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观念意识 追求自由财富——长白山采参习俗谱系传承研究之四
《人参研究》杂志 2022年6期 作者：龚振东，苗增娟，唐充影，王博凡
（1.长白山日报社，白山134300；2.抚松县人参博物馆，抚松134500；3.抚松县互联网信息中心，抚松134500；4.吉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长春130062）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的观念意识得到更新提升，在采参习俗方面表现出的最大变化是帮伙组成趋向多样、合作关系日益稳定等等。采参人在传承习俗的同时，更加追求自由的氛围、财富的增加。总体而言，受城镇化建设、农村空心化、“独生子女症”影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学生大量流向城市，采参习俗传承以中年农民居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1 采参人帮伙组成趋向多样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农民作为采参习俗传承主体，潜移默化地受到时代影响，思想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微妙变化，帮伙组成打破了传统，出现了女子放山队、夫妻俩放山、父子俩放山、老哥俩放山等新现象。
1.1 “女人不放山”的观念发生转变
结伙放山，每个人都要有勇气、有体力、有担当，还得熟悉山林、适应环境，在团队内服从分工、发挥作用。因此，在长白山里，放山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女人，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除在外。
放山不允许女人参与，传统说法是女人属阴，人参是地精也属阴，同性相斥，不和不祥，甚至还有偏激迷信观点——“老婆谐音‘老破’”，不易获财。实际上在旧社会，女人大多裹脚，不能走远路，因此不适合长途跋涉。此外，原始森林多雾多瘴，露水会把全身打湿，女子容易生病致残。那个时代的长白山里，女人人数少寿命短，承担着繁衍后代、照顾老少的重任，地位虽低却也金贵。不让女人参与放山，是对女人的爱惜与保护。“围着锅台转”的女人，更符合“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观念。
即便是女子非常强壮，晚上“压戗子”“打小宿”也是难题。由于窝棚简陋逼仄，住处非常拥挤，男女贴身挨靠，起居十分不便，尤其是烤火时必须赤身露体易生是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让女人上山有利于内部团结。由于异性相吸，男人有可能因为女人分散注意力，发生争风吃醋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
建国以后，原始森林陆续得到开发，潮湿度不断降低，大型野兽逐渐退却到密林深处。女人搞山利落、发展副业的范围逐渐扩大，通过采山菜、摘蘑菇、拣核桃等活动对村庄周边地形地貌日渐熟悉。特别是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主导下，妇女地位日益提高，她们参与甚至主导生产经营的意愿越发强烈。在抚松县多个乡镇，都有妇女参与放山，甚至成为把头。北岗镇妇女陈金凤1960年生于抽水乡，18岁时就跟随母亲放山。兴参镇妇女王兴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带领侄子、侄女放山，并率先发现一苗四品叶。本世纪初，东岗镇有一支女子放山队，全由妇女组成，不带男伴。十几年前，露水河镇砬子河村孙长云，经常和丈夫、儿子、女伴一起去放山，年人均收入3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老时太太”。女人放山打破了传统，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1.2 “两个人不放山”的传统也被打破
“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放山”的民谚主要是基于健康与安全考虑。由于稳固的情感与共同的志趣，因为利益分配产生的风险相应降低，放山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去单回双”。如1981年抚松县北岗镇发现重达285克野山参的4个农民，王宗全与哥哥是血缘关系，与董德双、巩立新是玩伴关系，闲谈时聊到放山就结伴进了山，当时的出发点主要是图乐而非求财，也就没考虑人数是单还是双。
时至今日，夫妻俩放山、父子俩放山、老哥俩放山现象悄然出现。具体分析，前两者固然是利益共同体，后者因为经过几十年相处彼此信任程度接近或超越了血缘关系。
女人参与甚至主导放山，不仅有妇女地位提升的原因，还因为女人具有心思细腻、耐性较强、善于沟通的性别优势。露水河镇砬子河村“老时太太”孙长云，就是在丈夫带领下入门，形成夫妻俩放山现象。后来，她逐渐过渡到主导地位，或领儿子放山，或带领一群女伴放山，名声更大，享誉一方。新屯子镇大东村张传魁夫妇放山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俩口子利用农闲时间放山，当天往返蒲春河附近的江脸子，常能收入1000多元，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父子放山多为父辈向子辈传授谋生手段，告知撒籽地点。北岗镇东泉村崔长安不仅从父亲崔凤鸣那里学习到采参习俗，也得知了父亲长年撒播参籽的隐秘方位。池南区漫江村陈文序利用节假日与父亲陈其穆一起放山，陈其穆22岁随父亲闯关东，对老埯子非常熟。陈文序如今也成为把头，带领40、50岁的同龄人一起放山。
老哥俩放山多发生在老龄群体中间，且没有血缘关系，主要是长年搭配、彼此合把。抚松山里红演艺有限公司的经典小品《老哥俩放山》，就以这种现象作为剧本创作的原型。当前，多见于采参习俗传承趋向没落的村屯。如新屯子镇新屯子村目前仅存两位采参人——林俊柱与马永堂，后者已经迁居山东，每年夏季回来种地，两人一起放山两个月。
2 采参人群体成分变得多元
通过走访与调研得知，采参人主体是当地农民，放山活动多在固定区域，采参习俗多在实践过程中传承。但受政策、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采参人群体中增加了新的成份。
2.1 林业工人成为放山新生力量
建国以后，环长白山周边设置了多家省属森工企业，砍伐优质木材，支援全国建设。在一段时期内，“一木独大”是林业发展的真实写照，人们形象地称为“林大头”。林业经济繁荣，工人生活富裕，他们虽然接触森林，却少有时间和兴趣放山。随着国有林业企业改革，一大批工人买断工龄、自谋职业。林业工人因为熟悉森林环境，靠山吃山、吃山跑山，部分人加入了采参队伍。松江河镇蒋一勇就是其中一员和代表人物，他与同伴长年在老岭、黑河、天目山与漫江源头一带跑山，到了放山季节就专注于采参，收入比上班时多。由于父亲以跑山为生，蒋一勇得以学习传承采参习俗。他尊重并遵守传统习俗的绝大部分，但不注重“去单回双”，出于卫生习惯每天都要洗脸不然全身汗渍无法忍受。
2.2 网络经济把年轻人推向前台
随着网络日益普及，交友软件与电商软件在年轻人群体中得到推广。在长白山区域从事电商的年轻人多以东北特产为主要销售产品，人参作为“东北三宝”之首历来是大宗商品，自然成为年轻电商必不可少的产品种类。销售产品得会“讲故事”，采参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古朴、神秘气息，有助于提高人参产品的吸引力与附加值，因而产生了一批直播“采参”的电商与网红。这批年轻人大多缺少亲身经历，因此直播内容多是选取引人注目的采挖环节，而舍弃了传统习俗中拉帮、观山景、排棍等漫长单调的环节。这批年轻人通过学习、拜师等方式掌握、传播采参习俗，成为传承群体，但出于直播需要有所侧重，传承内容往往片段化、不完整，演示成份居多。
2.3 乡贤参与地域文化研究推广
乡贤参与放山，记录总结采参习俗，这类不为谋利的群体，为习俗传承做出了无私贡献。就农村而言，乡贤是某一地域内重要的文化研究者与整理者。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具有地缘与人脉优势，对文化研究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北岗镇机关干部魏本胜是当地乡贤，他多年研究人参文化，并从民间俗语角度提出“棒槌文化”理念。他参与放山，不拿索宝棍，而持摄像机，全程记录采参习俗过程。这类人群对采参习俗传承或多或少有所帮助，其忠实的记录、详细的记载、严谨的态度为人称道。
3 采参习俗传承人群总体趋势
当前，采参人群体仍以农民为主，年龄结构扁平化，以中年人居多。从对习俗内容的传承来看，老年人“规矩大”，基本保留了历来的行规；年轻人大胆取舍，特别是在交通发达的情况下当天往返，不再接触“打小宿”“烤火”等环节；中年人则居于中间，但也在有选择地放弃“砍兆头”“打连皮”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因为人的观念变化，采参习俗在发生缓慢演变，传承人群总体呈下降趋势。
3.1 青年农民流向城镇，很少参与放山
城镇化不仅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生产生活条件，也提供了更多的商业、就业机会与诱惑。良种、技术、农机的推广使耕种变得轻松，青年农民也乐意利用空闲时间参与城镇建设。山区耕地较少、种粮收入不高，也是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内因。此外，村小合并又促使一批年轻父母搬到城镇边打工边陪读，离开了村庄与森林。在农村空心化的大背景下，“每个村都有放山人，但年轻人不干”的现象较为普遍。
3.2 受社会舆论影响，放山不受重视
放山需要技术，但能否收获、收获多少也要看运气。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放山骤富以至暴富带有偶然性，是一种不稳定的增收渠道。相比“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饱观念，放山带有一定的赌博性质，可以偶尔为之，但不能长年以此为业。抚松镇老干部孙棫久的父亲在解放初期，夏季放山，冬季挖黄皮子、抠獾子，在他母亲去世后，家里竟然“立不起灶坑门”（无法生火做饭），沦落到靠邻居“带饭”（食宿都在别人家里，用钱粮抵酬）境地。谈到父亲放山，孙域久苦笑而无奈。农民以土地为生，不种地的采参人也就被归入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仙人桥镇庙岭村采参人张兴龙终生未能实现“吆喝一声，荣华富贵”的梦想，在当地被当作笑谈。在当前农村，人参、灵芝、木耳、蓝莓、养牛等是致富主要渠道，且收入稳定丰厚，放山日益边缘化。
3.3 青少年耽于学习，不接触森林与放山
国家统一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这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让他们得以集中时间精力学习知识、实现梦想。尤其农村父母希望子女能“学而优则仕”，不再重复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干就是大半天”的辛苦劳作。这种社会主流观念使得农村以学业为重，青少年逐渐脱离了农村生产生活。此外，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一个孩子受到上两代六口人的宠爱，产生了“巨婴症”“公主病”等“独生子女症”，青少年自立自理能力不强。万良中学美术教师曲素梅想带领学生们到自家承包的林里地摘蘑菇写生，遭到了家长的一致反对。进入森林被视为危险，放山更无从说起。
总之，采参习俗的传承群体主要集中在40、50岁的中年农民，他们也大都在坚持传统，但存在断代危险。从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需要引起足够重视、采取相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