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
360个人图书馆 zqbxi 2021-10-26 |
提 要: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明代军制建设的三个原则：“居重驭轻”原则，分权制约原则和屯田养兵原则。着重叙述分权制约在军事机构、官员任命等方面的体现和屯田养兵的目的、制度、成绩。第二部分阐发明朝中叶以后军事上衰败的表现及原因。着力分析屯政败坏的恶果和分权制约原则的各种弊端，这是明代军事衰败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明军事衰败的根源在于专制皇权为削弱武将权势，执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
关键词:明代;军制;屯政败坏;军事衰败
一、明代军制建设原则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在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政局稳定等方面，举足轻重。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并从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军制建设原则，以不断完善封建的军事制度。
明代是封建专制政体高度发展的朝代，它继承并发展了前代、尤其是唐、宋的军制建设原则，创立了高度集权的明代军制。
明代军制建设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居重驭轻”。
“居重驭轻”原则，在唐、宋军制中都有突出的体现。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在全国建立634个折冲府，其中设在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全国府兵总额约60万，京畿地区就有26万之多〔1〕， 占全国总兵额的1/3强。这就是所谓“举天下之兵不敌关中，此居重驭轻之法也。”〔2〕宋王朝沿袭这个原则，宋初20多万禁军，一半驻京师，一半分驻外地。目的是“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3〕
明王朝确认“居重驭轻，立国之至计”〔4〕，并按照这个原则， 布重兵于京师。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师的武装力量有：（一）京营。这是明朝军队的主力，是全国最精锐的武装。京营分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明初共有官军30～40万人。（二）班军。为增强京师的军事力量，由河南、山东、大宁、中都官军，每年春秋两季轮番赴京上操，叫班军，共16万人。（三）畿内各府有50余个卫所，约共官军20多万人。总上各项，明初京畿地区兵力共有70～80万，约占全国总兵额的1/4到1/3（全国总兵额按永乐时卫所数目推算，当时全国内外卫所 493个，每卫法定为5600人，共约275万）。 如孝宗弘治末年当过兵科给事中的王廷相所言：“迁都之后，京师置七十二卫所，约官军不下三十余万；畿内置五十余卫所，约官军不下二十万。以外言之，括诸边之兵，不能过此；以腹里言之，括诸省之兵，亦不能过此。圣虑神谋，超唐轶汉，其居重驭轻之图，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5〕
再从部署上看，京师军队集中，各地卫所军队分散；从装备上看，京营武器远优于外地卫所军队，尤其是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本着“利器不可示人”的精神，集中装备京营，一般卫所都不配置火器，只在边军中酌量配备一些，以壮军威，直到嘉靖以后，边事紧急，才给诸边配置佛朗机炮。
以后，尽管全国总兵额时有增减，京营制度也多次发生变化，但保持京畿的军事优势始终不变。明中后期，京营军额严重减耗时，朝廷仍想方设法调边军和募兵，以加强京师的兵力，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6〕。
分权、制约是明代军制建设的第二个基本原则。
唐代，各地折冲府掌管府兵的训练，分别上统于中央的十二卫和东宫六率。有战事，由朝廷命将，兵部出符，折冲府长官会同地方长官勘合无误才能调动府兵。“若四方有事，则命将出兵，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7〕宋代则由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 戎马之政令”，而由殿前司、侍卫步军司、侍卫马军司这“三衙”统率军旅。有战事，朝廷命将统兵出战，事毕，将领回朝复命，士兵各回本衙。
明代，军制上的分权、制约原则比唐、宋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把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这样，大都督府的统军权被一分为五，五军府彼此平行，互不统属，互相制约。
明代实行卫所制。自京都至府县，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每卫大抵5600人，置卫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有兵1120人，指挥官称千户；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有兵112人，指挥官称百户；百户所下辖二总旗， 每总旗下又辖五小旗，一小旗10名士兵。“大小联比以成军”。平时，各卫所官员统率本卫所士卒训练、屯种、守城。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指挥使司又分别归统于五军都督府。比如，左军都督府下辖在京的留守左卫等若干卫，在外的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右军都督府下辖在京的虎贲右卫等若干卫，在外的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都司〔8〕。于是，各都督府所辖在京各卫和在外各都司犬牙交错， 互相牵制。
京营兵籍由五军府掌握，但五军府不干预营操，京营另委重臣提督。
不仅五军府、京营、各都司互相牵制，五军府同兵部亦互相制约。《明史·职官志》云：“凡军制内外相维，武官不得辄下符征发”。五军府虽然统领各都司卫所兵马，但无权调遣军队，调兵权由皇帝直接掌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即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若有征战，兵部奉旨调兵，并秉承皇帝意旨，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事毕，总兵官回朝廷复命，归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明史·兵志》称此法“得唐府兵遗意”。
在官员任命上，也体现分权、制约的原则。“凡京营操练，统以文武大臣，皆科道官巡视之”〔9〕。调出作战，由武臣统军打仗， 另派文臣巡抚、总督、科道员监察。各边防险要之处，“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后又添设镇守内官”〔10〕。文官、武官、检察官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互相制约，还体现在京营同亲军诸卫的关系上。亲军诸卫是天子禁军。洪武年间，朱元璋设锦衣卫、旗手卫等12卫，掌宿卫。永乐时增加10卫，宣德时又增加4卫，总共26卫亲军。亲军各卫不隶五军府， 同京营互不统属，互相制约。这种制度，类似汉代的南军、北军，南军负责警卫王宫，北军警卫京师。弘治时兵部侍郎陆容曾云：“国家上直用卫士，操备有营军，即古南北军遗制。”〔11〕至于明代亲军中的锦衣卫，作为皇帝的心腹，发展成特务机构，凌驾于军政大臣及各卫之上，更是明代统治者对分权制约原则的独出心裁的发展。
明代军制建设的第三个原则是屯田养兵。
建立政权、巩固政权，都离不开军队。然养兵费用巨大，全靠国赋养军，势必加重国家财政负荷，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这是历来统治者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军粮，古有屯田之举。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宣帝时赵充国在边郡屯田，部分解决边军的军粮问题。三国时期曹操曾屯田许下，解决了军队缺粮问题，为战胜诸雄、统一中国打下物质基础。
朱元璋认为古代屯田是个好经验，决定效法汉武帝和曹操。明朝建立以前，在反元斗争中，他就立民兵万户府专管军队屯田，屯田的战士“且耕且战”。龙凤五年（1359年），下令褒奖康茂才屯区，明确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减轻农民负担，强兵足食，必须做好屯田工作。几年工夫，到处兴屯，仓满粮足。为最后打败元军和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建立明朝以后，他更进一步强化军屯，确立“屯田养兵”的军制建设原则。先在边塞地区，后在内陆卫所推行屯田，以期达到“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12〕的目标。洪武二十九年，在给五军都督府的诏令中指出：“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谧，边境无虞，若使兵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兼务，国用以舒。”〔13〕洪武初年，军屯制度尚未定型，只在原则上规定各卫所“量留军士守城， 余悉令屯田”〔14〕，每军种地50亩，为一分。至永乐年间， 才逐渐制定出屯田的各种制度。大抵边地卫所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陆卫所，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各地情况不同，屯守比例允许增减）。屯军要向政府交纳赋税叫“屯田籽粒”，充为卫所官吏俸粮。建文四年（1402年），制定租粒征收科则，规定“每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15〕永乐二年正月，定屯田赏罚例，规定“一岁军士食米一十二石之外，人均余十二石者，百户赏百锭，千户百一十锭，指挥百二十锭，都指挥百三十锭。均余十一石以下至七石之五等，每等视前各递减赏十锭。均余六石者，都指挥、千百户俱无赏罚。均余五石者，百户罚俸一月，千户二十日，指挥十五日，都指挥十日。……均无余者，百户罚俸六月，千户五月，指挥四月，都指挥三月。军士食米人十二石之内，人均缺一石者，百户罚俸七月，千户六月，指挥五月，都指挥四月。均缺二石以上至六石之五等，每等视前各递增一月。”〔16〕为了让屯军安心生产，明政府规定卫所官员不许侵暴士卒，不许私役军人。鉴于将校侵暴士卒招致士卒逃亡之事时有发生，明成祖责成兵部制定法规，按逃亡人数处罚卫所官员〔17〕。为了解边储虚实，督促屯军生产，朱元璋还曾下令自东胜至开平，自开平至大宁，屯军每年要向他报告一次禾苗长势，一次结实情况，一次收获籽粒若干。
由于明政府重视屯田，明代军屯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备，成效最显著。明初，全国军屯土地约有90多万顷，军队饷粮基本实现自给，达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18〕的程度。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分之一”〔19〕。就是说，自给有余。
二、明中叶以后军事的衰败
明初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正规军人数空前（据《明史·兵志》记载推算，洪武二十六年约有180余万，到朱棣时约有270余万），军事装备也远胜前代（建有独立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明朝建立后，在肃清南北各地残存的割据势力，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斗争中，都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然而，明代外部边患严重，北方先有蒙古、后有建州女真的侵犯，东南沿海先有倭寇、后有西方殖民者的侵掠，烽火四起，需四方守卫。内部，随着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冲击明王朝的统治。面对这种局面，明政府的军事布局，既不能虚外也不能虚内，军事上始终处于窘迫状态。明中叶“土木之败”，明军力量损失惨重。从此以后，军事上每况愈下，日趋衰败。
明中叶以后军事的衰败，突出表现在军额耗减，战斗力下降上。
先看作为京师主要军事力量的京营，自土木之败后，几经变化，兵额越变越少。按吏部侍郎摄兵部王邦瑞在嘉靖二十九年云：“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足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驰，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20〕此后，世宗曾大力整顿京营，募兵、调边军入卫，以增加京师地区兵力，可是隆庆、万历间，京师兵额只有八九万人〔21〕。至崇祯十二年，京师危急，王章奉命巡视京营，“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及阅视，“半死者。余冒伍，疲甚”〔22〕。次看京师附加力量的班军，仁宗初，“岁春秋番上，共十六万人”〔23〕。因到京后或势家私役，或供营缮，士卒畏役苦累，屡屡衍期不至。嘉靖间，李熙核查班军人数，仅有4万〔24〕，崇祯时，减至2万〔25〕。连天子禁军的亲军诸卫，也出现营伍空虚的景况，往往要临时雇赁市儿行丐应点，或拨京营充数〔26〕。
内陆卫所军不足额更为严重。成化间，京师以南的德州、临清、东昌、徐州等交通要冲，“守城不过疲卒二三百人”，“间亦有空城者”〔27〕。嘉靖时李承勋言，他曾任陕西右布政使，途经潼关，发现如此重要的关隘守兵只有数名，后来“盗”入商洛，镇巡官欲救援，竟无军可遣〔28〕。
边军也不例外。明代针对北部边患严重，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陆续设立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偏头、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镇，驻军防守。然这些军事重镇的额军也日益减少。据《明史》、《明实录》等记载，辽东，永乐时额军9万多，隆庆时只有7.2万。蓟镇，原额军9万多，嘉靖时仅剩5.7万老弱，隆庆时不满3万。宣府， 国初额军13.5万，崇祯初年只有7.5万。 陕西四镇原军额分别为：延绥6.6万，宁夏4.4万，甘肃4.5万，固原7.9万；嘉靖末年，兵额分别减为：延绥5万，宁夏2.8万，甘肃3.5万，固原1.1万。军额减少最多的是固原，减少了85%以上。按《明穆宗实录》所记：“祖宗边军百万，今存六十万”，全国边军军额减少了40%。
沿海卫所，在嘉靖、隆庆年间，军伍亦严重不足。明初政府重视海防，多次派遣官员巡视沿海疆域，并设卫、所，征集兵员筑城驻守。当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置了50多卫，计有士兵20余万〔29〕。但嘉靖二十六年，“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人，仅有千人”〔30〕。军额减少一半以上。嘉靖三十三年，俞大猷任苏松副总兵，所将卒不到三百人〔31〕。嘉靖四十二年，谭纶哀叹“国初福建马步军共四万八千二百名”，“迩来卫所消耗，行伍空虚，计其所存，曾不能以半，较之额数，不知其所余凡几何矣”〔32〕。
隆庆三年，总督蓟辽兵部左侍郎谭纶云：“除锦衣卫及各护卫、仪卫司、藩牧所，在外通计额军三百一拾三万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数不与焉。……今中外马步官军大约只有八十四万五千有奇”〔33〕。即全国官军仅为原额的27%左右。
明中叶以后军额的不足，常使朝廷捉襟见肘。内陆卫所军伍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不得不调用边军；边防危急时需调动京营赴边；京师兵力不足，又调边军入卫；边军内调，边防空虚，边镇频频告急，只得调客兵、募土兵。到明末，军事上顾此失彼，一筹莫展。
军额大量减耗的原因何在呢？明代军士皆另立户籍，其身份是世袭的。军丁一旦逃亡或其户死绝，政府即派人到军丁原籍“勾补”，制度极严。为什么会出现军额大量耗减，乃至无兵可遣呢？究其原因，一是屯政败坏，导致军士逃亡。明初规定，一军授田50亩，但随着年代的推移，屯军子孙繁衍，屯军田数不足，生产不敷食用。屯军田数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势家、军官的侵占。宣德五年，天津右卫指挥吕升阿附武定侯郭玹，夺官军屯田1090亩送给郭玹〔34〕。都督袁宁镇守云南时，占据官军屯田1000余亩，私役军士耕种〔35〕。万历时，畿辅一带军屯田被成国公朱允祯等占去9600余顷〔36〕。崇祯中，孙传庭查得西安四卫旧有屯军24000人，田2万余顷，但后来“田归豪右，军尽虚籍”〔37〕。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而且，势家、军官所占多为膏腴之地。再加边地战火连天，田多弃而不耕和黄土高原风沙侵蚀，土地沙化等原因，屯田数逐年减少。万历时，屯田数比洪武时减少“二十四万九千余顷”〔38〕。自是“军屯骎骎化为乌有矣”。
屯军无田可种，或屯田收入不足糊口养家，只得另觅出路。于是贫军逃亡，较富者则贿买官校，外出经商和从事手工业生产，或放回原籍，岁交常例。还有一种是“买闲”，即是每军士月给将官纳200余钱， 便可不操不点，名正言顺地去干其他营生。岂止军士可以“买闲”，马匹也可以“买闲”，即每匹马每月纳300余钱，同样可以不操不点， 拉去搞运输赢利。而将官为了吞没士兵饷粮，也故意纵放士卒逃离。凡此种种，使军营“半属空虚”，军籍上有名，实际上无兵。
屯政败坏，引起军士逃亡，造成军额减少，军事窘迫的恶果之外，还造成屯田收入锐减，导致国家养兵费用激增，财政困难，军队缺饷的更大恶果。因军饷不足，促使军士更是大批逃亡，军政更为窘迫。天启元年，户部复给事中赵时用疏云：国初，“令军自养而无京运也，至永乐十年，辽镇岁收屯粮七十一万六千一百余石，以养该镇官兵九万余，京运亦只一万石而已。……隆庆初，岁收只二十七万石”〔39〕，减少了几乎2/3。其他镇亦大体如此。各边屯田所收远不足以充军饷， 政府需每年向各边拨发“年例”。嘉靖三十一年，户部尚书孙应奎言：“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外，新增二百四十五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40〕。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无力承担，户部为筹措边费，绞尽脑汁挪借、加派，仍不敷边用。于是军队缺饷时有发生，有的甚至绝饷。士卒生活无着，更是成批逃亡。
军额耗减的另一个原因是占役。各个衙门、各级官员、军队将校，都可役使军士。公役、私役繁苦，是引起军士逃亡、军队积弱的重要原因。洪熙时，山西天城卫镇守都指挥佥事魏清，私占官军屯田2顷， 私役军士50余人〔41〕。景泰间，内官弓胜住在独石，却远到云州置立庄田，平时不视理边关正事，只顾让将官给他调拨军士管庄种田〔42〕。各级官员、各个衙门役使军士盖房治第、营缮运输，习以为常，多者役占几千人，少者几百。据弘治时兵部尚书马文升云，京卫军士，被内府各衙门占去数万人服役；江南之兵，大半被抽去运粮〔43〕。嘉靖初年，修建两宫、七陵，役使京军7万〔44〕。 崇祯初年奉命到通州练兵的范景文，查到通州额兵一半竟拨给巡逻仓、厂及各衙门听差。他说，军士被营官占役，犹随营有人，拨到各衙门服役的，则一去不返，无处究诘〔45〕。至于班军，赴京后大量用于工役。弘治十七年，大学士李东阳上疏曰：“京城修造，前后相仍，做工军士，累力赔钱，每遇班操，宁死不赴。”〔46〕嘉靖初，各种工役占用班军46000人〔47〕。 军士大量用于工役，其直接后果是军士畏苦，大批逃亡；而被占役之军士，久脱营伍，无从核查，以至营伍无卒。这是明代军额耗减的重要原因。
明中叶以后，不仅军额耗减，而且战斗力下降。以京营为例，明初京营是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但由于军士大量用于工役，无暇训练，军纪日益松驰。京营诸官“多世胄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48〕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再次兴兵大举南犯大同，直逼北京，京畿大震。当时守卫北京的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 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49〕。崇祯时，皇帝屡次督责有关部门练兵， 然而京营每日亦只能集合二三百人，折腾一阵，未到黄昏即解散。崇祯末，农民起义军逼近北京，京营几万老弱疲卒，“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坠”，毫无战斗力可言。这都是平时缺乏训练的结果。
战马、战船也缺额。由于草场被势家占佃和管理混乱，马毙军逃，使京营、边军经常缺乏战马。嘉靖末年，陕西四镇战马残存不到一半；延绥原额马29000匹，只剩13000匹；宁夏原额马24000匹，剩12000匹；甘肃原额马27000匹，只存18000匹；固原原额马35000匹，仅剩8000 匹〔50〕。战马缺额，严重削弱骑兵的战斗力。团营的马匹在弘治时就仅有2万余匹，且老弱不堪用，加之平素缺少训练，临阵之时， 欲东而西，欲西而东，不听指挥，自乱阵伍〔51〕。战船，明初沿海卫所战船的配置很齐全，“每百户设船一，每千户所船十，每卫五所，共船五十”〔52〕。嘉靖间，“浙、闽海防久隳，战船、哨船十存一二”〔53〕。
兵器，因政治腐败，管军器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以致造出的盔甲不合格：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盔太重”；“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只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54〕。
举此数端，足见明中叶以后军事上的衰败和战斗力之下降。
明初推行军屯，尽力扩军，气势何等雄伟！谁料明中叶以后，随着屯政败坏，军士逃亡，造成军额耗减，军事上捉襟见肘；又因军屯收入锐减，军费大增，造成财政困难，军饷不足。军饷不足，反过来又促使士卒更大批的逃亡，军事上更加衰败。
明代军事的衰败，还应深入一层从军制上查找原因。
封建专制主义高度集权的明朝，皇帝直接掌握军政大权，成了封建国家的真正最高独裁者。为了巩固皇权，吸取前代骄兵悍将割据地方以对抗中央，或演出“黄袍加身”的教训，在军事制度上采取分权、制约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消弭了武将专横跋扈、拥兵割据、严重威胁皇权的局面，却影响统一的军事指挥权，造成多方插手，事权不一，削弱军队的应变能力。如万鏊在《边议八事疏》中指出的“其在边将之盛，内臣则有太监，武臣则有总兵，文臣则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调兵，总兵以为不可而止者有矣；总兵欲出兵，太监不可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调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绥有急，欲调大同之兵而不可。权分于多，威夺于位，欲望成功，难矣。”同时，由于平时兵将分离，临战才委派将领担任总兵官，统率从各地卫所调来的军队出征。这样的军队，兵将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管军者不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不知将之号令，打起仗来指挥自然不能自如，更谈不上兵将配合默契，充分发挥其战斗力了。
再者，专制皇帝为防范武臣，总兵官镇守地方，朝廷另派文臣到当地巡抚，其职权、地位都在总兵官之上。有战事，任命武将领兵打仗，却又任文臣充总督指挥。这种以文抑武的措施，严重挫伤武臣的积极性，同时造成指挥上的混乱。明末孙承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将用兵，而以文臣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 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55〕
内臣监军，更是明代弊政，是皇权膨胀的负面产物。它严重限制、打击 了武将的积极性。明朝皇帝派宦官监军京营，开始于英宗朱祁镇时，史载“正统中添设提督坐营监枪太监”。景帝景泰三年，京营兵制发生变化，京军不仅有宦官的总节制，而且每三营就有一名宦官监军。为防备统兵将领的反叛，皇帝在平时对京营军队层层派有宦官监视。遇到战争，皇帝更是放心不下，每遇总兵官统兵出征，同时要派宦官随军去监军。宦官监军，其任务就是监视总兵官的行动，随时向皇帝密奏。因此，总兵官如果不和监军搞好关系，就会事事被掣肘，甚至被罗织罪名，告到皇帝那里，轻者罢官，重者杀头。反之，如果和监军太监相处得好，依附勾结在一起，打胜仗固然可升官封爵，没打仗也可谎报战绩，得到赏赐，甚至打了败仗，可掩败为胜，或开脱罪责。不仅监军，皇帝有时还委派宦官直接统率军队。对此，明代人当时已有中肯的评论。正德间，孙磐曾议论“今日弊政，莫甚于内臣典兵。……唐、宋季世始置监军，而其国遂以不永。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武弁籍以夤缘，宪司莫敢讦问。所携家人头目，率恶少无赖。吞噬争攫，势同狼虎，致三军丧气，百职灰心。”〔56〕成化间，贺钦指出内臣在朝擅权，在外监军，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弊病后，评说“各边将官，既有巡按，凡有奸宄，足以关防，今乃处处设立内臣，……徒使蠹坏兵政，残虐军民。将官之贤而知兵者，为其拘制，当进而不得进，当止而不得止，往往有丧败之患；将官之庸愚干贪者，则以贿赂相交，结成私党，肆为奸恶，愈无忌惮。盖镇守将官，既贿镇守内臣，而镇守内臣，则常以良马金玉，贿其在朝擅权之党类，一有言将官之不职者，则皇上左右前后之人，谁不为其斡旋。”〔57〕内臣监军，不仅压抑了武将的积极性，而且使政风更加败坏，也败坏军风，导致将士离心，上下解体。
对于军制上的种种弊端，明代有识之士从“土木之败”中已看得十分清楚，并在外患威胁京师安全、军事形势异常紧迫之时，为扭转因过分的分权、制约而影响统一的军事指挥，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之弊，曾两次对京营制度进行较大的变革，取得一些成果，使京城转危为安。然而，一旦危险解除，军事形势趋向缓和时，变革的成果便被逐渐取消，一切依旧。弊端为什么不能革除？衰败为什么不能遏止？因为专制皇权为了一姓江山之私利，害怕大权旁落，特别怕落入武将之手，危及皇帝的独裁统治，宁可让军制上的弊端继续存在下去，军事衰败继续下去。结果如《明史·兵制》所言：“积轻积弱，重以隐占、虚冒诸弊，至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明遂亡矣”。
最后必须指出：明朝建国后，尽管朱元璋告诫臣下“处太平毋忘战”〔58〕，开国之初，军事长官的威权亦较高，但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势，实行分权、制约的军制原则和重文轻武的政策，使武将、士卒的社会政治地位日益低微，备受压抑，为人所掣，为人所轻，积极性、主动性无从发挥，结果武将懒散，士卒逃亡，军事日益衰败。这是明代军事衰败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