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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的胜利，都离不开后勤补给的重要作用。楚汉战争之中，汉高祖刘邦虽屡屡受挫，可终能复起，从而平定天下，离不开后勤的支持。又如官渡之战，曹操焚毁袁绍粮草于乌巢，导致袁绍军心动摇，最终败退河北。
后勤的重要性不曾被中国古代的军事家所忽略，正如孙武所言：“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正是深刻指出了后勤工作于军事之中的重要作用。而爱好明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朱元璋建立了军户制度，号称“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那么，在军户制明初是如何运转，如何将军户的生产力转换为后勤能力的呢？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设立都指挥使司，负责行省军事，由大都督府管辖，后又改为五军都督府，其中五军都督府和兵部都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二者之间，相互配合而又互相牵制，所谓“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
除此之外，地方上最高军事机构为都指挥使司，负责一省之内的卫所军。所谓“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而历史上，从明太祖开始，为了应对战争，就非常重视后勤工作，主要体现在“以农养兵”的思想上。
开国之初，考虑到天下方平，百姓困顿，所以说，“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以求达到，“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从而，以其收获，充作军资。
通过多方并举的方式，解决后勤问题，即是百姓处征收，军队再自主解决一部分，以达到减轻国家压力的目的。所谓，“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
而除了军屯之外，兵部、工部、户部等分辖各自麾下运输、建筑、财务，乃至于军事上的训练、武器、工事、运输等事宜。自然而然，就有较之军屯更为详细的后勤管理措施。
毕竟，军队屯种大多满足内部需求，远不如国家统筹之力。就如户部，机构庞大、官员众多，对于军队后勤补充，不少就是直接负责承办的。
史料载，“以山泽、陂池、关市、坑冶之政佐邦国，赡军输，以支兑、改兑之规利漕运……以输转、屯种、籴买、召纳之法实边储。”而户部之下，又所设十三清吏司，更是详细的分配了各自职能，史料载，“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领所分两京、直隶贡赋，及诸司、卫所禄俸，边镇粮饷，并各仓场盐课、钞关。”
简而言之，就是十三清吏司分别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都司、卫所的俸禄，以及边镇粮饷等。以山东清吏司为例，执掌“在京锦衣、大宁中、大宁前三卫及辽东都司（俸禄），两淮……福建各盐运司，四川……云南黑盐井、白盐井……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
而明初时候，因为局势依旧严峻，为应对战争的爆发，明朝在京师所在还设立了军储仓，洪武三年增加到二十所，为了方便，还增设临清、临濠两仓转运物资。
洪武二十四年，则转运十六万石粮草于临清仓，专门用于骑兵训练，后又设北平、密云等仓储，用于北征军事。这些基础军储仓的建设，为后来明初的靖难之役和扫荡北元残余奠定了基础。
而除了军储仓之外，还有预备仓。不同于前者，预备仓则是专门用于救济百姓。史料载，“预备仓之设也，太祖选耆民运钞籴米，以备振济，即令掌之。”可见，明代关于军备和民用是有详细而又严格的划分的。
同时，明代还设有内府十库，其中隶属于兵部的“乙字库，贮胖袄、战鞋、军士裘帽。”属于工部的“戊字库，贮甲仗。”
其中，工部职能又具体在四个清吏司身上最为体现。如营缮司，就涉及了仓库和营房修建；虞衡司，就涉及到军装、乃至于兵器（火器）。都水司，涉及到了漕运，以及战船和战车的使用。最后的屯田司，主要就是边境屯田，“凡军马守镇之处，其有转运不给，则设屯以益军储。”
除以上之外，就是明代马政的经营——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以听于兵部”，规定其为官牧，而官牧给边镇军队，“凡军民孳牧，视其丁产，授之种马”。而每年则又从中选马，给予将士使用，同时还要派遣专人，淘汰老弱。
同时，明代太医院除了为王公大臣诊断之余，也会在边关、卫所设立医官、医士，为将士诊治。而到了年终，他们也有相关的考核。可以说，从武器、服装、运输、营造乃至于医药，基本都有了明确的负责官员。
到成祖之时，则非常重视于“屯种”收获，甚至制定了官军屯种赏罚之令。命令天下卫所军士，因自己驻守所在，地势险要与否，决定屯种多寡。尤其边关所在，险要者，要守备多于屯种。反之，就是屯种多于守备，若地处险要而后勤运输困难，一定要屯种为主。因为这些地方运输困难，加上处于必守之地，后勤上，就要尽量依靠自己。
与此同时，京师发生了一件事。有屯种军士，已经在京操练超过一年，因公事顾不上耕作。但本卫的长官却根本不理会，还是如以往一般征募粮草。于是，一怒之下，该军士击登闻鼓。
这直接惊动了成祖，成祖了解事情之后，责问卫所官。为何不体谅实际因素，反而对军士刻薄到了这个地步。面对皇帝的责问，卫所官无奈，只能据实而言，却是都督府所下的命令如此，他无力更改。
结果，到头来还是法令僵化、不思变通问题。于是，责都督府，“五谷必种而后有获……不藉人力自生自成乎，且人一身岂当有两役？”这就说的很明白了，五谷不会凭空来，人也不可能身兼两事。最后，成祖才说，“此辈不恤军士，为朝廷敛怨。”
这是很严厉的批评了。因在永乐年间，成祖出征之时对上下所言最多的就是要抚恤将士，同心同德。于是命户部，“凡屯田军，以公事妨农务，悉免。”而永乐时，屯田达到极盛，能使成祖多次北征，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就如靖难之役时，燕王军先败耿炳文，后败李景隆，袭取沧州，所缴获辎重、器械还于北平。由于燕军屡胜，有些轻敌，于东昌一败，伤亡惨重，心腹大将张玉都战死。正如朱棣所言，众将士身怀忠勇之志，与敌血斗，每战能胜，实在很不容易，但东昌之战，不尊号令，使我军之前积累，尽付一炬，实在可惜！
然而，虽经此败，但燕王军并不气馁，朱棣更是亲自鼓舞士气，举例白沟河之战对战南军，为何战而胜之，正是因为全军殊死奋战，这一点，全军都有感受，但结果是，大家就此养成了骄兵习气，自以为屡战屡胜，而放松警惕，认为敌军不过尔尔，才有东昌之败，这要引以为戒。
同样，此战之后，对建文军而言，可谓是少有的胜绩，于是，反而生出了一个错觉，连燕王朱棣亲信大将都被他们打死了，看来平定燕军已经为日不远，连在北平的庆功宴都想好了，于是，士卒携金银、穿锦衣而行军，结果，面对重整士气的燕王军，惨败收场。
面对这种情况，才使得建文军重新收起了之前不该有的骄纵心思，于是，建文军逐渐将目光放在了燕王军的粮饷后勤上。这一点得到了北方正和燕军对峙将帅的认可。
于是，平安、盛庸、吴杰纷纷派兵袭击燕军粮道，但燕王军也不是只是吃亏的，为了报复，不久后燕王军直接突袭德州，焚毁建文军北上支援的粮船数百艘，粮草数百万石，军资器械无数，更是一把大火燃烧，连带着河里鱼鳖滚烫之下都浮出水面，损失之多，震动建文朝廷。
于是，方孝孺建言，“今河师老无功，而德州饷道又绝，事势可忧，向以罢兵之说诱之。”面对这种情况，建文帝深知局势已经糜烂到了何种地步，无奈之下，只得允许一试。
而办法就是用离间之计，许以燕世子朱高炽以燕王之位，令其归顺朝廷，重新打通德州的建文军粮道，所谓，“今但用计离间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则必趣归北平，即吾德州之饷道通矣。”
当然，最后也没成功，甚至连书信都被朱高炽送到了前线，但即使如此，朱棣还是感慨后怕，“甚矣，奸人之险诈，吾父子至亲爱，犹见离间，况君臣哉。”
而离间不奏效，也有已被削藩的五王前车之鉴在，正因残忍于前，自然也就无人可信。再观靖难之役，尤其德州一焚，建文军上下战守失措，可见一斑。
后来成祖靖难成功，准备北伐蒙古时，就于永乐七年十月，开始准备相关后勤工作。成祖考虑到工部所造武刚车运输粮草虽好，但路途遥远，可改为在途中每十天建一车城，并派遣官军守备，“武刚车三万辆，约运粮二十万石……每城斟酌貯粮。”
可以说，这一路北进，沿途车城就等于一个个险要的堡垒要塞，既能保证大军后续的粮草运输，也能接应前线大军归来，可谓一举多得。永乐十二年之时，二次北伐，则直接命北京、山东、山西、河南、中都、直隶、徐州卫所军士随行运粮，后又征发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百姓十五万运粮到宣府。
直至正式北征开始，对于后方输送的大军粮草，安排精锐骑兵看护。同时，在临战之前，颁布军中赏罚令，条条明晰，以激励将士。于是，忽兰忽失温之战，蒙古军兵分三路。明军派人挑衅调动敌兵，安远侯柳升以神机铳炮杀伤中路敌兵数百，再以精锐铁甲骑兵出击；阳侯陈懋等人又攻击蒙古军右阵，但未曾奏效。
于是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以火器直入蒙古军军阵破敌；最后，反倒是左阵明军攻击不顺，甚至都指挥满都力都战死。明成祖观望军阵，于是亲率骑兵攻克，斩首数千，马哈木等仓皇而逃，得胜班师。而从中可见，明军破敌的主要因素，是在保证了后勤的基础上之后，面对顽固的敌人，采用火器破阵。
等到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准备第三次北征之时，方宾直言，“今粮储不足。”又问夏原吉，对曰，“仅给将士备御之用，不足以给大军。”实际上，所谓粮储不足，就是原本边地的军储仓已经不足以支持大规模军用。
但是明初，有着既定的政策组织军储，按道理说，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问题才是。 于是，成祖命侍郎张本、都御史王彰前往各地督造粮车，于明年二月输送粮草至宣府。
次年，英国公张辅会同六部商议之后，将运抵的北征粮草分前、后运而行，安排将帅押送，史料记载，前后两批，“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这次调运结果看，显然，军储的问题得到解决。
但护卫的兵力只有孟瑛、陈英率领的一千骑兵和五千步兵，更多的则是押送粮食的民夫。可见，一支数十万的军队中，战兵的真实数量究竟有多少了。然而此次北征，阿鲁台部众听闻明军出关，内部背叛遁逃不计其数。
于是，阿鲁台抢在明军赶到前，尽抛辎重。随后，明军于阔栾海收获所弃牲畜后，余下辎重全部焚毁；随即，明成祖认为阿鲁台虽逃，但其羽翼兀良哈仍在。于是以步骑两万出击，以求速战，明军至屈裂儿河，正逢兀良哈将逃。
此战，明军击溃兀良哈大。成祖观望周遭地形后，（背河，前、左皆山）随即列山布阵，又派兵右走十余里渡河，俘获其数百人。随即又转道向左，布下神机弩伏兵。而本阵步骑追击逃敌，配合伏兵一举全歼，兀良哈部仅剩数百人逃走。在明军的追击下，连带首领党伯儿克尽数俘虏。
虽然此次不曾达到击败阿鲁台的目的，但正如成祖所言，从速而击。通过剪除其羽翼，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削弱了其力量。直到第四次北征时，阿鲁台被瓦剌所击败。
最后，成祖最后一次北征鞑靼的途中，有个小故事。当时，车驾行至清平镇，也就是史书记载的元朝应昌路时，路上下了大雨，导致辎重车辆没有跟上。成祖得知此事之后，对诸将说，“重者（辎重），六军所恃以为命，兵法无辎重，无粮食，无委积，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绍者，先尽其辎重，今诸将皆至，而重车在后，尔等独不远虑耶？”
这才一语惊醒众人，尤其是成祖直接以官渡之战袁曹胜败举例。几乎就是在说，莫要学袁绍前车之鉴了。况且，从前成祖和诸将商讨军事时，也一直强调， '智勇不可缺’。但很显然，诸将也是流于表面，没听进去。于是，这才连忙分兵接应辎重。
同时，从这些事之中，也可以看出成祖本人对于辎重后勤的看重和认识，在行军途中，仍然不忘总筹全军要事。尤其联系靖难时德州焚船，大军突袭所给予建文军的庞大压力，便可知此言不虚。在北征之中，几乎方方面面都体现到了。从紧要辎重、骑兵突袭、配合火器攻击顽敌，再到审时度势，察觉敌军薄弱。
而多年以后，土木堡之变时，也是明军的粮草辎重也出了问题。也就是在出兵前不久，“上谓户部臣曰，固在大同年久，所职何事，及用粮草，輙称缺乏，其所奏，尔其酌量以闻。于是六科劾固尸位素餐，有误边储。”
尤其是英宗早就派侍郎沈固到宣府储备粮食、草料，结果这会儿才上奏调拨附近阳和、高山两卫，以及山西布政司驿站草料、以及命太原以北州县百姓收集草料等四十万，还有京仓的十五万石豆子，全部运到大同。
令人愤怒的是，沈固等人在宣府大同已久，一事无成，尤其军储仓可是关系到北征大军的命脉的，但也不知道英宗怎么考虑的，最后居然不追究了，“上虽怒固，以时方用人，宥之。” 然后，结局注定。
1、《明史·食货志》，《明史·职官志》，《明史·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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