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共同志趣 结成帮伙关系——长白山采参习俗谱系传承研究之二
《人参研究》杂志 2022年4期 作者：王博凡，龚振东，苗增娟
（1.长白山日报社，白山 134300；2.抚松县人参博物馆，抚松 134500；3.抚松县互联网信息中心，抚松 134500）
长白山采参习俗的主体是采参人，主要行为是放山。在放山过程中，采参人怀揣共同志趣，密切帮伙关系，增进技艺交流，让采参习俗得以代代流传。
1 采参人主体是当地农民
据编篡于民国十九年的《抚松县志》记载：“在二百年前后，采者愈多，出产日少，始栽种园参。”“民国三年，三岗营参园参业共七百四十余家，年可出参二十八万斤，每斤能值炉银五六两，出产额约占全国十分之七，总销营口，分销全球，实为我国特别之出产。”
由于“出产日少”，才会“始栽种园参”。也就是说，采参人通过放山了解到人参的生长习性、周边环境，再顺应人参的发育特点模拟栽培环境，实现了从采参到种参的过渡。“三岗”指的是东岗、西岗和北岗，存在大规模的营参园，也是长白山采参习俗的主要传承区域。
采参与种参密不可分，主体就是当地农民。八旗子弟入关以后，闯关东浪潮随即兴起。齐鲁燕赵移民在“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环境中，既带去了农耕文明，又传承了渔猎技术，还学会了森林知识与采参习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除垦荒种地以外，春采山菜、夏拣蘑菇、秋摘松塔、冬季打猎，农闲时节采参、捕鱼，通过副业换取钱财、积累财富。所谓“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惬意生活，更多依托于山林里的收获。特别是采挖野山参能够让人暴富，成为大多数人的求财首选，因而形成了“采者愈多，出产日少”的局面。
经走访“三岗”附近的松江河镇、东岗镇、仙人桥、北岗镇、露水河镇，以及抚松县北部乡镇共十几个村屯，我们发现，基本每个村屯都有利用农闲放山的农民，多到几十人，少则一二人。通过他们，采参习俗得到传承与演变。有的农民虽然称不上把头，但对周边环境非常熟悉，三两结伙即可上山。如新屯子镇黄泥村多以采挖老池底子为主，而南岗村则渡过二道松花江到桦甸市境内放山。
2 采参技能等同于生存能力
采参习俗在民间称为“放山”。这个“放”与放牛、放猪相似，都是手持木棍吆喝降服，不同的是放山对象变成了大山。相对于温顺、熟稔、会移动的牛或猪，大山是陌生的、变化的、无法移动的甚至是凶险的。这个“放”的对象不仅外形扩大了无数倍，而且内部复杂深奥，极其考验人的智慧、耐力、经验与应变。因此，放山不仅是形象化的比喻，更体现了一种征服的豪情、勇气与魄力。
从表面看，放山与采参的目标都是野山参，但是放山这个民间称谓在外延上还包括对整个森林的探索、顺应与征服，而非局限于采集、采挖人参。采参习俗有条行规，看到其它东西不能说、不能采，目的是约束采参人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实际上，从走进森林的那一刻开始，采参人就在观察山形、了解河流、揣摩地貌、注意物产，默记有关山林的一切，加深对区域空间的整体印象。
此外，采参并不局限于“红榔头市”，从春至秋都可以放山。青草萌发时节，可以放“芽草市”“黑草市”；人参从开花到结果，放“韭菜花市”“夹扁市”“花公鸡市”“红榔头市”；人参果落了，还能放“扫帚市”“黄罗伞市”。松江河镇采参人蒋一勇甚至雪后也去天目山、西大地一带放山，那里土层深厚，表面积雪地下不冻，那时人参只剩一根独茎，称为“一杆枪”。在“红榔头市”以前放山，大多不采，因为人参还没上浆、份量也不足。但在放山过程中，农民对当地的山形地貌、气候特点、物产分布等更加熟悉，森林知识、生存经验与致富途径得以拓展。
此外，把头作为采参队伍的带头人，必须具备丰富的山林生活经验与野外生存技巧。保证团队成员人身安全是把头肩负的重任，是体现权威与声望的底线。“冬不坐石、夏不坐木”等避险知识，通过把头的口耳相传与行规约束，采参人包括初把得以潜移默化地吸收学习，继而成长为新的把头。
在长白山区，能够参与放山被视为男人成熟的标志。原因就在于，采参人在放山过程中学会了适应山林生活，具备了生存的基本能力与求财致富的身心素质。这也使得更多农民走进深山，即使不求暴富，至少可以熟悉山林。
3 家族式聚居下的乡土关系
在闯关东的大背景下，一代代移民先后抵达长白山区的沟沟岔岔，产生了纪家大院、黄家崴子、金家小山、高四爷小山、张莲香小山等带有姓氏标记的诸多地名。这些先行者在安身立命、求财得宝以后，往往会返回故土祭祖探亲、娶妻成婚。长白山丰富的资源与新奇的生活，他们要与父母兄弟共享，亲属、同乡也被吸引打动，掀起新一波闯关东浪潮。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再到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移民络绎不绝地奔赴长白山，聚居在一起生活，形成了“小日照”“小金乡”等微缩故里。这不仅是一种血缘、乡情的凝结，更是汇聚力量、抱团取暖的需要。聚居形式保持传承着族系、乡音、民俗，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乡土关系，也让他们倾心交流包括采参习俗在内的山林生存经验。
露水河镇砬子河村有“九大家”之说，时、任、丁都是当年的大户人家，经通婚联姻最高峰人口有8000多。据兴隆乡四季村苗德春说述，他的父亲当年曾在十里八乡有36个结拜兄弟，都是山东老乡，而且义气相投。北岗镇崔长安家族闯关东有150多年历史，从曾祖父崔吉普开始，到祖辈崔振山、崔启发及父辈崔凤鸣、崔凤义都有兄弟数人，成为当地比较大的家族。
以崔长安为例，他的祖辈崔振山等通过放山发了财，父辈们既放山又种参，他8岁就跟随父亲到参园，从小耳濡目染都是人参与放山的知识。崔长安初中时就成为“半拉子”，跟着父辈围着山林转，春天撵狍子，夏天放山、割羊草，秋天拣蘑菇、打松塔，冬天打猎，既是帮手也是徒弟。
崔长安16岁时第一次放山，目标是长白山主峰附近的原始森林。由于行程较远必须考虑安全，帮伙人数达到十几人。他的父亲崔凤鸣是把头，钟天露是寄居他家的外地人，段有山与潘兆忠是邻居，崔福连是家族远亲；三叔崔凤义是当地学校校长，带了同事陈长富、王兆峰、王青云三位老师，以及长子崔长青。崔长青比崔长安大十几岁，既是叔辈兄弟，又是玩伴好友。以上可以看出，放山帮伙都是本乡本土关系密切的兄弟、亲属、邻居、同事与好友。
4 采参人之间主要是帮伙关系
长白山有句俗语，“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放山。”两个人不一起去放山主要是为防止有一方见财起意，对另一方造成伤害。这客观说明，放山是一种临时性的结伴关系。
也有一个人放山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单棍撮”，也叫“放独山”。这种人要么山林经验丰富、不愿与人分享，要么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与人交往。事实上，放山不仅需要集体克服困难、降低风险，而且需要分工协作，这样才能产生较高的劳动效率与精神鼓舞。
采参习俗有“去单回双”的说法，放山团队多为单数（奇数），以3、5、7、9人为宜，10人以上也多为单数。对“去单回双”，有的解释是把人参也算成人，成双可以讨个口彩寓意吉祥；有的解释是，“端锅的”留在窨子做饭，从山上回来的放山人是双数才说明人数完整。不可否认的是，单数有利于表决，可以在关键时刻形成压倒性的决定，统一大家的思想与行动。放山团队轻易不会否定把头的权威，但在面临生死存亡时也需要集体决策，以便共渡难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去单回双”说明团伙成员是平等关系。
放山回来，野山参卖掉后，采参人通常实行财物均分的做法。不论是把头、边棍，还是“端锅的”，以至没有经验的初把、半劳力，都一视同仁，每人都拿平均分配的份额。只在略有余头时，把它作为对把头的犒赏与奖励。利益分配最能说明核心属性，这种分配形式也表明采参人地位是平等的，大家结伙创造价值、共同分享成果。
在采参习俗“拉帮”环节，发起人有时是把头，有时是热心的帮伙成员。把头的重要作用是熟悉山场、经验丰富，即使求财不成也能把大家从山林里安全带回来。此外，所有成员都住本乡本土，均喜欢跑山放山，且知根知底、相处融洽，这样才能结成帮伙。如果日常就相互处不来、彼此看不上，进到山里更不可能团结一心。对私心重、小心眼的人，放山团伙也会想方设法把他排除在外。可以说，拉帮结伙是放山习俗的第一环节，志同道合是群策群力的首要条件。
前文说到崔长安第一次放山，从帮伙组成可以看出，他们不论辈份高低、不分年龄大小、不讲究身体强弱、不在意经验多少，最看重的是志趣相投、感情亲近，能结成一个团结的集体。
1981年，抚松县北岗镇4个农民在四道砬子河附近山林中发现了重达285克的野山参，堪称旷世珍品，被作为国宝放在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展出。这4个农民中，40岁的王宗全是外来户，跟着叔叔放过几年山，他的哥哥也是初到东北，董德双与巩立新都是20岁，后三人都是初把。他们经常在一起劳动玩耍，偶尔说到放山，图乐呵进了山林，第九天时才发现“国宝”。从中可以看出，帮伙成员以老带新，没有严格的师徒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