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设置与军务重心变迁
《贵州文史丛刊》2023年4期 作者：蒋福凯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明朝建立以后，明廷对地方军政事务的管理格外重视。据万历《大明会典》载：“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独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曰协守……其总镇，或挂将军印，或不挂印，皆曰总兵，次曰副总兵，又次曰参将，又次曰游击将军。旧于公、侯、伯、都督、指挥等官内推举充任。”1申时行等修：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六《兵部九·镇戍一》，《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九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镇守总兵官作为一地或一省最高一级的镇守武官，位居地方三司之上，有权“节制辖区内都司兵马”2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对其管辖区域的军事负主要责任。
明代的相关史料描述，贵州“右引巴岷，左属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险，百夷盘据，官吏出入，非兵卫不敢辄行”3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七《田叔禾集·上巡抚陈公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16页。。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军事需要，使明廷不断强化对贵州地区的军事管控。早在建文四年（1402）十月，刚即位不久的明成祖朱棣就向贵州派遣了镇守武将。永乐十四年（1416）后，朱棣又将其时的贵州、湖广二省军务合并管理，设立了湖贵镇守总兵官。景泰四年（1453），明代宗下诏在贵州单设镇守总兵官。弘治十一年（1498），贵州镇守总兵官被定为常设。作为明廷派驻贵州的最高一级武官，贵州镇守总兵官承担着稳定贵州，保障内地与云南之交通要道畅通的责任。目前，学界对明代镇守总兵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数集中在明代长城的九边镇守总兵官，对于南方各地镇守总兵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关于贵州镇守总兵官的研究，目前只有很少部分的论著有所涉及。如肖立军所著《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一书，就特辟一节专门讨论了西南地区诸省镇总兵，其中，对贵州镇守总兵官与湖贵镇守总兵官的建立与建置调整作了初步的梳理。4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1～435页。王星潜硕士学位论文《明代贵州铜仁地区建置调适研究》，因贵州镇守总兵官在嘉靖后期由贵阳移驻铜仁，故专用一章对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的设置及移驻铜仁后的情况作了讨论。1王星潜：《明代贵州铜仁地区建置调适研究》，西南民族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9～62页。以上论著均从各自关注的重点对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探讨，但专题研究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研究，借鉴学界的研究成果，对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的设置历程、兼制区及驻地等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考察，以期对学界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一、明初贵州形势与镇守总兵官设置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稳固北方，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与北元的作战之中。对于贵州境内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则主要采取安抚之策。对此，《明史》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明太祖既克陈友谅，兵威远振，思南宣慰、思州宣抚率先归附，即令以故官世守之，时至正二十五年也。及洪武五年，贵州宣慰霭翠与宋蒙古歹及普定府女总管适尔等先后来归，皆予以原官世袭。帝方北伐中原，未遑经理南荒。又田仁智等岁修职贡，最恭顺，乃以卫指挥佥事顾成筑城以守，赋税听自输纳，未置郡县。2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167页。
从当时的情况看，元朝敕封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守云南自若，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二四《把匝剌瓦尔密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19页。。朱元璋曾数次遣使前往云南，意欲招降梁王，讫无成效，遂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4黄光昇：《昭代典则》卷九《太祖》，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周日校万卷楼刻本，第15页a。，并向傅友德等将领亲授作战方略：“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5《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5页。傅友德等按照朱元璋的计划，很快就打败了梁王。收服云南后，明廷也随即强化了对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云南的管理。
早在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明廷就已“置永宁、贵州二卫”6《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丙申，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8页。。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为便于对贵州卫所的管理，明廷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7《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丁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4页。。同月，朱元璋遣使谕令傅友德等人：“比得报，知云南已克，然区画布置尚烦计虑，前已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然其地去云南尚远。今云南既克，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率诸军，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县以治之……至如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8《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甲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5页。在明廷看来，要强化对云南的管理，必需使贵州保持安定，以保障湖广、四川等地经贵州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畅通。因此，收服云南后，朱元璋又下令在贵州各地增设军事卫所。经过历年增设，“至永乐初，贵州都司共有十一卫、七军民司、二一级所、九二级所”9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9页。。以上卫所的设置，对于保障湖广、四川经贵州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畅通，进而强化其对西南地区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贵州镇守总兵官设立后所能统辖的军队，也即是以上贵州都司所辖制的诸卫所。
建文四年（1402）十月，明廷“命镇远侯顾成镇贵州”10《明太宗实录》卷十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有学者据此认为“镇守贵州总兵勋臣或总兵设立于建文四年”1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页。，实则并非如此。依据赵现海的研究，明代“镇守制度包括镇守总兵制度与普通镇守制度。前者武将称‘总兵官’，后者称‘镇守官’”2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明廷委派镇远侯顾成镇守贵州，并未明令其任总兵官，这说明顾成只是贵州镇守武将，而非镇守总兵官。证之《明太宗实录》，其记载对顾成亦只称“镇守贵州镇远侯”3按，关于《明太宗实录》称顾成为“镇守贵州镇远侯”的记载，不胜枚举，可自查该文献可知。亦可翻检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139页。，未见“总兵官”字样。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十一年（1413）八月，因思州台罗等寨发生反明之事，明廷曾命顾成充总兵官，统率湖广、贵州等地军队前往征讨。4《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二，永乐十一年八月乙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9页。但显然，顾成这里所充任的总兵官，应是“征伐总兵官”5参见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197页；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九《兵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75页。，而非“镇守总兵官”。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因战事平息，朱棣遂敕谕顾成等“散军回卫，若残寇复出，俟秋成之后出兵剿除”6《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九，永乐十二年三月己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6页。。大致在此时，顾成又由“征伐总兵官”转任为“贵州镇守武将”。
永乐十二年（1414）五月，顾成在贵州镇守武将任上去世。永乐十四年（1416）三月，明廷“命都督梁福充总兵官，往来湖广、贵州，镇守城池，严饬兵备”7《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四，永乐十四年三月癸巳，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5页。，由此将贵州与湖广的军务整合，正式设立湖广、贵州镇守总兵官。此后，湖广、贵州二省的都司军马皆受湖贵镇守总兵官节制。梁福于何时卸任湖贵镇守总兵官，史料记载不详，但在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明廷又“升大宁都指挥同知萧授为右军都督佥事，命充总兵官，镇守湖广、贵州”8《明太宗实录》卷二〇五，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9页。。宣德十年（1435）四月，续令萧授“佩征蛮副将军印，升都指挥同知吴亮为行在右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充副总兵”9《明英宗实录》卷四，宣德十年四月壬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湖贵镇守总兵官佩带将印，权力得到扩大。正统四年（1439）六月，明廷“命湖广都指挥佥事张善充参将，权佩征蛮副将军印，代总兵官萧授镇守湖广、贵州等处”10《明英宗实录》卷五十六，正统四年六月丁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5页。。湖贵镇守总兵官由此降格为镇守参将，镇守将领也由五军都督府都督级官员降至都司一级的官员。可能是考虑到湖贵军务不能轻视，正统五年（1440）六月，明廷又“命行在右军都督佥事吴亮佩征蛮副将军印，充副总兵，镇守湖广、贵州，都指挥佥事张善仍充参将”11《明英宗实录》卷六十八，正统五年六月丁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0页。，湖贵镇守总兵官在被裁撤一年后得到复设。但两年后，吴亮又被召回京师，正统七年（1442）九月，“命湖广参将都指挥佥事张善总督守备湖广地方，贵州都指挥同知郭瑛充参将，总督守备贵州地方，召副总兵都督佥事吴亮还京”12《明英宗实录》卷九十六，正统七年九月戊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3页。。湖贵镇守总兵官再次被裁撤，湖广与贵州的军务也由此分开管理。
正统年间，明廷对麓川数次用兵，一些地方官吏借机盘剥，引发民众不满而反明。正统十四年（1449）四月，贵州按察司副使李睿上奏明廷：“诸苗连结，动以万计，攻劫贵州、湖广一路边城屯堡，势甚猖獗。官军数少，守御不敷，请调四川、云南、湖广官军、土兵会同剿捕，更命大将一员镇守，如都督萧授、吴亮事例，节制二都司官军，及选都指挥三四员，分地备御。”兵部尚书等商议，“俟平，议留人镇守，从之”13《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七，正统十四年四月庚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421～3422页。。景泰三年（1452）初，战事已近结束，时任湖贵总督的王来遂向明廷奏请复设湖贵镇守总兵官：
看得湖广、贵州，实为唇齿之邦……但疆辙分于彼此，缓急岂能齐同？必设总兵官以统制之，庶得柄归于一，便于调度，如有警急，自然同心协力，互相应援……查得右副总兵右都督方瑛，自都指挥升充参将，由参将而升都督、充副总兵，一向在于云南、贵州二处调度军马，谙晓边务，究知夷情，寡欲镇静，实优同列，委的军民畏服……先该巡抚贵州大理寺寺丞等官王恂等，奏保本官升充总兵，镇守贵州，该部具奏，准令方瑛充总兵官，候贵州……宁息，仍行镇守贵州。今湖广、贵州二处边境一带府卫州所，相连参错，既有参将都督都指挥等官，各奉勅书总督守备，及分守地方……巡察边务，官员足勾提督，而总兵为专制之官，若令二人兼理，见有总督尚且参差不齐，向后岂能可否相济？合无该部计议，于见在总兵副总兵内，从公选取一员，令充总兵官，镇守湖广、贵州，统制二处地方军马，往来督理守备，庶几身任其责，知所干系，实为事体利宜，军民便益。
（兵部则认为）其称都督方瑛寡欲镇静，军民畏服，要于见在副总兵内充总兵官，镇守湖广、贵州，统制二处军马一节。缘贵州、湖广地方，土官衙门数多，壤地四散窎远，实为南方大藩，每处总兵官一员尚且提辖不周……若以一人总制两处，则事务多而智虑有限，地方远而耳目不及，其馀边务之利害，岂能悉知？……施之于平居无事之时，或宜减省，用之于边方多事之秋，未见其可。况方瑛候□平之日充总兵官，镇守贵州，陈友充参将，总督守备湖广边境，俱系比先议奏已定，不可纷更，有乖军务。合令方瑛仍暂充副总兵，陈友依旧守备辰、沅等处，候事体十分宁靖，另行定夺……其方瑛亦须益固廉节……若贵州□平，照依先奏，令充总兵官镇守……景泰三年四月十二日，奉圣旨：是，钦此。1于谦著，魏得良点校：《于谦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138页。
综上所载可知，王来鉴于湖贵两省交界地区府卫州所设置犬牙交错，两省已有之总督守备等官不能同心协力，因此主张复设湖贵镇守总兵官，统管两省军务。但兵部认为，湖贵两省地方辽阔，若设立湖贵镇守总兵官，断难应付所担军务，因而主张将两省军务分开。景泰帝最终采纳兵部建议，于景泰三年（1452）十月，“命右都督方瑛镇守贵州”2《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二，景泰三年十月戊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4801页。，但并未立即让其充任总兵官。直至景泰四年（1453）三月，景泰帝“敕镇守贵州左都督方瑛，尔居边廉能敢勇，民夷信服，故特命尔充总兵官，仍镇守贵州，操练军马，抚安民夷，选委能都指挥等官分守要害，尔时往来提督，务在地方宁靖，军民获安”3《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七，景泰四年三月癸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4956页。。方瑛由镇守武将升任为镇守总兵官，标志着贵州镇守总兵官正式设立。贵州镇守总兵官设立后，长期驻于省城，负责其时贵州全省之军务，明廷在贵州境内所设的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卫所等，悉听其节制。
二、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常设及军务重心东移
景泰五年（1454）二月，明廷命“贵州总兵官左都督方瑛……回京。都指挥佥事苗贵（后改名李贵）充副总兵，代瑛镇守贵州”4《明英宗实录》卷二三八，景泰五年二月辛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188页。。景泰六年（1455）十一月，因湖贵地区再起战事，明廷遂命方瑛“佩平蛮将军印，充总兵官，（白）玉为署都督佥事，充副总兵，太监阮让、陈瑄监军，户部侍郎孟鑑措置粮储，调武昌护卫及湖广等处土达官军付瑛等往征之”5《明英宗实录》卷二六〇，景泰六年十一月乙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566页。。天顺元年（1457）二月，总兵官方瑛等向明廷奏捷，明英宗谓兵部官员曰：“今虽奏捷，其仍令太监阮让同方瑛镇守湖广、贵州二处。都督陈友充左副总兵，都指挥李震、安顺充左、右参将，仍各分守湖广边境。内官郑忠，都指挥李贵充右副总兵，张任充右参将，分守贵州边境。”1《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五，天顺元年二月戊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857页。方瑛充总兵官镇守湖贵，节制湖广、贵州之分守副总兵官陈友、李贵，这一格局的形成，实际是综合之前王来主张设立湖贵镇守总兵官，及当时兵部主张将贵州、湖广军务分开的结果，既考虑到了湖贵交界地区军务管理的复杂性，又兼顾到了湖贵两省管辖地域较为宽阔等问题。湖贵军务由此形成湖贵镇守总兵官总负责，湖广、贵州两处副总兵官在湖贵镇守总兵官节制下分守湖贵两省的格局。
天顺三年（1459）十二月，方瑛去世，明廷遂“命湖广左参将都督佥事李震佩平蛮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湖广、贵州地方”2《明英宗实录》卷三一〇，天顺三年十二月乙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6521页。，湖贵镇守总兵官制度得以延续。但天顺五年（1461）十一月，因大学士李贤言：“湖广总兵兼统贵州，凡百军务，贵州将官不得擅行，必遣人往湖广计议，山路险远，往来迟滞，以致事多耽误，未便。”明英宗曰：“此等事情，诚非稳便，召兵部令湖广、贵州总兵各镇地方，不得兼统。”3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百四十《兵部四·总兵参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6页。同月，明廷遂“命总兵官都督佥事李震仍佩平蛮将军印，镇守湖广。右副总兵都指挥佥事李安充副总兵，镇守贵州”4《明英宗实录》卷三三四，天顺五年十一月乙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6842～6843页。。湖贵两省管辖地域宽阔对军务处理的影响，再次成为两地实行军务分管的原因。但至成化元年（1465）七月，湖贵镇守总兵官又在事权需要统一的呼声中得到复设：
复命都督佥事李震总镇湖广、贵州。震初领总镇之命，既而兵部以震一人总兵而遥制二边，未免展转稽误，请命震专镇湖广，而以副总兵都指挥佥事李安守贵州。至是，守备靖州都指挥同知庄荣又言：黎平府十四长官司，地连思州、思南、镇远、铜仁、石阡等八府，其地虽隶贵州，而经隔二十一驿，密迩湖广五开、铜鼓、靖州、清浪等卫，今将臣既分彼此，则兵夷不相统摄，遇有警急，难为调度，请因往年例，仍命大臣兼统。故复以命震。5《明宪宗实录》卷十九，成化元年七月丁未，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77～378页。
然半年后，即成化二年（1466）正月，因湖贵镇守总兵官李震奏言“湖广、贵州相去地远，事难遥制”，明廷又“命镇守湖广、贵州总兵官都督佥事李震专镇湖广，贵州副总（兵）都指挥佥事李安专镇贵州”，同时“命守备清浪都指挥同知吴经充参将，协同副总兵李安镇守贵州”6《明宪宗实录》卷二十五，成化二年正月丙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493页。。贵州镇守总兵官在经历天顺元年（1457）二月裁撤，天顺五年（1461）十一月复设，成化元年（1465）七月复被裁撤后，至此再次恢复设置。综上所论，不难发现，从景泰三年（1452）以来，由于贵州东部与湖广西部交界地区的地方建置犬牙交错，事权不一，以及湖贵镇守总兵官管辖地方过宽对军政效率的影响，致使明廷在设立湖贵镇守总兵官，还是分设湖广、贵州镇守总兵官之间摇摆不定。在以湖贵镇守总兵官节制湖广、贵州分守副总兵官体制效果不佳后，最终选择将两处军务分开，在湖广、贵州各自单设镇守总兵官。
成化二年（1466）八月，明廷命“贵州参将吴经兼督湖广平溪等四卫”7《明宪宗实录》卷三十三，成化二年八月丙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657页。。平溪等四卫，即指隶属于湖广都司的平溪、清浪、镇远、偏桥等四卫，在贵州布政司建立后，平溪卫驻守贵州思州府，其它三卫则驻守贵州镇远府，四卫皆分布在黔东进出云贵的交通要道上。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第七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1页。由于四卫隶属湖广，贵州镇守总兵官一直以来皆无权对其进行管理。因此，明廷命贵州参将吴经兼督平溪等四卫，显然是有意强化贵州武将对黔东军务的管辖权。但自成化六年（1470）十一月吴经升任贵州镇守总兵官后9《明宪宗实录》卷八十五，成化六年十一月丁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5页。，其对平溪等四卫的兼督权已随之取消。
弘治元年（1488）正月，贵州镇守总兵官吴经被罢免，明廷继“以前府带俸都督佥事彭伦镇守贵州”10《明孝宗实录》卷九，弘治元年正月癸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199页。，贵州镇守总兵官再次降为镇守武将。据《国朝献征录》载：“成化六年，诏以伦充参将，伦益尽心边事，谓云贵以镇远为门户，镇远以邛水为襟喉，乃修筑荡洞堡，以保居民……弘治元年，移镇贵州，兼提督平清等处。”1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〇八，《续修四库全书》第五三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279页。显然，彭伦在任参将时，就已看出黔东镇远府作为云贵门户的战略价值。或许正是他此番言论的作用，加之明廷对湖贵军务的整体考量，遂在彭伦镇守贵州时，令其兼提督平溪、清浪、镇远、偏桥等卫。弘治十一年（1498）二月，明廷命“东宁伯焦俊镇守贵州”2《明孝宗实录》卷一三四，弘治十一年二月戊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358页。，虽未见“总兵”字样，但从其镇守贵州期间，文献称其为“镇守贵州总兵官东宁伯”3《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三，弘治十二年八月戊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703页。来看，贵州镇守总兵官当已得到复设，并自此形成常设。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明廷“升分守松潘署都指挥佥事颜玉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贵州兼提督平清等卫”4《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五，弘治十五年三月甲申，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409页。。从此，平溪等四卫被纳入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兼制之下。
嘉靖以来，湖贵川三省交界区域战事多发。嘉靖二十三年（1544）五月，勘处湖广、贵州都御史万镗奏言：
湖广麻阳、贵州铜仁当设参将一人，兼部两省汉土官兵，往来控制。参将既设，在湖广，则常德等六卫，永顺等宣慰，施南等宣抚，筸子坪等长官司，及镇筸、九永二守备隶焉。在贵州，则铜仁等长官司、守备，他如四川酉阳宣抚，平茶、邑梅等长官司皆隶焉，有司不得阻挠行事……兵部复：皆如其议。5《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六，嘉靖二十三年五月辛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534～5536页。
万镗请设麻阳、铜仁分守参将，并将湖广、四川邻近贵州的卫所、守备与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纳入其节制之下，实际是考虑到三省交界地区地方管理机构建置犬牙交错，故奏设参将统一事权，以便管理。这是明廷在裁撤湖贵镇守总兵官，将湖广平溪等四卫纳入贵州镇守总兵官兼制后，对于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军务管理的再次调整。嘉靖三十年（1551）四月，兵科都给事中何光裕等又奏言：“以湖广麻阳、靖州等处守备，辰沅兵备，四川酉阳、平茶等司土官，俱隶贵州巡抚节制，汉土官兵，亦听贵州总兵调遣为便……馀有拟行。”6《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二，嘉靖三十年四月丁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6650～6651页。显示了明廷有意将湖广、四川邻近贵州东部的地区纳入贵州镇守总兵官兼制。嘉靖三十一年（1552），贵州巡抚等官向明廷奏请，将贵州镇守总兵由省城移驻铜仁，以强化对湖广、贵州及四川三省交界地区的管控。据《黔记》记载：
贵州镇守总兵，原为保障一省而设，先以承平，沿驻省城，遥镇全省。近多苗患，移驻镇远。但铜仁边疆，实镇筸夷出入之咽喉，思石辰沅府卫要隘之门户，若镇压得人，铜仁有恃，则湖贵要路无恐矣。今虽有新代参将，然威信未著，事权稍轻，难系地方之轻重。且总兵官石邦宪，威名久振……功业多著于铜仁境土，孤城倚重，不可一日无之。所据铜仁官属士民保留镇压地方，三司等官会议前来相应题请，将邦宪常留铜仁镇守，若各府卫地方有警，暂令出巡抚剿，仍驻铜仁防御……。其参将到日，行令移驻思、石二府地方，或暂免添设，通候宁靖，另行议题，总兵复回省城，参将复设铜仁，庶处置得宜，缓急有赖。总兵之驻铜仁，自石邦宪始，加提督麻阳等处地方职衔，节制镇筸参将，督调两省汉土官兵，湖广镇筸、九永二守备，常德、辰、沅、九、永、施州六卫，永顺、保靖二宣慰，施南、散毛等宣抚，五寨等长官，四川酉阳宣抚，平茶、邑梅等长官悉听节制。7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七《公侯伯总兵参将都司守备表》，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辑：《贵州历代方志集成》第十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547页。
另据万历《铜仁府志》载：“铜仁旧有参将，兼守铜仁、麻阳……（嘉靖）三十一年，总兵移驻铜仁，始革。”1万士英修纂，黄尚文点校：万历《铜仁府志》卷四《秩官志》，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96页。但据《明史》载：“镇守贵州总兵官一人，旧设，嘉靖三十二年加提督麻阳等处地方职衔，驻铜仁府。”2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六《职官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69页。两个文献在记载贵州镇守总兵官移驻铜仁的时间上存在差异。按《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一月，明廷“升铜仁分守参将、署都指挥佥事石邦宪为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贵州兼提督平清等卫”3《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一，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一月乙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6871页。。另据上引《黔记》所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刘大直等人的奏疏中，已有“总兵官石邦宪”字样，则刘大直等人奏请石邦宪移驻铜仁的时间，当在石邦宪升任贵州镇守总兵官之后。考虑到奏疏上达及处理的时间，贵州镇守总兵官石邦宪移驻铜仁，当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此时，贵州镇守总兵官不仅兼制平溪等四卫，湖广西部众多参将、守备、卫所、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以及四川东部的诸多宣抚司与长官司等，皆在其兼制之列。这是湖贵镇守总兵官裁撤以来，明廷从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地方管理机构建置犬牙交错、职权不一的情况出发，对贵州镇守总兵官职权所进行的再次扩充。不同于湖贵镇守总兵官需对两省全境军事负责，贵州镇守总兵官只需对贵州及与川湖二省交界地区负责，这不仅降低了管理难度，而且还有助于统一事权，对于保障湖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的稳定，以及湖贵交界地区战略要道的畅通，具有重要作用。而贵州镇守总兵官从兼制平溪等四卫，到由省城移镇铜仁并兼制川湖两省邻近贵州东部地区的建置，反映了贵州镇守总兵官在总镇全省外，其军务重心已向东移动。
三、贵州镇守总兵官驻地调整及兼制区扩大
自万历十七年（1589）起，究竟如何处理播州宣慰使杨应龙骄纵不法之事，明廷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万历二十七年（1599）初，贵州巡抚江东之发兵征讨杨应龙，被杨应龙打败。明廷遂罢江东之，以郭子章巡抚贵州，并命李化龙总督四川、贵州、湖广军务，统军再次征讨杨应龙。万历二十七年（1599）六月，郭子章等奏：“贵州总兵驻铜仁，清浪去铜仁甚近，要移铜仁守备于清浪，移清浪参将于铜仁，总兵专驻偏桥适中……（兵部认为）总兵始以防苗设于铜仁，今铜仁地方稍称辑宁，偏桥邻播，为患方殷，委应将铜仁总兵移镇偏桥，以重弹压……复奉圣旨，依拟行。”4李化龙：《平播全书》卷一《议贵州移帅募兵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五十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5～27页。但不久，情势又生变化。万历二十七年（1599）八月，总督川湖贵州军务的李化龙上奏认为，移贵州镇守总兵官于偏桥虽有利于平播战役，但总兵也因此无法兼顾贵州省城的安定。因此，李化龙又提出新的主张：
湖广仍设一总兵，无事驻扎沅州，有事移驻偏桥。其贵州总兵，无事驻扎省城，有事移驻平越，统待事宁另议……石阡设一参将，婺川设一游击，各领兵三千，一以为本城之防守，一以为龙泉之声援。其兵将不必另设，即以新设湖广总兵调来之兵将移驻。此皆贵州地也，然在偏桥之西，去湖广总兵近，而去贵州总兵远，防守之事，宜全听湖广总兵提调，贵州总兵亦得遥制，庶体统事势两得相安。至于偏桥四卫，向虽属贵州总兵兼制，今既有湖广总兵，自有专属，不必更属贵州总兵矣……兵部复奉圣旨：依拟行。5李化龙：《平播全书》卷一《请内帑增将兵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五十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9～51页。
由此可知，李化龙主张设立湖广镇守总兵官，付与其对贵州石阡、务川等地军事的兼制权与偏桥等四卫的直接管辖权，同时取消贵州镇守总兵官对偏桥等四卫的兼制权。不久，明廷即按照李化龙的提议，命“粤西总兵陈璘改湖广，驻偏桥，贵州总兵童元镇驻平越，专候大举”6范景文：《昭代武功编》卷十《李司马征杨应龙》，《续修四库全书》第三八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5页。。
万历二十七年（1599）十一月，“杨应龙屯官坝，声窥蜀。已，遂焚东坡烂桥，楚、黔路梗，黄平、龙泉所在告急……复据偏桥，出掠兴隆、镇远。总督议置劲兵万馀，据要害，通楚、黔道，黔帅童元镇拥兵铜仁不前，革职立功，以李应祥代”1谷应泰等撰，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99页。。李应祥出任贵州镇守总兵官，权力得到扩充。据《黔记》记载：
部议贵州总兵所辖信地，准照巡抚例，驻扎会城。时都督同知李应祥为总兵，领敕敕曰：皇帝敕谕都督同知李应祥，今特命尔充总兵官，镇守贵州兼提督平清等卫地方汉土官兵，驻扎会城，便宜调度。操练兵马，修理城池，抚恤士卒，振扬威武……目今方在用兵，总兵所辖信地，准照巡抚事例，湖北道所辖辰、常二府，靖州，麻阳，镇筸、九永二守备，常德、辰州、沅州、九溪、永德、施州六卫，永顺、保靖二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慰司，筸子坪、五寨长官司，川东所辖重、夔二府并各卫所，酉阳、平、邑等土官司，除文职不在所辖，参将、守备、军卫、土官俱听兼制。有事会行各总兵官调遣，大则合营攻剿，小则掎角声援，无事照常分辖，不得侵越滋扰。广西、云南与贵州接境去处官兵，如遇警急声息，亦听飞檄调遣，协力援剿。尔仍与川、湖总兵俱听总督节制。有功三镇一体论赏，失事一体论罪。凡事须与巡抚公同计议，呈请总督停当而行，毋得偏执违拗，致乖事体……故谕总兵之驻会城，以平播改也。2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七《公侯伯总兵参将都司守备表》，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辑：《贵州历代方志集成》第十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547～548页。
从明神宗给李应祥的敕谕可知，贵州镇守总兵官自李应祥开始，复由铜仁还驻省城。万历二十八年（1600），征讨杨应龙的战事结束后，贵州镇守总兵官又在巡抚郭子章的奏请下，形成春夏驻省城，秋冬复回铜仁驻守的格局。3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一《兵戎志》，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辑：《贵州历代方志集成》第十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62页。明廷为征讨杨应龙，授予李应祥“便宜调度”之权，并得照贵州巡抚事例，对贵州与湖广、四川交界地区的众多参将、守备、卫所、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皆有兼制之权，并可在“警急”之时，调遣云南、广西与贵州交界地区的兵马。而湖广偏桥等四卫，在给予湖广镇守总兵官直辖权后，并未依照之前李化龙的奏议，取消贵州镇守总兵官对四卫的兼制权。据此来看，自万历二十七年（1599）以后，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兼制区域再次得到扩充。而贵州镇守总兵官春夏驻省城、秋冬驻铜仁的规制则并未持续多久。万历《铜仁府志》成书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或稍后4万士英编纂，黄尚文点校：万历《铜仁府志》，岳麓书社2014年版，序第1页。，其作者在记述贵州镇守总兵官轮驻两地时指出：“今不复入省矣”5万士英编纂，黄尚文点校：万历《铜仁府志》卷四《秩官志》，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93页。。说明万历后期，随着播州的改土归流，贵州镇守总兵官已不再两地轮镇，而是复回铜仁常驻。
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司宣抚奢崇明叛，戕巡抚徐可求等，遂据重庆”6《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天启元年九月乙卯，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714～715页。。天启二年（1622）二月，“水西土同知安邦彦叛，围贵州”7《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天启二年二月癸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960页。。据《明史》记载：“邦彦自统水西军……数万，东渡陆广河，直趋贵阳，别遣王伦等下瓮安，袭偏桥，以断援兵。”8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四九《李橒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451页。贵阳及黔东偏桥等地再度受到威胁。天启二年（1622）六月，明廷“加（贵州）总兵张彦芳平蛮专敕，统领土汉官兵”9《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天启二年六月戊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7页。，由铜仁出兵攻击安邦彦军。由于奢安之乱波及地区较广，崇祯元年（1628），总督张鹤鸣上奏：“安普副总兵许成名改加总兵，驻镇毕赤。移贵州总兵于铜仁，而以援黔总兵王国樑驻贵州。以新偏副总兵胡从义加总兵衔，提督平清偏匀一带兵马。”1《崇祯长编》卷十二，崇祯元年八月丁巳，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页。同年六月，为尽快结束西南战事，明廷“召朱燮元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贵州、四川、湖广、云南、广西军务，兼督粮饷，移驻贵竹”2《怀宗崇祯实录》卷一，崇祯元年六月丁未，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3页。。至崇祯二年（1629）八月，由于朱燮元用兵得当，明军大胜，奢崇明与安邦彦兵败被斩，奢安之乱遂告平定。3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四十九《朱燮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444页。
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明廷“命谢尚政以原官充镇守贵州兼提督三岔六广上下各卫地方总兵官”4《崇祯长编》卷四十一，崇祯三年十二月辛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0页。。崇祯四年（1631）二月，又“以王国桢（祯）为总兵官，镇守贵州兼提督思腊陆广上下各卫”5《崇祯长编》卷四十三，崇祯四年二月壬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5页。。三岔、思腊、陆广等地位于水西宣慰司境内，皆为水西宣慰司要害之地，明廷命镇守总兵官提督以上诸地，显然是为了强化对水西地区的管理。但需要说明的是，谢尚政、王国祯并非驻守于铜仁的镇守总兵官，而是新设驻守于贵阳的镇守总兵官，这从水西局势渐趋稳定后，明廷对贵州镇守总兵官建置的调整中可以看出。崇祯四年（1631）十月，兵部尚书熊明遇等奏：
照得镇守贵州兼提督平清等卫地方总兵官林兆鼎，近该本部题奉钦依，推升南京右府佥书，所遗员缺，例应推补。但备查旧制，贵州原设总兵一员，驻镇铜仁，专制楚蜀黔三省红黑等苗，只因安酋作逆，督臣张鹤鸣于崇祯元年二月……等事疏内，议添设总兵一员专驻贵阳，以资协剿。今元凶授首，抚局已定，此镇可无复设，以贵州荒徼，而铜仁、贵阳、赤毕鼎峙三帅，宁无多官之扰？合无即将贵阳总兵王国祯改镇铜仁，而贵阳则以副参一员守之，仍听铜仁总兵节制。俟许成名升任后，虽赤毕一镇，亦可裁改也。大抵官之议设议裁，各因时宜，难以胶执，而贵州一线荒徼，连建三大纛，不无□扰之虞也。伏乞圣明裁定，敕下施行。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十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95页。
显然，随着奢安之乱的平定，熊明遇等人认为驻镇贵阳的总兵官与驻镇赤毕的总兵官都已无设立的必要。故在驻镇铜仁的总兵官林兆鼎改任南京右府佥书后，即主张将王国祯移驻铜仁，同时裁撤贵阳镇守总兵官，改以副参一员镇守。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熊明遇等又奏：
照得镇守贵州贵阳总兵王国祯已该臣部题请，改镇铜仁。而贵阳则议改副参一员守之，业奉俞旨矣。副参之缺即当推补。查黔中各官多系参游职衔，大帅既撤，非副将不足资弹压。今查得贵州镇宁营参将冉天胤，先以川黔有功，又为安酋所畏服，故臣部题补前缺。但此缺原非额设，不过因征普暂用，合无即将本官填补贵阳之缺，俟征普回日赴任，照例改给敕书，以示专责，庶官无冗员而地方有赖矣。相应题请，合侯命下，将冉天胤仍以原官管副总兵事，镇守贵阳三岔思腊六广上下各卫地方……奉圣旨：是，钦此。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十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408页。
王国祯受命由贵阳改镇铜仁，使得贵州镇守总兵官常驻铜仁的规制得到延续。而贵阳之缺，则以冉天胤填补，其以参将管副总兵事，镇守贵阳三岔思腊六广上下各卫地方。熊明遇等主张“各因时宜”“官无冗员”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是，随着明末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各地的军事压力与日俱增。就贵州而言，据道光《贵阳府志》载：“崇祯十年，筑大方城，置副总兵守之，以方安国充焉……大方旋陷灭，副总兵亦罢。天崇之际，又增赤毕总兵、开州总兵。自天崇讫于明亡，复有……定广总兵、龙新总兵、巴乡副总兵、青崖副总兵，皆职官志所不及言者，此镇守诸臣之大略也。”8周作楫修，萧琯等纂：道光《贵阳府志》卷八《职官》，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辑：《贵州历代方志集成》第十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以上总兵官当皆因事而置，并未形成定制，但贵州已开始形成镇守总兵官总领一省军务，数位总兵官分镇各处的格局。明朝的这些总兵官制度，为清朝以提督军务总兵官镇守贵州并辖制境内各处总兵官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四、结语
贵州作为控扼云南的战略要道，早在永乐前期，明廷就已向贵州派驻镇守武将。永乐后期，为统一事权，又将贵州、湖广军务合并，设立湖贵镇守总兵官。景泰四年（1453），贵州开始单设镇守总兵官，但此后明廷在设立湖贵镇守总兵官与分设湖广、贵州镇守总兵官之间仍有所反复。成化二年（1466），湖贵两省管理地域过阔对军务处理带来的不便，最终使明廷不得不放弃湖贵镇守总兵官制度，转而分设贵州、湖广镇守总兵官。湖贵两省分设镇守总兵官虽化解了管辖地区过宽对军务处理带来的困扰，但湖贵川三省交界区战事频发、各地建置犬牙交错等因素，又促使明廷逐渐将三省交界区众多建置划归贵州镇守总兵官兼制，并于嘉靖后期将总兵官的驻地由省城移往铜仁。万历二十七年（1599），为平息杨应龙之乱，贵州镇守总兵官受命还驻省城，且得照贵州巡抚事例，对四川与湖广邻近贵州地区的众多参将、守备、卫所、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拥有兼制权，并得在“警急”之时，调遣云南、广西与贵州交界地区的兵马，彼时之兼制权限达到最大。杨应龙之乱平定后，贵州镇守总兵官曾短暂形成春夏驻省城、秋冬驻铜仁的镇守规制，但不久就复回铜仁常驻。天启时期，贵州镇守总兵官曾由铜仁出兵参与平息奢安之乱，但崇祯以后，又复回铜仁镇守。从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兼制区与驻地变化来看，明中期，贵州镇守总兵官驻守省城，总镇全省，明后期，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军务重心已移往黔东。本文通过对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的设置过程、兼制区及驻地等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考察，以期对学界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