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发展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名城》杂志 2016年10期 作者：马学广 孟颖焘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发展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马学广 孟颖焘
以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为基础，以国际友好城市数据作为分析对象，从社会文化关联的角度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结构与动力。首先梳理了建立国际友好城市的意义，认为国际友好城市是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采用1973年到2014年国际友好城市数据，按照尺度层次对洲、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际友好城市的发展演变作了梳理，认为新的世界城市联系更加依靠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国际友好城市体现的城市联系内外分布不均衡；结好城市的等级之间基本呈对应关系，同等级的城市间建立更多城市联系。最后总结和探讨了影响我国友好城市建立的因素，对我国未来国际友城关系的发展提出展望。
国际友城；城市联系；世界城市网络；发展演变
Friedmann(1986)提出“世界城市假说”，之后以Taylor(1997) 为主导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group and network (GaWC)组织开展世界城市的研究，两者的共同点是明确地关注了更具有潜力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尺度，跨国家尺度而不是国家尺度[1]。要把握城市变化，必须拥有球化的视野，从世界城市联系入手。城市是网络中流的节点，集中地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城市之间、城市和区域之间的空间交互作用[2]产生了城市联系。网络是城市的存在方式[3]。杨永春等(2011)提出，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城市体系结构与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网络理论下的城市体系研究已经转变为城市间联系关系的强弱[4]。Greene和Pick (2011)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城市体系正在不断趋于全球化[5]，马学广和李贵才(2012)也提出，城市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经济单元的重要性迅速上升[6]。
世界体系变迁引发的各种变化集中地体现在城市空间上，城市成为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产业与劳动力的国际转移的空间载体。马学广等(2012)认为，通讯与信息技术创新的突破引发了地理空间的革命，流动空间取代地方空间成为信息社会的主导性空间组织形式[7]。沈丽珍等(2009)也提出，在新的区域空间关系中,流动空间的网络动力与结构表现出集聚与扩散、等级结构与地域差异等特征[8]。Brown(2010)等指出，世界城市网络分析和全球商品链分析明确地描述了构成当代全球化流的空间[9]。Friedman(2008)强调，一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整合形态及程度，在新的空间分工中被赋予的功能，将对城市内部的所有结构变动产生决定性影响[10]。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劳动分工趋于专业化，城市间的关系从竞争转为合作。Taylor(2012)认为城市间的关系不是竞争，而是在合作中共赢[11]。Smith(2014)对全球城市的概念进行研究，证明全球经济是在城市战略指挥和控制下[12]。Wall和Knaap对全球生产网络和新区域主义的文献进行研究，认为其揭示了两个实体和它们各自的地理尺度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13]。另外Wall(2009)还指出，城市经济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城市范围内的经济网络[14]。马学广和李贵才对世界城市网络方法论作了研究，认为最近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有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基础设施网络、企业组织数据和社会文化关联[6]。本文以世界城市网络理论为基础，从国际友好城市的数据入手，以社会和经济联系的角度研究世界城市联系。
国际友好城市作为城市联系的一种方式，在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中，其作用逐渐显现。李小林(2012)认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际友好城市这一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角色①。国际友好城市作为全球城市社会文化联系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友好城市活动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15]。我国与外国建立的第一对友好城市是1973 年 6 月9日，天津市与神户市。当时周恩来总理特别建议将“姐妹城市”改为“友好城市”，以体现城市不分大小，平等相称的精神。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我国已有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各级城市与六大洲 133 个国家的545个省（州、县、大区、道等） 1622个城市建立了2167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1 国际友好城市联系的意义和作用
国际友好城市是国际城市联系的体现，是城市间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桥梁，是国家总体外交在地方的延伸，也是民间外交的载体。既是双方政府建立的友好交往的官方关系，也是民间开展实质性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在外交、经贸、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1 推动互访和理解，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通过国际友好城市这个平台，人民可以突破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宗教的不同观念，相互增进了解和友好交往。以地方促中央，推动两国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扩大共识。随着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地方政府交流与合作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如中法政府论坛、中美省州长论坛已成为推动中法、中美地方政府间合作交流的常规化渠道；云南、广西等省推动建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机制等等。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形式多样，议题也较为广泛，既包括经济贸易、资源开发等经济类议程，也包括生态保护、医疗教育等非经济议程，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几乎深入到了所有地方政府事务。
1.2 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世界和平
通过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向他国人民、政府传达和平、友谊的善意。改善政治气候、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同周边诸国建立和发展密切的友邻关系,对中国确保边陲安全能源安全和维护国家稳定与发展大局至关重要。2015年10月，普洱市代表团对老挝丰沙里省进行了为期3天的工作访问，双方就经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卫生防疫、边境警务合作等方面进行了务实合作，共同打击各类跨境刑事犯罪，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1.3 进行经贸科技合作，引进外资和技术
经贸、科技的交流合作,是友城间实质性交流与合作的核心。通过友城平台，促成了大批对外经贸科技合作项目，吸引外资直接投资，基于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及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当地的企业寻求投资的机会和发展市场，以及举办展销会、推介会和交易会等大型招商活动。国际友城之间通过相互学习、互利互惠的合作，为实现双方共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陕西省与安特卫普省结为友城建立的西安杨森公司，已发展成为我国医药界的“黄埔军校”，推动中国建立高标准、专业化医药市场竞争标准。多年来，双方也在保护文物、珍稀动物、教育援助等诸多领域展开合作。
1.4 引进智力支持，借鉴国外经验
通过引进外国专家来讲学、任教、提供技术咨询或指导，带来国外前沿的科技信息，帮助指导我方攻克技术难题，是提高经济效益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另外，我国通过派遣留学生、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到发达国家进修培训，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双方在引进教育资源、联合培养人才、共同研究课题等方面都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广州大学、广州医科大学等高校与伯明翰大学开展友好访学、博士后研究和短期培训等师资交流，为持续推进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合作项目，举办中英国际全科医学发展学术交流会等。
1.5 推动多领域社会事业和文化发展
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各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和优秀传统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国际友好城市为载体开展文化交流，越来越受到各国地方政府的重视和青睐。双方通过举办文艺演出、艺术展览、艺术节等活动，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化融合。例如，2013年6月下旬，上海市与圣彼得堡市共同举办“友好、和平 放飞梦想”中俄青少年主题征画活动，加深了两地青少年对彼此城市文化的了解。另外，随着相互了解和城市双方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的增强，可以开辟新的国际旅游市场。
1.6 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
国际友好城市是进行对外宣传工作最便捷的途径之一。通过宣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良好的投资环境、丰富的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等，提高我国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吸引投资、开发国外市场都有巨大作用。城市可依托人文资源开展对外形象宣传，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都在城市的内涵和表征中留下烙印，各个城市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和风俗物产等对海外民众具有独特的魅力，是城市对外宣传的宝贵资源[16]。另外，城市客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形象，是对外宣传的一张活的名片。
2 大洲及国际尺度友城分布
截止2014年，我国与6大洲133个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主要侧重于北半球的经济发达国家。
2.1 与各大洲结好城市空间分析
大洲间结好城市分布不均衡，全球大洲中城市网络联系存在一定的地域性，不同洲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看，主要分布于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北美和欧洲城市仍然是全球金融服务功能的指挥和控制中心[17]；同一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城市联系也存在较大差异，分布不均衡，各洲主要结好城市分布国家及比例如表1所示。虽与世界各大洲及国家城市结好联系不均衡，但各大洲均有所涉及，覆盖到了全球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陆地。
图1 中国与世界各大洲结好城市数量分布示意图
与各个大洲结好国家也有所侧重。大洲中的国家分布为两种类型，一是有重点，结好城市分布比较均衡的，有欧洲、非洲、南美洲；另一种是结好城市主要集中于少数国家的，有亚洲、北美洲、大洋洲。这两种类型的出现，与各个洲发达国家的分布数量的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一个洲中各国综合国力比较均衡，则呈现为第一种类型，反之则是第二种类型。结好城市在各洲国家主要分布及所占比例如表1所示。
2.2 国际合作组织成员国友好城市分布
与国际社会联系的重点与国际重要合作组织国家相契合。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和势头，与发展程度高、综合实力强的大国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国际合作组织汇集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速率度最高和最具潜力、最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本文选取了20国集团和8国两个维度，从国际友好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国际最具影响力国家合作的程度。
2.2.1 与20国集团成员国建立的友好城市
20国集团的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于2009年开始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它对于稳定金融市场，提供全球范围的公共产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影响力日益增大。
表1 中国与世界各大洲主要结好国家及其数量占比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了大量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发达国家需要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实现全球治理[18]。并且，20国集团中的国家都是最重要的国际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同发达国家保持良好的互动联系，保持话语权和促进发展中大国的崛起。由图2可知，我国与20国集团国家城市缔结友好城市的数量为65%（截至到2014年）。20国集团中，日本、美国、韩国、俄罗斯是与我国建立友好城市数量最多的四个国家，结好数量分别占我国总结好数的11%、11%、7%、6%；除欧盟、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国家均与我国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不够，而G20峰会恰恰就是一个增进交流的很好的平台。对中国来说，G20让世界不只是从巨大的经济体量上，更从一种发展理念、责任的角度认识它的价值。
2.2.2 与八国集团成员国建立的友好城市
八国集团由八大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组成。事实上，八国集团曾在全球贸易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遇到了一些困境。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全球贸易比重发生重要变化，八大工业国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全球贸易格局，一批新兴大国的力量在国际贸易领域正在崛起。然而在八国集团内部有些国家对发展中大国还持有保留态度，即以美国为主导的工业化大国对于所谓的民主国家之间的认同，而不是与发展中大国建立联系[19]。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紧密的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去，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一部分，世界经济动向与中国不可分割。
图2 G20成员国与我国结好数量分布图
图3 我国与八国集团成员国结好城市比例图
在过去十年，中国同八国集团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由图3可知，截至到2014年，八国集团国家与我国友好城市结好数量占我国总结好数的44%。即从国际友好城市的角度看，在与全球最具影响力国家的联系中，与八大发达工业国的联系占44%，与其他12个新兴大国的联系占21%。
2.3 世界城市网络与友好城市的联系
城市的等级序位排列和功能分异，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研究以英国地理学家Taylor所主持的 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一系列研究为代表[20]。Taylor认为城市中心假设（中心地理论）应该被城市网络理论（中心流理论）取代，用属性来研究城市而不是仅仅依靠全球城市排序[21]。GaWC采用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来测度城市间联系，连锁网络模型建立在城市领先的全球服务企业聚集策略的基础上[22]。Taylor应用Alpha 、Beta、Gamma区分城市社会阶层来简化数字上的变量。GaWC通过对世界城市网络的测度，反映城市对全球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的控制和支配能力，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控制与配置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城市竞争力的强弱[23]。跨国公司越来越依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某些世界城市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使这些城市成为了商业服务中心，因而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核心地位[24]。
本文选取 GaWC (2012)Alpha、Beta 、Gamma三个等级进行研究，发现结好城市的等级之间呈对应关系，即等级较高城市多与相应等级的城市建立友城联系，随着城市等级递减，与之结好的城市等级也随之递减。而随着城市等级递减，我国直辖市的结好城市数量而明显减少，副省级市的数量逐渐上升；在Gamma-等级，其他城市的数量则明显上升。Alpha ++等级中结好的我国城市全部为直辖市，Alpha+等级中这一比例则下降为75.00%。在Gamma-等级，其他城市的比例上升到68.42%。Taylor和Derudder等通过连锁网络模型对北京和上海进行计算，发现二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城市位于前十位而两个城市位于十名之外，这意味着北京与上海通过不同分工的工作流模式已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其含义是这两个城市在全球服务联系中更多的是互补而不是竞争关系[21、25]。同时还得出结论，上海市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中心，北京增长最快的是政治中心（包括中央银行财务治理），这两个城市都位于增长最快速的国家。
图4 我国城市与GaWC等级城市结好数量分布图
图5 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友好城市”的发展演变示意图
3 国家尺度国际友好城市的发展演变
3.1 全国历年结好数量发展演变
从1973年首次与日本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来，到2014年已走过了41年的历程，期间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如图5），每阶段都比上阶段有跳跃式的增长。
第一阶段：1973年-1978年，我国共有6对结好城市，为起步阶段。自1973年天津与神户市建立第一对友好城市以来，这一阶段只有上海、西安和南京共4个城市与日本缔结友城联系。 第二阶段：1979年-1991年，为加速探索阶段。年平均结好数为29对，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形状，峰值出现在1985年。第三阶段：1992年-2004年，为深入拓展阶段，1992年比上一年有突破性的增长，素峰值出现在1994年，但此后一直到2004年，拟合曲线大致呈下降趋势。这一阶段国际联系范围总体扩大，程度加深，数量较前阶段大幅增加。第四阶段：2005年-2014年，为高速增长阶段。年结好数在80对以上，受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2008-2010年结好数量有所下滑，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与世界各城市的联系范围变得更加广泛。截止到统计年份，年结好数最大值出现在2012年，为117对。
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的年结好数是上阶段的倍数级增长，阶梯式跳跃上升，目前形成三级连跳。结好数量的增加，是我国对外政策逐步扩大、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外在表现。政策是国家内在发展需求的内化表征，政策推动改革开发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寻求高速发展的机会，而随着政策的推动，国家的发展和崛起产生了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创新经验、外国直接投资的需求，因而需要通过对外联系来获取资源。对外联系的增加，是国内政策的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改革创新的需求，每次跳跃的背后，都是国家重大对外政策的推动。
国际城市联系既是国家政策的体现，也从外部联系的角度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即城市联系是经济发展程度的外在表征。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外联系的程度越活跃。我国从1979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政策推动城市对外联系，得益于对外联系获得的资源，经济社会得到发展，经济发展外部表现为对外联系的扩大，城市联系成为经济发展程度的外在表征。城市联系与经济发展形成互为促进关系。
四阶段的平均结好增加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如表2。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发展受到政府的调控较为明显。不仅国内经济形势受到政策影响，而且在国际城市联系中国家对外政策同样起到主导作用，直接体现在对外城市联系程度的增加。
3.2 外国主要国家结好数量及发展演变
按照国家来划分，结好情况也符合帕累托效应，即最主要的因素对结果的贡献最大。从图中可以确定联系最多的国家以及它们之间的排序，和对结果的贡献大小。绘制前二十个国家的结好数量帕累托图如图6所示。截止到2014年，我国与133个国家建立国际友城联系，但前二十个国家的友城数量之和占总量的70%。前十个国家的友城数量之和占总量的55%。
图6 前20位国家与我国结好的累计数量与比例
反映了全球城市网络中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城市之间的强联系很多集中在大国之间[22]。曲线的斜率越来越小，位置越靠前的国家对总量的贡献越大。说明与国家间建立的城市联系并不均衡，越是经济体总量大的国家联系越紧密。根据2014年全球经济体排名，我国的友城联系数量基本与之相吻合（除印度之外，联系总量前十一个国家全部包含了全球经济体的前十位国家）。可见，友好城市联系的基础或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引进世界最优的经济发展动力和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经济，助力国家发展。总结来看，越是世界经济体总量越大的国家的城市联系越紧密，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排名和数量符合帕累托效应，即越重要的因素对结果的贡献越大。
日本是与我国最早建立友城关系的国家，截止2014年，日本作为单个国家与我国结为友城数量最多。日本与我国地理上较为接近，联系度最强的城市组合常常是地理空间上接近的城市[23]。在1978年及以前，日本是我国唯一与我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国家。1981-1987年、1992-1994年出现结好小高峰，1994年以后趋于平缓减少。从图7可以看出，日本与我国结好城市增加数所占比例大致逐渐减少，2013年开始为零。
表2 全国历年增加结好城市数量阶段平均值
1979年我国开始与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建立友好城市关系，1980年与加拿大，1981年与法国，1982年与德国，1986年与巴西，1988年与俄罗斯，1993年与韩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截止2014年，美国是与我国结好城市总量第二位的国家，仅此于日本。1979年开始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来，1985年和1994年当年结好数量最多，分别为16个和18个。2007年至今，结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2007-2014年当年结好数量平均占比为10.64%。韩国虽然较晚与我国结为友好城市（1993年），但截止2014年结好城市总量已经位居第三，两国正以较快速度建立城市间友好合作，2012-2014年，年均新增友好城市11对。俄罗斯于1992年与我国建立12对友城关系，创历年之最。
3.3 我国与邻国友好城市联系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陆上临国有：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不丹(是我国所有邻国中唯一没有建交的国家)、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海上临国有：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
周边国家对维护我国和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一直把周边国家外交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十八大以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有意识地丰富和发展睦邻外交的内涵，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等方针的同时，强调“同周边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这体现出中国将更加真诚、更加包容地对待周边国家，愿意通过深化合作，不断增进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信任和友好感情，不断给周边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十八大召开的2012年及之后的2015年，友好城市数量显著增加。
图7 前10位国家年新增结好城市数量比例演变图
图8 我国历年与邻国结好城市数量
我国最初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所选择的都是周边国家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后增加了与非相邻国家的联系。与我国缔结友好城市的邻国一共14个，占据了53.02%的友好城市比例。可见，地理区位对于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地理相邻的个体单元，涉及到安全和平问题，关系更为密切。
积极发展与邻国关系，也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相契合。“一带一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框架，但最突出的特征是融入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中国政府借用“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向世界传递了“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26]。
4 次国家尺度友好城市分布与发展演变
随着我国国际城市联系的加深，我国城市对外交流范围更加广泛、形式也更加活跃，国内友好城市的布局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另外，自然地理区位和城市发展程度也对友好城市的布局产生一定影响。
4.1 省、自治区、直辖市友好城市数量分布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13号的划分办法，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四大分区。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西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如表3所示。东部地区结好城市总量和密度是四区中最高的，数量接近我国结好数的50%；西部地区虽然总量略高于中部地区，但是省均结好数却是四区中最低；东北部地区总量约为中部地区的一半，但是省均结好数基本接近，数量少，密度高。
在SPSS中将各省结好数量聚类分析，分为四个等级，如图9。这四个等级基本上按照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陆排列，形成“东多西少，东密西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联系程度较高，西部地区较为稀疏。区域不平衡的存在是由于沿海地区实行的多中心城市发展，中西部地区采取的中央集权模式[27]。在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为主要的节点，金融保险服务网络的空间分布更为广泛。江苏省是第一等级中唯一的省份，总结好数为272对，比排名第二的省份广东还多约100对；第二等级中只有广东和山东两个省份。目前来看，全国只有江苏、广东、山东三个省份结好数量超过百对，浙江和河南已比较接近。青海、贵州、西藏是目前结好数量最少的三个省份。
表3 我国地区结好总量表
图9 全国各省缔结友好数量分布示意图
地理区位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影响国际友城市联系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外联系越广泛，缔结国际友城结好数量越多。因此，经济发展程度与国际友好城市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外联系的强度决定了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又增进、强化了对外联系度。
4.2 我国城市尺度友好城市发展演变
城市是经济空间发展格局中全球、国家、区域三个层面的基本组成和关键中枢[28]，应以城市间的网络关系建立城市间的合作关系[20]。对外联系程度最高的城市多为该国家的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北京、上海联系度最强，是结好数量最多的城市，也是重复选择结好城市最多的城市。经济越发达的沿海城市对外联系越紧密，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限制，对外联系程度较低。
1978年以前，只有直辖市与副省级市与他国城市建立国际友城联系，之后，直辖市与副省级市年结好数量平稳增长（表4）。1979年其他城市开始参与国际友城，之后年结好数较大幅度波动增长。1991年和2005年是其他城市结好增长数量最快的两年，总体态势与全国历年总体结好数（图5）保持一致。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开放形势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全面开放的逐步深化，更多的城市加入到国际合作的行列中，对外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
首都城市同北京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北京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在城市联系上展现出更明显的政治特色。我国与首都城市结好数量所占比例截止2014年为7%。北京从1979年建立国际友城以来，目前单个城市结好63对（图11）。由图10可以看出，非首都城市每年增加结好数的总体态势与全国历年总体结好数（图5）保持一致。
表4 直辖市、副省级市、其他城市结好城市所占比重
图10 直辖市、副省级市、其他城市历年结好城市数量
图11 我国与首都城市和非首都城市历年增加结好数
5 我国国际友好城市影响因素分析
上文基于国际友好城市数据，描述了全球城市联系程度的特征及程度，但学界目前对影响网络联系动力因素还缺少深入探索[29]，本文对影响国际友好城市分布特点的因素试作一些探讨。
5.1 产业互补及合作领域的发展潜力
经济过程是联系的核心，新的世界城市联系更加依靠全球经济过程，超过了国家机构、政治和文化。城市间的联系本质上是城市功能之间的联系，空间“流”为作用载体形成城市功能空间网络化结构。流动空间中城市中心性的判别标准不再是其所掌控资源的多寡，而是其所流通的资源的质量[27]。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寻求有力的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支持，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与综合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联系较为紧密。经济发达国家友城经济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程度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引进外资的重要对象；发展中国家友城多开展产业互补性强的双向合作；欠发达国家友城多开展资源和市场的合作，进行产品输出，开拓国际市场。
5.2 国内形势要求和政策推动
我国友好城市联系的发展演变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对外政策影响。国际友城是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的。我国对外结好的四个阶段中，第二阶段，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开始探索对外合作交流，有利推动城市交往。第三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高速深化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合作。第四阶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日益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受益者；同时，随着我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标的提出和走和平崛起、合作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城市间联系日益加深。
5.3 保障边境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为了消除其他国家的担忧和不安，中国努力塑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形象。经济发展程度与对外联系构成互为促进关系。但是不能忽略周边国家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有代表性的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城市联系，向国际社会传达友好合作、和平发展的愿景，一方面是达成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有利于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和平稳定。发展中国家虽然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各国和各名族文化各有优势，对本国文化是一种丰富、补充、促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5.4 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条件能够决定城市的分布状况、区位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利用，因此，自然条件是影响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继而能够影响城市后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综合水平。泰勒等（2014）通过对中国城市配对分析，认为地理环境对城市有独特的影响，上海比北京能更好地连接到更重要的世界城市，例如伦敦和纽约；北京比其他亚太城市和上海能更好地链接到世界政治城市，如华盛顿和布鲁塞尔[30]。
沿海地区由于地缘优势，促进了海上贸易交通运输往来便利，便于与各国、各地区人员、物资的往来，物资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频繁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贸易中心；西部地区位处亚欧大陆腹地，适宜发展陆上交通，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连结中亚和欧洲国家，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之路。
6 结论与展望
(1)无论是从洲际、联盟组织、国家和世界城市网络角度分析，都发现新的世界城市联系更加依靠全球经济过程，我国国际友城结好侧重与国际影响力大的国家和城市建立更多城市联系。并且按照结好城市数量的多寡排序，国家间的数量符合帕累托规律。
(2)我国缔结友好城市体现为内外“两个不均衡”。对外与不同大洲、不同国家的结好城市联系不均衡，但有所侧重，与发达国家联系较为紧密。对内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南沿海联系偏高，西部内陆地区联系偏低。
(3)随着改革开放的推移，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逐步深化，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城市，从重点城市、首都城市到普通城市，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建立国际友城的行列中来，积极建立国际城市联系，全球对外城市联系的范围逐步扩大。
(4)按照2012年GaWC世界城市等级排序，结好城市的等级之间基本呈对应关系。即城市多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当、地位比肩的伙伴城市建立更多联系。
为进一步扩大友城在国际联系中的作用，促进友城之间的交往，就目前的友城结好情况，对未来提出一点展望:
首先要把握中国重要城市与全球城市体系的对接与互动关系，精选友城。在友城交往中，不仅要选择国际知名度高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外国城市，优化友城布局，提高我国在世界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而且要在充分了解、分析、研究对方情况的基础上，找到历史交往渊源深厚、产业互补性强、未来合作潜力大的城市作为友城对象，这样才能确保友城工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持续推进友城发展。不仅要从发达国家寻求先进技术资源，而且也要注重从发展中国家寻找市场和资源。
其次，继续挖掘已有友城潜力，并继续深度挖掘友城资源，深化友城间经贸、科技、教育、旅游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提高友城发展质量，在友城间发展诸如生态城市、智能城市、数字城市等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
再次，深化民间合作，从民间交往的方面拓展城市联系。拓宽民间交往渠道，积极宣传国际友城合作，通过增加民间的交往来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从而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
最后，完善友城发展的国内国际布局。在国内布局上，不仅要继续促进东部沿海省市国际友城的合作，也要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号召和“一带一路”发展框架的指引下，积极为西部省区创造条件，牵线搭桥，推动我国西部省市对外交流，促进我国东西部对外联系平衡发展。在国外布局上，继续巩固加强与周边邻近国家的友城关系，发展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友城关系，推动与拉美国家、非洲的合作关系，形成均衡发展、有所侧重的全球友好城市布局网络。
注释：
①罗洁.激情、阳光、务实、执著 为祖国“交朋友”——专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李小林[J].世界知识,2012(19):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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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亚林
Based on the city network theory, this paper research social and economic connection of world city through the data of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ISC, for short). Firstly, the author summarize the significance of ISC，and consider ISC as one of the main forms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ccording to ISC data from 1973 to 2014, this paper analys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n the light of scale of continents, countries and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s a result, the new world city connections more rely on global economic procession. The distribution of ISC connections is unbalanced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More connections between city of same grade. Finally, the author discus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spect of China’s ISC.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 urban connection ; world city network ;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C912
A
1674-4144（2016）-10-04（11）
马学广，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博士。
孟颖焘，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编号：41440005）；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项目（教外司留[2013]179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