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境内生界的存在：导致《明史》对贵州诸多的误载
360个人图书馆 思明居士 2021-11-23 | 163阅读 | 7转藏
引言
从永乐十一年（1413）到万历三十年（1602），其间经历了一百八十九年，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贵州行政建置的完善期”。在这一时期内，贵州省的行政建置具有一系列有别于其他行省的突出特点。这一时期贵州行省的辖境内，包裹着大片的生界。所谓“生界”是指不仅明廷不能直接管理，甚至还没有土司代管的未开辟地段。“生界”这一名称是从唐代沿袭下来的专门政治术语，由于部分生界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才最终开辟出来，因而这一政治术语也一直延用到清代典籍中。明时贵州境内的生界并不连片，而是被地方行政机构辖境和土司领地分割为若干小片。其中，范围较大，对明代贵州行省建置影响最为明显的有如下几片。
明代贵州境内的生界
第一片生界是位于铜仁府和思南府之间的武陵山区。这里的主要居民是苗族，即明万历以后所称的“红苗”，“红苗”通用苗语湘西方言。这片生界在明代，有很多异称，有时称为“腊尔山”或“水艮山”，有时又用附近长官司的名称去指代，因而在地名沿革上很不规范。阅读相应的典籍时，往往会感到方位不明，指代不清，地名、族名、行政机构名往往会张冠李戴。这片生界内的苗族经常顺锦江而下，偷袭湖广行省的卫所和地方行政机构，致使在这一时期内，生界内的苗患从未停息过。
第二片生界位于黎平府、都匀府、镇远府和平越四府辖境的包围之中。这片生界内的主体居民是苗族，通用苗语中部方言。元代和明代初年将他们通称为“黑蛮”，明弘治以后将他们通称为“黑苗”，或者以临近的土司名、卫所名将他们称为“偏桥司苗”“陈蒙烂土司苗”和“九股黑苗”等等。除了苗族居民外，这片生界内还生息着少数的侗族、布依族、水族和瑶族居民。这片生界距离驿路主干线最近处不超过二十公里 ，因而生界内的居民一旦出山袭击驿路，必然会引起重大的战乱，以至于周边这四个府在这一时期内，频繁爆发与生界内居民的冲突。冲突中明廷获胜就必然会导致相应府、州的设置。如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就是借助对这片生界内居民征讨获胜的机会，设置了都匀府和麻哈、独山两州。其后又配合当时四川省代管的播州杨氏土司开辟了者亚、答干、夭漂三处生界。但直到明亡，这片生界的腹地一直未能开辟，最后开辟这片生界的时间迟至清代的雍正年间。
第三片生界位于明贵州省省会贵州城东南部的苗岭山脊地段，界于贵阳府、都匀府和新添、龙里两个卫防区之间，面积将近一千五百平方公里。这片生界的主体居民是苗族，通用苗语西部方言惠水次方言。元代时将这里的苗族称为“平伐苗蛮”或“八番苗蛮”，明天顺以后改称为“东苗”，入清以后又改称为“白苗”。除了苗族外，还有少数布依族和仡佬族生活在其间。这片生界不仅对驿路主干线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还对贵州省份周边地区的稳定也构成挑战。如果不开辟这片生界，贵州首府的行政建置就无从谈起。因而，明廷对这片生界，一直花费极大的力量去实施强行开辟。从明洪武五年（1372）到天顺三年（1459），积累了八十七年的努力，才通过对“东苗之战”，最终开辟了这片生界，这片生界强制开辟后，明廷才得以在成化十二年（1476），顺利地设置程番府，使贵州省直辖府的辖地范围更加接近省会贵州城，从而缩短了省对府的遥领距离。为在这一时期临近结束时，正式设置贵州省首府贵阳军民府奠定了基础。但开辟这片生界的扫尾工作直到明亡也没有完成。
第四片生界位于安顺府之南，定番、广顺两州之西，总面积将近二千平方公里。这片生界内的主体居民是苗族，通用苗语西部方言麻山次方言。元代典籍称他们为“桑州生苗”，明代改称“康佐苗”，或“克孟牿羊苗”。这片生界由于远离中心城镇和驿路主干线，因而对明代贵州行政建置的直接影响不大，因而在明代典籍中很少提到这里。这片生界的最终开辟迟至清雍正年间。
第五片生界位于贵州宣慰同知宋氏领地的包围之中，地处南明河下游的巴香地带。生界内的主体居民是苗族，操苗语西部方言罗泊河次方言。元代典籍称为“紫江苗蛮”或“紫江苗佬”，明代才改称“紫姜苗”或“西苗”。除苗族外，这片生界内还有不少布依族居民定居。这片生界范围很小，仅四百余平方公里，但却牵连到了平越府和贵阳府，并对新添、龙里两卫的防区构成威胁，因而在这一时期，也多次爆发苗患。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五片生界外，还有不少范围更小的生界，星散在各土司领地内。因而，明时与生界发生关系的不是贵州地方行政机构而是土司，故在明代典籍中反映不多。例外的情况是，安顺府所辖的西堡长官司在其领地内，有好几片仡佬族和苗族居住的生界，不仅威胁到驿路的安危，也威胁到该长官司职责的行使。该土司的历任长官中竟有人管不住生界内的仡佬族，而畏罪自杀。这一情况在明代土司中实属罕见的特例。至于明军征讨这些仡佬族生界，更是频繁地发生，在这一时期内从未停过。
生界的存在致使《明史》对贵州误载例举
后世史学家往往忽视明代贵州境内存在着大片的生界这一客观事实，甚至从根本上否定生界的存在。然而，历史的事实不容回避，单就此而言，就深深地打上了生界客观存在的烙印。在《明史·贵州地理志》中对若干重要河流的源头交代不清，流向叙述不明。原因全在于，这些河流的源头和流向都要穿越生界，以至于不仅是贵州的地方官不知道，就连当地的土司也弄不清楚，《明史·贵州地理志》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出准确的记载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就有如下一些：明代的黎平府管辖着都柳江的下游，但都柳江的上游却在生界内，以至于《明史·贵州地理志》误将福禄江作为都柳江的正源去记载。再如黎平府仅管辖东清水江的下游，而东清水江的中游却在生界内，因而对这条河的上游从何处流来？流经哪些地区？《明史·贵州地理志》在都匀府项内、平越府项内都说不清楚。同是这条江，有的河段称为“洪江”，有的河段称“清江”，有的河段又称为“重安江”。后世读者从《明史·贵州地理志》原文中几乎无法弄清其实指的是同一条江。再如东清水江的南部各支流，如大丹江，《明史·贵州地理志》居然只字未提，其原因正在于这些支流当时都位于生界内，因而明时无法得知。再如北盘江，《明史·贵州地理志》安顺府项内的记载仅明确提到境内有限的河段，至于中游经过那些地区却张冠李戴，误以为北盘江与格必河相通。这些俯拾即是的失误，只有联系到生界的存在，才能揭示致误的原因。
生界的存在，还导致众多发生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事件，被分载于不同的府中。比如《明史·贵州土司列传》所载同时对“东苗”的战争，有的载于贵阳府项内，有的载于黎平府项内，有的载于都匀府项内，有的载于新添卫项内。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都匀、黎平和镇远三府之间，同样是对“黑苗”的战争，在《明史·贵州土司传》中，这三个府对同一事件都分别有记载。类似的记载失误一再表明，无视生界的客观存在，就无法正确理解明代的贵州历史，也无法读懂明时的贵州地理志。
同样由于生界的存在，明代贵州省内很多相邻的府相互联系，往往得绕道而行。比如，黎平府和都匀府其辖境本来是近邻，但因为其间横亘着苗疆生界，因而必须绕道从镇远和平越两府，才能到达都匀。都匀府与定番州的关系也是如此，要么从北面绕道新添、龙里和贵阳，才能相互联系；要么从南部绕道平州和通州才能相互联系。这些情况在明代调兵平叛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至于生界腹地内的地名在整本《明史》都极少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