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口碑】管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文化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旨归

　　摘 要：21世纪以来，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文明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其重要标志便是由中国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由此引发学界的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限于文化政治视角。从文化叙事角度看，文明新形态建立在中华文化厚重基石之上，儒释道作为高度发达的文明智慧与哲学思想，其开放性、包容性与涵化力成为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基因凝定与历史逻辑。文明新形态是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崭新创造，表现出更新传统文化、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原创性特征，是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力量的当代延伸，既规约了中国道路的发展方略与走向，也构筑了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与实践逻辑。文明新形态的意义既体现在物质现代化层面，更体现在文化现代化和文化主体性层面，思想与价值体系的建立不仅关乎文化身份认同，也关乎文明新形态文化特征提炼及其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由三重逻辑所构建的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

　　关键词：文明形态；现代化；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叙事；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管宁，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论坛》杂志社执行总编辑、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文化产业学会会长。

　　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命，其生存与发展所构成的历史，不仅显著区别于其他生命体，而且因其具有创造力形成了特有的文明形态，而这一文明形态又与人类发展的社会性特征密切关联。因此，文明形态包含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多个面向，且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各自发展历程中有着不同的内涵与特点。总体而言，人类社会遵循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就其社会形态而言，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就其文明形态而言，则经历了前文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并正在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信息文明时代。每个社会形态中的文明水平，都是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精神文化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并体现着与之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精神谱系，正是这些方面的不同，形成了文明形态的差异。

　　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史前时代、古代高度文化时代、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具有引领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非凡意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突破期”；并把实现这种突破的民族称作轴心民族，如中国、印度、希腊，因为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等所有哲学派别，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等各种哲学流派，希腊出现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等，形成由古代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包括中东）三大轴心文明，它们以各种独特的宗教—伦理观、文化模式对世界文明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人类的精神基础。也就是说，轴心文明作为人类的原典文明，是以是否拥有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典范人物的诞生为标志的。雅思贝尔斯还认为，此后的科技时代之产生，源于欧洲日耳曼—罗曼诸民族，凭借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开启了全球规模的人类历史，形成了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并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成为其他轴心文明效仿的对象，西方现代文明也因此在一个历史时期里主宰了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现代化的诸多弊病逐步显露出来，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的：西方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时代兴起，以精神文化为主的时代也就衰落了。雅思贝尔斯也认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存在着我们所缺乏、但又与文明密切相关的东西。他对老子《道德经》等中国古代哲学评价甚高。事实上，随着中国现代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正悄然发生变化——曾一度落伍的轴心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正逐步走向繁荣兴盛，再度显现出重回轴心文明的历史征象。杜维明“新轴心文明”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关注思考新的“轴心时代”将会由哪个民族来支撑这一世界性问题。

　　尽管轴心文明的形成离不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但支撑轴心文明的核心基石，主要还是能够指引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充满智慧的哲学思想，是基于这些思想而不断拓展出人类发展新道路的文化观念。因而，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的多维视角中，文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维度，它是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制度安排、理论阐发的内在支撑；文明形态的本质与内涵，最终是由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精神与力量所决定和铸就的。为此，本文将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以期为如何更好地推进和完善这一新形态提供一种理论视角，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现实呼唤：文明新形态的当代出场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文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既是全球化拓展与深化所演绎出的结果，也是中国的发展所形成的东强西弱趋势的表征。尽管人类的现代性发生源自西方，并且至今“西方国家掌控国际资源和制定世界规则的主导地位不可能被立即改变”，但随着现代性运动遍布全球和不断深入发展，“东亚、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正以现代文明的自觉意识，改变对西方效仿的行为逻辑”。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化发展所走出的独特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而且创造了不同于欧美、日本、韩国、拉美等的独具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此，近年学术界已有初步的探讨和阐述，讨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可能性和文明新形态的发展理念，并探讨了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袁祖社从中国文明新形态发展理念演进逻辑角度进行探讨，认为中国文明新形态就其历史表征而言，体现在“单纯经济富强和增长并不是中国文明形态的真实逻辑”；构成中国文明新形态的两大核心要素是“中国道路”与“核心价值观”；引领和实践一种引领性的文明新形态的是“五大理念”。同时他还指出，这一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确立、人民利益本位的制度优势，以及先进思想文明理论魅力日渐彰显，并愈来愈被全世界的接受、尊重、理解和普遍认同等内在一致的”，是一种具有鲜明自主创制特征的文明新形态。吴晓明则使用“新文明类型”概念，先是从全球治理角度考察“中国方案”如何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认为21世纪以来，随着各大国实力的变化，尤其是全球性问题日渐突出，全球治理议题备受关注，中国由于“综合国力上的稳步提升和日益广泛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中国方案”开始登上舞台，这一方案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以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为基础定向，“从而展现出了真实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而他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探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认为新文明类型的建立离不开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这一“双重进程”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了一种“世界历史意义”，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进一步深化了对文明新形态内涵的认知。吴海江、徐伟轩从新文明的中国形态视角，认为“新文明具有民族叙事和世界指向的双重意义”，当代中国文明觉醒体现在“对经典现代性的合理扬弃，也顺应了21世纪全球化时代多元共生的逻辑，昭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对它的历史必然性的展开”，新文明中国形态之形成，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对轴心文明与科技—工业文明的历史评判为之提供了可依坐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孕育的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精神正在使之成为现实”。刘进田则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主体，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探索与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历史，认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座高峰：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国共产党寻求不同于传统文明和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路径是“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而实现人类解放，通过民族文明创新实现人类文明创新”；由中国现代新文明为主要表征的文明新形态，不仅“使中华文明面貌焕然一新，人类文明面貌亦将会由此焕然一新”。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王一涵、郭凤志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层面进行的研究，就认知与实践角度阐述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新文明形态。一批青年学者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背景下，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当代价值之重新思考出发，阐发了对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批判与超越；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经验，指出中国实践“对于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些理论思考与阐述，对文明新形态进行了概念、制度、理论和实践等层面的多维度观照，涉及文明新形态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成就、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与实践、“中国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等多方面内涵，阐发了几个基本理论问题：1.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基础和学理性根据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2.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现路径是以民族文明创新为内容的中国道路；5.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达成是中国道路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西方现代先进文化吸收借鉴的结果；6.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在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创造力的文明支撑。这些理论阐述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和形成过程中作为核心支撑要素的中华文明优秀基因，但尚未对此作出深入系统的阐述。

　　如果说学术界的研究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及其内涵的探索性思考，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则对此作了高度概括性和总结性意义的准确阐述与重大论断，他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作出的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宣示，这一论断与宣示对中国道路的特点和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作了深刻揭示，阐明了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前提性条件，阐明了文明新形态的具体构成，阐明了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间的关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全新概括，充分体现出新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与崭新境界。首先，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深刻内在逻辑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同时也是建构和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这一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不仅标志着现代化背景下中华文明复兴过程中创造了现代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提供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样本；在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中所呈现的“中国式”现代化，表明当代中国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新道路，体现出中国对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全新探索，成为人类“新轴心文明”的重要实践成果。中国道路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在新发展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诉求。其次，丰富了新思想的内涵。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提出的，进一步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正是这五个方面文明发展取得的成效，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入了新内涵。再次，昭示现代化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现代化中国模式的形成，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并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凝聚，是在现代化的欧美中心主义背景下，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走出的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经验与引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其关键是立足本民族历史文化根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吸收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尤其是发达国家现代化成果，从而实现对西方资本文明的批判扬弃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有效地解决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失衡、治理滞后问题，为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中华文明在农耕时代轴心文明基础上，通过中国道路创造了一种新文明，使中华民族再次以一种全新的轴心文明对世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基因凝定：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逻辑

　　不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其演进固然与政治、经济和科技因素密切相关，但在更深刻层面上都离不开各民族在自身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智慧与哲学思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特定发展实践中的文明与文化紧密相连，文明自我确立的过程，一定是有效地吸取并辩证地扬弃某种文明的过程。”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中断，始终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有机整体，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并正在形成当代世界的新轴心文明，这个新轴心文明必然是先前东方轴心文明的有机延续，也必然离不开沉潜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古代作为世界轴心文明之一，不仅孕育出儒家、道家等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而且将西域传入的佛教汉化成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使儒释道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主体，滋养和涵育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的生存与发展，生生不息、延续至今。农耕时代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同时中华文明也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吸收借鉴了其他民族文明，使自身的文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领先于世界。唐代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生产力水平引领全球，与之相应的工商业格外繁荣，无论是官营还是私营手工业、商业均十分蓬勃兴旺，“它们共同构成唐代物质文明的发达局面，优秀所及，沾溉海外”，贸易遍及欧洲、中东和西北亚地区，都城长安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工商贸易的开放带来文化的开放与空前繁荣，发达的经济贸易、便利的中外交通，尤其是政治开明、文化宽容产生了显著作用：采取“偃武修文”、奖掖文化事业的文化政策，以科举制取代门阀垄断仕途的制度；重视教育，鼓励文化传播；实行广开言路、勇于纳谏的政策；兼容并包，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政策；由此造就了中华文明一个时代的发展高峰。这使得自西汉以来开辟的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更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在吸收融汇外来的佛教、医术、舞蹈、武学等基础上，使自身文明得以进一步发展繁荣，同时也将处于高文明“位势”的中华文明源源不断扩展至欧洲、中东和东亚等地区，大量代表那个时代高端制造的造物文化产品，长时期被这些地区的王公贵族、富商巨贾等所追捧，见证了几个世纪间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与创造伟力。宋代成为中华文化另一个高峰，其重要原因在于实现了右文抑武、文官制度和以文化成天下等一系列宽明的文化政策，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大家如苏轼、米芾和文化巨著如《宣和画谱》《营造法式》等，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包容开放的文化品格。

　　但近代以来，这个一直处于引领地位的中华轴心文明，逐渐被另一轴心文明挤压至世界边缘——以古希腊文明为传统的西方文明因成功实现了科技—工业文明的现代转型而强势崛起，引领了近300年来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许多学者对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作了种种分析和解答，“最普遍性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古老中华文明在文明‘位势’上的劣势和被动所致”。从文化角度分析，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以及外在世界的和谐，不主张对抗与冲突，显示出非竞争性特征，因而无法与西方以“科技理性”和工业文明为支撑的对自然及外部世界的扩张、征服的外向型文化相抗衡，体现了中华文化在此一文明转型的初期所表现的弱势地位。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及其价值观既有着内包性、中庸、不断复制历史模本的保守性一面，同时也有着内在否定、内在超越和自我更新的一面”。这表明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特征能够在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体现出开放性、包容性、融合性以及高度的涵化能力，“具有非常突出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内驱力”。众多历史事实表明，中华文化传统、文明智慧对于实现民族国家现代化愿景和实践中的作用何其重要与关键，它不仅在制度文化层面，更在深层精神动力层面，延续和激活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新生，开拓文明新形态。有学者将中国道路对世界的贡献总结为五个方面：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其中的文化性贡献不仅标示着源自于传统文化自身的恒久价值与当代活力，而且蕴含着对其他几个方面贡献的内在智力支撑。显而易见，铸就文明新形态的深层基因密码就隐藏于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创造的当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的新形态，也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中华文明能历经千年而不衰，是源于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这清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不但内含社会主义因素，更含有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因素”。当代中国制度文化内核之建构，离不开传统文化精髓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根植于传统政治哲学思想基因中的。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便有渊源于黄帝时代的以德为主、德刑相济的治道观念，形成了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思想，后世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便源自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流观点。其后的先贤们进一步追求“天下为公”“河清海晏”的社会政治理想，创立和提出了一整套实现这一理想的政治哲学主张。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强调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借助个人品德的修行来实现政治理想抱负，形成“仁政德治”“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礼记·大学》中“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实现逻辑，不仅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传统根基，而且形成从道德修养出发进行国家治理的鲜明特征，这构成当代法治社会条件下依然重视德治的重要文化依据。这一政治伦理的形成，使围绕个人品德修养所形成的价值观体现，如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廉、勇等观念深入人心，久播不衰，不仅成为个人的品性养成，也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行为规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维护巩固传统社会发展的稳定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深厚的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政在养民、民生为国家之根本的重要主张，体现了《尚书》敬德、重民的理想内核。《尚书·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思想，形成儒家对上下和睦、百姓安居乐业理想社会的追求。西周时代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而致使先贤们更加关注民生，管仲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的仁政思想中就包含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主张。而孟子则认为统治者要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亲民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伦理思想，形成了先秦借助制民巩固君权的政治立场。汉武帝继承儒家民本思想，并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出“爱民如子”的政治思想。古代民本思想形成的传统，绵延千年、影响深远，它要求从政为官要关注民生、顺应民心，实践“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伦理诉求；也由此孕育了一批身在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的执政价值追求，如屈原一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范仲淹持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价值情操；张居正提出“安民之道，在察疾苦而已”；郑板桥亦十分关怀民生，“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黄宗羲秉承《尚书》“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的传统，尊崇“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民也，非为以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之从政信念。根植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的民本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宗旨的确立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为人民谋幸福”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人民标准”到“三个代表”，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再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新论断，不仅始终贯穿着“人民至上”思想，承袭着“重民、爱民、亲民、恤民”等文化传统，而且从现代政党的宗旨目标、利益诉求、政民关系、工作评价、干群关系、群众路线等角度，全面丰富和深化了古代民本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文明先进性的重要标识，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古代轴心文明的产生，主要由是否有大思想家、哲学家的产生来衡量，那么，当今世界的轴心文明则主要由是否有一个文明的制度和科学的发展道路来衡量。这是因为古代社会各主要文明之间缺乏频繁和充分交流，使得各轴心文明在相对自主独立的发展中成就自身文明辉煌，而现代社会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密切与频繁远胜于古代，文化互补、文明互鉴成为常态，制度伦理与道路选择在文明发展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基因决定了我们今天的道路选择和制度设计，决定了当代中国遵循的核心价值观和新发展理念，由此所创造的文明因特征显著、成就宏巨而举世瞩目，成为当代世界具有独特文化内涵与价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换羽新生：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逻辑

　　中国在农耕时代形成的轴心文明，因其创造了辉煌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而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文明发展，其中科技文明成果还孕育了西方工业文明。马克思曾言：“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如同科技成果必须通过实际运用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样，思想文化的丰硕资源也只有借助创造性的运用才能为当代实践服务。由中国历史传承与文化传统所凝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绝不是古代先哲政治伦理思想的简单套用和因袭母版，中国现代化道路也不是国外现代化模式的翻版，而是扬弃和取代传统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现代文明建构不仅与轴心时代以来文明发展规律契合，更是在由传统中华文明与科技—工业文明的碰撞交融、民族复兴与人类解放的相通共达中所生成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新型现代性是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对人类新文明形态原创性贡献所达成的，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原创性之一：更新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最显著特征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它是中国古代政治理想、治理智慧和民本思想等文明成果的当代延续和创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思想的重要内容，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本思想，而且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把源于民本思想的“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执政党宗旨，实现了政治诉求与行政体系的契合统一，使得政治理想能付诸于社会实践，真正使人民具有获得感；以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实施扶贫攻坚战略，从制度层面落实初心使命；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强化改善民生保障机制；以现代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促进文化惠民和文化民生改善。这些都在不同层面更新和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形成现代化背景下关注与改善民生的实现方式，并取得突出的成效。

　　原创性之二：超越传统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全球的传播与实践，经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产生了苏联、东欧、中国等一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但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原因，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本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没能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中国虽然也经历了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但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探索、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传统社会主义单一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多种实现形式，创新了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现代化条件下经济的腾飞与跨越发展。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构成，强调“法律是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使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再一方面，打破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水火不容的格局，向世界开放，顺应时代趋势变化与科技革命潮流，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思维的超越。

　　原创性之三：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与实践，有选择地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有益成果，但在根本道路上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使中国成功实现从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价值选择上，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求解放”，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自然优先’中确立人的主体性”，“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现代化实现方式上，致力于探索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形式，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这“不仅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也辩证且革命性地解决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形成超越西方政府与市场两分法的中国方案，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发展范式。

　　有学者指出，从文明视角看，大国崛起“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制度文明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内部深层次文明力量的外延，是文明复兴与创造的结果”。而从实践视角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原创性，不仅是在制度与观念层面上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更新和超越，而且在实践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奇迹，这是文明新形态在物质层面的表现，实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文明形态和文明成果方面的换羽新生。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的创新经济体制、转换国家建设方式、实行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是当代中国吸收先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思想基础上的创新发展，那么，勇于探索、敢为人先，“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开创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复兴的伟大成就，则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继承弘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等思想精华的当代实践成果。理论创新既是对先人智慧的运用与超越，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升，但最终还要回到实践获得印证。因而，实践不仅是理想的现实支撑，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能够印证道路选择是否正确，实践创造也是文明形态构成的物质体现。倘若没有实践层面所体现出的物质创造成就和力量，便无法体现文明形态的价值坐标与现实意义。

　　现代化新模式和经济体制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积淀了方向性规范的实践逻辑”，使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释放出巨大活力与能量，一个古老民族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再一次站到世界前列。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2.3%到2016年的14.9%，用了不到40年时间；这期间我国的GDP增长了32.3倍，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而我国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速度是14.8%，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城镇化发展方面，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作为农业大国，1978年只有193个城市和2000个小城镇，经过40年发展，中国城镇化经济快速增长，经历了以轻工业为主导到以重工业为主导，再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三个阶段的发展，使得“40年间，城镇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10%；1988年，城镇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0%左右，到2016年超过了80%”。与此同时，城镇财政收入增加、城镇空间快速扩张、环境不断优化、交通持续改善、通讯设施完善，成为中国现代化奇迹的重要构成。科技文化方面，从改革初期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作为科技核心资源的科技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2017年达到621.4万人，稳居世界第一；科技研发经费投入2017年达17606亿元，仅次于美国，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速（现价）5.3个百分点，研发强度2017年达2.13%，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文艺生产方面，2017年生产故事影片798部、电视剧310部、电视动画片83599分钟，传媒产业总规模达1.89667万亿元；近年精品力作频现，产生《流浪地球》《战狼》《哪吒之魔童降世》等高票房和具有世界影响的影片，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文化产业增加值2017年达到3.5462万亿元，自2010年始，中国已成为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第一大国；文化基础设施、文化遗产保护也取得显著成绩，文化的发展繁荣为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形象、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支撑。

　　林毅夫先生曾感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增速之可观，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看到以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先例”。这一“先例”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使中华民族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回望近代以前，中国作为轴心文明国家，不仅产生了孔子、老子、孟子等思想启蒙大家，而且通过丝绸之路向世界展示了丝绸、陶瓷、金银铜器等代表那个时代高端制造的产品，显示了东方文明古国杰出的创造力。近代以来，在以西方科技—工业文明兴起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受内忧外患困扰而迟滞了文明转型，但陷于现代文明落后境地的中华民族始终不曾放弃复兴的梦想，家国情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深厚文化传统，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强烈民族意识，奋起直追，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不难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范式、制度设计、框架体系的历史凝定，无不蕴含着中华民族沉潜深厚、源远流长的文化智慧与优秀基因，无不寄寓着中华民族追求富足安康、祈望和平的美好愿望与大同理想，由此也内在地规约了中国道路的实践方略与创造，型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从历史上的轴心文明向当代世界新轴心文明转换的基础之上，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拥有顽强生命力、旺盛创造力的生动亮丽的当代展现。

　　四、话语建构：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逻辑

　　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三大轴心文明，均是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域空间发展起来的，由此形成了各自文明的鲜明特征。古希腊文明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但倡导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古印度（中东）文明看重宗教发展，注重人与神的关系和来世问题；中华文明也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但关注现实人生，提倡天人合一，较为忽略彼岸世界，其宗教的世俗化特征明显。这些特征无疑都深刻影响了其后的历史发展轨迹，尤其是在现代化境遇中，更是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承袭古希腊文明传统的西方现代化遵从的是科技—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以及资本逻辑，表现出对自然与外部世界的征服倾向，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它的话语霸权；而中国则基于自身文明和文化传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功实现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为人类新轴心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中国样板。但这一文明新形态形成的深刻和内在的理论逻辑尚未被充分阐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新确立、中国话语的现代建构，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意义彰显的重要规约。

　　从文明的价值理论角度看待中国崛起，哈佛大学教授黄万盛就曾提出一个重要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随着此一进程的深化，重新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解决。然而，尽管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全面复兴的态势，但其往往以一种整全性的、模糊的面貌呈现于世，‘传统’愈发成为一个空泛的词汇。”要使“传统”不再成为一个空泛的词汇，而是能够以具体和清晰的样貌支撑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实现“重新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任务，就必需深入把握传统文化，探觅文化传统深层底蕴，提炼出传统精髓与活的灵魂，寻求与现代话语的最佳融合与表达。也就是说，要叩问“在那无穷无尽的现象背后，什么是中国的本质？这一问题与民族的价值体系、认同感、主体性紧密相关”。

　　在物质现代化构建起来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发展阶段，确立文化主体性问题就成为新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时至今日，中国发展传递和贡献给世界的，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成就，且要有自身的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因而必须建立一整套出自民族本土和当下实践的话语体系，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当下突出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崛起的文化意义，很多时候是由西方人以他们的视角来叙事、带着他者的价值观来评价的，这就很难看到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如同20世纪殖民时期英国人类学家写的关于印度的著作一样，完全不是真实的印度，也不是印度人眼里的印度。观念、视角的偏差，必然导致观察、叙事的扭曲。那么，在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如何进行自我认同、自我定义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定义还应当被世界所认可与接受，具有世界性意义。“如果我们不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我们就不可能发展出中国崛起的文明意义和价值意义”。

　　当代中国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是由中华文化基因决定的，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从文化主体性角度确认这一道路的民族文化属性和身份特征，不仅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进行基因识别，而且要提炼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新特质。中国古代先贤们所创造的政治伦理、文化智慧等价值体系，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轴心文明，也润泽了当代中国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华文明进行再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叙事，由此推动了古老文明的当代重生。那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许多著名学者对什么是中国文化特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辟概括。近现代的如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钱穆的《中国文化精神》、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等论著中都有阐述。黄万盛教授认为，与其他两个轴心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华文明认为最伟大的道理、最深刻的意义就在凡俗社会”，“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把人的成长、人的福祉作为文明的核心”，“只有中华文明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凡俗人文主义”，所以“我一直概括认为这才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资源”。杜维明认为儒家传统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人为主，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郭齐勇系统地提炼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六个特质，即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这一体认与总结颇为全面。钱锺书则将中国文化特质高度概括为四个字：从善如流。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论是哪个民族的文化，只要是先进的、优秀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涵盖性特征。费孝通曾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中华民族因尊奉“和而不同”理念而形成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由此也形成费先生晚年“试图打通中西、内外之别，打通国家上下级别，打通自己和他人的种种分别之心，寻求一种并非对立冲突而是以和为贵的世界秩序”。事实上，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理念及天下情怀，不仅表明中华民族因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的历史而铸就一种包容与涵化能力，也体现在世界范围对其他民族以及西方现代化思想、机制、方式的吸收借鉴上，形成了很强的消化力、融摄力。这些学者们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特质作了深刻提炼与概括，当我们从历史语境回到对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理解与思考时，就会发现其与历史文脉的贯通以及那个潜滋暗长、活力依旧的传统如影随形。

　　由于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国家，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起初都以西方现代化作为模板和标准。改革开放后这个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邓小平同志以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传统来思考和规划现代化蓝图，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诗·大雅·民劳》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记述，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小康”一词即出自于此。邓小平借此提出的“小康社会”就是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化的一种表述，也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此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理论，内在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传统中海纳百川、融合万方的包容涵纳精神，体现了解放思想、发展生产的时代诉求。他充满智慧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他将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增强的市场经济手段、科技文明大胆引入，并加以转化改造，为我所用；同时又内在而深刻地体现文化传统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将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只要能够实现人民的福祉，任何思想资源都是中华文明可以取而用之的。整个开放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进入新时代，小康社会建设得到全面推进，最终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为人民谋福祉放在首要位置，进而提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重大论断。这不仅体现了民生至上、人民至上理念，而且将人民视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权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特性，映射出对党与人民血脉相连、生死与共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体认，实现了将执政主体与人民主体合而为一的认知超越与价值升华。

　　有学者指出，中国思维具有整体观特征，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而“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司马法》）则体现了辩证思维特征。中国文化的这种“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的特质，在新时代依然拥有其独特价值和生命力，依然能够在继承中与时俱进地发展。文明新形态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是一种系统性和整体化的发展状态，是人类社会诸方面协调发展的结果。在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谋划中，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把握的辩证思维。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再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直至十八大进一步拓展为包括生态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可以说，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能着眼于这五个方面文明协调发展，并将其列为国家战略总体布局的唯有中国，这也是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特征的关键所在。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改革深化、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构建等时代新诉求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同志进而提出必须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各项事业，这不仅涵蕴着整体把握思想，而且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是一种系统动力学思维。这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均可溯源至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精髓的当代运用与发展。

　　很显然，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不再是效仿西方现代化的结果，也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而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鲜明地体现出中国智慧、中国经验。这些智慧与经验，虽然我们能够从中国奇迹这个物质现代化层面感受到，但还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文明维度和文化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尽管事实胜于雄辩，但让事实成为事实背后的那些思想观念、文化精神等价值体系，不仅需要加以系统总结、阐发与建构，使未来的道路走得更好、更远，而且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话语力量和媒介影响日趋深入广泛的背景下，沉默意味着缺席，“失语”意味着挨骂。因此，文明新形态更需要有一种自主、原创的话语建构与表达，以呈现出在思想和价值层面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

　　价值主体性不仅是单纯的话语权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话语主体属性问题，即不仅要解决言说者的主体地位，更要解决言说内容的主体性——一个只会用他者话语说话的人，是没有真正主体性可言的，或者说是缺乏灵魂的主体性。前述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所根植、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集中在先人治国理政的政治文化、德治思想和执政理念方面，相关的话语体系建构已取得成效；但中华文明宝库中，还有极其丰富深厚的精神文化、造物文化资源，对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文化主体性及其话语建构，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我们要加以大力传承与弘扬的。因而，在价值体系建构中，既要传承传统文化伦理思想，以此“激励和引导”文化创新，也不能忽略古典审美维度。在精神审美文化方面，首先要在现代文化创造中对中华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和人文哲思有深度了解，系统全面、深刻内在地把握中华美学有关意境、气韵、流变、形神、中道、乐游、妙悟、谐和等核心艺术观念，从而在包括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动漫游戏、网络文艺等在内的丰富多样的现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内在性、隐性化地传达和体现出中华审美精神与审美理想。其次，要以体现中华美学精神与理想的中国风文艺作品，表现和展示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表现和展示中国现代化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特有品格，表现和展示当代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文化价值与世界意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阐发和提炼出当代中国审美概念体系，唯其如此，才有助于逐步建立一套蕴含丰富思想文化内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系统，形成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新轴心文明。在造物审美文化方面，首先要深刻把握与领悟传统造物文化及其审美精神，提高运用包括简约清雅、流畅灵动，形式功能、巧妙融合，心物相照、巧法造化，文士情怀、丝竹意趣等在内的自成一体、传承有序的造物美学的自觉性，结合现代设计语言创造性传承转化非遗技艺和造物匠意，增强建筑、园林、家具、器物等造物设计的本土特征。其次，不仅要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还要创造性转化西方精神文化与现代设计文化，吸收借鉴其工业设计先进理念，在立足于民族自身造物美学内在精神的基础上，促进传统与现代、传统与外来文化的深度融合，既能够创造充分体现中国现代造物的原创性与独特审美趣味，又能够构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当代中国设计流派和设计语言，成为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话语与价值支撑，实现从文化自信走向文明自信。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不仅要思考中国崛起的文化意义，还要思考文明新形态的贡献性意义——如何既让自身文明实现现代化转型，同时又不损害人类的根本利益？中华文化具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与经验。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正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梦是法国的机遇，法国梦也是中国的机遇”一样，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创造的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