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与明代武术发展研究
《武术研究》杂志 2017年6期 作者：郭红
摘 要：存在于明清两代的卫所制度，由于其和军事、地域紧密结合在一起，又因有数量颇巨的人口，对于明清、尤其是明代武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卫所人口成为明代主要武术人群之一，这一群体的形成带动了明代武术的区域交流，虽然在其内部不同阶层对武术的态度有差别，但并不影响卫所对武术的整体推进，明代后期部分武学著述或多或少都受到卫所的影响。地理分布特点使每一個卫所驻地都成为区域性的武术中心，但在区域表现上又各有差异。明代中后期卫所走向衰败，各阶层对于武术的态度更加分化，人口的流散进一步推动了武术的交流。卫所对武术的影响一直延续至清代。
关键词：卫所 明代 武术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7）6—0001—06
明代是中国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武术流派开始清晰，地域特色呈现，“武艺”为各级官吏所重视，而这些时代特征的出现都和明代的基础军事设置——卫所关系密切。军事的本色使卫所军人及相关人口以武为尚，更重要的是，作为屯守合一的世袭兵制，卫所在一地设置即在当地扎根，作为一个特殊移民群体的尚武之风与地域文化发展相结合，加之一些区域在明代所处之军事环境、交通等的影响，为武术在明代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虽然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武术虽说与军事武艺仍保持相当的联系，但因本质差异使然，两者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理论上的分野越来越大”[1]，“军阵武术与民间武术仍有大致的分野” [2]，但是同时学者们也不否认“战争与军事，仍是中国武术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或因素，并长期伴随其发展而发展” [3]，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卫所与明代武术的兴盛有密切的联系。现有的武术通史著作[4]在叙及明代部分时，更多关注的是武术本身在器械、招数、流派上的时代变化，对卫所或多或少略加提及，但未给予充分的重视，更少关注卫所制度本身对明代武术的影响。在武术史的相关研究中，武举和武学受到更多的关注，卫所设置与明代武术的发展在一些区域性的个案研究中被强调，如对山西[5]、河北沧州[6]、贵州安顺[7]等区域研究中涉及卫所与地方武术的发展。卫所制度与明代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仍有研究的空间。
1 特殊的武术人群
嘉靖倭乱之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剑经》等揉杂军事与武术的著述纷出，这些书籍中大多较少提到卫所，只有郑若曾《江南经略》中因以军事地理为基础，对“武艺不精”的卫所官军多有提及。纯武学的书籍，如《阵纪》《手臂录》等对卫所或是不言，或是寥寥几语。明代中后期卫所的衰败是人们忽视卫所的关键。因为募兵在嘉靖抗倭中发挥主体作用，这些兵书的作者又以抗倭名将戚继光最为出名，使得在后人印象中明代有关武术著述似乎只针对募兵而言。但实际上，无论是在明初，还是在卫所制走向衰败的明中后期，卫所人群都是明代武术的主要群体。
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君王中少有的极度重视王朝制度体系建设的开国之君，对于维系一朝稳定的军事体制尤为强调，卫所制就是他所期望的“恩威加於海内，民用平康” [8]的太平盛世的保障，为此，他在制度的勾画上费尽心思。仅从军制上而言，世袭、军户、屯守合一是这一制度的关键词，是朱元璋在综合唐代的府兵制、宋代的兵制以及元代的军屯制、军户世袭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正是这些鲜明的特色影响了有明一代武术的发展。
在卫军户与家属同守的军队驻扎制度将卫所与地方紧密连接在一起。明代卫所人口数量巨大。至崇祯年间仍存卫三百余、守御千户所三百余[9]，这其中大部分是在明初设置的，如按平均一卫5600军人、一守御千户所1100人估计，明初的卫所军人总数应在200万以上，即使到了明代中后期军士逃亡严重，总数也应不下百万。卫所设置之后，军人携带家属在驻地生存下来，子孙绵延，逐渐演变成为卫所家族。以定海卫向氏卫指挥家族为例，“自始祖国桢公官斯土后，世袭卫指挥使，子姓遂聚族于斯，一派相承绵延” [10]，国桢公有五个儿子，发展到三世承字辈有九个儿子，再到第四代世字辈有十四个，第五代泰字辈则有三十一个，后面的就更多了，虽然明代各地卫所状况不一，由此可推，明末在卫军户人口数量相当可观。
明初，由于皇帝的重视，卫所军人的操练还属正规。朱元璋不仅多次诏令卫所严操备、在操备之余重视日常武术训练，要求“暇当练武，不可宴安”[11]，还将其列入律法，《大明侓·兵侓》规定“凡各处守御官不守纪律、不操练军士及城池不完、衣甲器仗不整者，初犯杖八十，附过还职；再犯杖一百，指挥使降充同知，同知降充佥事，佥事降充千户，千户降充百户，百户降充总旗，总旗降充小旗，小旗降充军役，并发边远守御”。据《大诰武臣》记载，洪武年间数位军官的罪名为不按规定操练军士，浙江都指挥储杰、真定卫百户张颜都因此而被处罚[12]。卫所操练中对武艺的重视使尚武、重武轻文成为卫所人口的普遍风气，军人子弟“初尚武，不事《诗》、《书》”[13]。虽然在明代中后期，除耕种、习武之外，以文兴家成为许多军人家族、尤其是军官家族追求的目标，但卫所依旧存在的军事性质使“习骑射，尚忠勇”[14]仍为卫所驻地的民风主体，边疆地区尤其如此，西北的洮州卫“人性劲悍，好习弓马” [15]，碾伯守御千户所“民情坚刚，荷戈执戟，修习戎行” [16]。
卫所的习武之风延绵，明代武术史的重要人物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都是卫所出身，戚家为登州卫世袭指挥佥事[17]，俞家为泉州卫世袭百户[18]，他们对武术的爱好与使用都跟卫所行伍出身有着密切联系。史料中对明代中后期卫所军人及其子孙在武术方面的记载不绝于书，仅以记录了俞大猷的万历《泉州府志》为例，其中列有11位明代武官的事迹，多有“有勇力”、“有武略，善骑射”、“少习兵法，智勇绝伦” [19]之语。
虽然现在看到的史料中以对军官子弟武术描述为最多，不可否认的是明代普通卫所军人及其子弟对武术训练也非常重视。在正规操备时，洪武永乐时操法“五日之操，走阵下营二日，演习武艺三日” [20]，武术训练的时间比阵法练习时间要长；分操时，“各艺军士各自认旗下，立定逐艺，一一分演” [21]，即军人进行武术练习、比试。正式训练之外的闲暇之余，他们也会在“小教场演习武艺”，并由卫所军官“更番提督”[22]，给以一定的指导。在较少战事的内地卫所，军人及其子弟“偃武难忘武，习射射乃熟” [23]，也要经常练习武艺。明初对于卫所军士操练非常重视，在《大诰武臣》中有记载平阳守御千户所千户彭友文因饿死军人，朱元璋命一百军人与其对枪[24]，这从侧面反映了明初卫所的武术训练情况。[25]
因此，以卫所为依托，明代有着庞大的武术人群。而在这个群体中，武官及其子弟是引领。不仅因为武官在卫所中有武术指导的职能及领兵作战的职责，还因为武官家族的发展与武艺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武职世袭，但如果想让子孙有更好的前途，就必须重视家族的武术教育。以武举为例，明代的武举中式者多为武官子弟，临山卫在嘉靖前武举乡试、会试中式共20人，其中出身指挥1人、指挥佥事1人、指挥同知2人，千户4人，百户6人，百户舍人3，卫学武生3人，只有武生3人有可能来自普通军人子弟。其中马姓、槐姓的6人明显出于同一武官家族[26]；靖海卫明代4位武举，2位是卫镇抚、2位是卫指挥[27]；威海卫明代卫有武举1人，原亦为指挥佥事[28]，这样的情况在各卫所都存在。由此可见，能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武学训练和军事教育的多是武官子弟。武官子弟在武举中式后，往往有更高的任命，卫一级的武官子弟可以任职都司一级，金山卫的郭彦和“以武举高第授都指挥佥事”[29]，其它千户、百户的武官子弟亦会升迁，俞大猷中举后即由世袭百户升为千户。
即使不参加武举，卫所武官因武艺高强、操备有方也会被朝廷升迁，明前期表现尤为明显，金山卫指挥同知侯端“端有勇力，府治石狻猊高四五尺，以一手挽之行十余步。一日驰马坊门，抱手楣上而马亦悬于胯间……骑射刀槊皆过人，后被荐为都指挥佥事”[30]。
对于一般军人及其子弟，武术只是他们为战争做的准备，在明代中后期如想以高强武艺跻身武官行列，只能为卫学武生，继而参加武舉考试，只有少数可因军功而被授武职。他们的武术训练虽有官方的要求，但同时也更具有民间性。有学者认为明代武术特征之一即为“武术平民化的最终完成”[31]，在这其中，卫所军人及子弟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卫所军屯结合的特殊性及庞大的家属人群，卫所军人及子弟也是“平民”武术人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卫所与明代武术的区域性发展
卫所人群对武术的重视，使其驻扎地成为明代武术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如果就整体而言，每一个卫所都是区域武术中心，但是卫所与明代武术的区域性在沿海、陆地边疆地区更为明显，此与明代的边防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困扰整个明代的北边防御与东部沿海抗倭成为这些地域卫所武术发展的推力。在已有的明代武术研究中，对卫所与武术的地域性尚缺乏全面的描述，但一些区域性武术研究的成果中已经在这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讨。目前相关有较清晰的卫所指称的成果主要围绕沧州（河间府）、青岛、天津、浙江沿海、贵州等区域，笔者尝试将其他卫所关系陈列如下：
明代卫所与武术关系突出的区域绝不止以上几处，但是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在卫所设置较为稠密的区域，卫所人口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相应增加，其地武术在明清会有突出发展，明代河间府与天津三卫是典型区域。实际上天津三卫的治地也在河间府北境，河间府境内的这6卫1守御千户所就构成了这一区域在明代武术史上的坚实地位。天津三卫与沧州千户所濒临运河，天津又为海上漕运的重要中转站，有利于其与外界的武术交流。京畿军事重要的卫所人群、交通的便利、经济的繁荣都是明代当地武术发展的关键因素。卫所与交通、经济因素相结合所产生的明代武术中心还有运河在山东境内的重要节点、临清卫所在的临清州，虽然临清卫设立较晚（正统十四年），但到光绪二十八年才裁撤，它的相关人口也为明清临清的武术发展推波助澜。
在山东、浙江、福建、南直隶、广东等地的沿海区域，在明代亦是卫所众多，沿海岸线驻防，卫所是当地的人口主体，加之从明初就一直有倭患与海盗，因此卫所人群注重武术训练。史料中记载山东半岛灵山卫军人“驰马试剑，穿杨击球，较艺辕门也；挥戈扬盾，金鸣鼓应，巡逻海上也” [36]，而钱塘江口的金山卫则在操练中按武艺高低对官军实施奖惩，“官善骑射、步兵善弓箭枪盾、骑兵善驰射枪刀、凡战阵击剌坐作进退又皆中法者，赏有差，其不善者罚，虽善不中法者亦罚并有差” [37]，重视武术成为沿海卫所的普遍现象。
浙江沿海武术在明代的发展不仅和嘉靖抗倭有关，和卫所的长期驻防之关系也不应被忽视。沿海卫所配备有船只，有海上哨守的职责，景泰初年领兵在浙江抗倭的孙原贞曾奏请“将沿海各卫所官快船内旗军操练武艺、试验弓弩枪牌铳等项，随其所能演习惯熟者，每船十四五人，或二三十人，各记姓名，仍在原船操守。遇警将原选船内旗军照名换兑过船，当先剿贼” [38]，说明沿海卫所部分军人的武术训练是和海上水战有关，由此可推断船拳在明代东南沿海的发展也应于卫所有关。
明代以卫所为中心的大量人口的进入亦为西南地区带入了内地的武术，并与当地少数民族武术开始了交流与融合。明初鲍家拳传入贵州安顺就是一典型例子。明代在今贵州省境内最早设立的军卫是洪武四年的贵州卫，洪武十四年、十五年随着明军征服云贵的过程在当地增设了一系列卫所，包括安顺的普定卫。这些卫所中有部分人口来自于皖南[39]，根据民国《续修安顺府志》记载“鲍氏，原籍江南徽州府黟县新安卫棠樾村太和舍。明洪武二年始祖鲍福宝因‘调北征南入黔，封振威将军，卜居安顺永安屯，即今鲍家屯” [40]，1366年朱元璋在徽州府设徽州卫，洪武三年改设徽州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所又改为新安卫，民国《鲍氏家乘》亦记鲍氏始祖洪武二年迁入贵州，笔者推断鲍氏始祖应是徽州卫军人，属军户，随着洪武初年筹备平定川贵之时已经离开家乡，至洪武四年设贵州卫时在当地定居。[41]除鲍氏家族外，由于明初贵阳附近的贵州卫、贵州前卫、安顺的普定卫有许多卫所军人都来自于皖南鲍家拳流行区域，鲍家拳迅速在贵州扎下根来，同时卫所的军事性质也使贵州鲍家拳的军事竞技特征得以突出。
已有多位学者研究贵州傩戏与武术关系。傩戏传入西南虽早于明代，但明代却是它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与卫所旗纛等日常祭祀相结合[42]，动作中杂揉了许多武术的招式。武术与民俗活动相结合，也说明武术是当地卫所社会的紧密纽带。
在明朝卫所密集的九边地区，武术也相当的流行。明代中后期营兵制下的许多将领都来自于卫所，史书对这一类军官多有武艺高强方面的描述，嘉靖《宁夏新志》中列举了多位宁夏各卫所出身、“骑射精绝”的武官[43]。万历间曾任延绥总兵官、后又参加万历征朝鲜的大同右卫麻贵及其家族、籍贯蔚州嘉靖中总任宣府总兵的马芳家族等诸多在明代后期及明未清初的战事中显赫一时的武将家族，大多都是卫所出身或曾在卫所任职[44]，其他北边地区亦是如此。九边多实土卫所，卫所在当地有相同于府州县的管理职能，卫所人口为当地主要人群，武术在区域内相当流行。
因军事地理位置、民风等的不同，同样驻有卫所的区域却不一定都因武术而显扬，明代卫所地域武术发展也不平衡。在一些区域，卫所人群对武术的需求并未引发区域武术的发展，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人群越来越平民化。长期远离战事，使内地许多卫所的军事特征逐渐减弱，湖广都司下的荆州卫“卫军风尚始以五方辐凑嗜好各殊，然安插于荆安二郡者历季兹多，荆安之风尚即卫之风尚也。性朴鲁，能任劳苦，自耕桑，渔贾而外……” [45]，在卫军户家族俨然同于当地平民，并未带动当地武术的较快发展。但是康熙年间荆州卫人口“好斗健讼，当事为之隐忧云”[46]，表明荆州卫人口至少到清代前期仍有好武争胜的军旅特征。
区域间武术交流的增强是明代武术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卫所不只和明代武术的区域分布有关，它所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也促进了区域间的武术交流。明初设置衛所本身就是庞大规模的移民，以各种形式被征入伍的卫所军人及其家人或远或近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有南北互调，有一省内抽调，亦有临近地区垛集，而且在同一卫所驻守的军人多迁自于同一地，这就使得区域间的武术交流成为可能，前所列贵州鲍家拳便是一例。明代中后期，卫所军人的逃亡、人口的离散，九边的战事与嘉靖东南抗倭，卫所武官充任营兵制下各级武将，卫所中民壮的掺入，都促进了卫所与其他类型人口的武术交流。
3 卫所的衰败与武术的持续发展
与土地紧密结合的特征，使卫所制在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以后，逐渐走向了衰败。军事上，战斗力下降，不能成为朝廷战时的主要军力；军人逃亡严重，远远不能达到明初的兵额；卫所内部贫富分化严重，下级军官和军人、家属成为军官及富户盘剥的对象。卫所“军”的形象淡化，它的人口越来越像一般老百姓，“民化”渐趋严重。大量军人的逃亡、从事其他生计和被军官占役，使得卫所按规定操练成为难事，即使可以操练，找人替操的现象也十分严重。这就致使卫所官军对武艺的重视程度下降，对操练草草了事。正统年间这一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在外卫所操练，军士头目多不用心，并无实效” [47]，“武艺不精”[48]成为此后大臣有关卫所奏疏中常见的字眼。
武官世袭也使卫所在承袭过程中，人们少有关注武艺高低，“况今新官袭不比试，旧官比试亦为虚应故事，故此辈自倚世袭之官，不须才能，不畏罪黜，恣为骄贪，不习武艺，不惜军士” [49]。在明代小说《醉醒石》第五回中也有一段文字对当时世人眼中的武官进行了描述：“大凡世职中最多□人，拿定是个官，不肯读书通文理，所以满口鄙俗，举止粗疎，为文官所轻。况这官又不坏，不习弓马，不修职业，剥军冒粮。考察时，不过捱两板，革事不革职，仍旧有俸吃，所以容易怠惰了去” [50]。
寓兵于农的屯田制使卫所制度在明初设立之后就暴露了弊病，普通军人及其家庭的生存与屯田等关系紧密。卫所人群在训练与战事之余，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求有效的经济手段，“凡军练习少暇辄治生业” [51]，在这一方面，他们和驻地的普通“民籍”老百姓并无差异。
明初重武，卫所武官品秩高于地方上府州官员。但随着国家承平，很快改向重文，明中后期更是如此，使许多卫所子弟渐弃武艺，转向科举，“上焉者业儒好礼，崇衣冠之雅” [52]。这从有明一代军籍进士数目也可以反映出来，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共记录22179名进士，其中军籍为6506人，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9.33%[53]。虽然在此书中我们无法区分武举和文举，但是可以推断其中武举并不占多数，明代军籍进士大部分都是参加文举。东南地区教育文化发达，卫所多尚文轻武，许多武官子弟亦有读书科举为志向，尤其是不承继武职的子弟则寻求其它发展。世袭宁波卫指挥的万氏家族到了明中后期，子弟虽亦习骑射，但却是“恂恂儒雅”[54]读书人的形象，第九代万表“十七袭职，志在经世，不问产业，昼骑射，夜读书” [55]，万氏家族尚能文武兼顾，和其武职较高、家族高官多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一些卫所小官就不同了。《观海卫志》中记载“邵瑗，字世美。幼有大志，百户应袭，不愿就。以《诗》《经》入慈溪县学，科举七次不遇”[56]，宁可不做武官，也要参加科举。
官军的轻视以致于明末至清代的卫所方志中，除正德《金山卫志》在“操法”中对军人的武术训练有所记载外，其他方志对这方面记载很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明中后期如万氏子弟坚持军人本职的武官及子弟也有许多，明代文献中对明代中后期武将的描述多言文武兼及，万历《泉州府志》记泉州卫俞大猷“少为诸生，工易学，习武经” [57]，正德《金山卫志》言及武官郭彦和“公暇手不释卷，尤崇礼敎，文庙儒学崭然鼎新，士论称之” [58]，嘉靖《普安州志》记普安卫指挥同知柳之文“丰姿英迈，臂力过人，精闲武艺，好文礼士” [59]，诸如此类的描述在地方文献中比比皆是。
虽然明代中后期卫所战斗力减弱、人口流失严重，揉和卫所军人、募兵、家兵、民壮的营兵制成为更为有效的战守体制，但是卫所制作为基层驻扎军事单位依然存在到明末，直至清朝。因此，卫所人群及所在地域的习武之风只是较之明初有所弱化，并没有彻底消退。因此，一方面虽然卫所的衰败影响了卫所人口对武术的重视，但较之没有卫所驻扎的区域而言，卫所所在地仍是明代武术发展较好的地区；另一方面，卫所人口的流散、军事体制的变化，使各地区间武术得以交流，这也是嘉靖以降武家及武术类书籍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4 结语
军事与武术密不可分，历代皆是如此，但对于明朝而言，这一点更为显著，就是因为卫所制的实施。卫所对于明朝武术的深远意义，不仅体现在《练兵实纪》等兵书所载武术技巧的变化上，更重要的是对明朝武术在人群中的影响力、地域分布、区域间交流的影响。必须强调的是卫所制一直延續至清代（部分卫所存至宣统三年才最后被废），它在武术方面的作用并未随着卫所职能与人口性质发生了变化而消失。因此，研究清代武术史，也避不开卫所。在明清500余年的时间里，对于卫所制而言，明朝是确立制度、勉力维持，清代则是消弱、变革，前后相因，卫所与武术的关系也在变化，值得深入探讨。
因为卫所的特殊军制，使卫所人口对武术的追求有地域与阶层差异。地域上，边疆、交通要地、政治中心所在地区的卫所更有可能成为明代武术的区域中心。明代中后期，随着卫所民化的发展，内陆一些区域卫所的尚武之风逐渐淡化，但并未立即消失，这种重视武术的民风随着卫所一直影响到了清代。在清代即使卫所陆续被废，它的区域影响仍然存在。阶层的差异随着卫所的衰败而更加明显，在武术训练中，武官及其子弟具有更强的主动性，普通军人及子弟多出于被动。在武官中，卫所的中高层武官对武术更为重视，一般要求子弟文武兼修，以求得家族在武职承袭基础上的更好发展。下层武官对武术态度则更接近普通军人，一部分人希望在科举中谋求发展。在卫所军事职能降底、操练虚设之时，普通军人及子弟的武术练习与民间完全趋同。
明代卫所人口众多，是“民”的特殊组成部分，日常生活中与驻扎地百姓间接触甚多，除却军事特性外，他们就是普通百姓。所以卫所建立之初，其人口所练之武术就已开始“走出”卫所，从而推进了明代武术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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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安顺地戏与武术之间关系的成果较多.详见注33.
[8] 《皇明祖训》《序》.
[9] 据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统计，不计羁縻卫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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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康熙《碾伯所志》《习尚》，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17] 《明史》卷212《戚继光》.
[18] 万历《泉州府志》卷12《武卫志下·武迹》，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1028页.
[19] 万历《泉州府志》卷12《武卫志下·武迹》，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10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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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卫所的兵器中枪是最重要，明代程宗猷《单刀法选》（明天启耕余剩技本）中记“十八般武艺惟枪称王，诸器皆用枪法比试，欲制其长与疾也”，《大诰武臣》的这条说明了自洪武年间开始枪已经是卫所中的重要武器.
[26] 嘉靖《临山卫志》卷三《武举》，《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35-136页.
[27] 康熙《靖海卫志》卷六《武举》，《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28] 乾隆《威海卫志》卷七《贡举志·武科》，《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74页.
[29]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宦迹》，传真社影印明正德刻本.第14页.
[30]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宦迹》，传真社影印明正德刻本.第15-16页.
[31] 关彦莉：《明代武术发展与明代社会》，《武术科学（搏击·学术版）》2005年第4期，第18页.
[32] 杨祥全：《津门武术：独立的武术文化区》，《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43-47页；杨祥全：《津门武术》，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
[33]关于武术与地戏之关系，可参考的成果较多，主要有焦春晖：《武术与安顺地戏的相互影响与启示》，北京体育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郭振华、白晋湘：《安顺地戏的武术文化解读》，《体育学科》2013年第6期，第108-110页；鲍巨彬、王明建：《“安顺地戏”中的武术文化现象探究——兼论武术与戏曲的渊源關系》2014年第8期，第55-58页，等等.
[34] 王艳花：《元至民国时期的青岛武术发展及其影响》，《体育文化导刊》2014年第4期，第160-163页.
[35] 参考魏卿：《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作者在文中并未指出确切卫所.[36] 《灵山卫志校注》卷二《建置志》，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37] 正德《金山卫志》上卷三《操法》，传真社影印明正德刻本，第36页.
[38] 孙原贞：《孙司马奏议》《边务备倭》，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二十四，明崇祯平露堂刻本，第160页.
[39] 关于这一点历史学界、民俗学界多有研究.可参考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中国史研究》 2005年第1期，第135-148页.
[40] 民国《续修安顺府志》《氏族志》，《贵州府志辑》42，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63页.
[41] 张明莉在其《贵州鲍家拳考略》（《体育研究与教育》2012年第4期，第71-73页）中对鲍家始祖迁入贵州的时间进行了考证，但语焉不详.
[42] 郭红：《明代的旗纛之祭：中国古代军事性祭祀的高峰》，《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第90-96页.
[43] 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宁夏总镇》《武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44] 范东杰：《明代山西武术发展状况研究》，中北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第25-33页.
[45] 康熙《荆州卫志》《风俗》，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46] 康熙《荆州卫志》《风俗》，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47]《皇明诏令》卷十《英宗睿皇帝上》《雨潦修省敕（正统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明刻增修本，第153页.
[48] 如林聪《修德弭灾二十事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十五，明崇祯平露堂刻本，第293页）记“如今既私役而放闲，不使赴操而演武，则军士怠惰，武艺不精.卒有警急，率之使战，岂能得其实用哉！”.
[49] 陈建：《治安要议》卷二，民国刻聚德堂丛书本，第6页.
[50]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五回《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51]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风俗》，传真社影印明正德刻本，第32页.
[52] 嘉靖《临山卫志》卷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53] 数据参考孙经伟《明代军籍进士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5-6页.
[54]《濠梁万氏宗谱》世传一.
[55]《濠梁万氏宗谱》世传二.
[56] 嘉靖《观海卫志》卷三，《慈溪文献集成》第一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57] 万历《泉州府志》卷12，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1028页.
[58]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宦迹》，传真社影印明正德刻本，第14页.
[59] 嘉靖《普安州志》卷八《人物志》，明嘉靖刻本，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