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实土卫屯制的实施及其成效*
《农业考古》杂志 2021年6期 作者：彭 恩
屯田制是一种特殊的封建国家土地制度，肇始于西汉文帝时晁错为抗匈奴而提出的“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之策。此后历代均置屯田，其设置与军事、财政政策相结合，也与民族、移民政策相联系［1］(P161)。而推出屯田方案，宣布中原王朝强制施行扩大再生产的政策性举措，却开始于元代而盛于明代，衰于清代［2］(P19)。早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七月，朱元璋就任“吴国公”时，为解决军粮问题而采取营田方式①，先置“营田司”，后设营田使之职，组织士卒且耕且战，保军粮自足。其属下吴良兄弟驻守江阴，“大开屯田，均徭省赋”，从而“在境十年，封疆宴然”［3］(P215)。元明鼎革天下初定,无力提供足食军粮。朱元璋意识到藏富于民是保国之道，如若“兵坐食于农”，“兵食尽资于民”，则使民力重困，非长治久安之本，而“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于是寓兵于农的卫屯制应运而生，“东自辽左，北抵宣大（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4］（卷七十七，P1884）。贵州是明代卫屯制施行的重点地区，以卫所军屯为主、以商屯和“开中”为补充，又施民屯以为辅助。卫屯制下大量军、民、商移民涌入贵州，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全面开发。
一、贵州境内的卫所建置及其实土性质
元明鼎革，在“以原官授之，命世守其地”的安抚政策下，朱元璋重建土司体系。《嘉靖贵州通志》卷5《职官》列入土司有132家。而据龚荫先生统计，明代贵州四大宣慰司、乌撒、普安、普定等土府及其下辖长官司、 宣抚司等各类大小土司228家，土司世袭其职，世有其土，世长（掌）其民［5］(P405)。面对大小土司林立、叛服无常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为用兵云南、 平定梁王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从洪武四年(1371)起即开始黔境内卫所建置。卫所是最基本的军事和屯田组织，有实土、准实土和非实土之分。贵州边地所设几乎全部都是实土卫所，负有疆土之责，统辖明确边界内的人口、田地，类同于内地州县等实质性政区，是具有军事管理、民政和经济职能的地理单元，其建置情况见表1。
表1 明代贵州卫所建置表
有明一代，在贵州境内先后设置过30卫，除威远卫、镇西卫和敷勇卫外，其他全设置于洪武。明初是贵州卫所发展的全盛时期。有的卫所随设旋撤或合并，明代稳定设置而长期存在的有24个卫、2个直隶千户所，各卫共设143个千户所于贵州境内。其中，贵州都司管辖有18卫下辖112个千户所及2个直隶千户，湖广都司管辖有6卫及下辖30个千户所，另有靖州卫所辖天柱千户所也在贵州。从性质上看，除了永宁卫、乌撒卫、贵州前卫3个准实土卫所外，其余全为实土卫所。众多实土卫所的密集分布足见贵州在地理区位和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这些实土卫所辖区地域范围明确。如安庄卫辖地东至安顺州火麦地方界70里；西至水西化处宅溪界40里；北至普定卫界40里；南至安南卫70里；东南至永宁州顶营司打罕地方界90里；西南至安南卫50里；西北抵水西界50里；东北至安顺州宁谷司界70里［6］(P63)。卫所基层设有屯堡，除了各卫所在营正军、余丁及其家属等军户外，许多卫所兼领众多土司及其土民。如都匀卫领都匀、邦水、平浪等6个长官司，平越卫领乐平、平定等5个长官司。最多的是贵州卫，从洪武五年(1372)至十五年(1382)间，曾领金筑安抚司及程番、方番、韦番、大龙番、小龙番、卧龙番、金石番、罗番、新添、小程番、洪番、卢番、卢山、麻响、大华、木瓜、平伐、小平伐、把平、上马桥等20余长官司［7］(卷二，P73-78)。
二、实土卫屯制的实施
（一）军屯为主
屯田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军屯、民屯、商屯，都是国有土地的一部分［7］(卷二，P115)。实土卫屯制可谓集历代传统屯田体制之大成者，制度完善，组织实施具体严密。《明史·食货志》记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天下卫所州县皆事垦辟矣。”又载:“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4］（第7册卷七十七，P1884）明人丘濬云:“自古屯营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军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于卫所所在有闲旷之土，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盖以十分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发夕至。是于守御之中而收耕获之利，其法视古为良……其牛具农器则总于屯曹，屯粮子粒则司于户部。有民之处则有屯营之田，非若唐人专设农寺以领之也。”［8］(P34)兵部尚书马文升评价卫屯是“一代紧要制度”。隆庆年间林希元也说卫屯制“其为谋可谓周而密，为法可谓简而易”［3］(P224)。
卫所军屯的基层组织单位是“屯”，即百户所，合数屯为一堡。洪武三十五年（1402），朝廷令“各卫委指挥一员、每所委千户一员，提督屯种”。永乐二年（1404），朝廷再次饬令各处卫所，凡屯军不及百名和百名以上委百户一员，三百名以上委千户一员,五百名以上委指挥一员，提督屯田。各都司及卫指挥使司,常以指挥使及同知、佥事一人掌管或分理屯田；各千户所，有一管屯千户，百户所亦有屯田百户；每屯设“红牌”一面，将永乐三年（1405）更定的《屯田则例》写刊于上。同时制定样田比较法，租物本折标准，赏罚则例，并有“鱼鳞黄册”，注明田土的四至及其顷亩［7］(P104)。规定屯戍军士数量比例为：“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永乐年间又规定：“临边险要之，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操守旗军专事防卫，屯种旗军下屯专力耕种，农闲时操练，战时从征。按明代兵制，每屯田百户所军士百十有二人，下领有总旗二，每总旗下辖小旗五，每小旗有军士十，每名屯军军士授予的田地，称为“分”，其数量分配在明初期没有硬性规定，“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4］（第7册卷七十七，P1884）。除了屯军军士外，管理军队的总旗、小旗也受屯田。由于自然环境限制，贵州山多田少，屯军占有屯田数量较低。据时任贵州提学的谢东山《屯田议》 载：“贵州各卫旗军，上粮屯田俱各八亩。会计口食，则总旗十六亩，小旗十四亩，军人一十亩，皆得计其子粒之输，以充月粮之入”［9］(卷十二，P369)，即总旗受田24亩，小旗也受田22亩，军士受田18亩。据《明臣奏议》卷39引朱夑元《黔省善后事宜疏》中记载贵州“旧例一军授水田十二亩，旱地六亩”［3］(P64)。除了田土之外，朝廷还配给屯军耕牛、农具、种子，大抵每人给牛及田，牝、牡者各一只，犁铧各一具，种子五石。租税征收方面，据《明史·兵志》载:“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银皆取给焉”（第7册卷八二《食货六》，P2005）。屯军除以正粮作屯军口食外，须将每“分”屯地收获的粮食拿出部分上交官仓作为“屯田子粒”，也称屯粮，军余所种田土按亩起科，称为“科粮”，此外还有种子粮，三项合称“屯科粮”。屯田子粒一般以产地所出豆、麦、稻、粗粮等农作物作为“本色”缴纳。洪武初各地税粮征收标准及执行情况不一。洪武三十五年（1402）确定屯田科则，统一额度为：“每军田一分，纳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奉粮”［1］(P177)。按此规定，每亩需产出一石三斗方可满足需要。考虑到生产艰难，永乐十二年（1414），朝廷下诏屯军余粮免除一半，止纳六石。洪熙元年（1425）再次诏令使“纳余粮六石”成为定制［10］(P112)。
（二）民屯、商屯为辅
在军屯的同时，朝廷还下令实施民屯、商屯。民屯除了有移民实宽乡的目的之外，兼有充当卫所后备军的作用［11］(P36)。据《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四》载：“令有司募民开耕，愿应募者资以物力，宽其徭役；及犯罪者亦谪之屯田。”可见民屯与军屯一样也具有官方背景。但民屯与军屯分属两个不同系统，军屯“领之卫所”而达于都司，民屯“领之有司”，即归府州县管上达布政司。正统八年（1443），贵州按察使司专设屯田副使。民屯在地方官府组织下通过多种方式实施。如以里甲为单位组织百姓进行集中屯种，或者“移民就宽乡”，根据地、丁数量抽迁，将丁多田少人户迁至地广民稀之地垦荒，以及招募流民屯垦。洪武初“调北填南”“调湖广填贵州”就是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屯垦活动。洪武十九年（1386），黎平府吴勉领导的侗民起义平定后，“居民死于锋刃者十七八，后渐招集流亡，种植树艺，以稻熟刈把为则，以四剪为手，十手为把，每把纳秋粮二升焉”［12］(卷三，P159)。永乐宣德以后，军屯减少，招徕游民、召募民人屯田增多，呈现依籍贯做家族性、集团性迁移聚居的特点。如嘉靖年间思南府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诈相高。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亦渐趋于浮薄”［13］(卷一，P31)。此外，明代高度专制集权，律令严酷，罪吏和罪民数量不菲，因而以罪而流徙贵州屯种也是民屯的重要方式。官府在民屯中通常也配发给耕牛、种子、农具，并在赋税方面给予头三年照例免征的优惠政策。
卫所驻军众多，虽有军屯，粮食仍不敷军用，缺口较大。朝廷采取商屯和“开中”之法，为军屯的补充，补卫所军粮之不足。《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4］（第7册卷七十七，P1939）。贵州地处三省边地，本是缺粮之区，且素不产盐，又是缺盐之区，贵州卫奏:“岁计军粮七万石，军食不敷，宜募商人于本州纳米中盐，以给军食。”［14］(P8)官府招募商人来贵州纳米换取盐引，分销各地。由于交通险阻，粮食运输困难，许多盐商在贵州就地招民屯种，收粮换取盐引，使卫所附近的开中和商屯兴盛，客观上刺激了粮食的生产,促进了食盐等商品的流通,补充了边防驻地军队粮食的不足［7］(卷二，P297)。
三、卫所屯田制实施的成效
（一）卫所屯田制促进了人口和屯田数量的剧增
明代屯田原则是“移民就宽乡”，卫所军士和军户大量入黔为贵州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促进了贵州人口数量剧增和屯田经济的发展。
贵州屯田初始于洪武四年永宁卫，大规模军屯实施则开始于洪武十四年到十五年（1381—1382）的平南战争期间，因云贵当地户册图籍损坏严重，旧元军户收集困难，便从20万平南大军中抽调军士在云贵就地安置，建卫所设屯堡，其中贵州境有平越卫、普定卫、乌撒卫、普安卫4卫及下辖25所，成为屯田戍边的首批汉族军事移民集团。咸丰《安顺府志》卷十五《地理志·风俗》记载:“郡民皆客籍，唯寄籍有先后。其可考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15］(P306)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贵州境内设22卫所。明初屯军人数缺乏明确记载，按洪武元年（1368）“军卫法”规定的兵额标准：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另据(嘉靖)《贵州通志·兵防》记载：贵州18卫2所原额旗军共计143772人，其中普安卫13777人②，赤水卫10307人，安庄卫9976人，清平卫9803人，乌撒卫9338人，最少的贵州卫也有5704人［12］(《卷之四·兵防》，P229-230)，均超出5600人的标准定额。另据明兵制，正军要有一到三名余丁随营生理，还要妻子相随。洪武年间贵州都司及在贵州境内的千户所134个，除去四川境内的6所和云南境内的1所，还有127所。因此，葛剑雄先生估测：以标准兵力计应有14.2万卫所军人，与家属合计有42万人口［16］(卷四，P180)。若将边六卫包含在内，即使不含播州，洪武二十六年（1393）贵州人口约达96万人［16］(卷四，P281)。
卫屯制的实施成效以垦田最为显著，黔中的贵阳、安顺地域所属6卫屯田30万多亩，占全省卫所屯田的30%，比重最大，仅省城贵阳附近的贵州卫和贵州前卫，共有田土81925亩，约占9%。屯田在5万亩以上的有乌撒卫，84938亩；普安卫，78444亩；普定卫，76724亩；毕节卫，64008亩；龙里卫，63147亩；赤水卫，57289亩；永宁卫，53390亩。若将上下六卫和西四卫比较，“上六卫”屯田最多，原额田土共339493亩，占屯田总额36%；“西四卫”次之，原额屯田共265372亩；“下六卫”屯田共计239955亩，占25%［17］(P35)。永乐建省后，随着布政司府州县的增设，各司府州县民屯田土数量也不容小觑，(嘉靖)《贵州通志·土田》中明确记载:“贵州布政司官民屯田通共428659亩，另有旱地51356亩”［12］(卷三，P159)。至万历年间，将卫所屯田、原布政司下府州、 改流后播州田土三者合计，共有田土3730949亩［17］(P97)。
(二)卫屯移民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土司制度下贵州实行封建领主制经济，而若干偏远地区还有奴隶制和原始公社的残余，生产方式和经济优势的水平极其落后。明初期的屯政在形成规模人口与经济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内地农业、手工业技术和生产经验，为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代屯田移民的进入，不仅增加了劳动人口，改变了地广人稀的状况，而且各卫所成为农业生产示范基地，以来自内地的屯军为载体，把内地先进的农业工具、耕作技术、农田水利运用和作物品种培育等生产方式和经验传入贵州。如在生产工具的获取、制造和使用上，卫所具有便利条件。《明会典》卷202“屯种”条载：各卫“耕种器具、牛只皆给于官”。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规定“各卫所凡屯种去处，合用犁铧耙齿等器，著令有司拨给官铁炭铸造发用；若木植，令卫军于出产山场自行采办造用”，“凡屯田合用牛只，设或不敷，即便移文取索”。在卫所的示范下，贵州多地学会制造和使用先进的劳动工具，耕种用犁、耙、锄、锹,施肥用簸箕、高箕、秧马,灌溉用筒车、龙骨车、戽斗,收获用镰刀、掼斗、撮箕、木耙、风簸等。在牛耕技术方面，贵州产牛却不擅牛耕，只知杀牛祭祀。金筑司苗人“耕不挽犁，以钱镈发土，耰而不耘”［18］(P112)，程番府上马桥土官地一带“岁时杀牛祀鬼，击长腰鼓为乐。耕则不以牛具，以木楸播殖”［12］(卷三，P141)。卫所屯军依规定每“分”地配有耕牛一头及农具、种籽若干，普遍使用牛耕技术屯田。据《太祖洪武实录》卷202记载：洪武二十三年七月，贵州宣慰司、镇远、平越等卫官牛6770余头分给云南诸卫屯田诸军作为屯牛［14］(P71)。通过屯军的推广，到明末，黔中的安顺、贵阳、平坝，黔南的独山、都匀以及黔西南普安、镇宁等地均已普遍使用牛耕，随处可见“犁而为田”［7］(卷二，P206)。
贵州山地面积占87%，坡陡土薄，瘦多肥少，良田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和山间盆地、 台地、河谷平坝地，俗称“坝子”。贵州虽雨量充沛，溪沟密布，但山高水低，灌溉困难。当地土人“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水利设施缺乏。卫所屯军“凿地为田，凿池为沟”，兴修水利，引水溉田。如乌撒卫北二里北海子，“源出东山之龙泉，筑陂储之，以资灌溉，汪洋澄洁。为卫城之壮”［12］(卷二，P121)；清平卫建于“众山环拱，二水交流”的坝子之中，卫城东西南北分别人工开凿东门溪、西门溪、勇胜溪和凯旋溪，不仅灌溉方便，还开凿便河，“引城溪水入之，以防不虞”［12］(卷二，P113)。威清卫的级波塘、平坝卫的龙洞泉、龙里卫的石头坝、镇宁州的公具河、安顺州的干海子、普安州的冲海子等河湖水源均被各卫所用于灌溉。在卫所屯军的示范下，各族人民逐渐学会水利技术。根据田土类型和水低田高的特点，因地制宜，或用之源，或用水之流，采用沟渠法、凿井法、开塘法、作堰法、梯田法、水车法、枧槽法和连筒法等各种方法［7］(卷二，P197)，也大大提高了灌溉技术和垦田效益。明中期，不仅威清卫、清平卫等地水车连绵不绝，部分民族地区土人、苗人也学会利用水车、 架设枧槽水利灌溉技术。如思南府“蛮有佯璜、仡佬、木徭、苗、质数种……处山箐者则芟林布种，刀耕火种；处平隰者则驾车引水，以艺粳秫”［19］(卷三，P82)。由于水利技术的运用，水田由平坝向山地扩展，安南卫、独山州、普安等许多坡地也“盘壑为田”，开发出大量梯田。
卫所多选址于河谷平坝地，在农作物方面首重水稻，水稻又有早稻、晚稻、糯稻、粳稻、香稻等多种品种。依照屯政规定，屯田中皆建“样田”和“种子田”。“样田”是以有经验的屯军耕种，作为确定屯田子粒的基准。“种子田”是专门培育良种的基地，其中，龙里卫是全省最大的种子基地，将所种水田145181亩中的40%用于育种，年纳屯粮4228石，交种子谷3797亩；兴隆卫也岁纳屯粮3224石，另交种子谷3229石［7］(卷二，P206)。这对先进的耕作技术、良种的推广等生产经验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贵州山区多为高山大箐，受自然环境所限，“风土艰于禾稼，唯耕山而食”［12］(卷三，P142)，黔西乌撒卫等地“风气刚劲而多寒，粳稻难艺，唯苦荞、大麦等杂粮所资以生”［19］(卷二十五，P311)，作物品种单一。随着各地大量流民进入和民屯的开展，山区黔人渐知种植小麦，而包谷、洋芋等耐寒高产新品种也逐渐推广，并成为山区主粮。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推广，贵州不少地方改变了单纯种植粮食作物的单一经济模式，木棉、桑蚕、苎麻、油菜、甘蔗等经济作物也在各地广泛种植。明代中叶川湖流民在黔东地区广泛引种棉花，获利颇丰；黔北地区除了黍、稷、小麦等农作物外，还倡种茶叶、蜡树、柏树、油桐、生漆、芝麻、桑等经济作物［20］(卷十六,P261)。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结语
实土卫屯制下的贵州卫所有明确区域和疆界，管辖正军、余军、舍人及其家属等大量的军户人口，是具有政区性质、军政合一的地理单位。卫所屯田制度下屯军虽被束缚于屯地上，但是他们授“分”地垦种，缴纳“屯田子粒”，承担租赋、征发兵役和徭役，几乎与佃农无异。除屯田外，部分卫所军余和舍人开发的“科田”允许自由买卖、抵押和租佃，纳粮方式则与普通农民完全相同。民屯和商屯由官府或富商招民耕种，本身即具备鲜明的地主制经济的性质［17］(P125-127)。卫屯制下民户、商人、匠户、士子、僧人等内地移民沿交通线纷至沓来，围绕卫城定居，客民将内地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商业贸易理念和模式、宗教信仰及汉文化风俗移入，促进了贵州土司地区经济、 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开发，推动了西南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注释：
①营田虽也是军队屯垦，但是不区分出屯军守军，即没有专事耕种的屯军，没有军屯下的受田、赋役等制度下的各种权利义务。二者对土地所有者的具体生产关系和具体身份不同，即营田军是“参加屯垦的士兵”，屯田军“是穿着军装的农民”。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页。
②嘉靖《贵州通志·兵防》记载：普安卫原额官军总数有30093人，而不是原额旗军数。万历《贵州通志·兵防》明确记载：旗军原额13777人，查存913人。见（明）王耒贤、许一德等纂修，贵州省文史馆校勘《［万历］贵州通志》，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