应。虽然来自发达国家的外企在中国市场主体中的比重只有2%，但却完成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40%、研发的16%，一旦这些外企发生迁移，中国的产业链一定会随之移动，就业状况可能会严重受损。五是“小院高墙”无法阻止我从与美西方的开放合作中提升自己的发展本领。美西方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我科技创新能力的阻遏，前有“巴统”，后有《瓦森纳协定》，但都没能妨碍我们从与美西方的开放合作中获益。六是美西方的企业与政府的想法不完全一致，跨国公司的目标是做生意，而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化、交叉嵌套的供应链体系，不是一两届政府、若干政客能轻易打破的。

四、如何更好处理发展、

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在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大国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的安全环境极为复杂，不得不把安全问题放在更突出位置，也不能不对类似美西方加诸俄罗斯的那种极限制裁预做应对。这要求我们更加注重防止被“卡脖子”，更加强调自主可控，更加需要统筹经济、政治和安全因素。但同时也需要防备美西方战略陷阱，即诱导我主动推动“去发达国家化”，主动减少与发达国家经贸、教育、技术合作；诱导我不顾国际分工，无视比较优势，将经济规律、成本效率考虑让位于安全政治考虑，将更多精力、更多资源用于备份备储。

发展、开放与安全本是对立统一关系，能够相互促进、相互强化，但也存在产生冲突的地方。不同的安全有不同的内涵，其与发展的关系也有差异，有的是发展的基础、前提，有的是发展的结果。从内涵上来说，安全的核心是自主可控，“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强调的是我有我控，而开放强调的是自由便利。从管理上来说，安全强调加强管控、增加审批、严格审核把关，而开放则强调减少贸易投资自由流动的障碍，减少管控和审批。如果安全与开放的天平向安全倾斜，二者矛盾的一面就会凸显。这是近年来在华外资企业抱怨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如何更好处理发展、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极为重要。

一是在处理发展、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时，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及经济安全等重要论述，作为把握政策界限的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总书记的经济安全理论包含五大支柱，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立足点要放在扩大内需和畅通国内循环上、粮食能源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上、把产业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以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除战时情况以外，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在理念上既要讲发展、开放的安全性，也要讲安全的发展性、开放性。安全措施要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高水平对外开放。三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措施要服务于我国最高战略目标。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这就要求我们集聚全球优质要素和高端人才。安全措施要便利我与包括美西方在内的世界科技强国之间开展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交流，以便能够最大限度持续获取提升我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我国际竞争力的支撑要素，要便利我们集聚全球优质资本、吸引全球高端人才，要便利我们培植创新土壤和创新生态，要便于我们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四是划定内外安全边界。在处理对内对外安全问题时都不宜泛化、极化。五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借鉴国际上维护国家安全的先进经验，把握好度。做到管住管好管活，既很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又使发展、开放不会因安全举措而畏首畏尾。既要把政治安全与商业安全区分开来，又要把市场准入与内容监管分开。

五、当前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输出规则，

还是向国际高标准规则学习

当前，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到底是把中国的标准规则推向世界还是对接外部世界的先进规则？实际上，二者并不矛盾，可以同时进行。在领跑的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把自己的变成国际规则；在并跑的领域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跟跑的领域继续对接，向国际高标准规则学习借鉴、扬长避短。就制度型开放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依然是向国际高标准规则学习。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已经给出了定论。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总书记提出，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在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总书记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加入两个协定进程，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总书记这两次讲话不仅明确回答了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而且指明了哪些规则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哪些规则是需要优先对接的。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仍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们认为有三方面考虑。一是许多高水平经贸规则经历了实践的长期检验，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成为国际通行规则，不接受这些规则就会与国际社会主流脱节，不利于我们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二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我们施加影响、做出修正的有效途径。只有融入主流，才能把自己的东西纳入主流让别人接受。也只有在国际比较中，才能检验我们的规则是否先进。在对接中可增强适应性和影响力，提升创设引领能力。三是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在许多领域还处在跟跑阶段，一些领域进入了并跑阶段，只有少数领域处在领跑阶段。近年来，我国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包括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安全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制度。

六、需要重点对标哪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仅是CPTPP和DEPA，还包括其他高标准自贸协定，其中CPTPP所包含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就涵盖很多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为我们具体对接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指明了方向。除上述明确列出的领域外，还包括补贴产业政策规则、竞争政策等。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充满挑战，因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规则与对应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差距很大。如国有企业规则方面，不仅要求国有企业必须遵从商业考虑原则和透明度要求，还严禁非商业援助；补贴规则方面，将禁止补贴的主体由政府扩大到国有商业银行，再进一步扩大到国有企业，将禁止补贴的领域由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及对外投资领域，将国有企业间的担保纳入禁止补贴的方式，要求提高补贴的透明度要求和通知义务，引入反向举证责任并加大惩罚力度；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在数据治理特别是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本地化要求上、在网络设备自主可控上、在新兴电信服务开放上都与我有巨大分歧。这些规则既是我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议题，也是处理与中美欧日双边关系和参与WTO改革、国际经济治理都绕不过去的问题。

对待上述规则差异，可以借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不回避敏感问题，从制度安全性弱的领域入手，实现双方诉求的平衡。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制定重要数据目录，实施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制度，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借鉴基于风险和技术中立的国际通行做法，避免将外资企业排除在外。在国有企业方面，深化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购买、销售货物或服务时依照商业考虑进行决策，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在补贴规则方面，对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全面加大补贴信息公开力度，避免出现WTO禁止性补贴，优化补贴实施方式，确保公平竞争政策和补贴政策协调有效，比如设立补贴的事后评估机制、补贴的全周期问责机制、补贴的退出机制，提高产业补贴的效益性和精准性。在政府采购方面，认真解决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进一步优化采购程序，完善采购管理，加强采购监督，构建规范透明、科学严密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

七、当前国际投资者对我的核心关切是什么

要扩大开放、扩大利用外资，对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遏制外资外迁势头，必须有针对性地了解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些外资企业想离开中国市场。根据美国商会白皮书和欧盟商会立场文件，外资在华经营的顾虑和关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为宏观层面。与若干年前不一样，现在国际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不是行业壁垒问题，而是更宏观的方面。他们主要担心中美关系失控、国际上的国家安全泛化、营商环境政治化、市场依存的武器化以及不公平竞争压缩市场空间等。因此，他们采取所谓的“去风险”、多元化措施。

第二个层面为中观层面。他们的主要关切是投资和市场准入问题，也就是准入准营、“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他们认为，压减负面清单固然重要，但即使不在负面清单上，隐形壁垒仍然严重。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对外资企业的股比限制仍有调整、替代、完善的空间。2018年以来新负面清单大幅取消，放宽了许多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如金融。但在水上运输业、航空客货运输、通用航空服务、机场经营、电信、一些互联网服务、法律、市场调查、教育、医疗和文化等领域，仍存在股比限制，许多还必须控股。其次，对外资企业的经营模式、牌照、业务范围、经营条件、业务许可上，没有与国际最佳实践接轨。以牌照发放为例，我国牌照发放存在发放要求不透明且多变、发放数量过少、审批过程复杂冗长、结果难以预测等问题。此外，还存在不事先告知就关闭申请窗口等问题。再次，安全防护措施不够精准。如其抱怨有些行业的安全定义不够明确、指向不够精准，范围泛化，国家安全与商业安全未做有效区分，结果因对安全风险的担忧使有些领域的开放踟蹰不前。如电信、卫生和文化教育娱乐服务，范围宽、链条长，泛泛而笼统地与安全挂钩，不仅限制了这些领域的开放水平，而且也不利于在该强化国家安全管控的领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可能使该保护的安全领域由于战线过长，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可以放开的环节由于限制而没有机会开放。

第三个层面为具体行业层面。国际投资者除了关切成本上升问题、美贸易打压问题、优惠政策不如一些国家有优势问题（比如税收、优惠的关税安排、优惠贸易协定、优惠金融和汇率安排）这些具体情况外，在教育行业还关注非义务教育的教材进口问题，在医疗卫生关注非公立医院就医的医疗保险覆盖面问题，在银行行业关注跨境融资与资本金比例问题，在保险行业关注分支机构扩展和收缩问题等。需要消除国际投资者不必要的担心和顾虑，认真对待其相关关切，采取有效措施抵消不利影响。

八、如何培育开放的国内社会大生态，

如何辩证看待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

超强生产能力

开放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培育相匹配的内部社会大生态，这包括但远大于狭义的营商环境。如欣欣向荣、和平安宁的国内环境；外国人、外国企业、外国资本在华进出以及从业、经营、居住、游玩、交往自由便利；大中学校的外教、外国留学生，与外资在不同行业协同发展虽无直接关系，但其是开放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多种所有制共同健康发展、各种企业平等竞争，合法经营活动成为法治保护下的常态；社会、舆论的开放包容，人民理性友好，不盲目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无法为害；政府诚信、守法有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政策协调一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等等。

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是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气所在，是我开放有强大吸引力的基础。然而，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保持下去的，它只是集聚全球优质要素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它是伴随着开放而逐步形成和不断壮大的，也只有不断开放，才能继续扩容提质。通过开放，我能够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生产不断扩大，就业不断改善，收入不断提高，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断增强，国内市场才能不断壮大。美西方对我国正常经贸活动的干扰以及加快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等，使我国外部需求严重走弱，利用外部资源受到严重干扰，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遏制，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的基础也很可能遭到侵蚀。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不能掉以轻心。

市场依赖问题，不是离开彼此能不能活的问题，而是如何活得更好的问题。应科学客观评估彼此市场对对方发展的意义，分清相互依赖的性质。强大市场都是相互成就的，慎用市场工具，不宜过度透支市场的能量。

九、如何正确处理沿海、

内陆和沿边开放的关系

我们要继续高度重视沿海开放问题，要认识到其依然是我国开放最重要的战略重心。沿海开放要着力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内陆开放要以发展开放型产业为基础打造开放新高地，沿边地区要重点提升内引外联能力。个别方向的沿边开放政治战略考量要大于经济考量，沿边开放要讲经济效益，要有战略重点。

关于沿边开放，一是沿边开放要放在我国开放全局中来考量。从重要性上看，沿边开放的地位正在上升。二是沿边开放要以集聚产业为目标，为此，要围绕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度、便利度、活跃度做文章。三是沿边开放要调动中外两个积极性，彼此要相向而行。四是今后一个时期，西南地区要在沿边开放上率先实现突破，成为我国沿边开放的战略重心。

关于西南沿边地区开放，一是经济回报大、可持续性强。对外合作的政治战略意图要建立在经济可持续的基础上。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具有内生的天然的经济纽带。西南地区面向和背靠的，都是经济正在蓬勃成长的地区：面向的东南亚、南亚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宠，背靠的成渝地区，毗邻的粤港澳大湾区更是西南沿边强大的经济后盾。其他沿边地区所处的经济纽带就要逊色不少，境内外都远离经济重镇。二是地缘安全环境较好。我国沿边邻国，或在其国内或在双边关系中都或多或少面临这样那样不稳定因素，但比较而言，西南沿边面向的国家在地缘问题、安全问题上相对可控。其他沿边地区面对的地区，或者对我的战略提防大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并处于战争状态，或者要看这个那个大国的眼色，或者比较封闭，都有较大的地缘问题和安全风险，沿边开放工作不容易一以贯之。三是综合优势突出。目前看，广西、云南沿边开放的基础相对扎实，具备接下来进一步推动对外沿边开放的条件，本身意愿也比较强烈。四是对方沿边地区开发条件较好。目前看，缅老越等东盟国家在我边境另一侧比较适合开发，对我沿边开放的对接能力也较强，越南的政策优惠力度甚至超过我们，对我们形成吸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些国家对经济合作有真正的积极性。反观有些沿边地区毗邻的对方地区，都是所在国家经济潜力有限的地区，积极性不高，合作难度较大。五是最容易增强战略辐射力和影响力。比较而言，东南亚与我相向而行形成合作合力难度较小。其他地缘形势比较复杂，与我相向而行形成合作合力困难极大。

十、如何看待高水平开放中的

人民币国际化

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会太快，更不会是坦途，原因在于：一是与国际货币差距很大，近年来人民币份额一直在低位徘徊；二是要考虑现有人民币双边安排的风险及对硬通货的依存问题；三是美欧牢固掌握支付基础设施问题；四是需要把握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平衡问题；五是美欧不会对我动作无动于衷。

有观点认为，美国冻结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将金融武器化，实施极限金融制裁，美元信用将彻底破产，各国重新考虑外汇储备安全性，这必定在全球开启“去美元化”的进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美国利用美元霸权肆意收割世界财富的行为越来越损害美元的信用，但客观来说，美元是否将走向终结尚不能定论，人民币国际化仍然面临不少阻力。

第一，“去美元化”是否会加速，取决于是否存在普遍被接受的替代品。目前全球没有其他货币能够替代美元，投资者仍会认为投资美元比投资其他货币风险要小。投资者的惯性也是美元能够长期保持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

第二，美西方对人民币国际化警惕和打压会空前升级，不会坐视中国利用俄乌冲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任何货币的国际化都是以兑换、清算、结算、报文、流动渠道畅通、被广泛接受为前提的，在受制裁的情况下，这些都严重受限，得不到安全保障，风险成本都会额外上升。即使通过与受制裁国采取双边货币结算方式来推动本币国际化，也会被视为帮助受制裁国逃避制裁，而面临被连带制裁的风险。

第四，理论上，中俄双边贸易投资可以不用第三方货币，只用两国货币结算，这为人民币提供了机会。但这种安排能够持续的前提是两国贸易投资价值和结构大致对等。但现实是，中国对俄出口远大于进口，即使考虑双边投资因素，也是双方经贸价值的严重不对称，必然会给我带来一系列货币金融风险。

第五，在动荡加剧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需要把资本管制作为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资本管制和汇兑限制的放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之一，没有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和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难免会受到制约。

第六，经贸伙伴对人民币的需求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作为主要经贸伙伴的美西方为阻碍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有增加对人民币需求的兴趣，而且它也必然会阻止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对人民币的需求。

十一、我国出口市场的重点拓展方向

从出口质量来看，目前对出口质量的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其中，贸易出口增加值概念下，可以单位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即每1000美元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来衡量出口质量，单位出口增加值越高，出口质量越高。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我国对印度单位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最高，其次为新西兰、东盟、欧盟，我国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相对而言并不高，这主要源于对不同贸易伙伴出口结构的差异。以笔记本电脑、手机等为代表的电子产品虽然价值高，但生产过程中使用大量的进口零部件，这类典型的加工贸易产品真正留在国内的增加值比例较小，我国对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出口中，这类加工贸易产品占有较大比例，因此，我国对相关国家单位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并不高。与发达经济体不同，我国对印度、新西兰、东盟等经济体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较小，一般贸易占比较大，尤其是我对东盟出口大量的上游原料和零部件，因此，单位出口增加值较高。

从出口潜力来看，结合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的方向，我国对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俄罗斯、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出口增长潜力较大，但原因各有不同。一是受美西方对我打压等外部政治因素影响，传统出口主力军的笔记本电脑、纺织服装产业加速从国内向东盟、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转移，我国由加工组装基地和纺织服装制成品生产基地向原料和零部件供应等上游环节调整，但我国在相关行业依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且部分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未来将形成由我国设计并提供原材料，由东盟、墨西哥等地加工组装或从事最终生产环节，继续销往欧美的产业链合作格局。根据企业综合反馈，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在用工、工地、政府政策等方面，属于东盟国家中整体条件较好的国家，因此，我国对以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为代表的东盟国家以及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潜力较大。二是中国—中亚合作发展势头较好，推动我对相关国家出口。随着我与中亚跨境运输条件的改善，中国—中亚班列班次的增多和运输效率的提升，2023年我国举办了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从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来看，我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潜力较大。三是地缘政治因素推动我与俄罗斯以及中东国家贸易合作。乌克兰危机以来，我对俄出口大幅增长，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不安，加之巴以冲突威胁中东地区安全，俄罗斯和中东国家对我合作意愿也明显增强，未来我对相关国家出口也具有较大长期增长潜力。

据上分析，我国出口市场的重点拓展方向可以以下几方面为抓手。

第一，充分发挥国内产业链完备的强大优势，抢抓出口新机遇。近两年来，新三样等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未来还将出现更多增长潜力较大的产品，通过紧密跟踪出口市场订单变化，精准识别可能出现出口暴涨的新行业、新领域，进一步提升出口自由化、便利化程度，紧抓市场风口，持续为出口增长增添新动力。

第二，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近年来，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速，国内市场对外部环境已经拥有较强的适应性和韧性，应大力支持不断出现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自适应性，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冲击。

第三，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强化出口品牌效应。我国依靠土地成本优势和劳动力红利扩大出口的时代已经过去，保持长期可持续的出口竞争力最终还是要依靠产品质量的提升，加快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打响一批国内优质的出口产品品牌，为我国出口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奠定扎实的质量基础。

[参考文献]

[1] 叶辅靖.我国高水平开放若干重要问题辨析[J].开放导报，2022（2）：7-12.

[2] 叶辅靖.发挥高水平开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J].开放导报，2023（6）：3.

Exploration of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Deepening Opening-up at Present

Ye Fujing

（Academy of Macroeconomic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entury changes are accelerating， and to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its core essence and focus on studying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changes and constan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whether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 world has changed，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opening-up to focus on developed economie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openness and security， whether the focus of current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is to export rules or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high-standard rules， which international high-standard rules need to be benchmarked， what are the core concern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bout China， how to cultivate a domestic social ecology for opening-up， and how to dialectically view China's super-large market and super-strong production capacity， how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stal， inland and border opening-up， how to view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in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the key directions for expanding China's export market. In this way， we can better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determine the key directions for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up.

Key words： High-level Opening-up; Some Important Issues; Discriminate

（收稿日期：2024-05-10   责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