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看贵州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总第218期 作者：汤芸 张原 张建
[摘要]作为中国城市化最为晚近的地区之一，贵州的城市滥觞于明初中央王朝在西南边陲的政治军事拓展，其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区域性特性。本文通过对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进行初步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试图对明代贵州的城市化进程展开一些讨论，从而为我们探讨西南边陲地区在被纳入国家(帝国)体系的过程中，国家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关系、民族互动关系、区域贸易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明代贵州；卫所城镇；城市体系文章编号：1004—3926(2009)10—0007—06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课题“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项目号：08XZJ007)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汤芸，张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41;张建，贵州民族学院社科部讲师。贵州贵阳550025
自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1]于1977年问世以来，中华帝国晚期的地区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研究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人类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所共同重视的研究领域。作为人类学考察大型文明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专题，“城市化”主要涉及人们如何以城市为网结点来组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发挥城市的中心功能将区域内的各种资源与人群整合在一起等问题。恰如施坚雅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一文中所强调的：城市化进程往往伴随着政治形态与贸易规模的扩展及文化创造的成倍增加，是社会组织复杂化与社会形态文明化的反映。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行政城市遍布整个农业中国的过程，其在地理次序与时间顺序上都显现出一种地区性的差别，所以将整个中国划分为几个大的区位，从而对各个具体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分析和比较正是研究中国城市体系的一个重要路径。①因此，考察一个具体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也对我们把握该区域的社会历史特点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与意义。作为中国城市化最为晚近的地区之一，贵州的城市滥觞于明初中央王朝在西南边陲的政治军事拓展，其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具有诸多值得关注的区域性特性，这些特性是我们理解西南地区的社会结构特质与地方文化变迁的关键。通过对明代贵州的卫所城镇
进行初步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本文试图对贵州的城市化进程展开一些讨论，从而为我们探讨西南边陲地区在被纳入国家(帝国)体系的过程中，国家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关系、民族互动关系、区域贸易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卫所城镇与明代贵州的“地区城市化”
明代之前的贵州，境内除土酋所筑的一些小型土城与石堡之外，基本上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城镇。[2直至明初，贵州出现了一次筑城的高峰，一批城镇得以形成。据万历《贵州通志》载，万历时期贵州全省共有43座城，除省会贵阳系在元代顺元土城的基础上扩建外，其余各城皆为明代新建之城。[3]实际上，贵州在200余年的时间内平地筑起这样一批城镇，如此密集的筑城数量与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并非当地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明初贵州的战略地位陡增之结果。正如朱元璋所云：“至如蔼翠辈不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4],明初为控扼西南、巩固边陲，明庭特别加大了经营贵州的力度。自洪武四年(1371年)设贵州卫和永宁卫始，明代在贵州境内共置有24个卫和2个直隶千户所。②随着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承宣布政使司的设立，贵州始为一省，经过一番改土归流、列府设县的举措，明代中后期的贵州共辖10府、9州、14县，在这些卫所与治所的基础上形成了贵州的第一批城镇。因此，明代贵州的城市化与中央王朝为“开一线以通云南”而在贵州境内遍设卫所、置省设州等政治军事举措直接相关，这是理解贵州城市体系形成机理的一个关键。
明人王士性对贵州城市体系的特殊性曾有如此概括：“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戌者也，故卫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5由此可知，贵州城镇滥觞于卫所的设置，且卫所对明代贵州的城市化贡献巨大。所以，考察由卫所发展而来城镇，是我们理解明代贵州城市的形态类型、发展沿革、分布格局、人口构成与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传统中国的城市形态被费孝通区别为两种类型：一为城镇，一为集镇。前者筑有城墙，内有衙门与驻军，是区域内的一个行政中心；后者没有城墙，内有商店和作坊，是区域内的一个经济中心。6]施坚雅则进一步分析到，城镇作为“人为”行政中心，其组织的社会空间体系是由一套行政等级体系所决定的；集镇作为“自然”经济中心，其组织的社会空间体系是由一套市场等级体系所决定的，而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既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这两个各具特色的等级体系的派生物，又纠缠在这两个体系之中。7]可以说，明代贵州的城市在形态上均为城镇类型，鲜有从贸易里发展出来的集镇型城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贵州的城镇可细分为“卫所城镇”与“郡邑城镇”两种类型。8]卫所系军事驻防要塞，郡邑则为府州县的治所，所谓“卫所治军，郡邑治民”,二者各有体系。卫所城镇得以自成一套城市体系则源于明朝推行的亦兵亦农、军政合一的卫所屯军制度。贵州设置的卫所多行实土制，建专城为治，有具体辖区，还能兼领当地的土司。③卫所不仅为一个军事组织，也系一个行政单位，所领屯军的耕田由卫所分配、科粮由卫所征收、粮盐由卫所配给、赋役由卫所摊派。且卫所内设有卫学，其生员称为“军生”同样参加科贡。卫城内也建有寺庙宫观，城周则设各类祭坛，祭祀尤重城隍、关王、旗素。与郡邑城镇的城市体系对应于“省-府一州县”的行政建置等级不同，卫所城镇的城市体系则对应于“都司-卫-所”的军事编制等级。
明初在贵州设置大量卫所是为保障境内驿道的通畅，所以这些卫所大多分布在交通线上，尤为集中在东西向的滇黔湘通道沿线。④尽管贵州卫所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但这些卫所恰为中央王朝开拓贵州的立锥之处，它们被钉在通道沿线上与土司领地和苗疆生界犬牙交错，并渐成体系。以贵州卫及贵州前卫共同拱卫的贵州都司(今贵阳)为核心，在其西面沿滇黔通道形成了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的卫所城镇群，史称“上六卫”;在其东面沿湘黔通道形成了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的卫所城镇群，史称“下六卫”;镇远、平溪、清浪、偏桥、五开、铜鼓六卫地处贵州东南部边缘，在湘黔桂的通道上形成了史称“边六卫”的卫所城镇群；乌撒、毕节、赤水、永宁则在贵州西北一线沿川黔滇通道上形成了史称“西四卫”的卫所城镇群。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卫所城镇体系，中央王朝在当地的经营统治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军事安全之保证、行政建置之基础与经济财政之支持，从而在贵州这样一个“荒服徼外、壤僻而险”之地实践置省建政的宏图。
贵州建省后，经过一番改土归流、置府列县的努力，一批作为各新设府州县治所的郡邑城镇逐渐兴起。由此在明代中前期的贵州，卫所城镇与郡邑城镇各自衍生出一套城市体系。但到了明中期以后二者逐渐合流，贵州越来越多的府、州、县开始将治所迁建于附近的卫所之内，形成了大批“州卫同城”的城市。明代贵州这类“州卫同城”的城镇共计13个，当时贵州所辖的10个府中有7个均属此种情况，加上由贵州都司指挥管辖的乌撒卫与四川管辖的乌撒府同城，明代贵州境内共有8个府城属“州卫同城”类型。而思州、铜仁、石阡这3个独立建府城的府则均为所谓的“空壳府”,即在设置之初府下无州县，也无基本民户，仅直辖若干长官司。⑤“州卫同城”是贵州城市化进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一现象反映了卫所城镇在明中期以后的沿革发展，及其对贵州城市体系的最终形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恰如钟铁军所指出的，卫所城镇所具有的地理区位优势正是贵州产生以“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的州卫同城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8]为确保连接中原与西南的通道畅通，并钳制震慑驿道沿线的土司，贵州的卫所大多分布在交通干线上，这些卫所在各类方志中常被称为“通都大郡”、“华夏要冲”、“通衢之地”。而明代贵州的郡邑则以理民抚苗为其主要职能，为实现监理民务、牵控土司之目的，其治所则需深入到离各交通干线较远的苗夷腹地，这样的府州常被描述为“地非四达”、“斗绝一隅”、“四至皆僻径”。卫所与郡邑在职能上的差别使得这两个系统的城镇在空间分布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这导致了两类城镇在后期发展上的不同命运。最终大批卫所城镇成功的利用其地理区位优势，扩充完善其城市功能，逐渐“由军转民”成为一批重要的城镇，甚而有的发展为工商发达的都会。
清初，随着卫所屯军制度被废，许多卫所直接被改设为府州县城。因此，清代贵州的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保持了明朝时期的态势格局，即城市多是在卫所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城镇。而且中央王朝往往在开辟一个没有行政建置基础的“生界”地区时，也时常采用先设卫所，再置州县的办法。如乾隆年间在黔东南的苗疆腹地新设了古州、抬拱、清江、八寨、丹江、凯里、黄平7个卫所。统计下来，清朝贵州共有75个政区治所，其中38个治城的前身为卫所，另有19个治城所辖之地附近曾设有卫所。可见，在贵州，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这一区域卫所设置的数量呈正比例关系。
二、卫所城镇与明代贵州的“早期国家化”
在明代的13个行省之中，贵州辖地最小、编户最少、财政最弱，时人评价：“贵州虽名一省，实不如江南一大县，山林之路不得方轨，沟渠之流不能容船，……即平居无事，商贾稀阔”。①然贵州却为全国建省较早的地区之一，甚至在湖南与湖北还合称于湖广之时，贵州就已独立置省。恰如《黔记》所云：“我朝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9],明初在偏隅逼窄、蛮夷盘踞的贵州建立行省，其行政建置动机与行政区划逻辑正源于明帝国要“开一线以通云南”。为何元明时期云贵高原的地位如此陡增，使得中央王朝改变以往对此地的羁縻态度，而执意在这“荒服之地”建置行省?究其原因是云贵在此时已经成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言的“边疆”(Frontier)⑧,这一山地区域作为一个“过渡地带”深深地卷入到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长期拉锯的历史互动之中。13世纪后期从草原而来的元帝国以此地为通道成功地完成了对南宋的迂回包抄；14世纪后期从中原而来的明帝国则在此通道沿线设卫建城以巩固其边陲。因此，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设卫布屯、置省列府、编户齐民等政策，进行“早期国家化”的经营，使其从“化外生番”之地演变为“比同中州”之域，这正是云贵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内陆边疆之历史必然。
明代之前的贵州作为羁縻之地，正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言的Zomia地区，即“无国家的山区地方”。在这跬步皆山之地居住的人群主要有三种
类型：(1)在一些地势平缓的河谷地带居住着从事定居农耕的宋家、仲家、土人和峒人等族群，这些人群有一定的社会整合能力，但社会组织规模较小，一般有土司或土酋对其进行统辖管理；(2)在一些地势较为陡峭的山地区域居住着从事山地游耕且迁徙无常的苗、瑶、仡佬、佯黄等族群，这些人群的社会组织较为松散，有较强流动性，无土司统管；(3)在高原台地居住着兼营农牧并随季节迁徙的罗罗(彝)、龙家等族群，这些人群的社会组织等级性强，有土司或土酋统领，能形成一定规模的政治集合体。尽管上述三类人群在生计经营和社会组织上
有所区分，但他们是差错杂居、互为关联的。而城镇的设立必然改变这一区域以往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地方关系格局，这也导致贵州境内不同的民族在面对城镇的兴起时，有不同的历史境遇与历史心态。
贵州卫所城镇分布的非均衡性与当地各民族多元的经济-生态适应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设置卫所城镇须在可从事定居农耕的地区征拨固定耕地，以便屯军耕作生养，因此，河谷坝子地区是设置卫所和开通驿道最为集中的地区。屈从于中央王朝的政治军事压力，居住于谷地坝子中的宋家、布依等族大多成为“渐染华风”、“性淳畏法”的“熟番”,这些民族能不分汉夷、不问远近、各负货物于附郭场墟中从事集场贸易，因而较能适应以城镇为网节点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些地区正是卫所分布最为集中、州县设置最为健全的“王化大行”之地，也为明代贵州实现早期国家化最为成功的地方。相对而言，苗瑶等族居住的苗疆生界与水西彝族的土司领地则较少设置卫所。在山地从事游耕的苗瑶等族被视为“风气舛污”、“悍戾倔犟”的“生苗”,他们依山负险、乍服乍叛、宰牛为盟、刻木为契，遇争端不讼官府自以媒讲决断，较为抵触城镇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大多选择居住在远离城镇的生界地区。明廷对于这些生界中的生苗所采取的战略是“要在边将羁縻得宜，使不能越境为乱而已”[10],因而这些地区大多没有设置卫所和州县，只是利用土司对其进行“招抚”,使其能有所属。至明末，贵州仍存在着数块无土司管理、无行政建置、无卫所屯军、无汉人进入的“四无”生界地区，直到清雍正四年清廷在苗疆腹地设“新疆六厅”,这些地区才真正开始了其早期国家化进程。“水西地区的彝族则拥有较为独立和健全的社会组织及行政制度，其居民善畜牧贸易、好斗狠争讼、出入不离甲胄刀弩，是当时贵州地区势力最大的民族，贵州当地的不少民族多受其统领。由于彝族土司或土酋桀骜不驯，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常启边衅，啸聚兵刃挟城掠地，他们被中央王朝视为威胁最大的“边患”,明廷对其采取“慎施方略，善布德威，相机剿杀，因俗抚绥”的谨慎战略，来不断分化和牵制土司势力，并缓慢地推进其早期国家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卫屯、州县、土司、生界四者的互动关系不仅构成明代贵州早期国家化的主线，也是我们了解明代贵州城市体系形成机理的又一关键。沿交通线分布的贵州卫所城镇作为中央王朝拓殖边疆的军事据点，居民多为“徙自中州”的汉族屯军，他们是贵州实现早期国家化的基础力量。由于贵州的卫所实行实土卫屯制，因而卫所城镇在行政和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区域中心的象征和功能，并使得贵州各新设府州县的治所大多依附其而存在。如明嘉靖时期的普定卫城(今安顺市),除设有普定军民指挥司，城中还并存有安顺州、镇宁州、永宁州的治所，此外西堡、康佐等长官司的治所也设于城中。[11](P.80-81)可以说，明代的普定卫城集卫屯、州县、土司三种建置系统的中心行政机构于一城，是当之无愧的贵州通滇驿道西路一线的区域性中心，而这样的城镇直到清初均保持着“军多民少”的人口格局。在贵州，与“实土卫所”相对的是“空壳府州”。贵州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省后，虽相应地设有府、州等行政机构，但这些府和州只是对当地的土司进行统领，基本上无具体的土地和民户受其管辖。所以“早期国家化”的编户、赋税、决讼、里甲等行政制度建设一直较为迟滞。这些空壳府州不在于对地方施行国家管理，其作用在于表明国家力量在地方的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当然，城镇也并非仅是一种国家象征性的存在，以城镇为据点和突破口，通过一番改土归流和开辟生界的努力，来建构完备的国家行政建置的愿望也是可以落实的。特别是将土司引到城中或在土司领地内筑城，以促成“州、卫、司同城”,加速当地的早期国家化，也是明庭在贵州常用的一种策略。如明代的贵州城(今贵阳)作为贵州布政司、都指挥司与宣慰司三大省级机构的治所便设在水西彝族安氏土司的领地内，该城在整个明代则由水西、水东两大土司分管，水西土司(贵州宣慰使司)治城北，管北门和西门；水东土司(贵州宣慰同知)治城南，管南门和东门。随着贵州都司衙门的设立便在西门与南门之间开次南门，方便贵州卫和贵州前卫所领军民进出贵州城不受两宣慰干扰。终明一代，该城作为贵州首府一直保持着“夷多汉少”的人口格局。[12]
徐霞客在明崇祯十一年(1648年)游黔时，对当时的贵州曾有这样的记述：“各州之地，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13]而王士性则直言当时的贵州“杂以徭僮夷苗，主以卫所，间以土酋，咸不成省”。5可见，即使经过200余年的苦心经营，明末的贵州虽为行省，然其情状更似一片“化外边地”。虽然直至清初，“贵州自大路、城市外，四顾皆苗”。[14]然而正是一批城镇的兴起和几条驿道的开通，明代的贵州开始了她“比同中州”的早期国家化进程。犹如陈正祥所言：筑有围墙的城(walled town or walled city)是中国文化的特殊产物和突出标志，构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独特景观，而“城加上交通线，就编织成文化之网。汉文化广被之处，都出现中国式的城”。[15]可以说，中华帝国拓展边疆并在其边陲推行早期国家化的模式最为典型地反映在贵州置省的历史中，特别是卫所城镇的演变中。总结而言，以卫所城镇为点、以驿道官路为线、以土司领地为面、以生界苗疆为限，明廷在贵州开启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步步为营的“文明进程”。
三、卫所城镇与明清贵州的市场贸易
由于沿官道驿路而建的卫所城镇占据了天然的地理优势，其城市的市场贸易功能逐渐显现，最终由军事要塞脱颖而成为明代贵州重要的贸易都会，并促生了贵州市场贸易体系的雏形。卫所城镇与市场贸易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关系，尤为典型地反映于贵阳、安顺、镇远三城的发展演变中。
贵阳既为省城也为湘黔、滇黔、川黔、黔桂四条驿道的交汇点，并有大道与省内各州县相通，马匹夫差过往频繁、官兵客商往来稠密，系“万马归槽”之地；城中官署众多，除置有贵州宣慰司外，还设有贵州卫、贵州前卫、贵州都指挥使司、贵州布政使司，后又添设贵阳府、新贵县附廓，工商云集、汉夷杂错，为“五方杂处”之城。由此，贵阳的市场贸易兴盛起来，嘉靖《贵州通志》记，“郡内多汉人，其贸易以十二支所肖为场市，如子日则曰鼠场，丑日则曰牛场之类。及期，则汉夷不问远近，各负其货聚场贸易，附郭者有卯、申、子、午四场焉”。[16]特别是在贵阳城北之处，水西安氏所辖的各部彝族居民常携自己所产的牲畜、皮革、生漆等土产山货与卫屯军民交换，建成街市。贵阳城也开始向北扩展，于天启年间在北门外扩外城，开威清、六广、洪边三门。贵阳城的商业繁荣除了占地利之优势外，附近少数民族积极参与贸易也是一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商业的兴盛繁华，以及交通枢纽地位的突出，省府贵阳也渐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城市，至清乾隆年间，贵阳城已发展为一个商贾辐转、百货聚焉的大都会。围绕着这座城市，贵州逐渐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市场贸易体系。
“襟带三州之区，控引百蛮之域”的安顺，原为普定卫城，境土坦夷、物产富庶，运输繁忙的滇黔通道横穿该城，是黔省西路最为重要的一个城镇，《徐霞客游记》中记：“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有牌楼跨街，市场甚盛”。[13]由于境内卫所林立，屯堡连片，因而有大量从“中州迁入”的卫屯军民在此生聚。这些汉族移民“惟贸易日趋于利”,有较强的商品意识，致使当地商业极盛，市场贸易遍及城乡。此外，安顺附近的少数民族以从事定居农耕的布依族为主，他们的生计经营方式非常容易与汉人的市场贸易接轨，且不少从事畜牧或游耕的仡佬族和苗族居民也能够通过从事运输来加入到市场体系之中，可见市场贸易对于整个地区的各族居民都有较强的社会整合功能，因而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述该城为“四方辐 为边鄙一都会”。而安顺城作为黔省西路驿道一线市场贸易体系的一个中心城市，不仅是一个交易山货和牛马的地方性贸易中心，也为一个区域性贸易体系的中继站，所谓“黔滇楚蜀之货日接于道”,故许赞在《滇行纪程》中感叹该城“贾人云集，远胜贵阳”。
号称“水陆之会”的镇远城，控驿道而滨大河，是黔省东路最为重要的城镇。僻阳河作为湖广通贵州的黄金水道，水运事业早在宋元时期就有发展，随着明代镇远城的兴建，这一航道的管理更为规范，从而刺激着当地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最终镇远城成为贵州最为富庶的城镇。至清末时，该城商业繁盛为“黔省之冠”。[17](P.185)嘉靖《贵州通志》记该城：“崇岗复岭、城堡罗环；长江大河、舟楫通利；辰沅以此为上游，云贵以此为门户；商贾辐犊、物货可寻；亦徼外之会都也”。[18]与贵州其他城镇的高墙深壕相比，镇远城更似一个因商业贸易而兴的没有城防的集镇。位于僻阳河航运起点上的镇远城，所在之地两山相峙，一水纵贯，临河两岸并无合适筑城的平地，此外由于有大量货物集散当地，沿江一线设立的码头、客栈及管理和服务水运的各种机构延伸长达十多公里，因而也无法筑城，最终镇远成为明代独一无二的无城之府。不过为了保障镇远城的安全，该城附近有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四个卫所拱卫，在其府治周边则广设关隘、遍布屯堡，因此镇远虽无城墙，但却为贵州最安全的城镇，整个明代该城从未被直接攻击过。[11](P.235-236)免于战火的镇远作为“通都大邑”在贵州东路构成了一个狭长的市场体系，从而将贵州与中原腹地的区位市场体系联系起来。
在卫所城镇的城市商业的推动下，城乡之间、汉夷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于是围绕着卫所城镇，贵州各地的基层市场体系逐渐形成。贵州的农村市场是汉族屯卫居民与当地少数民族进行农具、布匹等生产生活用品交易的重要场所，这些农村市场多形成于道路交叉口或村落交界处，场市最初无房屋，“货皆露积，以日中为市，商贾苗民按期而至，交易而散”。随着交易活动的频繁，不少乡村基层市场逐渐形成小的居民点谓之“街”。在这些集市成街的地方所住之民多为从江西、湖广等地迁徙而来的“不务农桑，专事商贾”的流寓客民。所谓“客家住街头、夷家住水头，苗家住山头”,这既是贵州民族立体分布格局的写照，也为当地各民族融入市场体系程度的反映。相对而言，屯卫居民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其“居田者，以耕织为业；城市者，以商贩为生。务本逐末者，恒相半焉”,这使得卫所集中的地方也是贵州基层市场体系发展较为完备的地方。从事水稻耕作的布依、土家等族，其经济生产与屯卫居民最为融洽，他们大多能成功地融入到基层市场体系之中，且不少基层集市为禁绝争夺所立的场主系布依族。由于彝族的牧业生产与汉人的市场需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而彝族居民多围绕城镇从事较为大宗的皮革和牲畜贸易。其实彝区的基层市场并不发达，因为其商品集散与购买销售等活动多为当地土司所掌控，一般居民较难自由地涉足市场贸易。最难进入市场体系的是在山地陡谷中居住的苗族、仡佬族，他们游耕渔猎所获得的经济产品很难与其他民族的产品实现市场对接，直至明末清初大批适宜山区旱地耕种的小麦、玉米、番薯等农作物及木棉、苎麻、油菜、土烟、辣椒等经济作物广泛引种，这些地区才开始在土司衙门前形成集市进行贸易，如石阡府的龙泉司和苗民司出现了“司前市”,开舟乖西长官司的苗民“以十二支肖为场，男女持货交易，以供赋税”。[17](P.189)
总体来看，贵州市场体系的发育极不平衡，驿道官路的设置与卫所城镇的分布对贵州城镇商业网络和基层市场体系的形成发育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明代贵州处于交通线及卫所所在地的集镇有24个，占当时贵州集镇总数的68.6%,清代处于交通线及卫所所在地的集镇共有42个，占当时贵州集镇总数的52.7%。①直至今天，贵州集镇的分布仍按“交通线-卫所城镇”辐射效应的机理而构成，即越远离交通线和卫所，集镇的数量就越少。如交通线上的威宁县(乌撒卫)有79个集镇，盘县(普安卫)有集镇44个；而离交通线较远且曾为土司领地的紫云(康佐司)和长顺(卢山司)两县分别有25和22个；远离交通线且曾为生界苗疆的从江和雷山两县分别只有集镇9个和6个。
四、结论
通过对明代贵州卫所城镇的考察可看到，贵州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形成机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作为中央王朝在西南边陲进行政治军事拓展的产物，卫所城镇在贵州的生长和发育并不依赖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于驿路通道的建设和早期国家化的经营程度，因此，明代贵州的城市体系既不是市场等级体系的派生物，也较难用一套规范的行政等级体系来辨别。作为一种军事震慑与文明教化的标志，卫所城镇对贵州当地各民族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整合是有限的，特别是以卫所城镇为网节点所组织的社会空间体系，由于受制于官道驿路的线性分布，而少见施坚雅所言的那种“六边形”的市场体系的空间模型与等级结构。一方面使得贵州城市的发展动力是外源性的，过于依赖于国家外力的推动，而缺乏本土内力的驱动；另一方面也使得贵州城市的发展大多沿着经济和政治的通道向外拓展，而未能真正地向贵州腹地的民族地区延伸。由此，尽管贵州的城市化进程持续了600年的时间，但这一以城镇为网节点来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未整体提升贵州社会经济的整合水平。不过这样一种线性分布的城市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贵州行省内部的文化多样性、经济模式的丰富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注释：
①在该文中施坚雅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区系与行政区系之间关系的讨论，并通过中华帝国晚期的行政区划逻辑、19世纪中国城市化的动因与差异性、区域中心与边际区位互动关系的生命周期等问题的研究，阐述了在农业中国各地区的城市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各区的城市化也具有一定的差异。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242～297。城市作为“中心地”,其体系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形塑作用，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8:5-67。
②在隶属于贵州都指挥使司的20个卫城中，除敷勇卫与镇西卫是崇祯三年(1630年)所建之外，其余均建于洪武年间。
③如普定卫在正统三年(1438年)以前，下领西堡、宁谷、十二营、康佐、顶营、募役等六长官司。此外贵州卫、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普安卫等均兼领土司。
④如在贵州境内的湖广通云南的通道上，从东至西就设有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兴隆、清平、平越、新添、龙里、贵州、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16个卫。参见(嘉靖)《贵州通志》卷一《贵州布政司总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
⑤中央王朝在这些地方设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化和牵制土司，因此这些“空壳府”的建置极不健全，如铜仁、石阡两府直到明末才分别将其所辖的一个长官司改置为县，即铜仁县、龙泉县。参见(清)张廷玉编，罗康志、王继红编著:《<明史·贵州地理志)考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⑥在清朝的贵州，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受卫所影响较小的地区是遵义。而遵义府及其下辖州县原为播州杨氏土司所辖之地，明代隶属四川，直到清雍正年间才改隶贵州。
⑦引自御史宋祖的奏议，见郭子章：《黔记》卷十三《商榷志上》,贵州省图书馆1966年校勘本。
⑧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指出，亚洲中部这一个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区分开来的广阔区域，视其为“阻隔地带”的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这些区域作为“边疆”(Frontier),其实质是一个开放性的“过渡地带”,而并非一种固定的“边界”(Bounda-ry)。这些边疆区域也是两种甚至多种文明相汇并发生密切关系的地带，它们使得游牧与农耕这两种看似永不可能融合的文化或文明在空间与历史中相互交错，互动互为，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相互成就的部分。而这个兼容了农牧的多样的世界才是完整的中国。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⑨Zomia原指“山区的人”,斯科特认为，从越南中部高地到老挝，再到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泰国、缅甸与印度东部的这一山地地带正是Zomia地区，为世界上最后一块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方。居住于Zomia地带上的各人群，他们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是在拒绝“文明”与国家管理的历史选择中形
成的。参见斯科特：《文明缘何难上山?》,载王铭铭主编：《中国人
类学评论》第6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⑩关于明代贵州的“生界”情况参见(清)张廷玉编，罗康志、王继红编著:《(明史·贵州地理志〉考释》,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7-9。
?明清两代贵州集镇数量的统计主要基于(嘉靖)《贵州通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万历)《贵州通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乾隆)《贵州通志》,贵州省图书馆影印本，及《贵州通志》(民国),1946年贵阳书局铅印本等方志的统计。
?上述地区集镇数量的统计时间为1982年，这一数据来自于1984年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所编的《贵州农村集镇经济问题》(资料辑)一书。此资料辑的编撰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这一时期，贵州仍在计划经济时代，此时农村集镇的基本状况并未发生太大改变。
正施坚雅基于对成都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市场体系的研究指出：以集镇为中心的6个内环村庄和12个外环村庄所组成的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是中国市场的基本空间模型，且无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还是中心市场体系的空间模型也相应的呈现出一种六边形。而这种六边形的空间格局使得城市这样的中心地能够对其腹地的各级市场和各个乡村进行社会关系的渗透与整合。相关论述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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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06-15责任编辑李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