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半岛上云南与“小云南”移民的集体记忆
《民俗研究》杂志 2019年3期 作者：徐晓青
一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在胶东半岛广泛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胶州湾沿岸。根据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名普查，胶县803个自然村，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185个，占村落总数的23.04%。胶南县1104个自然村，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306个，占村落总数的27.2%。崂山县676个自然村，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372个，占村落总数的55.3%。即墨县1083个自然村，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230个，占村落总数的21.24%。[注]参见胶县地名委员会编：《山东省胶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印行；胶南县地名委员会编：《山东省胶南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90年印行；崂山县地名办公室编：《山东省崂山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印行；即墨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编：《山东省即墨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6年印行。此外，在今威海市、烟台市以及潍坊市东部的县市区，也不同程度地分布着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为什么千里迢迢迁往山东半岛一带？
今山东省平度市南村镇马家西埠村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山东一带发生特大水灾。这场洪水究竟有多大？两目山是个见证。这山原叫“两没山”，在那场洪水中，这山的山峰一天被淹没了两次，所以叫“两没山”。一艘大船从那里经过，抛锚的时候，铁锚被山峰夹住，船老大割断缆绳走了，大铁锚还留在山峰上。民间有“洪武二年浑水淹，一天两没两目山，淹到潍县城东关”说法。还有一座九目山，比两目山矮一点，原叫“九没山”，在那场大水中，一天被淹没了九次。[注]两目山位于山东省平度市祝沟镇九山后村东北，海拔417.4米。九目山位于祝沟镇水磨涧村东南，海拔162米。滔滔洪水过后，满目荒凉，官府从云南强徙大批百姓来开荒。他们被反绑着双手，整整走了三年，才来到山东。他们及其后代走路喜欢背抄手，便是双手被反绑了三载，日久成习。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官府在他们小脚拇指甲上砍了一刀，以为记号。所以云南移民后裔的小脚拇指甲是两半。他们迁来以后，洪水还没有完全消退，移民只得选择了一些高埠建村，遂以“埠”为名。[注]首先调查这个传说的是刘德增，记入其所著《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一书中(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4-135页)。2000年夏，笔者又对这个传说做了进一步的调查。
除了大洪水的传说外，还有一些云南与“小云南”移民传说是元末明初战乱导致大迁徙。
在青岛市区，有一座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山峰，今名“浮山”，南滨黄海，为青岛市区最高的山峰。浮山南坡，有一处叫做“荒草庵”的废墟，传为三个云南移民的落脚地：
传说，明朝永乐扫北时，朱元璋让他带上80万大军，一过长江，就大开杀戒。就这样，把江苏、山东、河北三省的人杀了个楂子不剩，连大道上摆满金银元宝，也没有人去拣!
朱元璋死后，永乐在北京登基坐了皇位。他想：江北这么大的地盘，没有人烟怎能行呢？时间一长，谁为我缴粮纳税供给费用?谁为我当兵打仗守卫江山？想到这里，他便下了一道圣旨：让手下的大臣、官兵，从山西、四川、云南三省人口密集的地方，三户抽一户，往江苏、山东、河北移民。[注]张宗纲：《荒草庵》，载《青岛奇观》，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8-91页。
除了这些大迁徙的传说外，在云南与“小云南”移民中，还有一些独特的风俗，其中蕴含着云南与“小云南”移民的信息，解放前去台湾的山东莱阳人战庆辉回忆故乡风俗云：
凡老人病故，死者家属亲友，须于出殡前日深夜，到土地公庙为死者灵魂送行，恭送其回老家——云南，名曰“送盘钱”，备有纸扎车马，冥纸金箔，使女夫役等，先将死者灵魂由土地公庙请出，名曰“拖魂”。由孝子背负送上马车，始由族中长者朗诵马票，类似今之护照、通行证，车马纸箔火化前，孝子要高声指路：“大道西南，一路平安。”以在山东看云南，恰是西南方向。[注]战庆辉：《山东人与小云南》，《山东文献》1986年第3期，第65-66页。
山东省平度市南村镇马家西埠村一带，送亡灵回云南老家的习俗，有“指路”与“送盘缠”两个仪式：
村民死后第二天黄昏，院门外，子女拖着“哭丧棍”，正转三圈，反转三圈。然后，长子(或长孙)长子手持木棍，顿脚哭喊：“爹，爹(母死喊‘娘’)，放光大路向西南，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连喊三遍，谓之“指路”——指明回云南老家之路也。
“指路”之后，亲朋抬着纸扎的一辆车、一匹马、一个童子，携带着大量纸钱，一路哭着来到村东的“土地庙”前，长子(或长孙)拿一根高粱秸，顶端夹一张纸钱，手握另一端绕“土地庙”拖着走，谓之“拖魂”。待觉得高粱秸沉重时，便是拖着“魂”了，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放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前面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祭品——这是请“魂”用餐，好上路。一会儿，估计“魂”用完餐了，就把它请上纸扎的车，驾好马，那童子便是车夫。家人训诫童子：“吃饭别离车中间，宿店别等黑天”云云。然后，把车、马、懂子烧掉，并焚烧大量的纸钱——这是送给“魂”回“小云南”老家的盘缠。[注]参见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这两个仪式与战庆辉所回忆解放前莱阳一带的习俗基本相同。与云南与“小云南”老有关的丧葬习俗，马家西埠一带还有墓穴、“火盆”与墓碑。墓穴呈南北向，但偏向西南。死者入土，坟丘的西南面，紧贴坟丘，用砖围成一个小方形，叫作“火盆”，这里也是日后祭奠，焚烧纸钱的地方。“火盆”也偏向西南。墓碑立在“火盆”之后，也偏向西南。
二
龙圣指出，《宣和书谱》中就有“大云南”“小云南”的名称。[注]龙圣：《“小云南”考辨》，《寻根》2011年第4期。据考，《宣和书谱》成书于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注]马龙：《〈宣和书谱〉成书时间考》，《书法》2012年第5期。这里的“大云南”当指云岭以南地区，“小云南”指始设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的云南县。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设置云南行中书省，自此以后，“云南”指云南省，“小云南”仍指云南县。为了区别于云南省，1914年改云南县为祥云县。
检索《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等明朝官修史籍，没有从云南与“小云南”大规模移民山东的记载。
在民众记忆中，很多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建置于洪武二年(1369年)。而朱元璋派傅友德等统兵统一云贵，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于是，有人否定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山东之事，如王日根、张先刚说：
稽诸正史，小云南传说确存抵牾之处：多数族谱都有明确的时间即洪武二年或洪武四年，而洪武二年云南尚未正式纳入明王朝的版图；况且云南乃化外之地，怎可能有大量人口输入人口繁多的华北地区？[注]王日根、张先刚：《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在迁入山东的时间以及一些故事传说上，与洪洞“大槐树”移民、枣强移民雷同。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明实录》等文献有明确的记载。于是，有人说此“云南”乃云中或云州之南，民国二十四年版《莱阳县志》卷末《附记·杂述》云：
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曰郡曰州曰府曰路，自昔即以云称，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冈、云阳、云泉之南，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称者。而莱阳自金元以来，用夷变夏，屡经兵祸，民之死以锋镝或掳掠流徙者，当不知凡几。用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谓之占山；后至者购熟地耕种，谓之买山；其土著遗民幸免兵匪驱掠者，谓之漏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亦犹东府人侨居关外，概呼登莱为海南耳。
民国二十五年《牟平县志》卷十《杂志》评论《莱阳县志》之说云：
说虽无据而近理。但本县间有能举其自云南某县某地来者，未必尽系传闻之误，或有其事而史未及载，或人民自动迁徙，亦未可知，阕之，以俟来者。
从大陆去台湾的山东莱阳人史仲序，作了进一步考证：
考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四年三月，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同年“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散处诸府州县。”所谓“山后”，是指阴山以南，恒山以北的各州郡府路。此地区是在今之晋、察、绥三省交界处。战国时代的赵国，称此地为“云”，故城在今之绥远省托克托县。秦汉时置云中郡于此。北周时，置云中县治。隋唐宋时，称此地为云岗、云中。五代时，石晋则以恒山为界，燕曰山前，云曰山后，统称为燕云十六州。辽时置云县，金时改为云州，至明仍因袭之。如此则“山后”之民，因其地属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名胜地区)、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故当地人均以“云南”称其家乡，此为很自然的事。[注]史仲序：《山东部分先民移自云南考》，《山东文献》1986年第3期，第63-64页。
隋明欣、风良、王晋邦、刘梅村、王群等均赞同此说。[注]隋清欣：《“云南迁来”析疑》，政协牟平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牟平文史资料》第4辑，1992年,第201-202页；风良：《明初移民山东的云南地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王晋邦：《“小云南”移民辨识》，山东省蓬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蓬莱文史资料》第11辑,1994年,第300-306页；刘梅村：《莱西的“云南”移民》，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1-16页；王群：《胶南境内明代移民来源简考》，山东胶南琅琊暨徐福研究会编：《琅琊与徐福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中心出版社，2007年，第296-306页。
“山后”或称“山北”，这里的山指今燕山、燕都山及太行山脉北段[注]李翔：《关于五代“山后八军”的几个问题》，《中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金元之时，“山后”指大同路(路治大同，今属山西)、集宁路(路治集宁，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西南)、德宁路(路治德宁，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北鄂伦苏木古城)、兴和路(路治高原，今属河北)和上都路(路治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西北)部分地区。[注]吴宏歧：《金元时期所谓的“山前”、“山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期。从洪武四年(1371年)起，开始迁徙“山后民”于北平府各州县，如洪武四年六月，“迁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散处州府。”[注]《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第1246页。据统计，洪武年间迁徙“山后”移民47.7万口，分布在北平(府治大兴、宛平，今北京东城、西城区)、永平(府治卢龙，今属河北)、河间(府治河间，今河北肃宁东北)、保定(府治保定，今属河北)、广平(府治永年，今河北永宁东南)、大名(府治元城，今河北大名)等府，其中北平府最多，约有30.3万人。[注]曹树基：《洪武时期河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
胶东沿海卫所，确有“山后”军户。如洪武年间的静海卫指挥使潘古难不花，卫百户王哱啰达儿、赛纳，所千户马成[注]《静海卫志》卷五《官职》，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9、25页。；灵山卫千户蛮蛮[注](清)苏潜修著，胶南市史志办公室、胶南市档案馆校注：《灵山卫志校注》，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第66-67页。；安东卫指挥使王成、前所千户王禄[注]康熙《安东卫志》卷三《职官》，日照市岚山区史志办公室2009年影印，第104、110页。，皆是山后人。但是，在《静海卫志》《成山卫志》与《安东卫志》中，皆明指他们的籍贯为“山后”。
北平府等地的“山后民”最多，那一带没有将他们称为“小云南”移民；在山东一带，也没有称“山后”为“小云南”的证据。
吕杨认为“小云南”移民与洪洞“大槐树”移民有关联：
在辽东半岛自称“小云南”后裔的人,称“小云南”人有一个用以区别于其他地区移民后裔的特征:左脚的小脚指甲缺少一块(辽宁方言称为“瞎脚趾盖”)。而这种传说亦出现于山西的“大槐树”移民中。虽然传说不可信,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小云南”与山西籍移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注]吕杨：《“小云南”探源》，《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小云南”蠡测》，中国明史学会、蓬莱市人民政府编：《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戚继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海数字出版社，2013年，第287-292页。
在他看来，“所谓的‘小云南’,笼统地说,应该是云中之南的山西”。
实际上，“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指甲是两个”的民谣，广泛见于明初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河北枣强移民、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符号”的湖广移民、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并非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所特有。
儿时就听父老乡亲讲述“小云南”移民故事的王汉卓，长达成人，开始探寻“小云南”地望，答案一个个被否定。一次，他读曾担任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秘书赵汝楳的诗稿，其《附记》云：
吾赵氏太祖之昭也，祥兴帝殉国，舟师南浮于滇缅洋海，犹保聚占城数世。元师入缅，始散亡夷于齐民。以在云南南，自称小云南人。明永乐移民实齐鲁，乃北迁至登州上陆。各指所憩息之树以为记。吾族占籍黄县。曾止大柳树下，故又称大柳树赵家云。
王汉卓据此断言：“小云南，是在云南边的滇缅地方。”[注]王汉卓：《闲话“天下第一关”与“小云南”》，《东北文献》1972年第3期。
也有人试图用一个事件将各地的“小云南”串联起来。
张其卓是第一个做此努力之人。他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吴三桂部下，从云南押送盛京，途中在山西停留，又辗转到山东，遂有“山西小云南”“山东小云南”之说。[注]张其卓：《小云南人》，《满族文学》2006年第5期。王明恩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注]王明恩主编：《丹东满族史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吴光范认为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山东，陆路从云南县经会理、西昌、成都、汉中、西安、洪洞、太原、济南去往山东半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从山东半岛“闯关东”。如此，他将云南、山西、山东及东北各地的“小云南”串联起来：云南的“小云南”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小云南”与路经地混同，遂有“山西小云南”“山东小云南”“东北小云南”等名称。[注]吴光范：《“小云南”人的北迁路线》，《云南日报》2017年6月4日。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通过洪武年间的修治，明初云南建立起四条通往内地的驿道，即普安路、乌撒路、建昌路和粤西路。四条出省驿路中，粤西路通往广西，建昌路通往四川，普安路、乌撒路通往长江中下游的湖广、江西、南直隶、浙江等地区。经贵州至湖广的普安路，为明代云南最为重要的出省驿路。[注]参见姜建国《明代云南驿道交通的变及其原因》，《烟台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杨永福、何廷明《论元明时期的“入湖广道”与滇、黔政治中心的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如此，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走普安路或乌撒路，而是绕了一个大圈，经会理、西昌、成都、汉中、西安、洪洞、太原、济南到胶东？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云南与“小云南”移民迁往山东路线的记载。但是，普安路与乌撒路应是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出滇的主要通道。
吕伟达长期致力于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一带的移民研究，他认为“小云南”在河南固始县南，“当地有一云水，称云镇，人们口传的小云南，皆指此地。”[注]吕伟达：《福山移民史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而胶东移民世代相传的祖籍“云南”，吕伟达则将其认定为“云州或云中之南”。福山一带有大量的河南固始移民村落。但是，在当地族谱、方志以及口承史料中，河南固始移民村落与当地的“小云南”移民村落、洪洞“大槐树”移民村落的界限十分清楚，并不混淆，固始移民称祖籍为“河南固始县”，云南、“小云南”移民称祖籍为“云南”“小云南”。福山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的《福山区地名志》将“小云南”移民村落标记为“河南小云南”或“河南固始县小云南镇”村落。关于这些“河南小云南”“河南固始县小云南镇”移民村落的来历，《福山区地名志》冠以“相传”“据传”字样，或云根据某姓族谱。似乎“河南小云南”“河南固始县小云南镇”是村民世代传承的祖籍。实际上，这只是编辑者自己的观点。
三
在家族谱牒、家族移民传说中，没有标明云南与“小云南”移民的身份。但溯及建村史，却发现很多村落与卫所军屯有关。
卫所军士另立军籍，军籍世袭。卫所士兵属于屯戍性质，二分或三分士兵戍卫，八分或七分士兵屯田。一些卫所的军户可能外调它地。卫所裁撤以后，军户成为民户，一些人家外迁。但是，也有很多军户世世代代居住在当地，如明代奉调威海卫担任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的官员，其后裔迄今大多住在威海市区。[注]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威海市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78页。
在“云南”与“小云南”移民迁出地中，最多的是“乌撒卫”。在民间记忆中，“乌撒卫”大多作“乌沙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春正月，在云南分设14卫，乌撒卫为其中之一。洪武十六年，乌撒卫改隶贵州都指挥使司。朱光涌调查了即墨市一带的云南与“小云南”移民，考证他们绝大多数为乌撒卫军户。[注]朱光涌：《明初山东即墨地区云南籍移民研究》，《唐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明清时期，卫与县同，是作为籍贯的区划之一。“乌撒卫”是可以作为籍贯使用的。胶东半岛上以“乌撒卫”作为籍贯的移民，绝大多数应是乌撒卫的军户。
这些卫所的军户是哪里人，又有不同的观点。
吕杨认为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部平定云贵地区，伤亡颇众，从当地土著中补充兵员。战事结束，沐英留镇云南，傅友德、蓝玉率部返回，落籍各个卫所。[注]吕杨：《“小云南”蠡测》，中国明史学会、蓬莱市人民政府编：《第十五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戚继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海数字出版社，2013年，第287-292页。边百森认为“小云南”移民是傅友德、蓝玉所率从征云南的士兵[注]边百森：《〈明太祖实录〉中的“小云南”》，《寻根》2011年第1期。。对此，谭雨明做了进一步阐发：
明初，朱元璋定鼎南京后，数次派使臣诏谕占据云南的梁王归顺，均遭拒绝，遂令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伐。傅友德征云南时带来的三十万大军，大部留驻云南，分拨于卫所。直到洪武末、永乐初，奉旨转驻山东各卫所军户一万五千余户，七万余人。这些军户虽大部分原籍并非云南，但长期驻守云南各地，妻室大部为云南土著之民之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子女是在云南出生，后来迁到山东而以云南为原籍，而迁居到山东的云南同乡们居地贯以小云南名之以示对云南故地的纪念，此为情理之中。[注]谭雨明：《小云南与明清移民》，《寻根》2003年第5期。
洪武十四年征云南，傅友德、蓝玉、沐英麾下的将士多达30余万人，他们来自广东、贵州、四川、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山西等多个卫所。云南既平，除了留戍云南的将士外，其他将士或归还建制，或调拨其他卫所。[注]龙圣：《地方历史脉络中的屯堡叙事及其演变——以四川冕宁菩萨渡为例》，《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龙圣：《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社会》2017年第1期。如果胶东一带的云南或“小云南”移民是归建的军士，为什么广东、贵州、四川、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西等地没有留下此类传说？进军云南，山东各卫所都有将士出征，如《太祖实录》记载的有济宁左卫百户杨山。运河山东段的卫所较为密集，济宁左卫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运河山东段以带没有云南与“小云南”移民的传说，唯胶东一带有之？
四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的另一个聚居地是东北地区。
云南或“小云南”移民的传说在辽宁南部最盛，越此而北，至吉林、黑龙江逐渐减少。他们大都是“闯关东”的那些山东人的后裔。他们记忆中的云南，大都指明为今云南省；而“小云南”，却大多称之为“山东小云南”。
小脚拇指甲是两半、走路背抄手的传说，也被移植到“闯关东”：
境内居民多称祖系山东小云南。说是清顺治八年(1651)，一些关内人被绑着双手迁来东北，途中有人小脚趾盖被砸伤，因此境内老年人至今好背手走路，小脚趾盖破裂遗传至今。[注]辽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小云南略考》，辽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阳县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158-159页。
在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广泛流传着“秃尾巴老李”的故事。“秃尾巴老李”的原型是流传于山东文登一带的“秃尾龙”，在山东人“闯关东”的大潮中，“秃尾龙”被加工改造成“闯关东”的保护神。在东北一些传说中，“秃尾巴老李”也是“山东小云南”人士。[注]廉氏讲述、韩波整理：《秃尾巴老李》，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中国ISBN中心，1994年,第156-158页。
长期致力于满族宗谱研究的李林先生认为“小云南”与“云南”是两个地方：
由山东迁居关外的汉人，在籍贯上有两种，一种是山东小云南，一种是原籍云南，又迁到山东。小云南究竟在何处?《岫岩妊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前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由此来判断，所谓的“小云南”乃泛指山东登州、青州一带的地方，并非现在云南省地方。[注]李林：《满族宗谱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谭雨明则断言：“‘小云南’不在山西，也不在云南。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鳌山卫。”
“闯关东”的山东人传承的“山东小云南”，是他们的祖先传承的移民山东之前的故里，“小云南”移民后裔“闯关东”，又把这个故事带到了东北，在传承过程中发生混淆，并非山东有个“小云南”。
在东北一带还有一种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即被发配东北充军的吴三桂余部。方德修出版于1948年的《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说：
清代三藩之乱，吴三桂起于云南，占有贵州、四川、湖南各地，后期孙世璠因失败而自杀，他的一部分残部被判刑充军到东北，这便是所谓站丁的由来。[注]方德修：《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开明书店，1948年，第58页。
今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人郑海亭是“站丁”后裔，他的大祖父讲述“台丁”和“站丁”说：
守柳条边的台丁和驿站的站丁，多是云南和小云南(指山东)人。云南人是“三藩”的降卒被发配到东北，由盛京兵部发往边台、驿站充当台丁、站丁。小云南人多是流民或招募而来的。台丁挖边壕、守边门、守边台，称边台人。站丁在驿站承担接送公文差事。当时从云南来到东北的有吴、李、张、王、刘、宋、佟、高等十六族，共八百多户，分布在边台、驿站当差或充当官庄的佃户。[注]郑海亭：《大孤山驿站琐忆》，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第57-62页。
据王钟翰、李治亭等考证，东北的“站丁”中确有吴三桂的旧部。[注]王钟翰：《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李治亭：《吴三桂大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17页。除了“台丁”“站丁”外，被迁往东北的吴三桂旧部，还有充当“捕牲罗雉”的“网户”者。[注]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辽宁省地方志资料丛刊》第一册,1986年，第43-44页。
背抄手走路的习惯也被嫁接到流放东北的吴三桂余部身上：
康熙平定“三藩”叛乱时，将“三藩”的降卒发配到东北，在边台、驿站上当差。发配时将降卒双手倒背绑着，到发配地点再解开绳绑。一些降卒到东北后难忍饥寒，逃回云南。官兵发现后再绑上押回东北，如此往返，这些人就留下了倒背手走路的习惯。[注]郑海亭：《大孤山驿站琐忆》，伊通满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伊通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第57-62页。
五
云南与“小移民”移民的记忆传承，族谱是一个重要载体。很多云南与“小云南”移民的族谱中，明确记载始祖从云南或“小云南”迁来山东。
荣成市成山卫镇窑上村孙氏，祖上是云南楚雄人，彝族，万历年间，孙朝荣与弟弟从楚雄迁来山东，到了今窑上村，见这一带有黄粘土，适合做陶品，孙朝荣就留了下来，以“捏泥窝窝”为业，故名“窑上”。弟弟则继续前行，到文登土埠岭落户。孙恒元老人是孙朝荣第16代孙，他说：“过去大年三十辞岁，都念谱书，告诉你老祖是谁，那里人，多少代了，那代是谁，你是哪一代人。”[注]采访人：刘德增，齐鲁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被采访人：孙恒元，山东省荣成市成山卫镇窑上村村民；采访时间：2018年6月20日。
绝大多数人家的族谱毁于天灾人祸，没有传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内部的口耳相传，就成为云南与“小云南”移民记忆的一个重要方式。日常生活中“走起路来背抄手”的习惯，“小拇指甲是两个”的体貌特征，成为云南与“小云南”移民记忆的得力帮手。
这两个传说与也广泛见于山东、河南与河北一带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以及山东西北部的直隶“枣强”移民。洪洞“大槐树”移民与直隶“枣强”移民还有一个故事：
在押解的过程中，由于路途遥远，途中不免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请求也就简略了，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注]张以信讲述、郝德湘采录，载《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东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7年，第496-497页。
以“麻城孝感乡”为“祖籍符号”的湖广移民，也流传着雷同的故事。[注]李国昆讲述、李力整理：《“解手”的来历》，汪青玉编：《四川风俗传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47页。但在云南与“小云南”移民中，我们没有发现“解手”的故事。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记忆最重要的载体与方式，不是族谱，亦非父老乡亲口耳相传，而是丧葬。
如前所述，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死后，需要送亡灵回云南老家，有“指路”与“送盘缠”仪式，墓穴、“火盆”与墓碑偏向西南的习俗。每当问及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当地人举证最多的就是丧葬中的这些仪式、习俗。这是他们作为云南或“小云南”移民后裔的“最有力的证据”。
在村民当中，实际上存在两个籍贯与世界，一是生前的籍贯与世界，这个籍贯与世界就是本村；另一个是死后的籍贯与世界，那就是云南或“小云南”。他们死后，尸体埋在当地，但灵魂要回云南或“小云南”老家。
丧葬中的这些仪式与信仰是云南或“小云南”移民记忆最重要的载体。有的族谱毁于天灾人祸，有的族谱没有云南或“小云南”移民的记载。平时，人们也很少谈论云南或“小移民”移民的故事。但是，一旦进入丧葬仪式，“指路”与“送盘缠”仪式，墓穴、“火盆”与墓碑偏向西南的习俗，就会提醒他们老家在云南或“小云南”。
由此来看，云南或“小云南”移民后裔的丧葬，除了让死者入土为安、表达对死者的崇敬等一般的丧葬意义外，还有记忆家族历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