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体育的由来及其在我国我军的发展历程
《军事体育学报》 2014年1期 收藏 作者：刘德佩
(特种作战学院,广东广州510500)
当人类进入氏族公社后,其生存面临的威胁除了天灾 (洪水、飓风、严寒、酷暑、瘟疫等)和天敌 (凶禽、猛兽等)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威胁——战争,这就是同类之间有规模的攻击和杀戮。
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与武器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中期 (约公元前 5000～前3000年),武器的种类和先进程度就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1]。有了先进的武器,就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使用这些先进武器的技能和技巧,否则先进的武器就难以发挥出其先进的效能。而使用这些武器的技能和技巧又并非有 “生而知之者”,自然就需要进行专门性的训练。基于当时军队数量的庞大和战争的频繁,可以想象,当时对参战人员进行事先的身体和战斗技能方面的训练,也应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且专业性很强的社会活动。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正是当今被我们称之谓军事体育的原生态。
1 军事体育在我国的历史
在古代,战斗技能层次处于很低水平的时候,战斗技能的训练和身体能力的训练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随着武器不断推陈出新,身体能力的训练和战斗技能的训练就逐渐开始平分秋色了。
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军队练兵最先设置的训练内容有 “九伐舞”和射箭。“九伐舞”是古人编制的含有九个攻击与防守动作的模拟操练套路,跳跃踢打、躲闪腾挪尽在其中。如果我们视 “九伐舞”为身体能力的训练,那么,射箭就完全是使用武器技术的训练了。当然身体能力训练仍是其基础,如果士兵缺乏足够的力量就挽不动强弓,不能操控强弓也就难以提高箭的射程和射击精度。可见,古代军队的训练经历了由身体能力训练过渡到使用武器技术训练的过程。
随着作战条件和兵器的变化与更新,战斗技术也就向着复杂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于是才陆续出现了拳斗、角力、举石锁、兵器武艺、骑、驭、骑射、超距、泅水、操舟、武术、蹴鞠、马球等众多练兵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蹴鞠本是一种类似现代足球的游戏,其本身与射箭、武术等练兵内容明显不同,射箭、武术等本身就是直接战斗技能的一部分,而蹴鞠与军事技能并无直接联系。“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才也。”(《史记·苏秦列传》)古人认识到用蹴鞠来练兵可以提高士兵彼此之间的配合能力,互相间的呼应与配合对战场上阵法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可见,我们的先人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探索到利用游戏的模拟来达到提高实战水平的练兵方法了。
军队编制的扩大,数量的增多,对军队的组成及整体配合训练 (包括使用武器的技术,例如弓箭的发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尉缭子·勒卒令》中所说:“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会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在这里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军队规模训练的整合,以及作战时各部分之间的配合与呼应。
我们不难想象如此复杂的阵法运作,如在平时训练不对各种单兵动作进行规范,且经过反复的演练,在实战中是难以实现的。各种阵法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整体的全局的作战队形,但它是由每一个士兵的具体站位、姿势和行进状态构成的。欲使阵法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每一个士兵的基本姿态和步伐用统一的标准要求,并进行严格的训练方能掌握,显然对士兵进行基本姿势和步伐的规范化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一项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社会流动制度——科举制。始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 (公元589年),主要用于选拔文官。武则天在完善和发展文科举的同时,于长安二年 (公元702年)又开创了武科举,为朝廷的军队选拔武官。武举制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长达一千多年。武举科考设立的项目应是选拔优秀军事人才的权威尺度,因此从历代武举的科考内容中就可了解到我国古代练兵内容的梗概。
《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唐人杜佑所撰的 《通典》中,对武举制的考核内容和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其课试制,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名曰长垛。又穿土为埒,其长与垛,均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驰马射之,名曰马射。又断木为人,戴方版于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马枪。皆以擐好不失为上。兼有步射、穿扎。翘关、负重、身材、言语之选,通得五上者为第。其余复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又制为土木马于里闾间教人习骑。”从这些古籍的记载可知,唐代武举制所设的考试科目有:射箭 (一百零五步的立射、行进中射和骑射)、骑在奔马上枪刺固定靶、举重、负重行走 (背负五斗米行走二十步)等项。
一千多年,武举制的本旨没变,但设科考试的内容根据军事实践的进步在发生着变化。在宋代的武举科考中增加了兵法阵法等军事理论的考试。到了明嘉靖初年又增加了步战武艺,刀、剑、干、盾等考试内容。到清代又增加了能充分体现身体素质和作战技能相结合的开弓、舞刀、掇石等内容,考试要求开弓必满,刀必舞花 (缠头裹脑),双手提起重石必需离地高度一尺以上等。
从以上所列的史料中得知:阵法和队列、射箭、骑马、驾战车、刀术、枪术、举重、负重行走、长跑 (超距)、擒拿搏击、角力、泅水、操舟以及马球和蹴鞠等都是我国古代练兵的主要内容。可见 “军事体育”曾是古代军事训练的主体。
19世纪下半叶,满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开始寻求军事变革,编练新军,开办军事学堂,聘请外国军事顾问 (主要来自德国)主持训练。在军队的训练中开始引入外国军队训练的一些手段,如在当时最先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中就开设了击剑、刺棍、跳远、滑冰、游泳、爬山等近代体育内容和西式列队操练。稍后在东北、河北和云南又相继办起的陆军讲武堂中,规定学兵每天都有体操和跑步训练。在以训练严格而著称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中,士兵训练的体操内容为持枪队列、单杠、跳远、过独木桥、爬杆、斜坡跑、刺枪等等。这些由西方引入的军队训练内容,在历史上被曾国人称为“兵操”。“兵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是军营中每日训练的主要内容。
士兵身体静止时的基本姿态 (立、坐、蹲),原地转向、列队行进转向和队形变换等训练,以及单杠、爬杆 (绳)、独木桥、刺枪等内容,后来随着大批退役士兵担任新式学堂的体育教师而被引入学校体育课堂。那些队列动作在体育课的教材中被称之为基本体操。这些由兵操演变过来的基本体操在学校中一直沿用至今。
2 军事体育在我军的发展历程
我军自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军事体育。这与我国早期军校高度重视军事体育有关。我军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如朱德、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六位元帅和陈赓、罗瑞卿、许光达等数十位将军,都是从旧军校走出来的。他们的这一成长经历,也就决定了建军初期体育在我军中的地位。因为他们在旧军校中接受军事体育训练所形成的习惯和他们对军事体育价值的认同,必然会支配他们自己的带兵实践。
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他本人虽不是行伍出身,但对体育的认识极为深刻。早在1917年他就在 《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 《体育之研究》。文中提出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 “养生”,而且在于“卫国”的观点。
在井冈山期间,他经常鼓励和组织红军战士“打野操”,进行爬山、抢山头等体育训练。他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 “要多运动,将来才能长得结实,否则老是那么瘦小,扛机关枪也扛不动”[2],又教育战士们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3]
他强调 “应该把苏区的体育活动很好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军事体育和田径运动”,为中央局后来提出的 “体育军事化”和 “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4]的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红军的另一位创始人朱德青年时上过体育学堂,做过体育教员,后来又在以军事训练著称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严格的身体训练,可谓是体育行家。他经常深入连队指导部队体育训练,有时亲自为战士作示范。据当年的老红军回忆,他在部队训练中指导过的内容很多,有投弹、刺杀、射击、爬竹竿、过独木桥、越障碍、跳高、跳远、赛跑、抢山头、追击、跑中测距等等。他还结合战斗实践经验亲自设计了 “背人赛跑”和 “整装待发”等训练内容,教给连队训练。
贺龙是 “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个人酷爱体育运动,打球、游泳样样精通。他对部队的体育训练尤为重视,身为我军高级首长常常亲自过问部队体育训练的具体事务。他领导的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一二○师,在我军开启了在编制内配备专职体育干部的先河。
正因为红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对体育都极为重视,所以红军在中央苏区时期尽管面临的环境十分恶劣,大小战斗接连不断,但军中的体育运动一直得到很好的开展。
红军在战斗间隙每日训练所坚持的 “三操两讲”(指每天进行3次军事训练课,2次政治训练课)中,军事体育内容所占比重最大。如射击、投手榴弹、散兵、整装、超越障碍、刺枪、劈刀、目测距离、抢占山头、过浪桥、爬城墙、散兵、防空、防毒、红色戒严等传统的和红军根据战争的经验自己设计出来的军事体育项目,都是红军每日“三操”训练的内容。而这些训练的效果也很快地在战斗中得到检验,反过来红军官兵又更加深了对军事体育的认识进而更加重视军事体育的训练。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进一步明确了 “军事体育”的提法,强调体育运动要与部队的军事训练相结合,在军队中开展体育运动,要突出军事体育项目。
1943年8月18日,在 《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题为 《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一文中指出:“要提高部队的技术学习,尚有二事是需要举办的,其一为开展军事体育运动,锻炼体力,养成尚武精神的问题。其二部队中……以连或团为单位,挑选几个好的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作为大家学习的标准。”
同年10月27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开展部队中军事体育运动》的文章。文章指出:“开展军事体育运动,是目前我们训练部队中迫切重要工作之一。的确,假如我们的军事体育,进行更好的话,那我们的技术和战斗力,无疑的会比今天更加提高一步。”
当时连队训练要求每个战士必须掌握的“四大技术”,即是射击、投弹、刺杀和器械操。为了鼓励士兵在练兵中力争上游,特设立了一些以我军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训练标兵荣誉称号,如 “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贺龙神枪手”、“高岗刺杀手”等,以激励全军将士的军体训练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军事体育在军队正规化建设中一直处于显要的地位。首先,军委决定在团以上单位设置专职体育参谋来指导基层的军事体育工作,这在组织上对军事体育工作给予了有力的保障。其次,为了满足军事体育训练工作对专业技术干部的急需,1953年7月在广州创建了军事体育学校,1963年又发展为解放军体育学院。几十年来解放军体育学院为全军各军兵种的基层部队培养了两万多名专业干部。由于他们毕业后在任职岗位上的努力工作,使全军军事体育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此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军推行 “劳卫制”和掀起轰轰烈烈的 “大比武”热潮,使我军军事体育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军事体育在这两个涉及全军的大规模活动中,都是其重要内容。特别是射击、刺杀、投弹及 “二百米硬功夫”的核心内容,全部是由军事体育构成的。
1955年叶剑英元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的名义,签发了由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组织军内专家编制的 《体育教令》。该教令吸收和借鉴了苏联军队开展军事体育训练的经验,在第一章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现代战斗行动的特点是快速的机动,它要求军人承受重大的体力负担并要求体力上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只有政治坚定、意志坚强和身体全面发展的军人,才能善于在现代战斗的复杂条件下进行战斗,充分发挥技术兵器和武器的威力。因此,体育训练是战斗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是训练和教育陆、海、空军全体人员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教令》中共列有训练项目37项,其中属于军事体育项目为24项,属于一般通用的体育项目 (如单双杠、支撑跳跃、田径、篮、排、手球等)为13项,军事体育训练项目占《体育教令》所列项目总数的65%。
1972年总参谋部又重新向全军颁发了 《军事体育教材》并指出,“军事体育训练是我军传统练兵项目之一。”要求部队加强领导,认真搞好军事体育训练。
为推动军队体育运动的开展和检阅我军体育运动的成就,解放军曾在北京举办过四届全军运动会。从第一届到第四届全军运动会的竞赛和表演项目中,军事体育项目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军事体育的国际交往和外交工作,对我军军事体育的高水平训练和竞赛工作又有重大举措。1983年3月在北京成立了八一军事体育大队。大队隶属于总参谋部领导,所辖射击、军事五项、摩托车、滑雪、划船、跳伞六个项目。八一军事体育大队负有两项职责,即对外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军事体育的国际竞赛,对内承担全军军事体育训练的指导工作。
“劳卫制”在我国废止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层面的军事体育制度处于空白状态。1990年我军颁发了 《军人体育锻炼标准》,针对舰艇、飞行等特殊战斗岗位对军人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的需要,又设计了一些独特的考核内容和标准,从而使我军的军事体育训练进入到一个细致量化的阶段。
[1]“根据历年出土新石器时代的器物来看,已有石戈、石矛、石刀、石弹、石斧和石铲,以及石或骨制成的标枪头和弓的矢金族,还有红铜制成的小刀、锥、凿等。此外不难推知用竹木制造的棍棒、标枪和矛头之类的兵器,是必然大量存在过的。”见中国军事史编委会.中国军事史 (第一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3.
[2]《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伟大体育理论和实践》教学读物编写小组.毛主席的伟大体育实践纪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77.
[3]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为学习和提高军事技术而斗争[N].红色中华,1933-7-29(第97期).
[5]刘德佩.体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6]李之文,陈孝平.军事体育学 [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7]冯捷.八路军一二○师征战纪实 [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
[8]陕甘宁边区体育史编委会.陕甘宁边区体育史 [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9]当代中国编委会.当代中国体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