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制度
卫所制一般指卫所制度
卫所制度又称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 明代在与元朝及元末群雄争战期间，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於少数，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云南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右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历史沿革 设立及军户制度 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最早提出卫所[1] 。洪武十七年（1384 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2] 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3] 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长城沿线的卫所制 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4] 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5]
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黄册编造之後更加以确立。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尽管如此，日久军户仍日渐减少, 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6] 因此後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
卫所制一般指卫所制度
卫所制度又称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 明代在与元朝及元末群雄争战期间，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於少数，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
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也就是说，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云南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右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历史沿革 设立及军户制度 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最早提出卫所[1] 。洪武十七年（1384 年)，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2] 一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3] 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调发从征，无事则还归卫所。
此法的实行，须有一套能保障军队数目的户籍制度配合，来维持卫所制的运行。 长城沿线的卫所制 明代的卫所兵制，实乃吸取中国历史屯田经验，是一种寓兵于农，[4] 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5]
军户即户籍种类属军籍之户，初期的来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军户，二是现役军人之户，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黄册编造之後更加以确立。军户为世袭，且管理颇严格，除籍十分困难，大致上除非丁尽户绝、家中有人成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无法除军籍的。尽管如此，日久军户仍日渐减少, 庞尚鹏主张：“清查隐占，均平粮额，开垦抛荒最为目前急务”，[6] 因此後来有使因犯罪而充军者入
军籍之方法，被称作恩军或长生军。
军户的负担及军人的生活 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本是一名戍军，後来找人顶替之後，才离开军伍。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
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後，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7] 这个目标渐难以达到。[8]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 47986 人，[9] 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军户的负担及军人的生活 军户的主要的义务，便是出一丁男赴卫所当兵，称作正军，其他的子弟称作馀丁或军馀，正军赴卫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随行，以助其生活，由于军户负担沉重，故多给有田地，且正军免全部差役，而在营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给正军之生活。如影响所有民间秘密宗教的罗教创始人罗思孚，本是一名戍军，後来找人顶替之後，才离开军伍。 军丁的分发地点，多以距离原籍地遥远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长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给役卒带来不少痛苦。正军服役于卫所，必须带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每一军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粮，但实际情形则常分配不足，行军时则发给口粮，衣装则须自备，武器则由国家以工匠生产。
军士在营，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时轮流，屯田固定上交粮食，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後，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经常发生，[7] 这个目标渐难以达到。[8] 一般正军身死，即以户中壮丁补充，但由于军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计 47986 人，[9] 因此有“根补”、“勾补”等方法。根补即抓回逃军，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亦有军官藉此贪污，迫害人民，使乡里间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无减。
正统三年（1438 年），逃亡官军竟达 1633664 人[10] 这时开始有募兵之举。[11]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上疏：“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12] 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仅有兵士九十七万。军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13] 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较重视军人，其後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军，使的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嘉靖年间，有些卫所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 70%左右。[14] 至 16 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 80%，许多边地驻军只剩下一半。[15]
嘉靖时期，边患严重，急需兵力，朝廷改采募兵制。[16] 募兵不同于卫所军，不世袭，来去相对自由。但由于募兵制破坏了早期卫守制“兵帅分离”的构想，内阁必须将兵权下放于将领，明朝无法完全掌控兵权，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中央集权逐渐转变成为个别军官所拥有的势力。 职能管理 卫所制度所管理都指挥使司大抵 5600 名军人为一卫，1120 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 5 个千户所；120 人为一个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 2 个（每总旗辖 5 人）、小旗 10 个（每小旗辖5 10 人）。
此外，还有一种单独驻扎一个地方，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辖指挥的千户所，叫做守御千户所；还有一种称为“御”（设置数量不多）的军事机构，管 2 到 3 个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公元 1390年）时，全国共有内、外卫 547 个，所 2563 个。
海防重镇：灵山卫
分布区域 卫所军队都有固定的戍所。卫所由朝廷根据各地的防卫、战略需要而设置，或数府一卫，或一府数卫，或一府、一州一个千户所，视各地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否而定，固定驻屯戍守。从云南来说，明代云南都司所统领的卫所数量，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最多时有 20 卫、3御、18（守御）所，共有 133 个千户所，卫军约 148960 人。这些卫所遍布全省各地，指挥和镇抚大都驻在城里。如云南府为都司城，曲靖、临安、楚雄、蒙化为卫城，陆凉、平夷、越州也是卫城，宜良、安宁、易门、杨林、武定、马隆、木密、凤梧为千户所城，通海为御城。其余瀓江、广西（今泸西）等府、州、县的城里亦有卫所兵分驻，负责城防，所谓的“以武卫文”。近城的坝区分千户、百户、总旗、小旗，屯戍垦殖，散为村落。交通沿线也有军户屯田，在驿站冲要之
嘉靖时期，边患严重，急需兵力，朝廷改采募兵制。[16] 募兵不同于卫所军，不世袭，来去相对自由。但由于募兵制破坏了早期卫守制“兵帅分离”的构想，内阁必须将兵权下放于将领，明朝无法完全掌控兵权，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中央集权逐渐转变成为个别军官所拥有的势力。 职能管理 卫所制度所管理都指挥使司大抵 5600 名军人为一卫，1120 人为一所，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 5 个千户所；120 人为一个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 2 个（每总旗辖 5 人）、小旗 10 个（每小旗辖5 10 人）。
此外，还有一种单独驻扎一个地方，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辖指挥的千户所，叫做守御千户所；还有一种称为“御”（设置数量不多）的军事机构，管 2 到 3 个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公元 1390年）时，全国共有内、外卫 547 个，所 2563 个。
海防重镇：灵山卫
分布区域 卫所军队都有固定的戍所。卫所由朝廷根据各地的防卫、战略需要而设置，或数府一卫，或一府数卫，或一府、一州一个千户所，视各地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否而定，固定驻屯戍守。从云南来说，明代云南都司所统领的卫所数量，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最多时有 20 卫、3御、18（守御）所，共有 133 个千户所，卫军约 148960 人。这些卫所遍布全省各地，指挥和镇抚大都驻在城里。如云南府为都司城，曲靖、临安、楚雄、蒙化为卫城，陆凉、平夷、越州也是卫城，宜良、安宁、易门、杨林、武定、马隆、木密、凤梧为千户所城，通海为御城。其余瀓江、广西（今泸西）等府、州、县的城里亦有卫所兵分驻，负责城防，所谓的“以武卫文”。近城的坝区分千户、百户、总旗、小旗，屯戍垦殖，散为村落。交通沿线也有军户屯田，在驿站冲要之
6 地，设堡军屯田。而哨戍大都在山区，拨军驻守。[17]
威海卫地名邮戳
级别定义 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所官员称谓及其品级：都指挥使司有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其下属有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高级军官都不世袭，由朝廷从世袭军官中升任或从武举人中任命。卫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卫镇抚（从五品），其下属有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等。千户所有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所镇抚（从六品），其下属为吏目；百户所有百户（正六品）、总旗、小旗。自卫指挥使以下军官则都是世袭的。[17]
威海卫地名邮戳
级别定义 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所官员称谓及其品级：都指挥使司有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其下属有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吏目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高级军官都不世袭，由朝廷从世袭军官中升任或从武举人中任命。卫有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卫镇抚（从五品），其下属有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等。千户所有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所镇抚（从六品），其下属为吏目；百户所有百户（正六品）、总旗、小旗。自卫指挥使以下军官则都是世袭的。[17]
参考资料：
1. 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23—24 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 287—288 页。
2.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明史》（卷 90）：「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馀年，多所增改。其後措置不一，今区别其名於左，以资考镜。
3. 佘一元，《山海关志》：明初建关，设一卫、十千户所，领军万人，以侯伯统之。
4. 《明史·卷五十三·食货志一》
5. 《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二》
6.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开种抛荒屯田，给开种者永为己业，从嘉靖以後几乎成了救止屯军逃亡，屯田抛荒的最重要的方法。
7. 正统六年（1441），尚书王骥奏称，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馀亩“良田为官豪所占”，“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正统九年（1444），大宁都司官军都指挥佥事田礼等「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弘治年间，陕西榆林地区管屯官，“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盤踞自如，凡应纳屯粮，悉置诸度外，其馀官舍，彼此效尤，用强霸耕，不纳子粒，往往均摊於诸卫，或捐月粮扣补，或变家产包赔”，“富豪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
8.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
9.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10.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9 页。
1. 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 23—24 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 287—288 页。
2.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明史》（卷 90）：「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馀年，多所增改。其後措置不一，今区别其名於左，以资考镜。
3. 佘一元，《山海关志》：明初建关，设一卫、十千户所，领军万人，以侯伯统之。
4. 《明史·卷五十三·食货志一》
5. 《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二》
6.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开种抛荒屯田，给开种者永为己业，从嘉靖以後几乎成了救止屯军逃亡，屯田抛荒的最重要的方法。
7. 正统六年（1441），尚书王骥奏称，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馀亩“良田为官豪所占”，“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正统九年（1444），大宁都司官军都指挥佥事田礼等「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弘治年间，陕西榆林地区管屯官，“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盤踞自如，凡应纳屯粮，悉置诸度外，其馀官舍，彼此效尤，用强霸耕，不纳子粒，往往均摊於诸卫，或捐月粮扣补，或变家产包赔”，“富豪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
8.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
9.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
10.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