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和遗产视角下的大明文化为什么显得“正面”
作者：贺云翱 《大众考古》杂志2023年7期
在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历史评价较高的一般都是周、秦、汉、唐，近些年宋代也颇受赞美，而明、清时代多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衰弱”阶段，甚至有的认为明代比清代更差，说它是皇权专制、藩王贪婪、官员腐败、特务政治、宦官专权、内敛封闭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影视剧中的明朝形象，经常也是君主残暴昏庸，厂卫黑白颠倒，朝政黑暗，民生痛苦。那么，作为一个从诞生到衰亡近300 年的历史朝代（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到1662 年南明倾覆，前后298 年），它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评价，当然是个复杂的话题。不过，考古和遗产视角下的大明文化却显得颇为正面。
2018 年，《东南文化》编辑部的毛颖同志向我约了一篇文章，后来我以《考古发掘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以明孝陵为例》作题，回顾和总结了从1998 年至2010 年前后参加明孝陵申遗和明孝陵博物馆建设乃至明孝陵成功申遗后为配合棂星门、内红门、井亭、方城明楼、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楼等保护工程而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及遗产传承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收获。
近些年，我们还参加了诸多涉及明代历史的文化遗产调查研究及世界遗产申报的课题项目。如受南京城墙管理中心邀请参与包括南京明城墙在内的“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南京遗迹”申报项目，申报对象中有明代宝船厂、郑和墓、洪保墓、渤泥国王墓、明故宫遗址等明代都城遗产；应江苏省文物局委托，参与江南水乡古镇、中国大运河申遗（江苏段）以及明长城、明代海防遗产、明代酿酒作坊遗产、南京云锦传统工艺、宜兴紫砂传统工艺的调研项目等，深刻感受过大明文化遗产的丰富和重要。
我国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诸多项目，如长城、大运河、武当山古建筑群、皖南古村落、明清皇宫、明清皇家陵寝、土司遗址、苏州园林、福建土楼等，都与明代存在紧密关联。已经列入国家“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明代文化遗产项目数量就更多。放眼全国，在国家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农业遗产、老字号等文化遗产体系中，明代的遗产类型众多，灿若星河，内涵丰厚，价值多样。这与一些史书或影视片中的明代历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
第一，考古和遗产视角下的明代历史更多的是出自当时劳动人民之手，展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民众创造，而文字的历史更多的是出自掌握文字权力的文化人之手并多反映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历史。它们作为历史的不同面，各有产生过程，各有存在方式，彼此不可取代，只承认任何一方对历史的观察、描写、认识、评价都是不全面的，甚至还会出现偏见。
第二，考古和遗产视角下的“大明文化”具有它自己的特性。如具有不可取代的“时代性”和“唯一性”；具有特定地域、社会特征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具有复杂的设计、材料、技术、工程、功能、审美等要素集合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在国家文明系统中，它反映的是包含时、空、结构等要素的“关联性”和“文化性”等。这些特性具备着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创新价值等诸多的“现代性”价值。
第三，考古和遗产视角下的明代历史与文化是以“实物”形态甚至“活态文化”而呈现的。在全球化、科学化、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信息化、智能化等人类现代化发展背景和趋势中，在文明互鉴和文明多样共生的世界格局中，文化遗产的不可再造性、经典性、国际性、品牌性、资源信息价值的可开发性等能够不断获得认识和产生新的实践意义，从而成为特定个体和团体、特定城市、区域、国家乃至人类的现代化参与力量。比如今天，依托考古和遗产视角下的大明文化资源，人们建设了线下线上的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化公园、文创产品体系、特色旅游区、特色小镇、非遗产品品牌，包括申报世界遗产和成为文旅融合的世界遗产地等。
由此，考古和遗产视角下的大明文化变得多样而鲜活，变得珍贵而可爱，变得具有多方面的传承发展的可能，过去我们亲身实践过，今后还值得继续去探索和努力！
站在考古和遗产的视角与立场上，我们感恩历史，感恩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