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再论“军傩”之不存
——答任伟先生

刘怀堂

(湖北工程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摘要：有学者认为两宋不存在“静江军”这一行政单位，认同大多数学者所持的把“静江诸军傩”解读为“静江——诸——军傩”的观点，进而推导出“军傩”在历史上存在过。然而，笔者列举出目前学界已经搜罗出来的8则重要“军傩”文献，经过详细分析后发现，这些文献并不能证明“军傩”在历史上存在过。笔者又对“静江诸军”文献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与多数学者恰恰相反的结论——北宋确有“静江军”，到南宋升级为静江府。在发现确凿的“军傩”文献前，说“军傩”历史上存在过，是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军傩；静江军；静江诸军

自学界发现周去非所记“静江诸军傩”文献后，“诸军傩”之“诸”字被一些学者有选择性地忽略，于是“军傩”便产生了。多数从事傩戏研究的学者都认同军傩的存在，尽管有少数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曾撰文探讨过贵州地戏与军傩的关系，认为应该把“静江诸军傩”读为“静江——诸军——傩”，而历史上的贵州地戏不是军傩。[1]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任伟先生在《也谈“静江诸军傩”——兼与吴尔泰、刘怀堂二先生商榷》[2](下称“任文”)一文中持反对意见，认为“静江诸军傩”应读为“静江——诸——军傩”，故军傩是存在的。对此，笔者拟从学者引用的“军傩”文献的列举与解读、学界“军傩”研究案例分析、“静江诸军”文献再辨析等三个方面再次进行详细的阐述，以探讨历史上“军傩”是否存在，并回答任文的质疑。

一、“军傩”文献的列举与解读

关于军傩之存在，学界搜罗了不少文献以证明之，我们不妨将这些文献逐一列举出来，以备进一步讨论之用：

(1)王平子在荆州，以军围逐除，以斗故也。[3]

(2)河清年中定令，岁十二月半讲武，至晦逐除。二军兵马，右入千秋门，左入万岁门，并永巷南下，至昭阳殿北，二军交。一军从西上閤，一军从东上閤，并从端门南，出阊阖门前桥南，戏射并讫，送至城南郭外罢。[4]

(3)十有二月乙卯，制战陈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5]

(4)《安乐》者，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6]

(5)驱傩之法，送故迎新。且要扫除旧事，建立芳春，便获青阳之节，八方启颡来臻。自从太保口口，千门喜贺殷勤。甘州数年作贼，直拟欺负侵凌。去载阿郎发愤，点集钾兵军人。亲领精兵千万，围绕张掖狼烟。未及张弓拔剑，他自放大火烧燃。一起披发归伏，献纳金钱城川，遂便安邦定国，永世款服于前。

不经一岁未尽，他至逆礼无边，准再拟觅寸境，便共龙家相煎。又动太保心竟，跛耐欺负仁贤。辑练精兵千万，如同铁石心肝。党便充山进路，活捉猃犹狼烟。未至酒泉□□。散发纳金相传。因兹太保息怒，善神护我川原。六藩总来归伏，恶贼不打归降。自姓齐唱快活，家家富乐安眠。比至三月初首，天使只降宣传。便拜三台相使，世代共贼无缘。百姓感贺太保，直得千年万年。(伯四OO一儿郎伟)

(6)《兰陵王入阵曲》。

(7)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 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7]

(8)贵州地戏相关的文献。

这是目前笔者整理出来的学界所搜罗的以证明军傩存在的文献，共8则。其中的(3)、(4)、(6)、(7)、(8)五则文献，笔者在《贵州地戏不是“军傩”》一文中有过详细的阐述，认定它们均不是军傩之文献。此不赘述。第(5)则文献，吴尔泰等学者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他们否定其为军傩文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亦不赘述。笔者在这里要重点阐述的是(1)和(2)两则文献，试图弄清其内涵，以回答任文的质疑。

文献(1)。多数学者认为该文献所载为傩仪，这没有问题；但认为其为中古军傩系列之一，并释“军围逐除”为“将敌方当着‘鬼疫’来围剿”，并说“这是根据军事斗争的需要(以斗故也)临时在军营里独立进行的操练活动”[8]290，笔者以为不妥。此解释一是未明“军围”之含义，二是“驱逐疫鬼”与“操练活动”前后矛盾，且对“以斗故”的理解大错特错。

那么，“军围”于此何义？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云“以兵守城曰围”[9]。此注能解开“以军围逐除”释义之难题——“军围”即军队之守城之兵，“以军围逐除”，即以守城之兵参与逐除活动。

再看“以斗故”的含义。《论语·季氏》云：“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刑昺疏：“谓气力方当刚强，喜于争斗。”[10]此乃“以斗故”之真实含义。逐除是由类似方相氏之巫师实施并完成的，与参与者的身份无关。之所以用军人参与逐除，是因军人善“斗”的缘故。

所以，尽管此傩仪用军人驱逐疫鬼，但在不清楚其服务对象、实施地点的情况下，要坐实其为军傩，还需要更多确凿的文献为证。

文献(2)。北齐的这则“至晦逐除。……二军交。……”文献[4]，因其中出现了“二军交”的字样，有学者将“二”字直接忽略掉，遂名之为“军交”，认为“军交”乃“北齐大傩之礼”——“逐除‘军交’是讲武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宫廷傩礼的最后一个程序”[8]289-290。

所谓军交，即《左传·成公九年》载之的“兵交”，指两军相遇。文献(2)之“二军交。一军从西上閤，一军从东上閤”即是力证。因此，军交是逐除的一个具体环节，故云“二军交”。据文献所载，逐除的参与者主要是军人，地点从宫内到宫外，并有送疫鬼出城南廓外的巫仪。这是北齐沿袭东汉而稍有变化的宫廷傩仪，其服务对象是皇族而不是军队，实施地点从宫廷到城郊，亦不是军营。故“军交”不是所谓的“军傩”。至于其中有“戏、射”巫仪，“颇有戏弄成分存焉”[11]，亦与“军傩”无涉。

二、学界“军傩”研究案例分析

翻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所谓“军傩”的研究成果，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这里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案例一。有学者认为，秦绿脸兵俑“正是典型的军中傩人”，其依据“宫廷傩礼主角方相氏为宫廷专有，包括诸侯在内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得配置”，绿脸区别于一般兵俑，有可怖之貌，对疫鬼有威胁作用；且后世傩中钟馗着绿袍，绿脸化妆简便，适合在军队中流行云云。[8]287-288

熟悉周代傩戏的人都知道，周代傩戏分为宫廷傩(服务对象为天子)、国傩(服务对象为诸侯)、秋傩(服务对象为民间百姓)，实施者都是方相氏，史料记载确凿，则“方相氏为宫廷专有”一说很难成立。而绿脸之区别一般兵俑或驱疫作用，并没有文献记载；且据检索文献，《吕氏春秋》载秦代宫廷大傩仍延续的周代傩仪，至少在文字表述上如此。值得一提的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一书，记载了秦代大量驱鬼仪式，其中并没有绿脸驱鬼之傩人的记载。至于说后世钟馗穿绿袍云云，显然是以后世傩仪推测前世——尤其是用唐代傩戏特征去推测秦代傩戏特征，这样的推测不太靠谱。至于说脸谱化妆简单而适合流行于军队中，则更是无稽之谈。

案例二。有学者云，明代“产生了以屯垦部队和移民(包括军人家属)为主体的军傩新形式”[8]328。军屯与民屯，在中国历史上都很常见，该学者将此作为明代产生军傩的依据——在没有文献证明之前，这样的说法也很难让人信服。

案例三。有学者认为清代云南澄江关索戏为“表演化的晚古军傩”[8]330-331，因为“关索戏的剧目多数是武戏”，“有唱有白，有开打，还保留一些说唱文学的痕迹”，“《点将》一出，是明显的祭祀仪式剧而外，其他许多剧目，往往是两个角色对阵，唱一段，来一段‘互杀’，再唱一段，再来一段‘互杀’，它们的结构，形成一种仪式的程式”。[12]2笔者并未见过关索戏的演出，但实地考察过贵州地戏，亦为武戏，其演出形式与关索戏一样，也保留着说唱文学的痕迹。两者除祭祀对象、祭祀程序上稍有差异外，其余则基本相同。如此，将关索戏释为军傩，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

案例四。有学者认为，《九歌》是祈祷胜利的军傩乐歌，如果此观点成立，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傩的性质是什么？根据西周傩文献，傩是以武力驱除为其性质与特征的，并以此区别于温和的媚神巫术活动。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傩仪的武力驱除性质与特征都非常突出。显然，一些学者并未弄清祈祷这一温和的媚神巫术与武力驱除的傩仪之区别。二是傩驱对象为有害于个体与群体的疫鬼，而《九歌》中巫祭的对象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等，这些均为当时人们祈求、祭拜的神灵，并非阻碍战争胜利或威胁军人生命的疫鬼。况且，这些神灵均与军人无关，军队祭祀这些神灵对于战争的胜利并无作用。三是军队中有军礼，文献多有记载，这些军礼都是带有祭祀性质的巫术活动，这些军礼仪式不应算作军傩。

必须明白的是，自西周至秦汉，傩仪从巫术中分化出来，具有武力傩驱鲜明的性质与特征，并以此与温和的巫仪相区别。这也是为何历代文献中军礼未被视为军傩的原因。因此，《九歌》所载绝不是军傩。

其他，尚有将古代军旅祭祀、献虏、颂德等军礼活动释为军傩的，甚至以此为据，认为军傩有遗存于后世者(如以表现扶苏、蒙恬生前功德为主， 兼演其他小型故事的“列鬼”，被视为军傩。其实，“列鬼”乃祭祀二将而颂其德也，去傩甚远)等，不拟赘述。

三、 “静江诸军”文献再辨析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检视学界对于“军傩”文献的解读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是要弄清楚“军傩”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以利于解决“静江诸军傩”的问题。该问题争论的关键有两点：一是“静江军”这一行政单位在宋代是否设置过？二是如何理解“静江诸军”。任文将其理解为“静江军”，在此基础上，认为两宋不存在静江军这样的行政单位，进而得出“静江——诸——军傩”的结论。而笔者与任文观点恰恰相反，故得出“静江——诸军——傩”的结论。如能解决这两大问题，则军傩存在与否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1．关于“静江军”存在与否的问题。任文认为，考察两宋地理方志，宋代没有“静江军”这一行政单位。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有失偏颇。任文中举出了两则重要的文献以证明其观点，为说明问题，笔者于此赘录:

……( 唐)升桂管为静江军节度，厥后马氏窃据其地，五代后周时岭南诸郡尽入南汉。[13]

这则文献非常重要，惜乎任文只是举出而已，并未详加分析。所谓“桂管”，即唐朝行政区域之一，其全称为“桂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设经略观察使一名，驻桂州治(今桂林)，曾辖桂、梧、贺、连、柳、富、昭、环、融、古、思唐、龚、象十三州。唐光华三年(公元900年)，升桂管为静江军。这则文献确凿地说明了历史上静江军这一行政单位的存在。“五代后周时岭南诸郡尽入南汉”，说明五代时期，静江军区划仍然存在。

其实，“静江军”在两宋是否存在，任文所引文献已经给出了答案：

皇朝平岭南地归版图，依旧为静江军节度，领经略安抚使，(皇祐四年)升为帅府，为大都督府，领广西路兵马钤辖，仍兼经略安抚使。中兴以来以高宗潜藩，升为静江府，今领县十，治临桂。[13]

文献载，皇朝平岭南(本属南汉国土)后，岭南“依旧为静江军节度”，表明“皇朝”时期，静江军是存在的；而且“依旧”二字证明了皇朝之“静江军”是延袭南汉之静江军行政区划单位而来。然则，“皇朝”是何朝？这得看这则文献出处与作者所处时代。这则文献《舆地纪胜》，作者王象之。王象之(1163-1230)，南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磐安)人，庆元二年(1196)进士及第，历长宁军文学、江西分宁、江苏江宁知县，他编纂的《舆地纪胜》为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也是一部古代旅游文献，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间，书中自序云：“以郡之因革，见于篇首，而诸邑次之，郡之风俗又次之，其它如山川之英华，人物之奇杰，吏治之循良，方言之异闻，故老之传说，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皆附见焉。”[13]显然，文献中的“皇朝”为宋朝，且为北宋——“皇朝平岭南”是宋太祖时期的事，而皇祐而北宋仁宗赵祯年号。可见，至少在北宋仁宗初期，静江军是存在的。

另有一个重要信息不可忽视，即王象之自序曰“以郡之因革，见于篇首”，即将之置于《舆地纪胜》的头版头条，说明王象之是注意到静江军的历史沿革的，且非常慎重。王象之生年去北宋灭亡不远，所记当无疑问。同样的记载，亦见于《宋史》(任文亦有引用)：

(静江府)本桂州，始安郡，静江军节度。大观元年，为大都督府，又升为帅府。旧领广南西路兵马钤辖，兼本路经略、安抚使。绍兴三年，以高宗潜邸，升府。[14]

据《宋史》，静江府原属桂州，为静江军节度。大观(北宋徽宗年号)元年，才将静江军升级为大都督府，旋又升级为帅府。这似乎与《舆地纪胜》相抵牾。但静江军无论是在仁宗朝还是在徽宗朝升级为帅府，都说明静江军在北宋是存在的。南宋绍兴三年，因为高宗曾经在静江军待过，遂升之为静江府。

至此，我们可据《舆地纪胜》、《宋史》所载，把静江行政单位的演变过程勾勒出来：

桂管(唐)-静江军(唐)-静江军(五代)-静江军(北宋)-静江大都督府、帅府(北宋)-静江府(南宋)。

笔记与史料有明确记载，证明宋代存在过静江军这一行政单位，并不是如任文所云“静江在整个宋代，并未有设置‘军’这样行政单位的记载”[2]。

2．对“静江诸军”的理解。因为缺乏对文献的详细考察，故任文释“静江诸军”为静江各地的驻军，即将“军”释为“军队”，并且举出大量的例证。古代王朝于各地驻军，这是常识。宋代各地均有驻军，但不能成为解释“静江诸军”为静江各地驻军的依据。比如北宋都城开封、南宋都城临安等都有驻军，这两个城市都有傩戏上演，文献也有记载，但未见称两地傩戏为军傩者。对于“静江诸军”的理解，笔者不同于任文。

分析相关文献，我们认为不能将“静江诸军”之“军”释为“军队”，而应释为宋代行政区划单位军、监之“军”。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唐朝时静江军曾辖十多个州县，不难推测，静江军称谓在民间可历代相传于口耳之中。在北宋、南宋，静江军不断升级直至静江府，这是宋代仅次于路的高级行政单位，所辖范围较军、州更广，其下州、军不在少数。周去非文献所云“桂林傩队”之桂林，在北宋仁宗或徽宗时期属静江军管辖，南宋升静江军为静江府，桂林仍是其辖区之一。而“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只能表明桂林傩队是静江府州、军众多傩队之一，只不过名望突出而已。如此，“静江诸军”当为静江府统辖的诸州、军。南宋人周去非所记文献，可视为周去非对历史称谓的沿袭。二是与静江军毗邻的其他军，亦有傩队，与静江军傩队一样显名于当时。其实，笔者在《贵州地戏不是“军傩”》一文中，提到过宋代孟元老所记“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之文献，足以支持笔者之“静江-诸军-傩”的断句。若据此，则“静江诸军”释为“与静江毗邻的其他各军”亦无不可。

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都能解释得通周去非“静江诸军”之内涵。比较而言，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周去非将“桂林”与“静江”对举，两者属于行政单位上的隶属关系。行文至此，“静江诸军傩”的含义亦不言自明。

四、 结语

通过对学界所搜罗的“军傩”文献的解读以及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军傩”。如果有学者梳理出了确凿的“军傩”文献(哪怕只有一则)，笔者当无不宾服之而从君命者。即便如此，笔者亦坚持释“静江诸军傩”为“静江——诸军——傩”，而桂林傩队在宋代由驱傩的一支分化、演变而来，不再具备傩驱因素甚至祭祀特质，[15]属宋代“百戏”之一。[1]

事实上，“静江诸军傩”问题的探讨，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小小的学术争鸣，其实涉及到傩戏研究的诸多问题。就“军傩”来看，尽管其存在缺乏确切的文献支持，但很多学者仍坚持此观点。这就暴露出傩戏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大致而言，有四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对于发现的所谓“军傩”文献本身缺少理性、细致、深入地探究；二是对于傩戏研究者所作出的“军傩”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权威论断，不少学者尤其是后学者盲从之，人云亦云；三是对于研究对象(如“傩戏”、“军傩”等)本身之含义，缺乏符合事实与历史逻辑的诠释；四是掩耳盗铃似的研究，不愿意承认军傩之不存在，尽管没有强力的文献做支撑，这是难以割舍的“军傩”情结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刘怀堂.贵州地戏不是“军傩”[J].四川戏剧，2012(3):66-69.

[2]任伟.也谈“静江诸军傩”[J].滨州学院学报.2014(1):86-90.

[3]宗懔.荆楚岁时记译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16.

[4]杜佑.通典：卷78[M].北京:中华书局.1988:2125.

[5]魏收.魏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81.

[6]刘昫.旧唐书[M].长春:吉林人民不出版社，1995:669.

[7]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256.

[8]曲六乙，钱茀.东方傩文化概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9]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6.

[10]十三经注疏委员会.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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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索戏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21-22.

[13]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3152.

[1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2239.

[15]刘怀堂.从“象隹而舞”到“方相之舞”——“傩”考：下[J].民族艺术，2014(2)：100-106.

(责任编辑：李天喜)

On the Study of the Non-Existence of Soldiers Nuo: To Answer Mr. Ren Wei

Liu Huaitang

(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HubeiEngineeringUniversity,Xiaogan,Hubei432000,China)

Abstract：Some scholars thinks that Jingjiangzhujunnuo should be read as Jingjiang-zhu-Junnuo because there was no Jingjiang Jun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fact is that JunNuo exsi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Nevertheless, it could not be proved Jun Nuo did exist in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8 document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which were listed b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was Jingjiang Ju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is in contrast with others’ and upgraded to Jingjiang Fu after analysis of the documents about Jingjiangjun. Therefore it’ 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ere is JunNuo in the history or not since there are no persuasive literatures.

Key Words：Jun Nuo; Jingjiang Jun; Jingjiangzhujunnuo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6)01-0038-05

作者简介：刘怀堂(1968-)，男，河南罗山人，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2009JJD850005)

收稿日期：2015-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