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考辨及科举兴盛原因
《贵州文史丛刊》 2023年2期 作者：林汉
摘 要：关于明代贵州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的研究大多依托单一文献，缺乏系统考证。据明清多种文献考证，明代普安地区中进士十一人，举人一百二十人，进士举人数量均居于贵州前列。既往研究倾向于从经济文化角度探索地区科举兴盛原因，既显笼统，也不全面。从新的视角研究，普安地区士子专《易》、军事移民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是明代普安地区科举兴盛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明代 普安地区 进士举人 总数考辨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3）02-82-90
普安地区地处贵州西南部，明王朝在该地设置了普安卫与普安州，其管辖的核心区域包括今盘州市、普安县，以及兴仁县、兴义市、晴隆县的部分地区。明代普安地区科举兴盛，是贵州科举重地之一。然而学界对该地区的科举研究还略显薄弱，主要表现在对明代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的统计不一，以及对该地区科举兴盛原因的探讨还局限于经济文化方面，缺乏多角度的分析。笔者不揣浅陋，依据明清多种文献，力求准确考证明代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分析普定籍士子经常被误载为普安籍士子的原因，结合明代普安地区的自身特性，从士子专经化、军事移民、地理位置等角度对其科举兴盛的原因展开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明代普安地区进士数量考辨
学界目前有关普安地区进士举人总数的统计说法不一。例如王文慧《明代贵州卫学研究》认为明代普安地区有进士十二人1。叶国仁在《盘县明清时期的人才状况》一文中援引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数据认为是十二人2。厐思纯《明清贵州七百进士》3一书中则认为有十一人4。本文根据《皇明进士登科考》、《皇明贡举考》、《类姓登科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郭子章《黔记》、康熙《贵州通志》等多种文献进行考证，认为明代普安地区中进士十一人。
此外，乾隆《普安州志》、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六盘水市志·教育志》、《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盘县文史钩沉》等史料及著作将蒋克达与潘埘记作普安地区的进士，笔者通过文献对比分析，考证二人普安进士身份不成立。
蒋克达常被误认为是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普安进士，例如乾隆《贵州通志》、乾隆《普安州志》、光绪《普安直隶厅志》都如是记载。究其原因，蒋克达是崇祯十三年（1640）赐特用出身科。《国榷》记载：“（庚辰崇祯十三年四月）丙寅，谕吏部曰：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考选屡奉旨举贡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之意。就教贡士并试过岁贡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着于六部司属、都通太常寺各司属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阙，依次填补。此系特用，后不为例。”1因此该科是“赐特用出身”，并非是“赐进士出身”。该科二百六十三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士，只是特用举贡2。
普定卫人潘埘，也常被误载为普安进士。例如《六盘水市志·教育志》便将其收录为弘治十二年（1499）乙未科普安州进士。厐思纯在《明清贵州七百进士》一书中认为：“潘埘，为普定卫人，一作普安卫人，待考。”3经过文献对比，可以考证潘埘是普定卫人，弘治十一年（1498）戊午科举人。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之十四《科甲》中记载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是普定卫人汪大章，并未见潘埘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首次出现对潘埘的记载：“弘治戊午科举人，任知府。”4万历《贵州通志》与郭子章《黔记》记载与上相同。
康熙《贵州通志》记载潘埘为弘治戊子科举人，普安人，第二十九名，官知府，这也是首次将潘埘记载为普安人。这显然是误记。其原因在于康熙朝纂修《贵州通志》时，明代贵州省志都散佚无存，惟有郭子章《黔记》尚有残缺抄本可考。加上修志时间始于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十二年（1673）十月修成，修志时间短促，草率而成，康熙《贵州通志》多次出现普定人与普安人记载相互混淆的现象。
咸丰《安顺府志》记载：“潘埘，普定人，廪生，官知府，《通志》作普安人。”1说明咸丰《安顺府志》的编纂者已经意识到康熙、乾隆两朝的《贵州通志》将潘埘记作普安人是错误的。但是民国《续修安顺府志》记载：“潘埘，潘氏谱，普定人，官至知府，《通志》作潘埘普安人，进士中无，或是明通进士。”2这是首次将潘埘作为进士的记载。“明通榜是创始于雍正朝而推行于乾隆朝，它是在会试落选的试卷中，再挑选出一批所謂文理明通者，于正式榜文之外另出一榜”3。潘埘是弘治年间的举人，将他载为明通进士，不足为信。由此可见，康熙《贵州通志》首次将潘埘误载为普安人，民国《续修安顺府志》又首次将潘埘误载为进士。后代学者不经过认真考证，误用史料，便会将潘埘误作为普安进士。
二、明代普安地区举人数量考辨
关于明代普安地区举人数量的记载，乾隆《普安州志》与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皆记载为一百三十三人，后世学者多援引以上史料的记载。然而以上两书限于时代限制，未能参阅明代贵州省志，因此错讹较多。笔者参阅明代《乡试录》、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郭子章《黔记》、康熙《贵州通志》等文献史料，考证明代普安地区中举人一百二十名。
由于光绪《普安直隶厅志》的举人记载是沿袭乾隆《普安州志》，故将乾隆《普安州志》与明清贵州地方志作比较，得出乾隆《普安州志》记载错误的举人有十三名。
从表中可见，薛善至萧大鳌八人，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黔记》皆记载为普定卫人，并且嘉靖《普安州志》皆没有收录以上八人；夏昊至胡奉明四人，万历《贵州通志》与《黔记》皆记载为普定卫人。直到康熙《贵州通志》才将以上十二人记载为普安人。由此可见，以上十二人是普定卫籍举人。刘体仁，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雍正《安南县志》皆记载其为安南人，崇祯癸酉科第十名，官知州。因此，刘体仁应为安南人。
综上所考，乾隆《普安州志》与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记载错误的举人，大都是将普定卫举人误载为普安人，究其原因，在于康熙《贵州通志》多次将普定人与普安人记载相互混淆。乾隆《普安州志》与光绪《普安直隶厅志》也沿用了错误的记载。
除却上述十三人，其馀一百二十人皆能与明清典籍相互印证，证明明代普安地区举人数量是一百二十人。
三、明代普安地区科举兴盛的影响因素
明代普安地区以十一名进士数与贵州宣慰司在贵州地区排名第一，中举人一百二十名排名前列，普安地区科举兴盛可见一斑。以往对科举兴衰的研究大多强调政治经济、文教发展对其造成的影响，然而深入论证一个地区的科举兴衰原因，仅仅探索该地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因素既显笼统，也不全面。而士子专经、移民因素等具体表现形式是既往研究忽视或者没有深入考察的。鉴于此，本文拟从士子专经、移民因素、地理位置等方面对明代普安地区科举兴盛的原因展开探究。
（一）普安地区的士子专经
明代的科举实行一经取士政策，明初，朱元璋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1。即使是进入国子监，士子也仅需娴熟一经，“郡县学弟子员能通一经达一艺者，即贡成均”2。在一经取士的背景下，专习一经相较于兼习数经，更能获取科举的成功，士子在备考时也更为经济，由此成为多数士子从事举业的选择。各地区士子习经的差异也是导致其科举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受限于经济压力，许多家庭无法为士子聘请经师，因此，最实际的备考方式就是跟随自己的父兄或者亲戚朋友学习，这样就很容易发展成家族内部一经相传。蒋氏家族是普安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科举家族。蒋廷璧以《易》中举，他擅长治的经自然是《易》。蒋廷璧中举后，为家族子弟的举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他尤严毅教子，详著家训百馀条。其子蒋宗鲁继承专《易》优势，二十一岁便考中嘉靖十六年（1537）乡试，次年又以《易》考中会试，成为普安地区第一位进士，后任知县，升郎中、按察使、右布政使、云南巡抚，可谓是明清普安地区以科举入仕最高官位者。蒋氏家族至蒋宗鲁时，家族鼎盛，对后代举业有了更大支持，除了培养家族子弟传承家族所擅长的《易》，也有馀力培养子弟学习其他经书。嘉靖四十年（1561），蒋宗鲁子蒋思忠以《易》考中乡试，另一子蒋思孝则以《诗》考中乡试，四年后又以《诗》考中会试。这样，蒋氏家族便将专经范围从《易》扩展到了《易》《诗》两经，增强了家族举业的竞争力，不过《易》依旧是蒋氏家族的专经。
如果家族没有专某经的传统，士子便会在家乡或者邻近地区寻找与自己习一经的老师及学友。学有所成的士子归乡后，也以自己擅长的经书教授乡人。例如普安卫人吴鸿儒，嘉靖乙酉科举人，后任乌撒同知，辞官归家后，“精于《三易》，后学多出其门”1。蒋廷璧归隐家乡后热心教育，“淑其教者，多所成立”2。 因此，地域专经的形成，其实就是该地域内士子以最可靠的应举方式即共同研习同一经书的结果。
由上表可知，普安地区乡试以《易》中举的人数有十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礼记》中举的人数有六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二；以《诗》《书》中举的人各有三人，各占总数的约百分之十点七一；以《春秋》中举的有二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一四。
根据进士登科录记载的六名普安进士，以《易》中会试的有蒋宗鲁、李良臣、沈存孝、何汝岱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礼记》中会试的有邵元哲一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诗》中会试的有蒋思孝一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综上所述，普安地区有着明显的专《易》倾向，其次则是治《礼记》。普安地区士子专经化也有其发展过程，以上表所统计的科年而论，嘉靖中期以前，普安地区士子虽然以《易》中举者每科只有一人，但是却表明治《易》的举子延续不绝，专《易》是普安士子的传统。整个嘉靖年间乡试开科十五场，普安士子唯有嘉靖十三年（1534）、嘉靖二十五年（1546）无人中举，其他年间都取得了优秀的科举成绩。嘉靖中期以后至万历年间，普安地区士子专《易》程度达到鼎盛，例如嘉靖四十年（1561），贵州乡试八人以《易》中举，普安士子就占三人；隆庆四年（1570），贵州乡试以《易》中举者九人，普安士子也占了三人。普安地区以《诗》《书》中举者极少，这是因为普定卫、贵州宣慰司、永宁宣抚司三地长期专于《诗》《书》两经，普安士子治《诗》《书》的能力自然不能与三地相比。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地域专经是科举竞争力中的重要因素。
（二）普安地区军事移民众多
明廷为了强化对贵州的治理，官府开始主导外省移民进入贵州，其中军事移民的数量是很大的。
普安地区位于滇黔驿道的要处，军事战略地位在当时极受关注。洪武十五年（1382），明廷设立普安卫，军士三万零九十三名1，是贵州都司下辖十八卫中兵士最多的卫所。按照曹树基将明代军事移民第一代每户按三口计算2，因军屯而来到普安地区的外省移民就达到了九万馀人。
明代贵州军事移民大多来自于中原、江浙等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地区，在贵州科举考试竞争中有较大的优势。贵州因建省较晚等因素，本地居民与文教水平较高的军事移民相比，应试考中的本地士子人数自然较少。据史料文献记载“贵州一省，极在边荒，苗僚杂处，民不知学，是以各学生徒悉于军士中选补”3，明代贵州各地方学校教育对象以卫所军士及其子弟为主，本地居民极少参与到学校教学中，明代“科举必由学校”，因此军事移民便构成了贵州应举人员的主体。明代贵州中进士总数九十九人，卫所籍进士就达到七十八人。4这一现象在普安地区尤为明显。宣德二年（1427），贵州布政司言：“普安州儒学生员皆是罗罗、僰人，莫知向学，今选俊秀军士王玺等入学读書以备贡举。”5宣德以后，普安卫数量较大的军事移民在教学上的优势也更加显现出来，“屯军子弟皆入学肄业，故一时文章之盛，甲于他郡”6。正是由于普安地区军事移民有较好的文教习俗，使其子弟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普安卫“郡城军民多自中州迁戍，风俗可观，士事诗书，农勤稼穑，然尚文重信尤在他郡”7，在科举应试中实力也较强。明中期以后，卫所制度逐渐衰落，卫所军士地位不断下降，还面临着军官的剥削和繁重的徭役。明制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8为了寻求出路，军事移民希望通过科举仕途来摆脱卫所衰落带来的诸多负担，军事移民逐步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以上也是军事移民在贵州科举考试中具有很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军事移民构成了普安地区进士举人的主体。以进士为例，明代普安地区十一名进士皆是军籍，其中七名进士的乡贯来自外省。乡贯是应天府的有蒋宗鲁、邵以仁、王祚远三人，直隶的有沈存孝、何汝岱、蒋杰三人，另有董绍舒一人的乡贯是浙江山阴1。普安地区举人群体也以军籍为主，只有刘瑄、赵珂等几人是本地民籍。
将贵州都司下辖卫所的军士数量与其中进士的人数作比较，探析二者的联系。由于清代贵州境内广泛实行裁卫并县，因此清代及之后所纂的贵州通志在记载进士举人籍贯时，并不会区分卫籍、民籍。以普安地区为例，一律记为普安人，不会细分至普安卫人、普安州人。因此表格统计基于万历《贵州通志》所载的卫所考中进士举人数量，这样既能保证所统计的对象是卫籍，又有较长的时间范围容纳较多研究样本。
由上表可知，军士人数越多的卫所，大部分情况下进士举人数量排名较靠前。例如军士数量排名前六的卫所，除了安庄卫之外，其进士举人数量皆占据前六名次。军士数量排名后六的卫所，除永宁卫外，考中进士人数均在零至二名之间，考中举人数量均在三十名之下，进士举人数量的排名皆在较后名次。当然这并非绝对，最典型的便是永宁卫，以排名倒数第三的军士数量却包揽排名第二的进士举人数量，这与永宁卫地处四川，临近文教兴盛之地有关。又例如乌撒卫有军士九千三百三十八名，与赤水卫、清平卫、普定卫军士人数相差不大，但是中进士数却远低于以上三卫。普定卫军士数量排名第六，却创造出举人数量第一的佳绩。兴隆卫与龙里卫军士数量居于中等，考中的进士举人数量却居于诸卫所之尾。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军事移民数量是一个地区科举实力的影响因素之一，地区科举实力是多因素决定的。
（三）普安地区的地理优势
明廷从洪武四年（1371）实行科举取士，至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独立开科。在这一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贵州乡试经历了先附湖广、再附云南最后再到贵州的过程。洪熙元年（1425）九月，明廷规定“贵州所属有愿试者于湖广就试”1。贵州士子需要赶赴武昌参加乡试，然而贵州远离湖广，途中山险路陡，与湖广之间还有辰水、红水河、劳村江等大河阻隔，并且还要横渡风大浪高的洞庭湖，士子赶考艰险，水土不服，未及考试已然身心俱疲。宣德二年（1427），由于贵州“缘去湖广路远，于云南为近，宜就近为便”2。于是明廷规定贵州就试云南。贵州附试云南的首科，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己酉科，两省共取十一名，普安州刘瑄便考中举人。这与普安地区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普安地区地处贵州西南部，滇黔驿道横贯其境，是贵州距离乡试考点昆明最近的地方。“从普安湘满驿沿滇黔驿道出发，七十里至亦资孔驿，五十七里至云南境内多罗驿，五十馀里至白水驿，六十里至南宁驿，四十里至马龙驿，七十馀里至易龙驿，七十里至杨林驿，六十里至昆明境内板桥驿”3，全程不过四百七十馀里，并且可沿滇黔驿道赶赴昆明，出行安全、沿途补给有了很大保障。而思南府、永宁卫、铜仁府等贵州东部地区的士子赶赴云南考试，路程足有三四千里。这些士子赶赴昆明参加乡试又多在盛夏时节，酷暑难耐，山高路险，盗匪横行，加之虫蛇之祸，贵州又本是瘴气之地，增添了许多文弱士子赴考的风险与艰难。贵州思南府士子田秋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贵州士子赴昆明应试的艰险困苦，“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病于途次者往往有之……”4。以嘉靖十六年（1537）之前贵州中举人数分析，普安一地中举四十四人，而贵州东部的平越中举十二人，铜仁三人，镇远九人，都匀十人，兴隆七人。铜仁以一府之地，并且是贵州最早进行改土归流的地区，在长达一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竟然只诞生三名举人，与其地处贵州最东部，距离云南四千馀里的路程有很大关系。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独立开科后，乡试考点改到贵阳，贵州东部地区的科举实力方有了显著提升。由此就不难看出地理交通因素对一个地区的科举实力影响力度之大了。
从普安地区至贵阳赴考，亦可沿着滇黔驿道，“从湘满驿出发，八十里至新兴驿，七十里至尾洒驿，六十里至查城驛，三十里至关山岭驿，五十里至安庄驿，四十里至普利驿，六十里至平坝驿，五十里至威清驿，六十里至贵阳贵州驿”5，全程四百九十馀里。可见普安地区处于昆明与贵阳两地的中点，考点的转换并未对普安地区士子赴考产生太大影响，普安士子继续承袭明代前期科举兴盛的迅猛势头，在贵州独立开科至明亡的这一百零七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中进士十一名，中举人七十六人的绝佳成绩。
四、结语
综上而论，明代普安地区中进士十一人，中举人一百二十人。普定籍士子常被误记为普安籍士子的原因是康熙《贵州通志》未能参阅明代地方省志，加之仓促修成，经常混淆普安籍与普定籍的士子，乾隆《贵州通志》与《普安州志》沿袭了错误记载。明代普安地区能以一州一卫之地，在同贵州地区众多府、州、卫以及贵州宣慰司激烈角逐中，创造十一进士、一百二十举人的佳绩，名列贵州科举考试前列，这与普安士子专《易》、军事移民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Research on the Total Number of Jinshi and Juren in Pu'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LinHan
Abstract：Most of the studies on the total number of Jinshi and Juren in Pu'an area of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rely on a single document and lack systematic textual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various docume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11 Jinshi and 120 Juren in Pu'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number of Jinshi and Juren was among the top in Guizhou.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regional imperial exami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y and culture， which are both general and incomplet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Pu'an scholars are good at learning.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numerous military immigrants and the superior geographical location，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Pu'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Ming Dynasty；Pu'an area；Jinshi and Juren；Research on the Total Number；Influencing factors
责任编辑：厐思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