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友好城市在文化交流中的平台作用
《西部论丛》杂志 2018年10期 作者：王冉
摘 要：国际上建立友好城市初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友好城市开始大量涌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2月1日西安与奈良正式签署友好城市协议书。中国派出的西安友好代表团访问了奈良。迄今为止，我国对外结缔友好城市1871对，其中共与日本结缔248对，占对外结缔友好城市的比例最高。
友好城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适应了国际经济发展，进而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剂良方。是国家友谊的粘合剂。是一项值得推广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友好城市 中日交流 外交
国际上建立友好城市初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友好城市开始大量涌现。一战结束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英国的约克郡凯里市官员访问法国的普瓦市，提出愿协助普瓦市进行战后重建，随即两市结好。世界上第一对友好城市由此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在欧洲瑞士圣山举行的法德市长特别会议上，正式提出在城市间建立一种稳定的友好交流关系，并将其确定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有组织的国际交往活动。这个动议是德国率先提出来的，意在通过这种城市结好的形式，改变其邻国对德国是战争发源地的恶劣印象。随后这一活动在全欧洲蓬勃展开，后波及北美及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习惯将这种友城称为“姐妹城市”（Sistercity）或“双胞胎城市”（Twincity）。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年10月，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访华，在会见周恩来总理时建议，神户与中国上海或天津结为友好城市。周总理用天津正在建设的新港[1]作为“招牌”，建议神户和天津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宫崎当场承诺：“神户港[2]要修建中国船专用码头。这样，中国船不需要在海上停留，可以直接进港。”
1973年6月24日，天津市和神戶市正式结为新中国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按照国际惯例，最初称为“姊妹城市”。周恩来认为姊妹“有大有小”，而国际城市间没有大小之分，因此更名“友好城市”。此后6年间，中国对外仅缔结了6对友好城市，对象均为日本城市。其中西安和奈良两个城市的结缔，是本文重点要提到的。
西安古称长安、京兆[3]，是陕西省省会。西安名称始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废奉元路设西安府[4]，西安即由此而得名。1928年，在西安首次设市，从1954年以来，一直为陕西省省会所在地。198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西安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
西安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都城，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3100多年建城史和1100年多的建都史，据《广博物志》[5]、《述异志》、《山海经》[6]等记载，传说中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等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据考古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是蓝田猿人的聚居区。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发现，将中国城市历史推进到了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同时确定了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先后有21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是13朝古都，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周、秦、汉、隋、唐均建都西安。汉唐时期，西安是中国对外交流的中心，是世界上最早超过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在其发展的极盛阶段，一直充当着世界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使节与朝拜者的到来，“西罗马，东长安”是其在世界古代历史地位中的写照，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朝鲜古都以及日本的奈良、京都等城市都是严格按照唐朝京师长安的建制规划。古诗云：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张说[7]《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
奈良是日本历史名城，也是日本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奈良县首府。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有平城宫遗址、皇陵和寺院多处。尤其以佛教建筑最为出名。国宝占日本的百分之十。在本州中西部奈良盆地东北端。古时日本没有固定的首都，直到公元708年，才已唐朝长安都城作为蓝本，于两年后建成。[8]公元710-784年间曾为首都，名“平城京”[9]。建筑仿中国唐都长安。现在奈良的主要街区仍像古代那样，多“条坊”多木质建筑。1898年设市。市内景点众多，有东大寺、兴福寺、春日大社等。
中日自古以来交流不断，尤以西安奈良为代表。首先，日本在中国古文献称倭，首见于《山海经》。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西晋时期，中国的《论语》等儒家经典传入日本，日本开始使用汉字。交流以隋唐时期最为鼎盛。隋朝时期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10]出使中国，是为遣隋使的开始。唐朝时期日本曾十多次派遣人员到中国学习。安陪仲麻吕为中日交流不可不提。阿倍仲麻吕（698年至770年），汉名晁衡，19岁随遣唐使来长安留学，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交好。在唐任职，晁衡归国途中在海上遇到风暴，消息传到长安时，他的朋友以为他遇难而死，李白曾作诗哭他：“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晁衡在中国生活了54年，他的活动，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动人的篇章。1982年西安建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其后，日本文字始祖吉备真备[11]和鉴真[12]都为中日交流流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璀璨明星。
新中国建国以后，1969年，奈良市市长键田忠三郎写信给西安市革委会主任孙长兴，希望奈良与西安结为友好城市。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键田忠三郎又多次写信表达了结好的愿望。中日两国领导人对西安与奈良结好给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1972年，我外交部部长韩叙访日时，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正式提出，希望对奈良与西安结好予以关照。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访日时，大平外相又提出同样友好的建议。周恩来总理也多次表示：西安与奈良结为友好城市很合适。1974年2月1日西安与奈良正式签署友好城市协议书。中国派出的西安友好代表团访问了奈良。
自西安和奈良结缔以来，交流不断，其表现在：
政治交流方面，西安市于2003年派出20个团组145人次访问奈良市，奈良市于2004派出23个团组248人次回访西安市。
体育方面，分别进行过女子排球队友谊赛、羽毛球赛、乒乓球友谊赛、马拉松赛，西安、奈良、庆州三市举办的三城市体育大会等。
经济方面，由奈良县副知事稻山一八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和经济交流团于2011年10月8日至11日来西安访问。分别考察参观了高新区、兄弟机械公司、三菱西电公司和日立永济西安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等企业。双方企业以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就相同行业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商谈。本次活动为陕西与奈良县进一步在技术和投资领域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文化方面，由于双方互派友好访问团访问，密切了双方政府的关系和民间交流。在泛文化圈内，互相取长补短，交流借鉴。中日两国曾多次合作举办书法展览，曾共同创作了百字“友好宣言”，倾注他们对世代友好的美好憧憬。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增强两国友谊的民意基础，促进中日关系向和谐美好、和平繁荣的方向发展。
在其他方面，由于友好城市之间互相设合作工厂（例如，陕西三菱空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西安三菱电机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朝日产业株式会社等企业。）建设公共设施，就激发当地劳动力的潜能，解决了部分政府难以解决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或者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渗透双方的企业文化，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活力。在技术方面，加速了信息的更新速度，较先进的技术可以快速传播应用，使技术转化成产品的时间大大缩减。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当今每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光是依靠军事，经济，而是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培养建设。建立友好城市这个平台，有利于文化互相传播和软实力的培养。通过城市的交流，使自己的文化走出去，引进了别国的文化，增进对外文化的理解力，感受外文化的特色，吸收借鉴文化多元的内容，对于形成自身文化优势，寻找新的出路，增强综合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13]
在国际上来讲，友好城市的建立，有利于弥补和调和两国感情。中国与日本结缔的友好城市，大约占友好城市的百分之十三，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14]中日友好城市结缔之后，双方不计前嫌，继续开展交流活动。始终把互助原则以及和平发展放在首位，为局域的和平增加了稳定因素，也为世界和平增加了砝码。
其次，“友好城市的交流可以促进局域经济发展。”[15]通过两个城市的交流，资金技术人员流动加速，合作共赢，使双方都获得一定进步，扩大外贸经济的提升的空间。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东南三菱、长安铃木、广州本田，均是中日合作企业，在友好城市建立后将人员技术厂房搬迁至对方城市。其中很多企业进入世界企业五百强，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最后，有助于增加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由于友好城市的建立，结缔城市的地位在国际上有所提升，派出的政府、文化、经贸、旅游开发等综合性互访代表团广泛举办洽谈会等活动，它们在国际舞台不断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一方面提升城市自信，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为世界的多彩性添上了重要一笔。
注释：
[1] 天津港，也称天津新港，位于中国天津市海河入海口，处于京津冀城市群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点上，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和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2] 神户港，是日本兵库县神户市的特定重要港湾。为日本主要的国际贸易港（五大港）之一，与大阪港同样被指定成超级中枢港湾。在1868年1月1日时开港。现在也是日本三大旅客港之一。
[3] 秦统一全国后，在全国各地实行郡县制，两级行政管理，在首都咸阳设内史，不属于任何郡县，直属中央政府。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将右内史东部改为京兆尹，西部改为右扶风，左内史改为左冯翊，称“三辅”，共治长安城中。
[4] 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奉元路为西安府，治长安县、咸宁县二县（今陕西西安市）。辖境约相当今陕西省彬县、周至县以东，铜川市、韩城市二市以南，镇安县、山阳县、商南县等县以北。
[5] 《广博物志》·五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明董斯张撰。
[6]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历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
[7] 张说（667年～730年）唐代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字道济，一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
[8]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9] 7世纪之前，日本的都城都是随着天皇所在地而变换的。但是随着律令制度的完善，大和朝廷覺得巨大的都城可以有效地显示国威，于是着手建造自己最初的大都城。694年建成的藤原京（位于奈良县橿原市），因为土地不够宽广，难以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所以在仅仅16年后的710年，元明天皇便迁都平城京。784年桓武天皇迁都奈良市西方的长冈京，在这之间的70多年中，平城京是日本的国都，而这一时代也被称为奈良时代。
[10] 小野妹子，男性，生卒年不详（约6世纪末至7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政治家。依《日本书纪》中记载以遣隋使的身份被派遣至隋朝。于607年与609年两度出使。在隋的汉名为“苏因高”，为其名的汉语谐音。
[11] 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生于持统天皇9年（695年），卒于宝龟6年10月2日（775年11月3日），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公卿）。正二位勋二等右大臣，出生于备中国下道郡（后来的冈山县吉备郡真备町、现在的仓敷市真备町）。父亲是右卫士少尉下道国胜，母亲是杨贵氏（存疑）。下道氏是吉备地区有力的地方豪族吉备氏一族。其时正值日本奈良时代（710-784）。
[12] 鉴真（688～763），日文又称鉴真（がんじん），中国唐朝僧人，江苏扬州江阳县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13] 方连庆：《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 《中国对外友好城市统计总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5] 方连庆：《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 方连庆：《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3] 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4] 李光沢：《日本文学史》大連理工大学出版社
[5]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 齐鹏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王冉（1993—），女，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中国史方向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