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都司卫城浅述
《贵州文史丛刊》 2015年3期 作者：覃朗
摘 要：明代，贵州设省，不再是化外的羁縻之地，中央政府对于贵州地区的控制愈加严密。在当地设置卫所戍守，是当时的主要形式。设卫筑城，贵州的城市就在卫所城池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了贵州城市化的基础。在不断发展中，卫城也从单纯的军事堡垒逐渐成为地区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对于贵州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 贵州 卫所城池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3-105-112
一、明代贵州都司的卫所
洪武十五年（1382）初，当征南的捷报尚未传到南京，明朝的统治者便已开始着手考虑对于西南的统治方式。与云南大规模推行府州县的行政体系不同的是，对于贵州这广大的区域，明太祖似乎无意改变当地的社会状态①。在明太祖眼中，贵州的价值，是为了保证一线驿路的安全。相比较大规模的推行府州县，强有力的军事戍守，就能满足这一需要。于是就在当年初，明太祖“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命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1〕。贵州成了当时明帝国的第十四个都指挥使司。
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令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置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一十四卫指挥使司”。〔1〕（P24）二月，置云南都指挥使司，割贵州都司卫所改属云南都司。同年，改原四川布政司的贵州卫与永宁卫属贵州都司，原平越千户所升平越卫。洪武十七年（1384），改原乌蒙卫为毕节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月，置赤水、层台二卫。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兴隆、普安卫。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新添卫、置普市守御千户所、龙里卫、平坝卫、安庄卫、都匀卫、安南卫、清平卫、威清卫。洪武二十四（1391）年八月，设贵州前卫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撤层台卫，改设建昌左卫，属云南都司。永乐十二年（1414），改云南都司乌撒卫属贵州都司。正统三年（1438），改四川都司普定卫属贵州都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1601），设威远卫。崇祯年间（1628-1644）设敷勇与镇西二卫。终明一世，贵州都司延续而存的只有十八卫二千户所。而威远、敷勇、镇西三卫建置时代太晚，明朝也将要崩塌，本文不予论述。故此，本文所说的贵州都司卫所，仅为延续而存的十八卫二守御千户所。
众所周知的是，关于都司卫所的职能，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①。周振鹤提出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将实土卫所视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组织和行政区划”，而非实土的卫所就仅是一种军事单位〔2〕。郭红在实土与非实土的基础上，提出了卫所分为实土、准实土、非实土三种类型，认为准实土卫所即分布在府州县境内、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的卫所，具有一定的行政区划意义〔3〕。其外，顾诚则认为，州县与卫所一样，都是地理单位。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分别隶属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军事系统即五军都护府—都司—卫——所，负责管辖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大片明帝国疆土，并且这两种系统可以互为转换〔4〕。
就明代的贵州都司自身而言，明显的带有即管军又管民的色彩，也就是说，明代的贵州都司不仅承担着军事戍守的职能，也承担着治理民政的任务。在永乐十一年（1413）建置贵州布政使司，开设府州县之前，贵州地域内的民户除去归属贵州宣慰司之外，大多归属都司卫所管辖。如龙里卫军民指挥使司，“本朝洪武四年（1371）置龙里驿，十九年（1386）增置龙里站，属贵州卫。二十三年（1390）置龙里卫指挥使司，领平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四长官司，属贵州都司。二十九年（1396）改龙里卫军民指挥使司，割所领小平伐、把平二长官司隶新添卫”。〔5〕可知龙里卫除管自身五千户所外，还代管平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四长官司的民户。而正因为既管军又管民，洪武二十九年（1397年），改龙里卫指挥使司为龙里卫军民指挥使司。〔1〕（P99）在明代的贵州地区，可以明显地看见两种管辖系统的交织，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清朝废卫设县为止。
二、明代贵州都司的卫所城池
卫所城池，简称为卫城。顾诚先生说，相当数量的卫所在自己管辖的地面上择地另筑城堡，这种城，成为“卫城”、“所城”、或“堡”。〔4〕（P14）也有学者认为，卫所军城，是以卫、所指挥中枢卫中心修筑的以军事功能为主要的一种类型。〔6〕贵州都司的卫所城池，就是在其管辖的地面上，修筑的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的城池。而限于资料的不足，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卫城 。②
明代贵州都司的卫所既承担军事戍守的职能，又承担着管理民政的作用。但究根到底，明代都司卫所最为重要的职能就是军事戍守，这就决定了明代贵州的卫所必须要修建城池来安顿大规模的驻军，而叛复不常的社会状态，也需要高大的城池来保证驻军的安全，进行军事防御。“黔在万山之中，为诸夷窟穴，则高城深池以为捍卫，视中原尤重矣”。〔7〕而自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对于边疆与沿海地区的卫城建设也是十分重视。洪武二十六年（1393），“凡天下都司并卫所城池，军民数目，必合周知，或遇所司移文修筑，须要奏问，差人相度，准令守御军士或所在人民筑造，然后施行”。〔8〕贵州都司所属卫所的城池，在这一时间内大量修筑起来。
最早修筑的是永宁卫城，“洪武四年（1371），指挥杨广建”。〔9〕其次是洪武五年（1372）修筑的贵州卫城。〔9〕（P295）南征云南之后，贵州地区的卫所普遍建置，卫所城池也开始大量修筑。洪武十四年（1381），诏筑平越〔9〕（P295）、乌撒、普定〔1〕（P23）三卫城。二十年（1386），筑毕节卫城。二十二年（1389），诏筑新添、普安卫城。〔9〕（P296）二十三年（1390），诏筑赤水、安庄〔1〕（P70-71）、都匀、安南、平坝〔1〕（P75）、龙里、清平四城。二十六年（1393），筑兴隆、威清二城。〔9〕（P295-296）出于防御的需要，卫城的修筑大多在其建卫之后就会马上修筑起来。从建卫和筑城的时间来，大多都会在建卫的当年修筑城池。也有特殊情况，如普定、乌撒二卫，在其建卫之前，就修筑了城池，这是因为这两城处于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毕节、威清、普安等卫筑城时间较晚，则是由于当时较为频繁的征战，来不及筑城有关。明初之时，贵州都司总计修筑卫城十七座。endprint
（一）明代贵州都司卫所城市的分布
影响城池分布的因素有许多种，而在贵州的卫所城池中，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两点：一者，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据险而守，是军事性城池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二者，大多分布在交通线周边，以保证驿路安全，这是贵州卫所的职能所决定。
（1）据险而守
贵州多山，不如中原大地平坦，因此贵州也多山隘悬崖，以至于交通不便。但从军事角度来说，控制这些山隘、关口，也就等于控制了贵州的交通要道，而城池建在山间险要之处，既加强了城墙的防御，又可瞭望百夷。从各卫城的山川形胜便可看出，城池多分布在山川险要之处。如：平越卫，有“山溪之险”；威清卫，“山险水敦”；安庄卫，“万山为之屏障，两山据其左右”；乌撒卫，“界于诸夷之中，山高地险，实西南扼要之地”。永宁卫，“环城皆山，叠翠如屏”；普市千户所，“四山围绕，峻险如壁”；普安卫城，“西门临山顶，左右至南北门，俱遂山崖，其险可依”；安南卫城，“倚山峻峥，可守也”。乐民所城，“城在高山，四面岩峻”等等。〔9〕（P264-265）可见，当时卫所分布，对于据险而守，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方面。
（2）控制要道
同样，贵州的卫所城池也强调保护交通沿线的安全。明太祖对于云南地区的重视，就要求从中央到云南的政令畅通，往来无阻。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驿路的安全与畅行。云南到中央的驿路，框架主要是由元代的基础上构成的，其中，必经之地就是贵州。
元代幅员辽阔，因此特别重视驿路的建设。云南设行省之后，开发多条驿路，以加强与内地的往来。其中主要的就是建都道、乌蒙道和普安道。〔10〕建都道开发较早，其大致开通于宋大理末期，是元朝前期主要的入滇道路，其后又开辟乌蒙道与普安道。元朝末年，建昌道逐渐废弃不用，乌蒙道与普安道日渐重视。朱元璋平定云南，授计傅友德，行军道路以普安道为主，乌蒙道为辅，“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1〕（P20）因普安、乌蒙道为大军行进之路，日益受到中央重视，如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初一，“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曰：‘今遣人置邮驿以同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1〕（P25）
正是为了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明代贵州的许多卫所，大多选址在这两条交通线附近。如“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来无碍矣！”〔1〕（P34）可知赤水、毕节之卫的设置，就是为了保证入滇道路的安全。大体而言，贵州都司所属卫，永宁、赤水、毕节、乌撒诸卫所，保护乌蒙驿道；普安、安南、安庄、普定、平坝、威清贵州、贵前诸卫，保护普安道西侧，连接曲靖；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等卫，保护普安道东侧，连接湖广。〔11〕从卫所分布来看，明朝时普安道为入滇要道，极为重要。正是因为这些驿路的开通，贵州“控夷夏之交，扼滇楚之吭，壮内威外，最为重镇”，〔12〕是“四川、湖广、云南三省交道，使客往来，殆无虚日”。〔12〕（P2648）为了保证这些驿路的安全，卫所的重要性不待而言。
（二）贵州都司卫所城池的城垣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城墙对于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是十分重要的。“城”即代表城市，也代表城垣。〔13〕虽然这一看法已经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在明代的贵州，城墙确实是卫所城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大的城墙，即是安全的保证，更是国家威权的象征。
中国古代的城墙形式主要有四种，即夯土城墙、土坯城墙、砖包城墙、砖城墙。〔14〕明代时期，经济实力和建筑技术快速发展，城墙大多进行包砖加固。贵州大部分卫所城池也是先筑土墙，再进行包砖，其中不会相隔很长。比如都匀卫城，“平羌将军何福建，为土城，后指挥黄庸改甃以石”。〔9〕（P296）但也有例外，比如普定卫城，“洪武十四年（1381），安陆侯吴复筑土城，嘉靖三十一年（1552），副使廖天明始砌以石”，〔15〕相差一百多年。但是基本在明朝前期，贵州的卫所城池的城墙都已经完成了包砖加固。
城墙的规模也大小有别（见下表1）。周长大于一千丈以上的卫城有七座，最大的是平越卫城和普定卫城，长一千四百丈（四千四百八十米），最小的是兴隆卫城，仅长五百三十丈（一千六百九十六米）。高度最高的是毕节卫，高达七点三七米，最低的是平坝卫和都匀卫城，仅有三点二米。总体规模而言，上六卫六城平均周长三千七十八点九三米，高五点零一米；西四卫四城平均周长三千一百九十二米，高五点八四米；下六卫六城平均周长两千九百五十九点五米，高四点二八米。据此而言，贵州东北部的城池规模要大于东南部地区。这与当时东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实力较为强大，以及贵州军粮多从四川而来，存积此处有关。再者，东北部地区数量相比较东南部地区众多的驻军也说明城池规模大于东南部。
资料说明：
1.本表数据参照（嘉靖）《贵州通志》，卷四，“城池”，第295-297页；（万历）《黔记》（一），卷四—卷五，“舆图志一”，“舆图志二”，第55-104页。注：因为两书中数据有些出入，取最大值为准。
2.明代一丈等于十尺，根据梁方仲先生的考证，明代一尺=32厘米，故此本书一丈=3.2米。详见：梁方仲：《中国历代田地、田赋、户口统计》，第741页。
城门是城市内外交通的出入口，其建筑规模、数量常以城市的大小、形制、方位、用途等因素来确定。城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常见的陆路城门，一种是由于河流穿城而过，特意设置的水门。贵州的卫所城池一般都是东、南、西、北各开一门，是典型的四方四门制。有些城池出于需要，也不仅有四门。其中，贵州（贵前）卫城、毕节卫城、赤水卫城、都匀卫城开有五门，永宁卫城最为特殊，开有七门，其中有两门是水门。还有一种叫做水关①，是为了引水入城而设置，规模小于水门。开设有水关的卫所城池有贵州（贵前）卫城，水关两座；平坝卫城，水关两座；普定卫城，水关三座。endprint
城楼也是城墙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城楼、敌楼、转角楼等。贵州卫所城池的城楼一般为一门一楼，平时可以作为观景与宴会之用，战时则作为瞭望、预警和指挥。敌楼是在城墙上御敌的城楼，也叫谯楼，贵州卫所城池中仅有都匀卫城设有谯楼九座。转角楼的功能与城楼相似，贵州（贵前）卫城、威清卫城各有转角楼一座。
为了避免城门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常在城门外侧添筑城墙一道，以形成一区面积不大的防御性城郭，这就是瓮城，又叫做月城，其形有矩形与半月形两种，其中以半月形为多。贵州卫城城池的瓮城修建较晚，大概在嘉靖间（1522-1566）才开始修建瓮城。可知最早的是毕节卫，“嘉靖七年（1528），副使韩士英于通津门建月城，引河水砌井”。〔15〕（P71）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贵州的卫所城池大多都修建了瓮城。瓮城修建的原因很可能是明代中后期后，贵州卫所军备不振，军士逃亡，军事行动由主动出击转向被动防御，需要加强城墙的防御所致。
壕沟，又称护城河，也是城墙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的卫城城池一般都会倚水而守，依靠天然的河道作为防御，比如平坝卫城，“自东南至东北，城垣倚水可守”。〔15〕（P56）也有人工挖掘的壕沟，深度不一，比如威清卫城，“城墙周围不倚水，有小壕”，以至于“盗屡入城，缘墙圮壕塞”。〔15〕（P54）安庄卫城，“自西门起至南门，城高壕深，居民稠密，可自守也”。〔15〕（P59）也有即利用天然河道，又自行开挖壕沟的卫城，如赤水卫城，“南门外倚水，北门外跨三山开壕”。〔15〕（P76）有些卫城则有部分壕沟，如毕节卫城，“东南有壕，人烟凑集。西北无壕，人户稀少”。〔15〕（P71）也有卫城则根本就没有开挖壕沟，如清平卫城，“无壕跨山”。〔15〕（102）贵州卫所城池壕沟并不深广的原因与地形地貌有关，贵州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不利于河流蓄水，而山区的地形也限制了壕沟的开挖。
（三）从军事堡垒到行政、经济城镇
施坚雅认为，城镇作为“人为”行政中心，其组织的社会空间体系是由一套行政等级体系所决定的；集镇作为“自然”经济中心，其组织的社会空间体系由一套市场等级体系所决定。〔16〕很明显的是，贵州的卫所城池正是“人为”而成的，是由行政和军事需求而形成社会空间体系。在卫所城池内很明显的是，官署衙门是其城内的中心，包括文职衙门和军事衙门；随着时间的变化，卫城内的布局也从单调的行政官署，逐渐增加学校、寺观和市场，从一个军事行政的堡垒演变成了行政、经济、教育并存的中国古代城市。
卫所城池建置之初，主要作为军事指挥中枢和行政治所，又以军事职能为重。因此，在卫城修建之初，城内犹如军营一般，充满了军事色彩。明初，在卫城内，最重要的是卫治，其作为当地的军事指挥机构，一般都是处于城中心位置。如贵州前卫卫治在“省城内西，洪武二十六年（1393）建治城中，景泰五年（1454）建布政司于其地，乃迁建于此”。〔9〕（P316）可知当时贵州前卫卫治是在城中心，后来因为更高等级的布政司改建其地，才搬迁到城西。在卫治周边，分布经历司和镇抚司官署，一般而言，经历司在卫治左，镇抚司在卫治右。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分置城内各地。除了军事官署之外，卫城内还建有预备仓以预防灾荒，设养济院以赡养孤寡。如安南卫，“预备仓在卫（治）前，嘉靖五年（1526）毁，今改在城外；养济院在卫（治）前”。〔15〕（P538）因此，明初卫城内的官署一般包括：卫治、经历司、镇抚司、左、右、中、前、后千户所、预备仓、养济院等。当时卫所城池内的居民基本以士兵军官为主，“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民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17〕
在永乐建省之后，卫所城池内的官署分布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最为明显的就是贵州（贵前）卫城和在此之后施行“州卫同城”的卫所城池。
贵州（贵前）卫所城池于洪武五年（1372）修筑，当时作为贵州卫的治城所在，官署设置和其他卫所治城一样，特殊之处在于有贵州宣慰司衙门同样设在治城内。洪武十五年（1382）设贵州都指挥使司，城内增加了都指挥使司官署，包括都司衙门、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等。洪武二十五年（1392），设贵州前卫，卫治与都司同城。永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布政使司于卫城，官署设卫城外贵州驿，景泰五年（1454）改建于城中，其下附经历司、照磨所、理问所、司狱司、丰济库、分守道。永乐十八年（1420），设察院公署于城中东北隅；设按察司公署于城治中，其下附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成化五年（1469），设总兵府公署于城中。成化十年（1474），设都察院公署于城东北隅。弘治七年（1494），设清军察院公署于城中西南隅。弘治十八年（1505），设提学道公署于城中忠烈桥西。正德间（1506-1521）设贵宁道公署于城中。〔9〕（P312-316）隆庆六年（1572），又迁程番府于城内，改名贵阳府，为附郭府。其后省城公署大致如此。可见随着时间的变化，文职公署已经超过军事公署，成为城市的中心地带。
在地方卫所中，这种趋势同样明显，特别是在“州卫同城”的卫所城池中①。府卫同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者，先设卫城，后设郡邑治所于卫城内。这类有弘治六年（1493）都匀府城设于都匀卫城；弘治七年（1494）设青平县城于清平卫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平越军民府城设于平越卫城。二者，卫所、郡邑各有城，后迁郡邑治所于卫城，如成化间（1465-1487）迁安顺州治于普定卫城；嘉靖十一年（1532）迁镇宁州治于安庄卫城；万历四年（1576）迁永宁州治于安南卫城；万历十四年（1586）迁普安州治于普安卫。州治和卫治同处一城，是明代贵州卫城城池的主要特点。在其余没有“州卫同城”的卫所城池内，其后增置的有布政司分司公署、按察司分司公署、察院公署以及兵备道分司公署等。
卫所城池内，除了公署衙门之外，还有教育文化机构、寺观、坊市等，也是卫城内的重要组成部分。endprint
卫城内教育文化机构主要是儒学、文庙、贡院等。明代的卫所城池与府州县同，基本都设有学校以教育子弟，卫所儒学称为卫学。贵州都司的卫学设置始于宣德、正统年间，〔18〕卫学大多建于城内正西、西北、西南方向。文庙则多建于卫学之前。除儒学外，部分卫所也设有医学和阴阳学等①。贡院建置较晚，嘉靖十四年（1535）建于省城城中西南方向，为都察院旧址。
城隍庙是卫城内不可缺少的建筑，这与当时的礼制要求有关，“祭祀，国之大事，以为民祈福。各府州县每岁春祈秋报二次，祭祀有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城隍诸祠”。〔19〕宋以后关帝成为民间的大众信仰，特别是对于军人而言，因此，关王庙和旗纛庙也是卫城内的主要庙宇。除此之外，民众对于寺观的修筑也比较热心，故此在卫城内有一些寺观分布，如清平卫胜寿寺，“在卫治内，天顺元年（1457）指挥王聚改建于此”；〔9〕（P392）威清卫崇宁寺，“在卫治内西，宣德六年（1431）僧白云建，正统六年（1441）指挥佥事张贵重修”。〔9〕（P393）卫城内的寺观多由当地的指挥使等高级武官所建，原因一者是当时只有这些高级武官才有如此的经济实力，二者是修建寺观对于这些高级武官的社会威信也会有所帮助。
坊市曾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标志，但到了明代之时，坊市的含义已经大大不同。明代地方志中的坊的含义多指牌坊、街坊、乡坊的含义。贵州地方志中记载的“坊”多指牌坊的含义。牌坊主要是为了“表厥宅里，树以风声”，故此以科举功名、贞洁妇女为多。（嘉靖）《贵州通志》中记载贵州的卫所城池内有牌坊二百六十七座，而以科举功名为内容的则多达一百四十三座。〔9〕（P403-407）这说明当时科举功名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对于科举功名的热衷也十分兴盛。
市是为城市里的贸易场所，随着社会的安定，贵州卫所城池内的经济贸易也发展起来，市场在卫城内外出现。据统计，贵州都司的卫城内外共有市场五十一处，〔9〕（403-407）大多数都在卫城内与城门附近，也有少数在距离城池十几里的集镇。如普定卫城，城内有“南市，北市，十字街市，局前街市”，城“东门外一里有马场市”，而正因为普定卫地处交通要道，商业也特别繁荣，徐霞客称“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有牌楼跨街，市场甚盛”。〔20〕省城商业也特别繁荣，“郡内多汉人，其贸易以十二支所肖为场市，如子日则曰鼠场，丑日则曰牛场之类。及期，则汉夷不问远近，各负其货聚场贸易，附郭者有卯、申、子、午四场焉”。〔9〕（P266）省城内外有市场十二处，其中四牌坊市最为繁华，称为“百货聚焉”。贵州卫所城池内的市场多集中十字街市以及南北门附近的“南市”，“北市”。这主要是城内的十字街市当时主要的大街，人流密集。南北门外的集市，则是因为城内面积的不够，商业发展唯有扩展到城门附近。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逐渐增加，如威清卫，“居田野者以耕织为业，处城市者以商贩为生，务本逐末者相半”；普定卫“卫俗本淳朴，而颇失其故态，与人交际，虽词令可观，皆谲诈而不情。或见人一衣一室之华，辄忮詈之，虽观长师交之，间恩礼亦薄，惟贸易日趋于利。风俗日降，势不可为”。〔5〕（P151）经济活动的发展，使卫所城池逐渐成为当时的经济贸易中心。
三、结论
总之，卫所城池修筑之初，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自身的防御安全与军事控制，实土卫所还带有地区行政治所的色彩，而随着贵州的建省设府，进而“府卫同城”，这种行政治所的色彩更加浓厚。同时教育、宗教、经济资源在卫城内的集中，市场贸易的不断发展，卫所城池的功能也发生改变，城市化的规模不断扩大。明代的贵州卫所城池成为此后贵州城市发展的基础，对于贵州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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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Si Weisuo City of Guizhou in Ming Ddynasty
Qinlang
（Yunn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kunming 65000）
Abstrat： In the Ming dynasty， Guizhou， was not an uncivilized region but it entered into the horizon of our nation， the nation had governed it rigorously and universally settled up the Weisuo cities . Above of this， the city of Guizhou had gradually developed in the basis of the Weisuo city and turned in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 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Weisuo city had become the regional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center， greatly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uizhou.
Key words： Ming dynasty；Guizhou； the Weisu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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