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国号与刘基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作者：徐泓
摘 要：长期以来，学界对“大明”国号的缘起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火德说、明教说与佛教说。但这些说法均经不起仔细推敲，遂难以成立。“大明”国号应来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义理。在确立国号过程中，朱元璋应该是接受了谋臣刘基的建议，以寓义生生不息的“大明”为国号。
关键词：大明国号;大明终始;《易经·乾卦》;生生不息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22）01-0060-05
The National Title of Da Ming and Liu Ji
XU Hong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a great controversy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national title of Da Ming among academics， mainly including the Huode Theory， the Ming Religion Theory and the Buddhism Theory. However， these statements can not withstand to scrutiny and are difficult to make sense of. The national title of Da Ming should come from the principle of “Da Ming Zhong Shi” in the Book of Changes.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title， Zhu Yuanzhang should have accepted the suggestions of Liu Ji， an adviser， and took the Daming as the national title.
Key Words： the national title of Da Ming; Da Ming Zhong Shi; Qiangua in Changes; thrive and sustain life
一、大明国号缘起的争议：火德说、明教说与佛教说
对于明朝国号“大明”的缘由，明廷并未颁《建国号诏》，明太祖的《即位诏》仅宣称：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1]
其后的官方文书均未说明，后代遂多猜测。或以火德为之解，以元朝为水德，以火制水，以明克暗，火是光明;故以“大明”为国号。但以五德终始立论，这并不符合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水与火，既非相生，也非相克。“火德说”难以成立。[2]
20世纪40年代初，吴晗发表《明教与大明帝国》，演绎明末清初史家傅维鳞与查继佐的说法：国号“大明”，以小明王故，不忘旧也，亦以应谶也。①
于是首倡“大明”国号源于明教的“明王”说，主张“大明”国号出于韩山童、韩林儿之“明王”、“小明王”，依据的是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这个新说经吴晗写入明史研究经典之作——《朱元璋传》，遂广为学界接受，几乎成为定论。[3]社会大众也信从此说，20世纪60年代初，金庸将吴晗学说引进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②并且不断改编拍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漫画和计算机游戏，广为流传，至今不衰;[4]从此，吴晗提出的“大明”国号源于“明王”说，遂深入人心。
然而史实明证，“明王”并非始于摩尼明教，而是来自佛教。早在三国时期支谦翻译净土宗的《佛说大阿弥陀经》，隋朝的佛教经典《弥勒佛》，均有“明王出世”之说;宋代金刚禅研习的就有《大小明王出世经》，南宋佛门异端也有《小大明王出世开元经》。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杨讷为首，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大明国号并非源于明教，而是源于佛教。[5]
其实，朱元璋是否为明教徒，并无任何史证。但自幼就舍身皇觉寺为僧，他是佛教徒，则是确定的事实。虽然起兵时，朱元璋是明教集团大宋政权的地方长官，在自称吴王之前，是小明王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和左丞相。但朱元璋在接受浙东士人的建议后，已改变政权的性质;建国前两年的龙凤十二年即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颁布的《高帝平伪周榜》，③朱元璋已公开否定弥勒信仰，榜文曰：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平吴录》作“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弒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6]
虽然朱元璋当时仍是龙凤政权的臣子，弥勒信仰系龙凤政权之基础，朱元璋理应不会公开迕逆。但龙凤政权自从被张士诚部队围困于安丰，势力衰微，最终靠徐达解围，其部队已经瓦解，韩林儿寄居滁州，仅存名号，龙凤大宋政权，名存实亡。[7]所以，朱元璋在讨张士诚的榜文中，不再雌伏于小明王之下，公然宣布与其信仰切割，称之为“妄诞”之“妖言”“妖术”，并历数明教集团“焚荡城郭，弒戮士夫，荼毒生灵”，罪恶万状，远超过榜文要讨伐的张士诚。榜文已说得如此絕对，当然朱元璋不可能选择与明王有关的信仰为国号。[8]
二、“大明国号”缘起的正说：《易经》“大明终始”说
中国历代王朝建国，其国号之缘起，多为国邑旧名、爵位封号、姓氏、发迹地特产、或谶语、经文，从未有以宗教为国号者。[9]明朝之前“元朝”的国号，即以经文为本。
蒙古族从北方草原入主中原，忽必烈为取得广大中原人民的支持，做个正统的中原皇帝，在国家治理方面，采取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政策，以中华历代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为统治基础，接续中原汉地政权的合法传承。[10]忽必烈建设首都大都城（今北京城）便听从刘秉忠建议，完全依儒家的理想蓝图，建设一座最合乎《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的都城。[11]在建国号方面，也听从刘秉忠的建议，从居十三经之首，儒家最重要经典《易经》中摘录有意义的吉利语词，取“大哉乾元”之义，配合“至哉坤元”的“至元”年号，在至元八年（1271）宣布国号“大元”。此事经纬，充分反映于其《建国号诏》：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着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干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於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12]
“大”，至大无外，“大哉”赞叹，“乾元”为始万物者，就要统天;连天也靠他资始，无所不统。④元代政书《经世大典·帝号》解释：“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大元”就是至大无外，无所不统的大国。[13]大元朝的国名、年号均用《易经》章句，按照传统中国王朝更替的传统，立一符合古制的国号，明确大元朝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秦、汉、隋、唐、宋的道统，将大元朝与历代王朝的统绪接续起来;标志着源自蒙古族的大元朝也是中华正统王朝。
明朝接续元朝，但元、明之间关系，过去多常以断裂视之。尤其20世纪初期，受清末革命影响，学者多以元朝欺压汉人，明太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元明革命系因民族矛盾而起的民族革命，深入人心，人们多谓明朝制度皆一反蒙元而“复汉唐威仪”，乃主张明制不承元制。但20世纪30年代后期，蒙思明发表《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独持异说，主社会革命说，元明革命无异于传统王朝的改朝换代，并非纯然汉族起义推翻外族的蒙元统治。[14]明太祖说：
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元朝皇帝亦为得天命的“中国之君”，只是到王朝末年，“其运亦终”，而为“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的新天下主朱元璋所接续。明太祖的《即位诏》确立大元王朝在中国史上承继大宋的正统地位，而大明王朝之继大元而起，亦为一统天下之正。依新朝为旧朝修正史之历代旧惯，明廷于洪武三年（1370）七月修纂《元史》完成。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将元世祖忽必烈入祀历代帝王庙，将元朝正式列入三代以来中国历史系谱。因此，大元、大明绝非断裂，大明实继承大元。[15]以制度而论，大明建国之初，无论政治、社会、军事、财政等方面，多模仿元朝，中央政府的中书省宰相制，地方政区的行中书省制，社会管理的军、民、匠、灶身分世袭户籍制，军事政令与编制的枢密院、卫所制，财政货币的宝钞制等，均继承元制而加以适度变通。[16]
既然“明制承继于元”，其建国制度理念亦应相承，在尧舜禹汤、周秦汉、隋唐宋元之后，明朝即是接续历代统绪的正统中国王朝。21世纪，正当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际，国人找回自信重新肯定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在政府鼓励和民间自主发动下，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与推广日益受到重视。在此新氛围中，学者开始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问题，把历史解释放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研讨，而不是用现代思维苛责古人当时情境。大家也认识到传统中国社会与政治脱不开儒家传统，尤其政治操作更可参酌儒家经典蕴藏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理想，即使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亦有其存在的合理与正当性价值。2014年，杜洪涛提出研讨大明国号的新思路，首先摆脱大明国号缘起的明教或佛教说，而于元明之际当时思维之中寻求解答。
《易经》是儒家首要经典，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读书人必读的，也是为人处世的准则，由读书人参与的朝廷更是重视。因此，当朱元璋接纳浙东文人集团，把农民政权转型为传统的“封建”政权时，参考儒家经典，制订治国方针、政策和制度，是很自然的发展。[17]在订国号时，自然不能用《平伪周榜》早已宣布为妖术并将其信徒斥为“杀戮士夫，焚荡城郭”的宗教信仰做为依据，而是转而援纳儒家首要经典《易经》之文义。尤其朱元璋新建王朝要能接续正统的前朝蒙古大元朝，就要注意大元朝是如何建立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忽必烈入主中原要做中国皇帝，就“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用夏变夷”;[18]因此，订定国号，依据儒家首要经典《易经·乾卦》之“大哉乾元”。朱元璋革命以“复汉官之威仪”为号召，订定国号，必定更要彰显华夏文化传统，取得华夏政权的正统。⑤元朝国号取自《易经》章句，明朝继之，制订国号时也吸纳《易经·乾卦·彖传》相关章句：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19]
“大元”国号出典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紧接这段《易经》文字之后，便是做为“大明”国号出典的“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以“大明”为国家命名，保佑这个国家的国祚，“终而复始”，生生不息。但宇宙现象多变，有六位有六变，则须以“时成”之。如同能随时而变的龙，依不同时空环境，乘不同形势，以“御天”。也就是这个以“大明”为国号的王朝，只要为政者能守随时而变的“龙德”，便能治理变动不拘的天下事;其国祚便能生生不息，即使遇到困难，也能克服，终了也能复始，生生不息，长长久久，长治久安。这样的国名，正是朱元璋和群臣开国时的心中鸿图，充分符合经历元末动乱的人民望治心愿。嘉靖年间学人李纯卿和王世贞，早已申说国号“大明”的命名意义：“建元洪武元年，复中国之统，国号曰‘大明’，传国祚于万万年矣！”“传国祚于万万年”，正和我们推论的依《易经·乾卦》“大明终始”文义建国号之说，互相呼应，不谋而合;既绪华夏正统，又佑国祚永续。这才是大明国号缘起的正说。[20]
三、刘基与“大明”国号
如果以上推论可以成立的话，则于元末明初辅佐朱元璋取天下的诸多谋士，有此睿智而能作此精妙设计者，恐非刘基莫属。
刘基自幼熟读经书，习《春秋经》，讲性理之学，“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刘基不但学识高深，而且富有政治实务经验。在中进士之后，历任县级官职如江西高安县县丞，省级官职如江浙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行省都事、行省郎中;对元朝政法制度实务有所了解。⑥明朝开国政法与军事制度，举凡军卫、科举、历法、律令、服饰、朝仪等等，相关设施兴革，无一不曾出自其手;[21]因此，明太祖尝誉刘基为“吾之子房”。[22]
刘基的角色与元初的刘秉忠类似。刘秉忠是金朝人，蒙古灭金后在忽必烈未任太子时住的潜邸任事，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忽必烈接任大汗，刘秉忠位至中书令宰相之职。他向忽必烈进言：“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主张参照汉人法律，改善法度、革除弊政。刘秉忠并为忽必烈规划大都和上都，为大元订国号。[23]刘基也是朱元璋主要谋臣，主持规划兴建首都南京和中都凤阳，为大明订国号。[24]刘秉忠取《易经·乾卦》订“大元”国号，刘基也取《易经·乾卦》订“大明”国号，所取章句“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在大元国号所取章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之后，标志“大明”王朝承继“大元”王朝之正统。
其实，明太祖起兵尚未建国前，已用《易经》“日月重明”“六龙时遇”为政治宣传标语。俞本《纪事录》戊戌年（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条记载：朱元璋于浙东行省金华府省门曾树立二大杆黄旗，黄旗两旁立有二牌，牌上书写联语：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
九天日月开黄道，复国江山富宝图。[25]
“日月重明”，来自《易经·离卦》彖辞：“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26]俞本《纪事录》庚子年（至正二十年）正月初一日条，又记载朱元璋于府门亲书：
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25]
“六龙时遇”疑俞本讹“御”为“遇”。《易经·乾卦》：“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朱元璋之亲书，更彰显对《易经·乾卦》之钟爱。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两以《易经》举于乡，皆第一”的许瑗，前往金华见朱元璋，被“留帷幄，参预谋议”。金华府门朱元璋亲书的标语“六龙时遇（御）”，应该是请教《易经》专家许瑗的。[27]2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加入朱元璋阵营，尤其刘基被朱元璋看重。由于许瑗后来出任太平府知府，在至正二十年闰五月被陈友谅所杀。[27]4刘基的到来，正好接替许瑗“留帷幄，预机密谋议”，对朱元璋的政策走向影响甚大。刘基一向看不起方国珍、张士诚和小明王，他向朱元璋力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大感悟”;于是改变自身政权路线属性，逐渐远离红巾农民军，回归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政治传统。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朱元璋乃与红巾农民军公开决裂。[27]2而在此之前的至正二十年“六龙时遇（御）”政治标语的出现，其实已透漏了路线转变的重要信息。朱元璋政权性质的改变，应该就是受“预机密谋议”的许瑗、刘基等人的影响。朱元璋行伍出身，如何能知曉《易经·乾卦》深意？应该就是受教于许瑗和刘基。许瑗是《易经》专家，刘基也是《易经》专家，他们不但精通《易》之象数，而且深谙《易》之义理。相信是许瑗为朱元璋解说《易经·乾卦》的义理之后，朱元璋就推出了政治宣传标语“六龙时遇（御）”。后来要为新王朝命名国号，朱元璋应该就是接受刘基的建议，以寓义生生不息的“大明”为国号。由于刘基参预机密谋议，与朱元璋私下对话时常是“外人莫能测其机”，因而此段国号命名缘由才未曾著录档册;后人因而难据以写入史册，乃从此淹没了这段史事。但揆度其情，笔者上述推断应系极有可能。[28]
总之，明太祖“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刘基之力也。[1]祝允明所记：刘基“请建号‘大明’，太祖从之。”[22]虽是民间野史，却应属相当可信。
收稿日期：2021-09-26
作者简介：徐 泓（1943—），男，福建建阳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文学士、文学硕士及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座教授，厦门大学终身讲座教授，明代研究会（台湾）常务监事，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