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省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550001)

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尤其在显示族群文化方面，服饰符号在文化形象的构建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黔中屯堡族群在长期的历史形成和演变之中，发展出了以女性服饰承载的特色鲜明的传统服饰，发挥着族群身份标识的重要功能。在具体的分布上，本文所指的妇女穿着的传统屯堡服饰，也即以袍长及小腿、宽大袖口，腰系丝带并配以特殊发型发饰作为显眼外观特征的妆扮，主要分布在安顺城向东直至平坝天龙包括安顺城东郊头铺、西秀区的七眼桥镇、大西桥镇，平坝的天龙镇等乡镇所有屯堡村落，以及安顺城以南的包括旧州镇、刘官乡、杨武乡、双堡镇、东屯乡等乡镇的屯堡村落，而并非所有的屯堡妇女都穿着。屯堡人称这种传统服饰装扮为“穿大袖子”或“穿长衣裳”。在屯堡文化作为地域性特色文化凸显其价值时，屯堡服饰一方面作为旅游文化资源被不断深入发掘运用，另一方面得到上述区域的屯堡人的重新认识和流行使用。对于传统屯堡服饰而言，地方史志的记载、现代学术的描述、媒介的宣传报道等各种声音共同构成了话语交响曲；而日常穿用之生活习惯，则与其表演化的流行趋势一起交织融合成为流动不歇的风景。在关于传统屯堡服饰的话语与实践之间，形成了一成不变和一直在变、对应与错位、彰显与遮蔽等等种种情形同在的张力场，这是屯堡研究需要梳理和厘清的重要问题域之一。

一、服饰与屯堡人身份的历史表述

作为起源自明朝的特殊群体，有关屯堡人这一前朝遗民后裔的记载，屡见于清至民国再到当代的地方史籍，这种描述完全可以从当地境内人类种群区分与呈现的角度来看待。在这些对屯堡人的描述中，几乎都特别地提及服饰，以服饰的“特异”来诠释屯堡人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的族群身份。

清道光七年(1827年)刘祖宪纂修《安平县志》卷五《风土志·屯堡人》载：

屯堡即洪武时之屯军。妇女青衣红袖, 戴假角, 以铜或银作细练系簪上, 绕髻一周, 以簪绾之, 名曰假角(原注:以银或铜制作细链系簪上，绕髻一周，以簪绾之，名曰假角，一名凤头笄)。女子未婚者, 以红带绕头。已婚者, 改用白带。……男子善贸易, 女子不缠脚。一切耕耘, 多以妇女为之。[1]

《永宁州志》卷十《风土志》曰：“屯堡，即明洪武之屯军。妇女蓝衣白袖，男子衣服与汉人同。”[2]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罗绕典修《黔南职方纪略·安顺府》卷一：

民之种类，于苗民之外，有屯田子、里民子，又有凤头鸡，凡此诸种，实皆汉民，然男子汉装，妇人服饰似苗非苗。询之土人云，洪武间自凤阳拨来安插之户，历年久远，户口日盈，与苗民彼此无猜。[3]

清咸丰元年(1851年) 常恩修《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卷十五：

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 屯军堡子, 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 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 作四正, 领十二操屯军安插之类, 散处屯堡各乡, 家口随之至黔。妇人以银索绾发三分绺，长簪大环，皆凤阳汉装也。[4]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邹元吉撰、俞培钊绘《百苗图咏·凤头鸡》卷五：

原籍凤阳府人, 从明傅友德征黔流寓于此。男子衣服与汉人同, 女子燕尾梳于额前, 状若鸡冠, 故名。头披青帕, 腰系大带, 足缠白布,善织带子, 多在路旁腰店贩卖蔬饭茶酒营生, 性朴厚, 畏官守法。[5]

1932年江钟岷修，陈廷棻纂《平坝县志》之《民生志·第一人口》载：“妇女头上束发作凤阳妆, 绾一笄，故又呼之‘凤头笄’”[6]。另外，同书《民生志·平坝县各族人类装束现状概况表》：“妇女佩戴耳环，多包头帕。上衣多加肘袖。多扎绑腿。已婚妇女的发式有挽作三绺式者，着竹笄，即所谓凤头笄。还佩戴手镯、戒指、项圈。”[7]

任可澄等纂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六·汉族同化者》：

凤头苗……原系明初征苗来黔，其始祖皆凤阳人也。女子挽髻于顶，与各苗迥殊，以凤头苗目之，其习俗多与汉人同。[8]

另有两则关于屯堡服饰的较早描述，作者为日本人类学者鸟居龙藏及其同事伊东忠太，他们可谓最早以现代学者身份关注屯堡人的学者，考虑到他们的描述以亲历见闻为据，与后来大兴的屯堡研究相隔近百年，姑且将之与描述屯堡人的地方史籍暂列一处。

鸟居龙藏于1902年路经安平县(今贵州安顺市平坝区) 的饭笼塘(今天龙)，并作了相应的调查和描述：

男子的装束，与现今居住在贵州附近的汉族相比较，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至于妇女的装束，所见到的就不太一样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前面记述的头饰发型(原注：妇女的头饰，前发高束，如同凤凰头。这依然保存着明代初期江南地方妇女的头饰特点。)。这在全中国现代妇女中所见不到的一种变容的挽发髻方式。其次,就是他们佩戴的耳环比较大, 头包白布帕, 衣服保留着明代江南的古风, 衣袖很大, 衣服的颜色有紫红色的, 也有墨绿色的。脚比一般妇女的大而发达, 而其他汉族妇女缠足的也不少。[9]324-326

1903年4月4日,伊东忠太旅行到安平县见到妇女头上“前发形状奇特”“髻形特大”“多不缠足”，随即绘图留存。两天后与镇宁知州笔谈，被告知此乃：“凤头苗, 头裹五色布, 高而尖, 身发前扎, 往上梳,身穿汉人衣, 足穿花鞋, 白布缠肘。”[9]325

显然，这些代代传递的对屯堡服饰的记忆和诠释，一直在维持着外界对屯堡人的身份定义与分类。这些描述者所依据的无疑都是有限的(田野)经验，是在空间和时间上极为有限的观察范畴。因而，即便将这些描述连接和拼凑起来，仍然无法且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提供一副关于屯堡服饰的连续而完整的图景。反倒是，这些描述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来的恰是屯堡服饰的动态变化。

二、屯堡服饰的“不变”之名与演变之实

将地方史籍进行历时对照，发现其描述中屯堡服饰的时代差异，颇能间接证明屯堡服饰动态变化的客观事实，且这种变化至今都未停止，这与屯堡文化在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以来，外界对其的“静止不变”的认知和表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服饰作为文化的显性表征，随着文化的恒常变迁而改变也是极为正常之事，物质材料、生产技术、政治制度、审美观念等诸方面的变化，都是引起屯堡服饰变化的原因。固然，这种差异并非服装形制根本性的剧变，而更多体现为一种细节更替的渐变，但这种变化恰如“特修斯之船”所提示的问题：如果特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一)屯堡服饰“不变”之话语

与此追问相对的，则是风行于大众传媒的关于屯堡服饰“明代活化石”的话语，其对屯堡服饰通常有类似如下的描述：

2015年11月的一天，记者驱车来到贵州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

……他们是明朝朱元璋派往贵州屯兵的后裔，至今这里的人还喜欢穿明代服饰。

……屯堡地区妇女的服装非常特别，多以青、蓝色为主，样式为宽袍窄袖且不加花边。据当地老人讲，屯堡妇女的服饰是传承了明太祖朱元璋夫人“马大脚”的服饰，俗称“凤阳汉装”。这些服饰从安徽传来，如今在安徽当地早已失传，但在屯堡却完好保存了下来。她们在日常生活、劳作时都穿着这种服饰。

屯堡当地的妇女都是自己在家纺布、漂色，再亲手缝制衣服。[10]

在这篇题名为《屯堡人的明朝服饰》的报载文章中，记者所探访的贵州安顺市平坝县天龙镇，正是1902年鸟居龙藏访问过的饭笼塘。屯堡文化热以来，天龙镇与毗邻区县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的云峰、本寨、雷屯等八个村寨，被旅游开发商以“明代活化石”为核心卖点整合为一宗旅游资源，分别命名为天龙屯堡和云峰屯堡，是屯堡地区率先开发的两个旅游景区。在此背景下，这位记者的寻访，或许不妨视为旅游观光，无论是其所见的景象还是所闻之当地人的上述话语，在很大程度上皆是作为旅游展示的存在。当今屯堡服饰与明朝服饰有渊源关系，但严格地说并非“明代服饰”；“屯堡当地妇女都是自己在家纺布、漂色，再亲手缝制衣服”也明显严重失实，屯堡妇女穿的传统服饰，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是直接从集市购买机制化纤布制作的成衣，而非亲自缝制。然而，这样的宣传报道不胜枚举，它们不仅再度反过来渗透进入屯堡人自己的话语中，甚至还一定程度上进入学者视野，形成“媒体-学者-屯堡人”之间的话语循环回路。目前所见关于屯堡服饰的媒体报道和部分学术研究成果①，许多都没有挣脱这个循环话语圈的潜在影响。

这些话语的制造者并非对史籍记载视而不见，相反，他们同样会习惯性地到其中去寻找“历史依据”，但对史籍的征引往往重在“有史可依”和“文字记载”，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则存在着“有意”的回避和“无意”的忽略。就媒体人而言，其“有意”在于，这样的描述通常是要塑造一种“明代遗民”的形象，创造并引领读者消费一种“奇异的他者”的想象，因此，过度侧重突出屯堡服饰与明代服饰的历史渊源，有意回避那些有损这个完整印象的信息。“无意”则更多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在屯堡研究已有的几百项成果中，屯堡服饰的专门研究起始较晚、成果相对稀少，大部分研究者都只是在对屯堡进行整体描述，或者开展其他专题研究时附带提及服饰，因此其描述也容易将其呈现为横截面式的静止状态或者简单化约的情形。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描述与被描述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进行的描述和呈现，几乎可以说是客位为上的，以描述者作为主体的，对屯堡人作为“奇异的他者”的身份界定。

这种情况甚至在一些屯堡人笔下也存在，以中所和九溪两个屯堡村落的村志为例。这两份村志在我们所见到的屯堡村志中是篇幅最长的，各项记述颇为详尽，关于屯堡服饰，亦有相当文字数量。

1998年，中所村人张尔侯编写的《中所村志》对屯堡服饰描述如下：

屯堡人打扮：屯堡之间，代有中原文化风采，如跳神(后称地戏)、花灯都在屯堡中盛行。服式打扮，特别是妇女，最为突出，头上包着一市寸半宽的青纱布，头发挽结于脑后，用马尾织成小网，笼着发结，名为转转，用玉簪绾着发结，插着有链的银蝶，新婚时还要带(戴)花，衣是长衣大袖，前襟钉有兰(蓝)黄或黑色万字格的辫子。冬天用青白布把下腿裹起，叫裹脚，鞋帮是奶嘴式的花鞋，是自绣制作，热天穿的是糯谷草心自制的细耳草鞋。男子是长衣和短衣，大裤脚，若是如此，就是屯堡人。[11]

退休回村居住的宋修文于2000年撰写的《九溪村志》第七稿对屯堡服饰的描述是这样的：

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男女老幼多着长衣。妇女长衣领上有襟边、押条，袖口均缀着花边；所穿之鞋为鹰嘴一样的尖头绣花鞋，务农之家有穿短衣和长衣者，衣料多为棉布。妇女衣料相同。富裕之家偶有用丝绸，簪环手镯多为银质。未婚女子垂长发辫于脑后，穿长衣、系腰带，有布带和丝带两种；婚后挽发髻，套马尾发网，手带银器手镯和戒指，系布带或丝腰带，拴围腰布，包裹脚布(绑腿)、(内白外青)，穿尖头花鞋。鞋上绣着彩色鲜艳的花纹图案，并配有16厘米的白鞋腰，如古装戏中的靴子一样。到了夏季男女出门干农活时均穿草鞋。男子不尚奢华喜朴素，虽家庭殷实亦着布衣，包青头布帕，也有带(戴)毡帽者，穿长衣，系腰带，穿草鞋或布鞋。进入冬季，妇女多穿自制布邦皮底加钉的尖头鞋。这种鞋花工多、适宜于冬天穿着外出。男子穿的是不绣花的布邦皮底鞋。[12]

这两则产生于当代且都出自屯堡人之手的屯堡服饰描述，看似比以上地方史籍或者当代媒体报道以及一些学者著述都要详尽，但仔细对照不难发现，第一则同样是抽离了时间维度的化约式描述，第二则虽然提及了时间，但又颇有“以今代古”之嫌，其所述内容实际暗含的时间维度与 “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未能对应。这两则描述虽出自屯堡人之手，但除了提供较多细节之外，其实质与外来者颇多相似。不少屯堡村落都有地方文化精英编纂的本村史志，他们对屯堡文化明显有着甚于其他屯堡人的更多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也通常是他们，更易于接触和接受外部流向屯堡村落的知识和话语，因而产生不知不觉间的内化吸收，例如《九溪村志》的作者宋修文在撰写过程中也曾查阅民国《续修安顺府志》等地方史籍，甚至在文中直接引述相关内容，鲍屯的鲍中权也通过参阅学者关于屯堡文化的著述来撰写《鲍屯村志》。

(二)屯堡服饰形成与演变之研究

当然，在这些通行的描述之外，仍有少数研究者观察到并剖析了屯堡服饰在客观上从未停止过的演变。

曾芸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屯堡妇女服饰演变进行了简要的考察论析，她将屯堡妇女服饰发展演变区分为明清时期、民国时期与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明清时期“屯堡妇女的服饰基本上沿袭了明时江淮地区妇女服饰的原形”但是，“为了适应新环境，妇女服饰因时因地做了一些变化”，其例证为因明朝时“男子荷戈，妇女栽插”的社会分工，而清以后又因地少人多男子外出经商妇女仍主要承担农业生产，故屯堡妇女不缠足，适于田间劳作的凤头鞋异于江南妇女“三寸金莲”所着的绣花鞋。民国时期，屯堡妇女“衣服保留明代江南的古风，服饰格调基本没有重大变化”，而为了回避他人猎奇的质疑进行了诸如宽袖改窄袖等局部性的变化。此期“屯堡文化所面临的是来自外界的强制性压力，未经主体接受和吸纳”。改革开放之后，整齐划一的局面被打破，即有相当多的妇女改穿现代成衣，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尚在穿着屯堡服饰的，服饰也发生了颜色、细部装饰以及服饰搭配等方面的变化。她指出，屯堡服饰的传承在第三阶段面临的是与以往有着重大差异的现代化冲击，因此“屯堡妇女服饰，终于在短短的改革开放二十年中被改变了”。在对屯堡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步步丧失的悲观判断中，寄希望于“让屯堡的传统文化课程与制度化教育体系中原有的课程具有同等的地位”，让屯堡人因此“知道并认同自己的历史”，若如此，“即使经过几代之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屯堡文化仍可以在新的生存状态中得以延续”[13]。

简言之，上述研究认定屯堡服饰处于发展演变中，指出生存环境变化与时代潮流冲击是屯堡服饰演变的肇因，提出将地方文化纳入体制化教育中，以实现基于认识了解基础上的认同从而得以延续的设想。这项关于屯堡服饰的研究牵涉并遗留了以下问题：

第一，屯堡服饰与明代江淮服饰的渊源关系的更具体细致的情形是什么？

第二，屯堡服饰所经历的变化除了自身的调整之外，与贵州其他民族服饰之间可能的相互影响有哪些？

第三，屯堡服饰在1978年以来，在经历前二十来年的变动之后，进入21世纪尤其是“屯堡文化热”以来的晚近阶段其动态有何表现？

在曾芸的研究之后，徐雯等就“贵州安顺屯堡汉族服饰研究”和“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汉族传统服饰研究”两个科研项目②在贵州等地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在项目成果基础上撰写的《贵州安顺屯堡汉族传统服饰》一书结论中，提供了关于上述第一、第二项问题的看法，综述其要，大致为：黔中屯堡服饰并非是很多学术文献和媒介报道中都较为一致地描述的，从明代到当代皆一成不变的“活化石”，而是有着很大差异。当代所见的屯堡服饰面貌，分别经历了由明至清再到民国的历时演变。其服饰在移民来源地原初的风格元素基础上，应该还兼容了贵州本地多民族的服饰文化因子。甚至还因为屯堡人在黔中的具体生计内容的规定，而兼具军事性、农业性和地域性的特点。[14]

徐雯等所开展的屯堡服饰研究，对服饰形制与构成元素、风格等屯堡服饰本体方面的绝大部分问题，都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无论是对从明至清的历时梳理，还是与周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横向比较，其结论也都表明屯堡服饰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又据吕燕平将黔中屯堡服饰与贵州省内其他大致同期进入的移民后裔“喇叭人”和“穿青人”以及云南镇雄、甘肃南部、青海湟水一带的明朝屯堡移民后裔服饰进行的比较，发现“与安顺屯堡人历史背景、服饰特点相似的情况也并非罕见，在西北青海、甘肃，西南云南等地也有类似服饰的族群”[15]。

历史上屯堡人族群身份的坚守，服饰并非一成不变，相反，正是因为各个历史时期屯堡人的生存处境皆有所不同，服饰也相应地不断调整变化以适应之，屯堡族群以不断的调适求得生存与发展，其族群形象和身份也就一直得以维持，物质化生存与文化的持有和坚守、创造相互影响又并行不悖。在就上述列出的第一、第二个问题达成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继续考察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屯堡服饰在当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有着怎样的使用和穿着实践？

三、当代屯堡女性服饰的穿着实践

屯堡服饰在当代的传承并未如某些研究者所预测的那样，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之下节节败退，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式微之际忽然峰回路转迸发出流行与革新的新局面，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身份认同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存在，但是，其机理和意义与历史情形有很大差异。

(一)着装的传统规范

在多年演变相对缓慢的过程中，屯堡服饰作为屯堡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文化表征，在其社会文化土壤中发展出一套穿衣、配饰规则，这些规则指导和规范着装的身体实践。虽然屯堡服饰缺乏节日盛装与日常劳作服装的区分，对季节的区分也不甚明显，但仍有对婚姻状态、年龄阶段、特定场合的区分意义。姑且以20世纪后半叶的着装实践为例来描述这种区分。与已婚妇女相比，未婚女子头发梳着独辫，腰上也不系丝头腰带。而当一位妇女的女儿出嫁、儿媳妇娶进门的时候，她就会开始着手将衣服换成单一的深蓝色，衣袖也不再如年轻时宽大，尺寸由“大袖子”缩减为“小袖子”。头上不再包白色的头帕而改成青色纱布头帕，发髻上也不再佩戴玉簪，耳环也由长链改为一个类似戒指的小环。屯堡妇女说这一系列的改变主要是因为，有的妇女虽然当了外婆和奶奶，但人不显老，如果穿着打扮上不改变的话，跟儿媳妇和女儿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误认母女、婆媳为姐妹。无疑，一位妇女可能拥有的关于衣服色彩和身体配饰的审美爱好，也自然会压抑在这种规则之下。而如果一位妇女的父母长辈过世，在最初的一百天，需要包黄色的头帕，以示“戴重孝”。在办喜事的时候，无论当事主妇还是前来帮忙和吃酒席的屯堡妇女，年轻者则要将白头帕换成青色头帕。就这些规则体现的方式来讲，在局外人看来可能只是“大同”之中的“小异”，但以主位观点来看，若有谁僭越规范，在村庄的熟人社会生活中，却显得极为扎眼，即使乡亲邻居不便非议，婆婆和儿媳妇之间、妯娌之间自然是少不了当面或者暗地里的指责。

(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改装”

1949年以后，随着屯堡人与周边群体的社会差异缩小，关系日趋缓和，加之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也明确了屯堡人的汉族身份，屯堡服饰身份区分与认同的功能和意义随即减弱。从外观上看，屯堡服饰虽然仍与大多数汉族穿着的现代成衣迥异，但传统失势之后物质遗存的自然消亡需要假以时日，因此，即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要求“改装”也没有奏效。几位屯堡妇女的回忆再现了这个过程：

“四清”工作组来的时候，要把我们的长衣裳剪短，改成短的来穿，把头发也要剪短。工作组就安排在(本村的)学校里面剪，你如果自愿去剪，他就帮你剪得好好的，如果你顽固，他一剪刀给你剪下来，连转转③都一下剪下来，转转落到地下，头发散开来就七长八短的。有的人是半路上遇见红卫兵，你还没有准备，他一剪刀就帮你剪了。头发剪了就短了，就绾不起转转，(工作组)就是不要绾转转。大袖子说不要穿就是不要穿，全部剪短了。但是，七月间剪头发，腊月间就有人拿绾起了。然后一个见一个的，陆续都恢复了。④

随后，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二十余年里，时代潮流冲击之下的屯堡服饰似乎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行将退幕。此时，屯堡服饰仅停留在中老年妇女身上，其中年者，大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她们当中有三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婚前婚后都穿着现代成衣；另一种情形为，婚前穿着现代成衣，从结婚开始改穿屯堡服装；还有一种才是符合流行描述的情况，婚前婚后都穿着屯堡服饰，婚姻状态主要以发型来区分。也就是说，屯堡服饰与现代成衣的选择，早在这批女性身上就已经出现分化。照此形势，按照自然衰减的规律来推断，这批人似乎将是最后穿着屯堡服饰的屯堡妇女。当然，这也绝非铁板一块，这样的变革最快发生在交通沿线的屯堡村落，而那些距离交通线稍远的，田宽地广作为屯堡历史上产粮区的村落，变化的速度要稍微慢些。

此外，一些屯堡妇女还曾经历她们自己所称的“改装”，是指这些妇女通常是丈夫从乡镇调动到城市工作，或者子女在城市定居之家的主妇，因为要到城市里与家人团聚、照看孙辈，因此放弃穿着屯堡服饰。要论数量，每个村最多也就三五个家庭是这种情况，但这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屯堡服饰与现代成衣差异太大，脱离其屯堡乡村的熟人社会，身着屯堡服饰与周围人际环境显得格格不入，会带来社会交往的不便。“在此有个典型的例证，雷屯村的雷先祥口述：“(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我家二兄弟在昆明结婚，我们去吃酒，我家里面的穿着大袖子去，那里的人看都不敢正眼看，以为是什么少数民族会放药。”⑤

(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穿大袖子卖茶叶”

不得不提及，在逐渐退出日常生活的舞台时，屯堡服饰在另一种情境下得以提倡使用，这即是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近十年的屯堡人外出卖茶叶风潮:“在屯堡, 读过书、工作过的妇女都脱下长衣大袖, 她们希望和城里的女孩一样穿着时髦的衣裤走街串巷, 只有那些在家庭田间操持的妇女还执着于祖辈留下的这身衣裳, 抑或是挑着茶叶进城做买卖的妇女, 为了显示茶叶的正宗, 还保持着长衣大袖。”[16]

屯堡人外出卖茶叶的背景是“贵州出好茶”，而“安顺茶叶”在贵州茶叶中占据重要地位。且贵州作为世居民族有近二十个之众的省份，又长期欠缺经济开发，在外界看来难免有“奇风异俗”“原生态”等刻板印象，从消费心理的角度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本土产品在外销售。屯堡人外出卖茶叶，一般情形为，主营者到屯堡各村通过亲戚、熟人介绍等方式雇请屯堡女性，无论婚否，核心要求是外出卖茶叶时必须穿着屯堡服饰。而这些身着屯堡服饰的女性，肩挑竹筐走街串巷叫卖茶叶，近至省城贵阳，远至东北三省、西北诸省等地。

据亲历者说，也许因为如此服饰打扮让外省人以为是少数民族，带来不少便利，便于茶叶推销不说，城市管理者大多也未加干预。另外，茶叶也并非百分之百都是从本地带去的，有时也直接从当地进货。但凭借服饰的标榜和暗示，这些茶叶仍然带给顾客“充满奇异色彩的贵州土特产”的消费想象和心理体验⑥。作为一种生计方式，外出卖茶叶并没有持续太久，均分计算的话，每个村也仅有三五个人曾有此经历，这对屯堡村落内部屯堡服饰的传承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由此透露出，市场经济时代的屯堡人在一定程度上知晓自己身份文化表征的特殊性及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也正因此，日后一旦有对屯堡服饰的欣赏、鼓励出现，便极易被渴望发展的屯堡中人与资本化联系在一起，从而出现资本想象驱动下的文化复古，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四)屯堡文化热引发的着装变革

在屯堡文化引起外界多方关注以来，学者、媒体人、观光客这些外来者作为观众的在场与凝视创造出屯堡服饰展示的新场景，媒体报道的图文音像和学者著述回流进入屯堡村落唤起屯堡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身份认同意识，从而激发出屯堡服饰的流行趋势。

屯堡服饰在当下的流行，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从衣服本身的变化看，主要体现在颜色种类空前的丰富，且都鲜艳亮丽。此外，在不影响服装基本形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对一些部位进行增饰，例如，在肩部增加流苏，在围腰布上增绣图案、字样等。2015年1月至2月，我们在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的雷屯村调查，见到妇女们穿着的屯堡服饰色彩艳丽多样，例如房东全德腾的30出头的儿媳衣柜中就挂放有包括月白色、油菜花黄、淡紫色、粉绿色、桃红色、浅粉色、西瓜红、深蓝色、灰白色、嫩绿色、鸭蛋壳绿等各色“大袖子”共16件，而他那六十多岁的老伴在我们借宿期间主要穿着的一件外套甚至是粉红色的。这与黄瑜所研究的桂北苗族女性传统服饰“色彩越来越艳丽、图案越来越繁复的发展趋势”[17]，以及王明珂所考察的羌族女性服饰“由于各地域间竞相展示特色”而显得变得“愈来愈色泽艳丽、图案复杂而造型突出”[18]的走向，似乎较为统一。但论其原因，除了已基本达成共识的“竞争说”“表演化”等主观因素之外，这些各具特色的族群服饰在当下的制作工艺和材质已经不同以往，这个客观方面也应当考虑进来。

从穿用者方面看，又可以区分出原本尚在穿着屯堡服饰和从未穿过屯堡服饰的两类人。

前者是上文提及的原本可能是穿着屯堡服饰的最后群体，也即当下的中老年妇女，当她们发现自己的服饰重新变为流行物，于是更加充满自信地穿着，但早期的那些服饰规则对他们不再起约束作用，具体表现为不再对服饰进行与年龄相应的调整：颜色不再像从前改为单一的深蓝色，而是鲜艳亮丽；袖口宽度不再明显缩小；耳环照旧佩戴年轻时候的规格甚至还重新添置当前的流行款式；平时也包白头帕，不再改成青色，而只保留在喜庆和节日时才改变；衣服上一些更细节的装饰，如“押条”“六耳结”(均为屯堡女性传统服饰上的装饰配件)等同样与年轻妇女保持一致。简言之，体现在服饰上的年龄分层特征几近消失。2010年我们在鲍屯访问一位周姓女性时，1940年出生的她已经70岁，但依然身着鲜艳的天蓝色衣服，和她一起闲聊的几位年龄相仿者，衣着也都色彩亮丽。她自己说的是：

这么穿是(因为在)现在，(要是)过去哪个会这么穿，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花色亮色的布，主要是带年纪的人一般都要穿素净的了，现在哪个讲究这么多，现在兴时(穿这种衣服)，老的年轻的都是这么穿，没有哪个来干涉你。⑦

屯堡服饰在这个阶段用来规范族群和村落内部生活的原有功能和意义似乎正在发生一些转变，诸如当下的实践正显示出屯堡服饰朝着整齐划一的方向发展，成为更富于对外宣示意义的物象。

后者是那些从未穿着过屯堡服饰的妇女，具体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屯堡文化热潮中开始穿大袖子，并郑重地添置衣服和配饰，大袖子成为她们参加妇女群体的集体活动、村落的重大节庆活动、外出吃酒席走亲戚等时机与场合时的类似礼服的装扮，而在平时的日常劳作中，还是穿着原来的现代成衣便装。另一种始终仅把大袖子作为节庆场合展示的服装，如应村委要求统一穿着迎接各级领导进村考察，或者在迎神赛会时承担仪式活动时穿用，日常生活中并不穿用，相比前者，其使用屯堡服饰的场合更少。综合来看，这两种情形的屯堡服饰穿着者都共同表现出对文化展示和生活实践这二者的区分意识，但这其中的文化展示并不仅针对屯堡人之外的“他者”，同时也面向族群内部的享有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自己人”，在此亦或显示出外界力量有助于增强屯堡人自身的认同感。

表1 鲍屯村某妇女群体出游简况表

重新流行的屯堡服饰，与广场舞、大众旅游等现代社会的新兴生活方式进行了联结。广场舞这项在城市中颇受诟病的文体活动，借由屯堡服饰作为其表演服装而本地化。如今，身着屯堡大袖子跳广场舞，成为屯堡村落集体活动中的必备节目，乃至屯堡歌舞大赛在屯堡各村开展得如火如荼，屯堡服饰流行风与屯堡歌舞大赛，又反过来促进了各村广场舞的普及。以至于，在屯堡服饰使用区域的屯堡村落，几乎都有不止一支舞蹈队，参与者通常为已婚者，年龄层次从二十多岁跨越到六十多岁，通常以年龄相近、街区邻近为据组织起来，或仅在业余邀集群舞自娱自乐，或在村里各户举办喜事酒席时献舞助兴。其中年轻妇女组成的舞蹈队，还经常越过村界，到周边村落或各屯堡乡镇的集体活动或私人庆典中去表演，邀请者通常以往返车费补贴，赠送温瓶、洗衣塑料盆、床单被套、水杯茶杯等日用物品表示致谢、纪念。屯堡人家办喜事原本由中老年妇女唱山歌、念佛歌助兴的传统也更新为由屯堡服饰广场舞替代。

此外，当大众旅游之风吹到屯堡村落时，统一穿着屯堡服饰去旅游成为妇女们热衷的集体活动。

不仅如此，屯堡服饰除了在各种外出、礼仪节庆场合得以展示，还以效仿地戏大赛、山歌大赛的服饰比赛和服装秀的形式进行专门的宣扬，主要服务于旅游宣传炒作。2006年，天龙率先举办了“贵州2006相聚天龙屯堡妇女服装展示大奖赛”的服装展示比赛，比赛设置了初赛、复赛和决赛三轮角逐，邀请安顺市所有屯堡村寨的妇女参赛。[19]类似的赛事活动持续十余年热情不减，至2016年，一场名为“秀屯堡服饰 讲屯堡故事”的服饰展演评比活动，在后起于天龙的屯堡旅游景区旧州古镇举行。相比此前天龙的展演比赛，这次活动的组织层级由平坝县提升为安顺市，以文化展演促进旅游开发的宗旨走向深化，甚至，时任安顺市副市长罗晓红还专程出席活动并为获“屯堡服饰展示金领绣奖”代表队颁奖。[20]

这个过程或许表明了两方面的情形：其一，屯堡服饰成为屯堡人自己的流行风潮，一直在持续发酵，以屯堡服饰的消费量可直观之，曾芸的调查显示，2003年第一届油菜花节在九溪村成功举办后，三家制作屯堡服饰的人家三年的纯收入不低于百万元[21]，整个屯堡地区唯一能够制作屯堡妇女服饰中的关键配饰丝头腰带的鲍屯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生意兴隆，仅至2010年春季，鲍屯在屯堡文化热以来已经出售达上万条丝头腰带；其二，以2006年和2016年这两个时间作为节点，其间大小多次屯堡服饰展评竟持续已达10年之久，足见屯堡服饰作为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屯堡文化外显标识，其在旅游展示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当地政府和民间认识和取用。在这十余年来，这个过程与上述屯堡妇女在自然日常意义上，对屯堡服饰的穿着使用已经融混为一难以分辨。

服饰对于穿用主体的自我展示功能，原本就是服装使用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与“服饰文化表演”不能简单等同。田野考察发现，从人数比例上看，当下穿着传统服饰的屯堡妇女中，平时穿着较多而并非仅作为“文化表演”者仍占据大多数。另外，屯堡服饰并不便宜，尤其是其中的丝头腰带价格不菲，一旦花费相当数量的资金添置齐备之后，很少有人会随意弃之不顾，这至少在客观上增加了屯堡传统服饰的穿用概率。再者，屯堡妇女的传统服饰与苗族等少数民族服饰不同，它没有日常便装与节日盛装之分，当下通行的汉族成衣与传统服饰并置的格局中，现代成衣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充当了便装，而不能全盘承担屯堡妇女对服饰的礼仪性和展示性需求。因此，更确切地说，屯堡服饰在当前的演变虽然具有“表演化”强化的倾向，但同时对于部分人群而言，依然具有自然传承状态下的日用特征，当然这种日常穿用与过去不同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原本就有的礼服性倾向和表演化“流行潮”的鼓励。

余 论

黔中屯堡人在六百多年的绵长岁月里，以其生存智慧创造和建构了显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服饰乃是其中最为亮丽的风景。传统屯堡服饰自始以来，不仅经历了风格元素和面貌形制的不断变化，还经历了或兴盛为潮流或衰微近消亡的时光冲刷。实际上，那些关于屯堡服饰的“不变”之话语，也是屯堡服饰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好像，行动中的猎物才更容易被捕食者所觉察，反之，不被注意到的存在者，才真有可能是那些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深藏在地底的化石，或者已经失去了存续的潜力和活力而行将就木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屯堡服饰的“不变”之话语，恰恰是生机勃勃地处于传承演变中的屯堡服饰身体实践的一个反向注脚。而今，屯堡妇女颇具自信地穿着创新了的传统服饰畅行各处，或者群体统一身着传统服饰去旅游、跳广场舞，乃至跳地戏。这既可以视为一种以着装凸显的有意选择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动有趣的文化传承方式。对传统服装的重新喜爱，或者对于其新价值的意识，会经由身体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族群的集体认同和身份认同，也在文化上加固了这个群体的形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内容和标志，也可能为其赢得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具有传统特色，同时也不断创新的服饰，是屯堡人穿在身上的族群历史、是他们文化身份的直观展演；宽袍大袖飞扬的衣襟和前所未有的艳丽色彩承载和表达了屯堡人的审美个性，为世界增添了一道人文景观。总之，这不应当简单地归结为，缺乏文化持有者自觉意识和主体性的僵化的，被外界凝视的徒有其表的躯壳。可以大胆地设想，在文化自觉和自信日益被激发唤醒的情形下，内在的对传统服饰的穿用生活习惯的相对稳定性使然，加之外界多元主体的凝视与言说鼓励，屯堡妇女的传统服饰仍然会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在增添了新内涵的情况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继续传承。旁观欣赏或选择亲历类似这一种“活法”，是人们对自我作为存在主体进行确认的重要显现，这对屯堡文化持有者自身以及“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传统屯堡服饰数百年的演变实践证明，屯堡文化是处于永恒的变动中的，不断为人们所建构搅动的一潭活水，它既不是亘古不变的化石遗存，也不是仅仅迎合时势的展览空壳。屯堡文化的复兴和当代变迁是多元主体共同推动和建构的，但屯堡人并非是任人摆弄的道具，而是秉持相当的主体性参与其中，屯堡服饰的使用实践即是最鲜明的例证之一。

注释：

①相关研究综述参见苗青青《屯堡妇女服饰研究述评》(载《铜仁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70至73页)一文。

②前者系北京服装学院首都服饰文化与服饰产业研究基地科研项目，后者为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项目。

③屯堡人所谓“转转”，声调为上声，意指屯堡妇女传统妆扮中的发髻，将长发绾于脑后，以发网拢之。

④汪青梅访谈鲍屯众太婆。访谈地点：鲍屯村；访谈时间：2010年1月30日。

⑤汪青梅访雷先祥。访谈地点：雷屯村；访谈时间：2015年1月30日。其中的“放药”指“放蛊”。

⑥有趣的是，安顺屯堡人卖茶叶时因为曾有过类似以假充真的情况而被称为“安顺假茶叶”，久而久之，“假茶叶”作为水货、造假的代名词甚至沉积进入贵州方言熟语中。

⑦汪青梅访周女士。访谈地点：鲍屯村；访谈时间： 2010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