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报道》记者 李士萌

2022年6月19日，为期3天的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山东青岛开幕。本届峰会围绕“聚焦跨国公司同中国合作”“展望跨国公司发展”“宣示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定位，举行14大类44场活动。

在贸易摩擦、疫情、地区冲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全球供应链正进入深度调整期。

企业的多元化供应链布局已“开弓”。近期，英特尔芯片将投资超70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建造工厂，日本的村田电容计划2023年在泰国建造与无锡相同规模的工厂。各个跨国企业都在积极推进“中国+1”战略，降低供应链在中国的集中度。部分舆论开始焦虑，认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越南、印度等国家可能取而代之。

与此同时，另一趋势也愈发明显：各跨国公司正不断增强本土供应链韧性。例如2022年12月，台湾地区集成电路领军企业台积电扩建升级美国亚利桑那州芯片工厂，美国也意图通过此举降低对亚洲制造业依赖，发展本土高端制造业。

应如何理解此轮全球产业链迁移浪潮？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风云变幻中，中国应如何利用规律、把握机遇？围绕这些问题，《中国报道》记者对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出口之谜》一书作者邢予青进行了专访。

加强供应链韧性

邢予青认为，如今的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非常稳定的全球价值链。他梳理过去40年中国的出口数据发现，无论是电信设备等高科技产品，还是玩具、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生产和出口都位列全球第一。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中国是否应担心产业链的部分转移？邢予青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产业链转移时刻都在发生，但目前来看，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绝大多数是跨国大公司，它们根据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动态调整产业链分布，以寻得成本洼地。中国企业在此进程中，还缺乏主导力。

2018年，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加速了跨国企业迁出的步伐。当年特朗普政府先后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电子、家具和机械等；2019年，又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7.5%—15%的关税。这影响了中国出口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随着时间推进，美国又推动技术脱钩，逼迫许多企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供应链，一部分进口商和制造商将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价值链迁出中国。

邢予青在《中国出口之谜》中以iPhone X举例：如果加征25%的关税，一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 X进入美国市场后，成本将增加102美元，相当于这部手机中包含的全部中国增加值。这意味着，虽然名义上美国加征的是25%关税，但实际税率将达到100%。据日本经济新闻社2019年的统计，已有超过50家全球公司考虑将生产线迁出中国。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再次冲击各个产业链的稳定运作。邢予青表示，此次大流行让各国政府意识到，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保障应与粮食、能源放在同等位置。日本、美国、欧盟等国家纷纷强调原料药生产回归本土，并积极施策引导医疗用品和药品的供应链回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基地首先受到冲击。

邢予青认为，在2018年以后，“以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全球化发生质变，转变为“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全球化”。全球价值链的本质是基于信任，而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地区冲突等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正让这种信任变得脆弱。建设一个高韧性的、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地区冲突的、安全稳定的供应链，成为此轮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基本逻辑。

“中国+1”战略背后

东南亚地区是此轮全球产业链重组的热点地区，正成为诸多跨国公司“中国+1”战略中的备选项。所谓的“中国+1”即在中国之外，选择一个或多个国家作为替代，以减轻对中国出口的过度依赖，提升产业链韧性。

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越南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重组的最大受益者。在自中国分流出来的310亿美元对美国出口中，越南接手了约140亿美元。

邢予青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中国过去能成为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心的重要原因，第一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低，第二是劳动力市场规模很大，但目前这些优势相比越南等国家已经不再明显，劳动力密集型特别是以低技术劳动力为主要制造工序的产业，必然会离开中国。

日本贸促会2021年对日本海外企业的调查显示，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奖金、社会保险等所有开支在内，日本在华企业雇佣一个普通工人的成本是12900美元/年，越南同样的工人成本是4570美元/年，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同时，越南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约6700万，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越南政府正沿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以开放的投资环境和充满朝气的劳动力大军，欢迎跨国公司的到来。邢予青长期生活在日本，他以日本政府的系列举措向记者说明了这一趋势。自日本2020年提出加强供应链韧性后，日本贸促会已经批准的103产业链多元化项目中，有40个项目的目的地是越南。

印度同样受到各国企业的关注。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上任之初便雄心勃勃提出“印度制造”计划，旨在提升本国制造业实力。DigiTimes Research的最新预测显示，到2027年，印度预计将占iPhone总产能的50%，这一估计比摩根大通早先预测到2025年印度将组装全球iPhone总量的25%更为激进。

线性升级，打造“世界市场”

当产业链转移成为一种普遍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反应？

邢予青认为，首先中国企业应该沿价值链做线性升级，不再止步于组装工作和原材料出口，将目光投向附加值更高的零部件和技术，并向已经迁往印度和越南的企业继续提供零部件，这实际上是中国企业朝高端制造业迈进的过程。

在邢予青重点关注的手机行业里，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在第一代iPhone（iPhone 3G）中，富士康是唯一一家位于大陆参与iPhone生产的企业，从事的是低增加值的组装工作。而到2018年，苹果公司出厂的iPhone X中，已有立讯精密、歌尔声学等10家中国企业参与其中，供应包括无线充电用线圈模块、扬声器在内的非核心部件。按照制造成本算，中国在iPhone 3G的增加值中仅获取3.6%的份额，而在iPhone X中的份额已达到25.4%。

“虽然三星将位于中国的手机组装厂全部迁至越南后，越南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出口国，但在越南组装的三星手机所使用的闪存移动存储器，大部分是在中国西安的工厂生产。”邢予青表示，这从侧面可以看出，中国对自身“世界工厂”地位撼动的焦虑，或许揭开了中国产业升级换代的序幕。

邢予清所著的《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全面、深刻地解析了中国的出口奇迹。

此外，邢予青认为，中国企业也应转变思维，逐渐走出低成本竞争的原始状态，致力于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设计水平，打造自己的品牌，不断增加现有产品的附加值。与此同时，对产品质量、设计、品牌的重视，也将创造大量技术、设计、市场、咨询等相关口径的就业岗位。

“中国想要对冲全球价值链重组趋势，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邢予青认为，持续的扩大开放、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便会吸引越来越以中国为市场的投资进入中国。他表示，“有人出局，也有人会入局”，这两种趋势都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并不相互矛盾。

邢予青表示，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跨国企业很清楚，美国市场已经饱和，仍有极大增长空间的中国市场才是它们的未来。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21年，美国人均GDP 6.93万美元，中国为1.25万美元。相比美国，中国的成长空间更大。

“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非常大，把经济的依赖性变成武器，这实际上是日本担心的问题。如果两国能把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管控好，重视经济发展和合作，两国关系则可以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邢予青告诉《中国报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