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化还是边缘化:贵州屯堡文化演变的结构功能分析
《贵州社会科学》杂志 2023年12期 作者：张继焦 王 付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1;3.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一、引言
从开创文明新形态到建设文明新形态,现代化建设开启了现代文明建设的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一种开放的发展形态接续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在进行时,开启了从文明建设领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深入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及其突出性特征,通过研究不同形态的文化去理解过去之中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明晰中华文明过去是如何走来的,才能明确中华文明今后如何去发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为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和推进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实践指明了方向。贵州屯堡文化产生于历史上的边远地区,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化孤岛”[2],近年来仍然还有一些研究继续持有这样的学术观点[3]。其中部分研究在关注中华文明历史、考察历史上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关系、分辨区域历史与民族历史和讨论族群等问题时,过度强调边远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异质性,忽视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割裂地而非统一地去观察边远地区及其区域文化。[4]所以,在研究贵州屯堡文化的当下,应该克服这种错误的认识,充分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找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地方文化不断创新、创造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关注并重视在文化资本化和文化旅游化背景下,旅游热点研究、经济热点研究和历史热点研究所忽视的贵州屯堡文化主体研究关注不足的问题。[5]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宏大叙事下,去认识和理解贵州屯堡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文化定位、文化角色、发展方向和任务使命,通过对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变迁的梳理,认识贵州屯堡文化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载的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的关系构建。
二、屯垦戍边:贵州屯堡文化的产生及其军事结构功能
边远地区一直都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边远疆域治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边远地区面积广阔、资源丰富,多种文化荟萃、异彩纷呈,彰显着多元化的异质性特征,不仅具有地缘性、基础性与战略性特征,更具有文化性、社会性与民族性特征。稳定边远地区对于中央王朝来说有很大的挑战性。贵州屯堡文化作为多元治边文化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是明朝统一和治理西南地区的历史产物,明朝时期的军屯卫所历经金戈铁马的征伐转向屯垦戍边的守御,一直带有浓厚的军事结构功能。
(一)贵州屯堡文化的产生
新古典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时时有结构,事事有结构,一切结构功能皆以时间、条件和地点为转移。[6]以结构功能视角观测贵州屯堡文化的演进,首先要了解中国历史上屯田制度的发展,以及明朝初年为了统一西南疆域,平定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云南的割据势力所开展的“调北征南”战略部署。以此为始,追溯贵州卫所军士的来源及卫所制度产生,从而探明贵州屯堡文化形成阶段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的关系。
一般认为,贵州现在的屯堡文化源自明初的卫所。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朝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历史大局,为完成山河一统,明太祖朱元璋对元夏政权割据的四川区域用兵。大军压境,元夏政权措手不及,举旗而降,明朝完成了对西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区域——四川和重庆的统一。平定川渝之后,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部成为元廷在南方最后的势力。然而,欲取云南,必经贵州。当时的贵州,明朝廷依旧采取的是元朝的地方管理机制,除改革了元朝地方行政路、府(州)、县三级体制,施行府、县二级体制外,仍是土流并治的格局。[7]明朝廷在贵州广阔的民族地区采取“怀柔”之策,府县、宣慰使司、地方土官、安抚司等地方行政机构交错并存,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共同行使军民管理之权责。在“各安其生”的政治招谕攻略下,以水西、播州、水东为代表的几大土司带头归顺,带动众多地方势力的归降。明军统一了今天贵州的大部分区域,地方势力被纳入明中央王朝政治体系。为保证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忠诚,明军在贵州设立了贵州卫和永宁卫。卫所开始在贵州大地上建立。
元梁王据守云南,自觉山高路险,明中央王朝大军鞭长莫及,对于明朝廷七次招降拒不接受。明一统川渝贵之后,立即决定整军入滇,分三路进攻元梁王在云南的势力。为了行军安全,保证进攻云南行军路线的畅通,明中央王朝决定进一步加强对“黔之腹、滇之喉”一带新归顺地区的统治,借鉴中国历史上对边远地区所采取的屯垦戍边的经验,结合原有的军屯实践,将屯田戍边灵活运用于贵州地区,以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和行军后方稳定问题。至此,军屯体系逐渐在贵州落地,贵州卫所基本成型,贵州屯堡文化产生的军事架构初步建成。云南平定后,大军凯旋班师回朝途中,又留下“从征者”和“归附者”巩固卫所力量。到洪武末年,贵州都指挥使司属下建有18个卫和2个守御千户所。[8]明中央王朝的军队驻扎在云贵军事要道上,中央王朝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了西南地区的统一大业,获得了云贵高原的统治权力。贵州屯堡文化的基础结构完整地形成。
(二)贵州屯堡文化的军事结构功能
纵观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中华文明有着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贵州屯堡文化虽诞生于明朝时期,屯田制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由秦朝时期的更戍制、汉初的“募民实边”和“北假田官”发展、演变而来。[9]早期的边远地区屯田是军屯与民屯并存的结构。屯田军队通过“三分守城,七分下屯”的屯垦自给自足,保证粮草的供应的同时还保卫了边远地区,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边远地区开发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具有减轻人民租税负担的功能。贵州屯堡文化既具有传统屯田制的共性特征,又具备独特的、与明中央王朝一般军事制度和户籍制度不一样的特殊性。
在明朝初期的军屯版图上,贵州并非全国军屯战略的重点。明中央王朝在贵州建立卫所,短期来看,是为了明朝军队统一云南临时采取的战略部署;长期而言,则是明中央王朝巩固西南统治力量,开发贵州疆域的治边之策。从明朝永乐年间的军事结构看,随着明初移民就边、屯田戍边战略部署的基本完成,明朝军屯的历史使命就已经结束,开始走向消解。加之,屯田制度日久弊生,土地兼并,屯田被地主阶级占领,屯田私有化越来越严重;屯军对于中央王朝的重要性降低,中央王朝对军屯制度维持力量弱化,军政力量对屯军的约束削减。屯堡军士在政治上不再受到来自中央王朝的高压管理,在经济上不再是军粮的主要供给源头。明朝其他边远地区的屯军及其后裔都逐渐融进了当地的社区,相对来说,贵州屯堡文化仍保留着较为明显的军屯特征,传承着较为完整的军旅文化。这主要是因为其结构内部所特有的内聚功能。明朝边远地区卫所兵源结构主要由四个重要的部分组成:明太祖朱元璋起义时期的“从征者”、明早期统一天下时的“归附者”、因罪贬谪的“谪发者”和因兵力不足征召的“垛集”。贵州因为平定云南的战略需要,其卫所驻军主要是“调北征南”而来的“从征者”和早期“归附者”,来自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将士及其眷属、随军工匠等,户籍基本列入军户的校尉、旗军、马军、力士、弓兵、铺兵等。[10]军队成员主要来自腾龙之地,又追随帝王崛起,对明中央王朝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从属性,对自身身份和扮演的社会角色极其认同,军旅文化底色浓郁,群体向心力强大。
军屯卫所结构相对独立,功能相对完善。贵州军事要道上的军屯卫所并不受地方行政管辖,卫所的设置与所在府、州、县行政分离,有独立的驻扎区域、疆界,小的卫所有城墙,大的卫所有城堡,[11]一切治理事务由卫所自行处置。相当一部分卫所设有寺庙、道观、祭坛、学堂等功能性场所,卫所所需的一切功能性结构十分完备,已然成为一种具有严谨制度、独立结构和完善功能的社会子系统。[12]一个个卫所就像明中央王朝沿着军事要道伸出的触手,嵌构在西南疆域的地理要害位置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构,发挥着守御和稳定边远地区的功能。贵州屯堡文化产生的早期,卫所就以这样一种军事守御的方式,推动了边远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归属,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辖,推进了边远地区的中心化。
三、军民一体:贵州屯堡文化发展时期的结构功能变化
各民族在贵州交往交流交融催生了贵州文化和文明元素的增长,移民带来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汇,最终都推动着贵州文化、社会结构功能的迁演和完善。可是,在明朝屯堡人进入贵州后,仿佛跳出了沧桑演进的文化生态,历经岁月,文明的元素依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和功能。过去的贵州屯堡文化研究通过观测贵州屯堡文化的物质样态理解贵州屯堡文化,由于缺少六百年前江南文化的参照系,也无法复制六百年时光映照屯堡的痕迹作为控制变量,一厢情愿地觉得中心文化的强大无法为边远地区所包容同化,认为贵州屯堡文化六百年来没有太多新的文明元素产生,也没有太多旧的文化因子消亡。[13]这种就树木而言树木的研究,忽略了卫所嵌构的边远地区大环境;看现在即过去的观察,遗漏了屯堡不同阶段演变的时间维度。脱离时空结构、社会互动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把看见的事物当成全部的研究发现,把斗转星移固化在能够证明结论的物象层面。这就很难去解释,明中央王朝远征西南的卫所如何转化为代表贵州文化多元性的屯堡,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六百年军民转易,六百年文化沿袭,并不是时间从明朝就直接跨越到了贵州屯堡文化再次进入人们视野的20世纪。只有一种解释,这漫长的六百年,贵州屯堡文化相对稳定的结构功能其实也在发生着改变,在潜移默化、与时俱进地发展,只有如此,贵州屯堡文化才能在明中央王朝统治结束后得以延续。[14]
(一)亦民亦军的屯堡人身份维系
六百年的坚守与发展,贵州屯堡文化未被时间抛弃,一直在贵州其他文化的影响中和自身强大的包容性下不断地自我扬弃。明朝贵州卫所在贵州建省时期已经到达巅峰,然后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衰落,到明朝结束基本失去其军事功能。清朝吴三桂叛乱,清军入黔,贵州屯堡在失去明中央王朝赋予的身份角色后,仍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坚守着贵州屯堡文化,但其结构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
从中央王朝与边远地区宏大的政治结构看,清及其后时期的屯堡已经不再是中央王朝稳定和统治边远地区的军事力量。但是,尽管失去了统治集团赋予的军事身份,屯堡人并没丢掉曾经帝王之师的意志和固守,反而以一种亦民亦军的身份继续存续着。从边远民族地区的中观结构考察,同周边其他民族和民众相比较,“从征者”和“归附者”的赫赫战功,为国戍边的身份,自有一种超过平凡民众的优越感,但失去身份加持的屯堡人只有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可以维系这种优越感,并会为了维持这种优越感,不断在心理上增强自我的身份认同意识,不断强化对屯堡文化的固守,使屯堡文化在和周边其他文化的互动与博弈中不断传承。[15]从屯堡内部的微观结构观测,贵州屯堡文化内部除了强大的内聚功能,还有一套持续存在的、像军队一样等级森严的管理制度,以及与之相适配的军人精神。除此之外,军屯的历史,让屯堡人积累了远超周边大多数村寨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也有了长期驻守贵州边远地区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所以,卫所的军事功能被清中央王朝裁撤后,屯堡人仍顽强地坚守着贵州屯堡文化的军屯特色。
如前所述,军屯卫所作为强大统治力量代言人时,屯堡人是身份的象征,汉人、中原移民、军户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自信。同时,因为中原地区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屯堡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将周边势力牢牢控制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来实现边远地区的中心化。而在明军屯卫所随中央王朝彻底衰亡后,尤其是清中央王朝在贵州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大量的中原汉族迁入贵州境内,屯堡人从明王命所系、帝王之师变成了清边远地区的治下之民。此时,相对于后期移民的汉人而言,屯堡人和原来世居的少数民族一样,都是贵州的原住民。这样的身份相比原来的“屯堡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所以,在根深蒂固的身份记忆陡然转变的现实与生存竞争需要之间,屯堡人选择了亦民亦军的身份存在着,通过传承军屯时期遗留的军旅文化,来区别于贵州其他民族和后期迁入的中原汉族。[16]
这种亦民亦军的身份演变与坚守,并非华夏边缘理论所论述的、简单的“汉与非汉”。华夏边缘理论认为,在中国西部与西南地区民族的汉与非汉之间,有一个漂移、模糊的族群边缘,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的背景中,这些华夏边缘人群可以通过集体记忆与结构性失忆来成为华夏或非华夏,抑或成为二者间的模糊状态。[17]在清朝及之后的岁月,尽管屯堡人为了维持身份和文化的优越性,采取亦民亦军存续方式,但这并未造成他们后来非苗非汉的境地。在外人看来屯堡人之所以为屯堡人,正是因为其对军屯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是因为其特殊的历史来源、文化特征和居住环境(屯堡)。从清朝以来,屯堡人一直是一个军屯文化底色浓郁的群体。和贵州其他特殊族群比起来,屯堡人的特殊性在于,无论在什么时候,其身份在主观上都没有明显的摇摆性,他们坚定的认为自己是皇朝移民、是“调北征南”与“调北填南”的后裔、是“老汉人”,尽管某些时候在外界看来他们已与贵州原住民没有区别。
(二)民承军习的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转型
尽管军屯变成了民屯,但因为大多都是军户和原籍在江淮一带,亦民亦军地存在着的屯堡人,在屯堡这个特定的、延续着历史的时空里,依然保留着故土和军屯的风俗和节庆习惯。维系着骄傲与优越感的军屯体系和坚守文化传承的意志,使得屯堡人对原有的军屯惯习有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由于作为文化主体的军人后裔深受传统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贵州屯堡文化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又有彰显国家价值对周边民族进行潜移默化的对外影响力。
贵州屯堡文化因其独特的军屯结构功能而承载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农耕与伦理的特质及强调国家政治意识的特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贵州民族社会的重要文化体现。明中央王朝在西南疆域民族地区开设卫所,自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与集体意识。卫所制度形塑下的贵州屯堡文化的家国意识,就是国家意志通过军屯制度由上而下的传达,并巩固于基础社会而形成的民众共识。贵州屯堡文化的家国意识深入每个屯堡人的心灵和基因,从供奉“天地君亲师”到地戏等各种集体仪式活动所强化的群体归属感,都说明贵州屯堡文化自其形成之始就包含着强烈的国家意志和集体意识及由此展现的主流意识形态。
如果说,明朝时期的卫所是强硬的、锋利的,钉在“黔之腹、滇之喉”上的利刃,那么,清朝及以后的屯堡就是骄傲而又温和的、潜移默化的,以文化化民的清风。屯堡人传承了军屯时期其祖先崇文尚武、热爱家乡、热爱国家、以应试夺冠取得功绩而自豪、以当兵保家卫国为荣的军屯作风,并在贵州屯堡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将大一统的国家意识由中央王朝向边远地区传播、拓展。基于文化自信而自觉秉持的文化坚守,使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通过“教化”乃至“同化”行为拓展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空间。同时,也使之更深刻地根植于西南疆域民族地区基层社会。通过文化的影响,增强了边远地区民众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和归属,持续地推进着边远地区的中心化。
四、守正创新:贵州屯堡文化现代化及其结构功能转型
独具军屯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既有屯堡人坚守祖先军屯文化传统的文化底色,又有屯堡人长期在边远民族地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兼收并蓄、发展创造的独特地域文化样态。有学者倾向于把贵州屯堡文化当作体现数百年前明朝政治、经济、人文、宗教、习俗、审美的时代“活化石”[18],其实贵州屯堡文化更像是六百年来,明中央王朝主流文化进入贵州后交往交流交融活的文化样态。贵州屯堡文化的活态传承,以一隅之光彰显着中华文明多族共融的壮阔历程,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发展。今天,这种活的样态依然继续存在,并以现代化的方式推动着贵州屯堡文化融入现在、走向未来,持续地塑造着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形态,不断实现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的现代化转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推进边远地区的中心化。
(一)贵州屯堡文化的文旅开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对文化的开发,文旅融合、开展文化旅游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开发双赢的举措。传统文化蕴含的旅游资源是丰富多样的,其文化结构中包括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属于可开发的旅游资源范畴,具有多重的旅游开发功能。[19]贵州屯堡文化发生、演进的具体场景、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场域,在不同层次上的有机整体性和多样性,也属于其作为旅游资源结构功能发挥的一部分。
贵州屯堡文化的旅游开发,从作为物质文化与文化载体的屯堡、作为文化主体的屯堡人及其生产生活实践和贵州屯堡文化传承的精神、制度到周边的自然景观、人文氛围和气候环境,其实是一个相互支持、联动的整体,并不能作为孤立的开发对象看待。贵州屯堡文化旅游资源的整体勘测和开发是由一个个独立而又关联的村落有机联系构成的,而贵州屯堡文化旅游运行则是在目的地、客源地和旅游连接通道的基础上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空间维度上展开的,旅游系统的宏观描述。旅游开发将贵州屯堡文化视为独立的但又嵌构在旅游市场里面的子系统,进行更纵深、更宏观和更立体的思考,使得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开发能兼具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全面、客观的统合考量。
在这样宏大的叙事下,六百年来的贵州屯堡文化和贵州所有的地域特色文化一样,充满异域的、神秘的色彩,让中心地区的客源市场和潜在市场人群向往、猎奇、惊艳。于是2001年一种多方合力的旅游开发模式——“政府+旅游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模式应运而生。[20]该模式在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既发挥了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又能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解决资金、经营管理等具体问题。在各利益主体发挥所长的同时,各利益主体也依据自身资源优势合理分享利益。由于此种模式很好地将责、权、利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各利益主体追求价值目标存在一定差异的前提下,有效地避免了屯堡文化旅游的过度商业化,从而为屯堡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该模式开发下,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快速兴起,贵州屯堡亦民亦军的文化转换成了鲜亮的旅游景观,不再仅仅局限于历史,更展演成了一种可观可感确实存在的活化样态,揉进了云贵高原峰峦叠嶂的厚重和江南古韵悠远飘渺的情思,有六百年来屯田戍边的家国情怀、耕读守望,向每一个旅游者展示着明朝的军旅风采和贵州的乡土世界。贵州屯堡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超越了地理位置的约束、历史传承的局限,成为全世界解读和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鲜活的实践。贵州屯堡文化融入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大局,融进了中华文化的中心圈子,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文化自信自强、促进民族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的现代化演变
以屯堡文化旅游为代表的现代化创新发展模式改变了贵州屯堡文化原来相对封闭的结构,以一种开放的旅游目的地形态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为国戍边的政治功能和自我维系的社会功能拓展成了旅游功能。但结构功能的转型,并未造成贵州屯堡文化的消解。随着贵州屯堡文化旅游在乡村旅游市场中异军突起,贵州屯堡文化区率先完成了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目标,并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继续发力。贵州屯堡文化中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依旧存在,其形式却在不断地保护、传承和创新中与时俱进。
贵州屯堡文化由于功能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开发时必然存在文化基因、自然环境、旅游景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贵州屯堡文化相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既存在独特性也存在普遍性,其军事特征相比其他传统村落文化,在超越单一村落发展的系统脉络上更具联接性。寻找和梳理这些军事特征和联结性,是贵州屯堡文化守正创新面临的关键节点。
如今,在文化资本化的经济浪潮席卷下,贵州屯堡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宏观结构方面,明中央王朝进军云南的滇黔古道早已从军事要道演变成了联结大西南的现代化交通枢纽,极大地缩短了西南地区通往全国各地的行进时间,并在西南地区形成了经济、人文、地理意义上的新特征。现代交通联结和滇黔古道文化符号映照下,回溯并重现滇黔古道的贵州屯堡文化景观,是对贵州屯堡文化区域开发最恰当的诠释路径。微观结构方面,贵州屯堡文化在良好的保护下得到充分的传承和创新,但开放的结构带来了功能的剧烈转变,传统的贵州屯堡文化成了旅游展演的场景和内容。贵州屯堡文化研学等活动的发展,贵州屯堡文化客厅、地戏文化体验、品尝屯堡驿茶、观看“屯堡印记”等沉浸式表演体验业态与原来的日常生活状态并行不悖。贵州屯堡文化再创作、再演绎在守正创新的前提下,不断将传统与现代有效结合,引来了越来越多人主动地了解、关注、传播,贵州屯堡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五、结语
边远地区的“边缘化”和“中心化”是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并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贵州屯堡文化及其结构功能的变迁对于贵州和西南地区产生了极其强大的中心化影响。从中央王朝所强制建构的军事体系到贵州屯堡文化融入地方的本土性发展,从军政稳定统治到文化传播、交流、交融和文化化人的国家认同理念塑造,边远地区对于中央王朝的内聚力不断增强。现代化建设的趋动下,边远地区开放性彰显,边远地区中心化和“去边缘化”特征愈加明显。
(一)归属“中心”:大一统中央王朝建构中的贵州屯堡文化
历史上边远地区的文化基础相对薄弱,文明力量较为弱小,很容易被中央王朝吸纳和统辖。但中央王朝要实现统一到统治的长期性,维护其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地位,就得打破边远地区在地缘格局中存在的边缘性。如此,边远地区的军事化就成了中央王朝不二的选择。处于中心地区的中央王朝通过军事力量对边远地区进行嵌入,实现了其在边远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统治的结构功能建设,借助在边远地区的军事部署完成了其统治权力和统治力量的布局。因此,贵州屯堡文化的建设早期是一种军事结构,承载着的是中央王朝的军事功能和统治功能,军事实践的背后是国家强硬的权力意志,展现出的是“中心”对所谓“边缘”的吸引和所谓“边缘”对“中心”的归附。
在这一阶段,屯堡本身的功能是为国戍边,卫所军人带着强烈的优越感,对于驻地的社会和文化并不具备认同感和归属感。卫所军人及其眷属、随军工匠的身份是外来者,尽管身在边远地区,他们仍认为自己属于中心地区。在卫所这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内部维持着军屯模式的自给性和军事建制的独立性,很少有内部向外部世界延伸的机制,使得卫所和所在地方社会极少发生交往和交流,仅存在着较为缓慢的、极容易被忽视的流动和交换。
贵州屯堡文化前身的军事卫所更多是在物理空间上巩固了边远地区与中央王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但在心理和情感上很难拉近边远地区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心理距离。作为传统大一统国家中央权利和军事防御的最外围区域,边远地区在政治叙事和军事叙事上被建构为拱卫中心地带的“边地”。边远地区的中心化只是“边缘”向“中心”被迫归附和接受统领的过程,但不可否认军屯制度的建立增强了边远民族对国家认同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尤其表现为军事力量带给当地文明在记忆上的国家力量震撼以及权力从属上的国家认同。
(二)连接地方:融入边远地区的贵州屯堡文化
随着所属中央王朝统治的结束,贵州屯堡文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融入外部世界,打破固守的卫所,转向开放的屯堡,为传统军屯聚落带来了更多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机会。政权的更替带来的身份角色的变化,对贵州屯堡文化“边缘”与“中心”之间的政治归属进行了重新调整。结构功能的变化,打破了军事边界的现实阻隔,加速了贵州屯堡文化在政治上“中心”向“边缘”的转换,但却推进了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连接和互构。通过身份角色重置,缩短了贵州屯堡文化与边远文化之间的心理距离。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益密切,边远地区中心化的特征更加明显。
尽管屯堡人还有曾经的优越感,并且一直在努力维系,但屯堡人也不得不承认其已经变成了边远地区一员的事实。带着对中央王朝的情感延伸,屯堡人以军事文化色彩极强的平凡民众身份进一步融入边远地区的生产生活。打破物理边界和心理防线的文化交流、传播,为边远地区传统社会带来了更多潜移默化的中心性影响。同时,也加快了屯堡人对贵州本土文化的接纳,边远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双重影响因素在贵州屯堡文化中交叠,使得屯堡人的身份角色更加复杂,贵州屯堡文化的结构功能更加丰满完善。
贵州屯堡在空间上被固定在了贵州大地上,但在文化和心理上却成了边远地区和中心地区的连接通道。中心文化通过贵州屯堡文化影响边远地区文化,向边远地区输送着中华民族的“大文化”价值,又为中华文化汲取着边远地区“小文化”的营养。贵州屯堡文化仿佛一体和多元之间的一根血脉纽带,壮大中华文化,哺育边远地区文化,也实现了自身的茁壮成长。贵州屯堡文化连接下的边远地区“中心化”过程,是边远地区文化和中心文化加强连接的过程,是边远地区的地方社会日益告别较为孤立和封闭的状态,与外部世界发生多重联系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边远社会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强、中心化特征更加凸出。
(三)迈向现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背景下的贵州屯堡文化
相对于传统大一统国家版图中的中心区域而言,国土层面上的边远地区往往处于军事政治意义上的边缘位置,“中心”和“边缘”的形成及变迁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功能的建构与转型。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发展突破了国土空间上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之间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国家在边远地区推动的文化建设、乡村发展,不仅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和网络压缩了物理空间上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之间的现实距离,也在情感上拉近了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之间的心理距离。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强有力地促进了边远地区的“中心化”进程,增强了边远民族地区向国家中心地区依附、靠拢和融合的向心力。
现代化时期的贵州屯堡文化作为边远地区文化和中心地区文化结合的历史延续,既有边远地区的特殊性反映,也有中心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有国家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正是贵州屯堡文化在历史和现实、守护和创新、中心地区文化和边远地区文化之间的结构功能张力,才能呈现贵州屯堡文化结构功能变与不变之间的独特魅力。所以,下一步贵州屯堡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充分挖掘贵州屯堡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要结合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路径来打造边远地区特色文化事业和产业,将边远地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整合,以中华文化国家属性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命任务作为统御,来完善边远地区文化的现代化结构功能和推进新时期中心地区和边远地区的统一性。
新时期贵州屯堡文化体系构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理解守正与创新、整体文化与区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贵州屯堡文化建设的精神谱系构建、国家意象构建和边远形象构建之间的张力结构。通过多样化的传播终端、多元的传播内容、高速化的传播速度、全覆盖的传播方向、持续性的传播过程、社会化的接受对象,对贵州屯堡文化的资源进行梳理、发掘、宣传、创新,实现其在新时期继续加强边远地区中心化的功能,使其现代文化宣传效果能够有效地实现,从而培育边远地区各民族群体的主流文化意识、国家认同意识与民族自信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边远地区融入国家全面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边远地区文化对内整合、对外影响的巨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