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
《贵州文史丛刊》2009年4期 作者：吴晓秋
内容提要：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是多层面的，既有作为驿道整体的文化价值，包括散落其间的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自身的历史价值，及因驿道而产生的不同区域间交流、对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又有驿道赖以存在的生态价值和驿道沿线自然景观、人文遗迹等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旅游价值。
关键词：贵州驿道文化线路价值构成
中图分类号：1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78—82
一、文化线路的概念
世界遗产保护领域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名词，即“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euhurM itinerary)。它滥觞于1993年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西班牙境内路段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次年，“文化线路”作为新型文化遗产被首次提出。1998年从事文化线路研究的专门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CIIC)成立。2003年3月17日至22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委员会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实施文件《操作指南》上作出了新一轮修订计划，将有关文化线路的内容加入其中。随后，阿根廷的科布拉达·德-胡迈海卡山谷再次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重要信息表明，文化线路已开始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界的热点之一。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暨科学研讨会在中国西安召开，正式将文化线路列为四大专题之一，会后形成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共识性文件《西安宣言》，并通过了有关《文化线路宪章(草案)》的决议。2008年10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再次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至此，除以上提到的两条文化线路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视野之内外，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法国境内路段；“香料之路”阿曼和以色列境内路段；法国南运河；日本纪伊朝圣之路等相继申．报世界遗产获得成功。这一新动向标志着文化线路正式进入了世界遗产保护的范围。
所谓“文化线路”指：“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文化线路强调的是因线路而带来不同文化区间“交流和对话”之相互影响。因此，它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的线形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族群。
在我国，继《西安宣言》后，2009年4月10日、11日，首次以“文化线路遗产的科学保护”为主旨的论坛在无锡举行，形成的《关于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无锡倡议》表明中国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它包含了对历史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茶马古道、古代驿道及栈道、藏彝走廊、豫晋朝拜之路等。日前，中国丝路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中国古代邮驿是国家传统通信组织形式，在古代堪称“国脉”，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邮驿文化是以驿道为载体的世界级物质与非物质双重概念的文化遗产。目前在中国，驿道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是一个全新概念。《无锡倡议》后，邮驿文化更加注重驿道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更强调因驿道带来的文化上的影响、交流和对话。历史上贵州地处偏远地带，文献对其最早的邮驿记载较为模糊，但贵州驿道的兴衰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发达省份的驿道有着共性。关于贵州驿道文化线路遗产研究，省内仅现有形物质文化遗产部分，主要是介绍沿线古迹遗址，而因邮驿产生的典章制度、方针政策、文艺作品和因驿道而产生或传播的思想观念、宗教文化、教育理念等具有文化、社会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几乎不现。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是多层面的，既有作为驿道整体的文化价值，包括散落其间的不可移动和可移动文物自身的历史价值，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价值，又有驿道赖以存在的生态价值，集合驿道沿线的文化、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也就具有了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旅游价值。以下仅以明代奢香驿道线路作为研究个案，剖析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
二、奢香驿道线路的整体文化价值
1、奢香驿道线路的物质文化遗产
奢香为明代洪武年间贵州宣慰司宣慰使霭翠之妻，其夫辞世后，摄贵州宣慰使。执政期间，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组织开山修道、置驿通邮，保证了西南地区与内地交通的畅通，同时也促进了水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关于奢香开偏桥，立龙场九驿的文献记载有很多，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开设贵州》中详细叙述了奢香忍辱负重和出资开驿的史实：“时马煜以都督镇守其地，政尚威严，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挞奢香，欲激怒诸罗为兵端。诸罗果愤怒，欲反。刘氏闻，止之，为走诉京师。上召问，令入宫见高皇后，复令折简招奢香至询故。上日：‘汝诚苦马都督，吾为汝除之，然何以报我?奢香叩头日：‘愿世世戢诸罗，令不敢为乱。上日：‘此汝常职，何云报也?香日：‘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上许之。谓高皇后日：‘吾知马煜忠，无他肠，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煜，数其罪斩之，遣奢香等归。诸罗大感服，为除赤水、乌撒道，立龙场等九驿。”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奢香主持修建的驿道有两条：
一条是龙场九驿，它连接了水东、水西，并通往云南，是传统滇黔驿道的重要补充。
龙场九驿起自贵阳城西40里的威清，经龙场(今修文龙场镇翠屏西路)、六广(今修文六广镇广城村)、谷里(今黔西谷里镇)、水西(今黔西城关)、奢香(今大方大渡河桥西北)、金鸡(今大方金鸡)、阁雅(今大方大阁鸦)、归化(今大方归化)、毕节(毕节二铺)九驿，然后与乌撒道相连，直通乌蒙(今云南川东)，九驿额定马共186匹。除九驿外，沿途又立有十八站，他们分别是龙场、蜈蚣、陆广、青岗、谷里、垛泥、水西、雨那、杨家海、西溪、乌西、金鸡、阁雅、落折水、老塘、归化、毕节二铺和毕节头铺。九驿十八站沿线多数驿站、馆舍仅残存垣墙、屋基，但一些驿道、桥梁、渡口、关隘等保存较好。具有代表性的有：
一位于今修文洒坪乡蜈蚣桥，始建于洪武十九年(1386)，为“龙场九驿”之重要津梁。明成化五年(1469年)贵州宣慰使安观重建；正德六年(1511年)贵州宣慰使安贵荣在桥上加修望柱、栏板，并雕刻6只虎立于桥上；万历十九年(1593年)贵州宣慰使安国亨又重修为三孔石拱桥，桥面石板铺墁，两侧设望柱栏板，两端置抱鼓石，更名为“龙源桥”。桥头立有“建十桥碑记”碑、“重修十桥碑记”碑。此桥是“龙场九驿”中龙场驿至六广驿的咽喉要道。
位于今黔西谷里镇北1公里处谷里驿道，建于洪武十七年(1384)。东南起自谷里驿，西北接奢香驿，石块砌筑。现约2公里路段保存完好。
今黔西谷里镇青龙村与甘棠乡三角村间，保存跨皮家河的五孔弧形拱桥——朵妮桥。它是“龙场九
驿”必经之地，朵妮桥两岸驿道，东接谷里驿，西连水西驿。现存约1公里毛石砌筑的路段。
位于今黔西大关镇前进村鸭池寨东，乌江上游干流的鸭池河渡口，史载建于元代，是“水西”门户，川滇黔往来驿道要冲，历为兵家必争之地。今渡口、码头依旧。
位于今黔西林泉镇卫星村北，水西驿道西溪段，建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西溪站为九驿十八站之一。该路段东南连水西驿，西北接金鸡驿，毛石铺筑，现约250米路段保存完好。
今大方黄泥塘镇甘棠村，保存有“龙场九驿”水西驿中甘棠驿站遗址。
位于今大方双山镇与竹园彝族苗族乡交界处的阁雅驿道，建于洪武十七年(1384)。系“龙场九驿”归化驿中的一段。东连金鸡驿，西接归化驿，全长15公里，宽2.5米，毛石砌筑。现小阁雅至双山乡约5公里的路段保存完好。
奢香驿道的另一条是《明史·土司传》所载奢香“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堂诸境，……”中，打通水东、水西与与四川之间交流的通道。
以偏桥(今施秉)为起点，向西过旧州草塘安抚司地(今瓮安)，再向北经容山长官司地(今湄潭)，最后向西北连接上川黔驿道中的播州驿(今遵义红花岗区)。川黔驿道向北可通重庆府，向南可达贵州(今贵阳)，其间从乌江驿(今息烽乌江渡)可溯源乌江至上游的六广驿，并与“龙场九驿”连接，然后向西至乌撒、乌蒙。虽然文献对此线路记载较模糊，但它沟通了水东、水西地区与四川及中原内地的往来，印证了奢香对朱元璋所说“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此通道经历六百年沧桑历史的演进和变迁，清晰准确地界定其线路范围已非易事，置驿情况也不详，但其间驿道线路文化遗址至今仍然保存：
偏桥遗址位于施秉城关镇东3公里处的打杵岩南，是明、清时期湘黔水、陆驿道的必经之地。因受水位落差的限制，在崖壁上开凿石眼架木，修筑栈道，故名“偏桥”。现崖壁上的插木孔洞仍清晰可见。
旧州草堂(今翁安)元时置有旧州草堂(草塘)等处长官司。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改旧州草塘长官司为草塘安抚司。今草塘镇那乡村“小山寺”路段和银盏乡穿洞河村“穿洞”路段，共为明代洪武初年修建的川黔驿道其中一段，均以粗糙的毛石砌筑，宽约2米左右，其中保存完好的“穿洞”路段，长40余米，现仍被当地使用。
容山(今湄潭)，元代置有锡乐平等处、容山蛮夷长官司，属播州军民安抚司。明洪武初年，改置容山长官司，属播州宣慰司，并置驿站(湄潭驿)。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关外四牌地置湄潭县，属平越军民府，县治“苦竹坝”(今湄江镇)。首任知县黄家桂始筑石城，今残存部分墙基。
以上为奢香驿道线路部分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除具有不可再生的文物价值外，还具有历史和人文的研究价值。至于与之有关的可移动文物，现分别藏于相关的文物管理单位，此处不议。
2、奢香驿道线路非物质文化遗产
驿道文化线路遗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非物质性和空间动态性，包括因线路的连接，而促成的不同人们、地区之间多维度的、持续的沟通和交流，如思想观念的形成、宗教文化的影响、先进知识的传播、教育理念的改变、贸易经济的互动等。奢香驿道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在：
第一、奢香开道置驿促成水西地区与中原内地沟通和交流。奢香驿道线路开通后，成为纵横贵州以达云南、四川、湖南边境的交通要道。奢香通过到京城朝觐、进贡地方物产等活动，加强了贵州和明中央王朝的关系。为使水西地区落后闭塞的状况得到实质性改变，她倡导中原文化，提倡文明，兴办宣慰司学，并聘请汉族儒学教师到水西讲学，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送子人京师太学读书，令其学成而归。在她主政期间，水西风俗理念随着九驿的开通而逐渐发生变化。“风烟济火旧岩疆，礼乐千村变卉棠”、“二百年来俗顿改，遥遥书声出翠霭”、“参政礼贤儒，心折书一纸”等诗句都是明清以来文人贤士对奢香引进礼乐、移风易俗、传播儒家文化的真实描写。此外，畅通的驿道加深了彝汉人民的相互了解，使内地与边疆地区在更加广阔领域中进行交流和对话，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因此而远播到边陲的水西地区，先进的耕织技术改变了水西地区“谷稻鲜登，种多宜养”的状况。奢香驿道线路促成了中原内地与西南边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多维度的、持续的沟通和交流，对贵州社会的进步和西南边疆的开发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龙场九驿参与了阳明学说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明正德三年(1508)，兵部主事王守仁因触犯宦官刘瑾，被梃杖四十棍后贬为龙场驿丞。初住玩易窝洞穴，后迁入当地土人为其搭建的居室、书斋——“何陋轩”，世人称“阳明先生”。在此三年间，王阳明潜心“悟道”，成就了他著名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重要的哲学思想。他先后在龙场的龙岗书院、贵阳的文明书院聚徒宣讲“知行合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大开贵州自由讲学之风，对以后的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南阜书院、学古书院影响甚大。他的教育理念也发端于龙场，《龙场诸生问答》和《教条示龙场诸生》集中体现了他的教学主旨，水西宣慰使安贵荣执政期间，也常邀请王阳明到水西讲学。阳明学说中关于一切道德行为按主体意志做出决定的思想观念，不仅对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有重要作用，而且还影响到了周边邻国。在日本阳明心学成为革新派指导性学说，并成为武士和庶民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朝鲜和东南亚各国，阳明学说同样也起到了推进社会革新的作用。据此，龙场九驿不仅成就了继朱熹之后中国的大儒家，“心学”流派的重要人物王阳明，而且还成为王阳明哲学思想和教育观念持续传播的主要文化线路之一。
第三、产生了大量的与奢香驿道线路有关的书籍、诗稿、摩崖、碑刻。根据首次“文化线路遗产的科学保护”无锡论坛中，对驿道文化线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因奢香驿道线路而产生的有价值的书籍、诗稿、石刻、碑记，属线路中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书籍、诗稿类包括明清以来史家与文人对奢香事迹的评论和对九驿风俗的描写，以及王阳明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如贵州彝文古籍《西南彝志》第八卷中《舍芝(奢香)进京》；明《炎徼纪闻》卷三中田汝成《奢香》；清田雯《贵州通志》中《奢香论》；道光黔西知府吴嵩梁诗《明顺德夫人奢香墓》；清镇宁举人、黔西学政余上泗《蛮洞竹枝词》；嘉庆进士、翰林侍读学士程恩泽《水西怀古》；清《古欢堂集》卷七《送徐谕德华隐还朝》、卷三十八《黔书》中《群舸乡·春镫绝句》、卷三十九《黔书下·人物名宦》中明贵州提学副使吴国伦诗《次奢香驿因咏其事》；清《怀清堂集》卷七中《黔阳绝句》；清《敬业堂诗集》卷三《水西行》等，以及王阳明在龙场的遗作：收入《古文观止》的《象祠记》与《瘗旅文》；《居夷诗》百余首；记述在贵州期间思想转变历程的《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表达与当地土族之间深厚情感的《与安亘慰》书信；写给水西宣慰使安贵荣的《谢安宣慰书》、《贻安贵荣书》、《又与安贵荣书》等。摩崖、碑刻类，如镌于东洞崖壁上的由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亲笔书题“阳明先生遗爱处”摩崖石刻(明)；阳明洞内西壁安国亨五言诗“忆昔有贤哲”摩崖石刻(明)；阳明洞西壁张昆山五言诗“师儒久仙化”摩
崖石刻(明)；玩易窝洞顶崖壁“阳明玩易窝”摩崖石刻(明)；何陋轩南壁阳明为其弟子所作座右铭文碑(清)；何陋轩东壁阳明“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五言诗碑(清)；王文成公祠右前方“修文县龙冈书院讲堂题额后跋”碑(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清宫宗亲、岩原大三等到阳明洞瞻仰，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题“忆昔阳明讲学堂”诗碑；君子亭下崖壁蒋中正题“知行合一”摩崖石刻(1946年)等，共计摩崖30余方，碑刻23通。
由此可见，奢香驿道线路带来的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也蕴藏于非物质一方面。因此保护该线路遗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点意义尤为重大。
三、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
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价值构成是多层面的，奢香驿道线路整体文化价值表明作为线路文化遗产载体的驿道，首先具有的是历史的价值。贵州开驿确切时间文献记载不详，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楚将军庄蹄入滇、秦派常頞略通五尺道和汉武帝命唐蒙修筑“南夷道”的记载，说明了夜郎与邻近古国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已经存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南夷始置邮亭”，这是有关贵州古驿道上设置邮亭的最早记载。南宋徐天麟在《西汉会要》评论为“治夜郎道始成”。1958年赫章可乐出土的晋代铸有“武阳传舍比二”铭文的铁炉，佐证了这一史实。自此以后，历代君王均十分注重西南地区驿道的开辟和邮驿制度的完善。及至明清帝国，贵州邮驿高度发达和完备，在时间和空间上延续和继承了传统的驿道线路文化，并形成了以湘黔驿道、滇黔驿道、川黔驿道、黔桂驿道等为主干道的交通邮驿网，从这个角度来说，贵州驿道线路承载了上千年的传统邮驿文化，因而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其次是驿道线路文化遗产的价值。贵州驿道线路蕴含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中物质文化遗产除了与邮驿有直接关系的可移动文物外，还有古道、桥梁、码头、渡口、关隘等驿道设施及沿线驿站、馆舍、古井、寺庙、书院、古镇等不可移动的古迹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建立在动态交流理念基础上，且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连续性的、大尺度和多维度的，除了邮驿传递之外的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阳明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兴义、毕节、茅台、金沙、沿河等名城古镇在驿道上的兴起；贵州木材、山货、药材、茶叶等货物持续地实现民间交换；因驿道而产生的邮驿典章制度、文学作品和通过驿道与周边省份在文化、教育、科技领域产生的交流、互动和影响等，都充分体现了贵州驿道线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性。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它们都具有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价值。
再次是驿道赖以存在的生态价值。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常年温暖湿润的气候决定了驿道线路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环境。取之不尽的石材是修筑大多数驿道和桥梁的主要材料，这也是贵州某些驿道线路得以保存至今的原因。而温暖潮湿的气候使贵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形成了驿道沿线古建筑多以木材建造的特色。另外，特殊的地貌使驿道的修筑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就地取材、依山就势，或穿越在茂密的森林里，或横跨在湍急的河流上，或蜿蜒在陡峭的山崖间，或藏匿在深深的山谷底，它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滋养着它，而它的畅通，又给赖以存在的环境积淀了，文化的底蕴。
最后是驿道文化线路的旅游价值。贵州驿道文化线路作为一种动态的线性文化景观，整合了沿线文化遗产资源，集有形与无形文化、人文与自然景观为一体，拓展了人文生态旅游的内涵和外延，使游客在获得自然景观审美享受的同时，重温文化驿道上的传奇，感受邮驿文化厚重的历史，增加对沿线自然生态、传统文化、民族风情的理性认识和历史情感，提高文化线路旅游的品位。从另一方面来说，贵州驿道文化线路的开发，将有助于贵州打造文化大省、旅游大省的品牌，填补历史与文化旅游的空白，形成新的旅游亮点，同时促进贵州文化遗产可持续性发展，增强地域凝聚力，实现驿道沿线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因此，驿道文化线路潜在的旅游价值是巨大的。
四、结语
贵州驿道文化线路，因受自然、人为破坏或保护力度不够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甚至濒临消亡。因此，在编制驿道文化线路遗产保护规划时，应该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等方面进行整体考虑，对文化线路在时间、空间和文化标准上进行统一的界定。各级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要相互携起手来，不断加大对贵州驿道文化线路遗产保护在经费、人员和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强基础研究，完善对驿道文化线路遗产的评估、保护、管理和修缮体系，探索出一整体套保护、管理办法，以减少因忽视和过度开发带来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