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滇驿道（贵州段）交通运输防御体系演进简史
作者：王东
《乡村地理》杂志2023年3期
作者简介：王东，贵州理工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博士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博士，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文化景观专业青年学术委员，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湘黔滇驿道始于今湖南常德，溯沅江而上，进贵州，横穿贵州中部，出盘县（今盘州市），通昆明。湘黔滇驿道交通线始于战国庄蹻伐滇路线，崛起于元代修通的湖广通滇官道，定型于明代国家建设的西南防线，繁荣于清代。在前工业时代中央与地方反复较量，不断经历统一、平叛、反抗等多次战争，形成云贵高原上重要的交通运输防御体系。至民国西方交通文化传入，湘黔滇驿道交通建设向近代转型。1949年后，随着三线建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贵州经济高速发展，贵州开启交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发轫：战国庄蹻伐滇路线
战国后期，楚国为开拓疆域，楚襄王命庄蹻由湘楚往西进军，略取巴国、黔中郡、滇国，其行军路线朔沅水而上，攻且兰（福泉）、灭夜郎（安顺），伐宛温（兴义），至滇池。整个路线大致与后来的湘黔滇驿道主驿道重合。庄蹻伐滇路线不仅是湘黔滇驿道的发端，也是关于贵州交通的最早记载。蜀汉时期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位于川蜀，诸葛亮南征后建立了以成都为中心的交通网，贵州与外界的交通主要为南北向的石门道。但庄蹻伐滇路线仍然是贵州东西向的主干道。魏晋至南北朝期间，战争频繁，这条线路时通时断。晋灭孙吴，东西大道恢复，东晋咸和八年（333）因战争中断，咸康五年（336）复通，并且驿道向西拓展至今云南沾益一带。南朝梁太清二年（548）再次中断，直到唐武德四年（621）再次恢复。南宋因抗蒙的需要，贵州中西部地区较为活跃，以战马贸易为主的“市马之路”形成，关于贵州东西干道的记载主要分布于中西部。贵州境内路线由罗甸国（也称罗氏鬼国，今毕节一带）、经自杞国（以今云南泸西为中心相连的兴义一带）至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平马镇）路线。由此可见，从战国末至南宋贵州东西干道的兴衰沉浮主要由战事决定。
崛起：元修湖广通滇官道
元代在“驛政为大”背景下开起了云贵高原官道修建序幕。宋元战争中蒙军采取“迂回西南”的战术取得成功，使元廷意识到西南稳定关乎全国政权安危，十分重视云贵交通网的经营。为适应元帝国政治中心东移，经济中心南移的变化，至元二十七年（1290）耶律秃满答儿奏请：“窃见乌蒙迤北土僚，水道险恶，覆坏船只。黎、雅站道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周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辖。可以安立四站，接连湖广省所辖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这条出中庆，经贵阳，途镇远，达辰州、常德的交通线路，便是明代著名的“普安道”。普安道修通后，内地通往西南不再绕道四川、广西，直接从湖广、贵州、云南通东南亚、南亚诸国，缩短行程2000余里。普安路平直、便捷，沿途设站赤，成为元代镇压西南土司、苗蛮叛乱，维护统一的最优路线。元世祖二征缅甸，灭车里（今西双版纳），元顺帝三征麓川叛乱皆经过此道。虽然元代国家化力量并未深入云贵腹地，但促成了湘黔滇驿道交通线的形成，极大地提升了以贵州为核心的云贵高原的战略地位，为明代贵州建省奠定基础。
定型：明代构建军事防线
明袭元制，重视湘黔滇驿道战略地位对维护西南稳定、国家统一的作用。相比元代，明代加大对西南的经营治理，为确保湘黔滇驿道官道的安全，以及固疆、治疆、稳疆的需要，在元代驿道的基础上增建站、铺、哨等，“云贵自国初来，站、堡、邮、铺永编无减，遍置诸驿而选官驰之，着在令典，与他省异者，岂独柔远人哉？”为保障湘黔滇驿道官道的畅通，沿线布防了大量的卫所、屯堡军事聚落。明洪武初年交通建设主要服务于“平滇”物资运输和大军调运的需要。普安道“山势少通，道经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比之黎雅、乌蒙驿路捷近二千余里”，以及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南移的趋势，决定了其必然成为内地通往云贵高原的交通大动脉。普安道的功能复合、多元，不仅是行军路线与军需物资运输的“军道”，也是政令通行的“官道”，还是商贸往来的“商道”。《黔记》记载“一线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贼。不窥吾路，则窥吾城，故图疆域之远近，道里之险易，令守路者知其去来之踪。图城郭之广狭，民居之疏密，令守城者曲为平陂之防，庶于弥盗，少有裨乎？”为了保护一线路的畅通，以及城池聚落的安危，从明代起国家不断的加强防御工事建设，不断地增加军事护卫力量，其中以普安道为轴形成一条以贵州为核心的云贵高原上的“交通运输防御体系”，构成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繁荣：清代军民交通干线
清代中前期湘黔滇驿道建设仍然以服务军事为主要目的，到后期随着官办企业的兴起，形成以服务军事和经济建设为主要目的。随着“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的推进，国家力量由湘黔滇驿道向两侧的土司辖地、少数民族腹地渗透，逐渐形成湘黔滇驿道主驿道和连接府州、串联县乡支驿道的驿传系统。清顺治十年（1653），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中路沿着湘黔滇驿道主干道取道关岭，进军昆明。明末清初持续的战争使湘黔滇驿道道途不通，驿舍荒废，战后得以重新修通。顺治十八年（1661）平定“刘鼎叛变”后建贵阳至广顺大道。康熙四年（1665）平定郎岱土司陇安藩反叛后，开辟安南至郎岱大道。康雍年间为适应开辟苗疆的需要，新建了五条连接湘黔滇驿道主干道的支驿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官办食盐运输、铜铅运输、矿物运输，以及民间递信、运输业的兴起促进湘黔滇驿道官道向商道转型，并以湘黔滇驿道商道为主轴串联起诸多分支商道，如川盐、粤盐、滇盐、淮盐古驿道。其中淮盐、滇盐主要沿着湘黔滇驿道主干道运往贵州各地。鉴于湘黔滇驿道主干道的战略地位，清代通过裁弯取直、增设驿站，提高了便捷度，有效地解决了因驿运繁重、道路险阻、驿站间过长等导致人乏马困的困境。如康熙九年在湘黔滇驿道上增建重安江、杨老、黄丝、盘江、江西坡、软桥坡6站。
转型：民国时期成为西南抗战生命线
清末，驿政衰落。1926年贵州始建近代公路，初建了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条干线。湘黔、滇黔干线连接为东西向的湘黔滇公路，东至玉屏，西至胜境关，线路基本以湘黔滇驿道主干线重合。沿湘黔滇公路两侧建成清毕、陆下、贵番、南龙、修文至狗场、平远哨支线共六条支路。民国时期湘黔滇公路的修通是贵州交通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红军取道贵州，实现战略转移发挥重要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云贵高原成为抗日大后方，贵阳也因此成为西南的交通枢纽之一。一方面省外的工业、文教机构，以及各种军用、民用物资沿着湘黔滇公路运至西南各地，另一方面也为了让东南亚的援华物资顺利运至抗战前线，国民政府未雨绸缪复修滇缅公路，并与湘黔滇公路连接。湘黔滇公路也成为抗战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联系江南半壁江山的生命线。1939年，日军妄想截断云贵高原上的抗战公路，占领南宁，进逼贵阳，威胁西南。以贵州为核心的湘黔滇公路的军事战略地位凸顯。为配合抗战的需要，于贵阳设立“交通部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统一管理西南主要交通干线。后改为“西南公路管理处”，以加强对抗战公路的加固修缮，并于重要河流修建钢桁构桥、渡口。如湘黔滇公路上的重安江钢桁构桥、盘江吊桥、盘江渡口、施秉河渡口等，晴隆的二十四道拐因“雄、奇、险、峻”，于崇山峻岭中蜿蜒盘旋而闻名中外，被视为“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
新局：当代西南交通大动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国家安全面临威胁，为全面备战，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提出“三线建设”。贵州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省份，铁路建设成为首要之举，先后建成贵昆、湘黔铁路，将湘黔滇三省连为整体。湘黔滇铁路所经路线基本与元明清湘黔滇驿道主驿道、民国抗战路线一致。湘黔滇铁路的修通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发展，改变了贵州落后的交通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举全省之力，实施“大交通”战略，交通建设由量变到质变，由交通闭塞的落后省份一跃成为交通大省、强省，一些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建设成完备的包括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在内的立体化交通网络系统。2011年，贵州第一条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贵阳至清镇）建成通车；2014年12月26日，贵州首条高铁（贵广铁路）开通；2015年，实现县县通高速；2019年实现组组通硬化路……2023年8月31日贵南铁路全线贯通运营。修建了诸多如灞陵河大桥、北盘江大桥、天空之桥等世界级大桥。回顾贵州现代交通建设史，由毛石公路到高速公路，由绿皮火车到高速铁路，由云贵天堑到高速平原，贵州也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在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中，沪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贵州段与湘黔滇驿道主干线重合，是贵州境内最繁忙的交通线，成为湘黔滇三省交通大动脉之一。（责任编辑/孙晋楠 ）
本成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编号：52168001）和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23-42-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