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屯堡“沈万三”后裔寻根的场域分析
《安顺学院学报》 2021年4期 作者：傅慧平
[江西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330108]
2004年正月，江苏省电视台《百姓聊斋》节目主持人、民俗学家扎西·刘在历经五年的寻访后，终于找到了明代巨富沈万三的后代——天龙屯堡沈氏。
事件起源于扎西·刘对南京风土人情的探索，如马道街、箍桶巷、木匠营等诸多绕不开“沈万三”的历史遗迹，吸引着他追寻传说史迹、查找沈万三后人下落。在偶然听说天龙屯堡有陈、郑、沈、张四大姓，且沈氏秉持独特习俗，如世代经商、供奉财神、每年向东北即南京方向祭祖后，扎西·刘便先后拜访了天龙镇沈科儒、沈开文、沈向东等沈家后人。通过考证，他大胆推测：天龙屯堡沈氏就是沈万三的后裔。在他看来：出于安全考虑，沈万三将后代裹挟在沐英的大军中南下滇黔，并受陈、郑等军官照顾。为延续血脉，铭记祖训，沈氏又订立各种规矩：如始终住在一个屯堡；供奉财神“沈万三”；以藏着密码的族谱排序；世代经商等等。同时，为保护其余家族免受牵连，沈家与其他三姓结为兄弟，不相通婚。[1]4-6
在与扎西·刘接触后，天龙屯堡以族长沈向东为主的沈氏家族便开始了寻根之旅，其主要表现在：考证家谱、联络亲族、寻根南京、构建一整套以沈万三为核心的天龙屯堡沈氏叙事模式，等等。此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因外人到访引发的沈氏家族对谱牒文本的重新理解，还看到了因“沈万三”的名人效应构造的时空场域。然而，这些凝聚在寻根过程中的话语、文本及力量构建的“场域”到底是什么？其中隐藏着哪些力量，这些力量是如何互动的呢？借助布迪厄的场域论，或许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认为：“从分析角度看，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域所决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另外，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等)之间的客观关系。”[2]142如此，这个网络所包含的客观关系是如何运转的呢？布迪厄认为：“作为一种场域的一般社会空间，一方面是一种力量的场域，而这些力量是参与到场域中去的行动者所必须具备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斗争的场域；就是在这种斗争场域中，所有的行动者相互遭遇，而且，他们依据在力的场域结构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而使用不同的斗争手段，并具有不同的斗争目的。与此同时，这些行动者也为保持或改造场域的结构而分别贡献他们的力量。”[3]
一、入黔始祖“沈万三”构建的时空场域
“沈万三”作为元末明初金陵城的首富，其影响力非同一般，今天江苏的诸多旅游遗址，如南京古城墙、苏州周庄古镇等均与其有密切关系。甚至于，在很多地方，沈万三也被视为财神之一，受到人们供奉。至于沈万三如何作为天龙屯堡沈氏入黔始祖？沈氏又是如何开启寻根之旅？这次寻根对于天龙屯堡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需要重新梳理。
(一)天龙屯堡沈氏的入黔始祖“沈万三”
沈万三为元末明初的著名富商，在元朝放松对商人的控制时便开始经营海外贸易，凭着出色的经商头脑和管理才能，积累了大量财富。公元1367年朱元璋攻打苏州，持续十月难下，据说主要在于张士诚有沈万三这个后援。攻城后，张被俘自缢。朱元璋尽管恨极沈万三，却因想继续借其财力而未下杀手。公元1370年，朱元璋大兴土木，打算在金陵建都。此时沈万三自告奋勇，提出与朝廷对半出资，提前完工，可见财力雄厚。
不幸的是，沈万三捐资建了金陵城墙后，为朱元璋所怀恨，说他以茅山石为街心，有谋反之意。沈无警惕，反而提出愿出钱犒赏军士，每人一两白银，总共近百万两。朱元璋听后很愤怒，欲下令抄斩沈氏一门。亏得马皇后苦苦劝谏，沈万三方才逃过劫难。后沐英劝谏让沈万三父子入滇理财，辅助征伐云南，朱元璋，便流放沈万三父子至云南，家产充公。经此大难后，沈万三方才醒悟，已是68岁高龄的他，为保住血脉，想方设法将子孙送往多地，自己则去云南隐姓埋名。1393年，他与张三丰同往贵州的福泉山建观修炼，从此之后再无音信。
由于沈万三的巨大影响，相关研究比比皆是，如《周庄走出沈万三》《寻找沈万三》《巨商沈万三》等等。尽管诸多人执着于探究这位大富豪的致富秘籍，民间盛传“聚宝盆”“点金术”等与其有关的致富经。但在沈万三后裔看来，这些均不过世人的猜想，沈万三的成功说到底不过“务农”“经商”中注重“勤劳”“诚信”罢。
(二)谱牒与仪式中的亲族场域
在与扎西·刘接触并得知祖先来源后，天龙屯堡沈家族长沈向东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有关入黔始祖沈万三的事迹。为考证事实，他走遍沈家祖坟并意外发现，沈家前五代的老坟都没有碑记，全是土坟。并且，始祖坟有三座之多，这其中必有真假坟之分，相较于天龙陈氏、郑氏一座祖坟的情况，这或许是始祖避难而来的有力证据[1]12。2005年清明节，沈家后裔齐聚沈茂公陵前祭拜，沈向东趁机将2004年春节扎西·刘寻访入黔始祖沈万三的事告诉族人，大家达成共识，祭祖后各自回家搜寻与祖上有关的线索。沈开勇搜寻出他爷爷留下的、据说是由清康熙壬辰科举人沈其澄所撰的《沈氏族谱》，该族谱详细记载了沈氏入黔始祖沈万三的情况及其戍滇黔纪略(据说，该族谱之所以能保存至今是因为被主人暗藏于灶台夹缝)。族谱记载，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又名沈秀。由于距今三百多年，族谱早已残缺不全。后据明史专家认定，天龙《沈氏族谱》为沈万三家族的正宗族谱。这一发现当时在南京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类报刊和电视台都做了报道。天龙屯堡与南京之间亦因此有了更多交流，这是后话。
2005年清明节的祭祖仪式，真正大规模地开启了天龙屯堡沈氏对于入黔始祖“沈万三”的寻根之旅。由民俗学家的观点带入，影响了沈家部分代表，如沈向东的有意识探究，并进而扩散至整个家族，开启了亲族团体的“寻根”。这种“寻根”，既是对入黔始祖“沈万三”的尊崇，又是对家族血脉的追溯，体现着沈家人乃至整个民族“寻根问祖”内在精神的延续。这种精神与布迪厄的“观点”概念相通，因为，在他看来，要“把观点跟他们在行动者之结构中所占有的位置联系起来”[4]。这里的观点，其实就是行动者受所处位置影响，表达的对事物的看法。每一特定场域，处于相似或邻近位置的行动者，因具备相似的状况或条件，而可能产生相似的惯习，拥有相似的利益，从而产生相似的实践活动。于是，不同的群体在相互交往中，会产生一定的社会距离，这种距离有时甚至大多时候是无意识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扎西·刘作为一名民俗学家，他对沈万三的追溯来源于他对南京民俗一探究竟的热情，来源于他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探索；天龙屯堡沈氏一族，当得知自己的始祖如此鼎鼎大名时，便自然生出一种景仰之情，产生了与之亲近的冲动，这种冲动不仅是传统尊祖观念的无意识表现，而且是传承血脉、寻根溯源的有意识责任。于是，在一场融汇主观与客观、冲动与冷静、无意识与有意识的寻根之旅中，天龙屯堡沈氏开始了更为细致、更为专注的始祖考证，不知不觉中又构建了另一场超越天龙屯堡之外的、以“沈万三”为核心的亲族场域。
据说，天龙屯堡沈氏为沈万三次子沈茂后代，毕节还有沈万三幺房沈香保一支。沈向东的母亲告诉他，“沈家祖上交代过，毕节的海子街，那里有我们家的亲人。几百年来，我们没法找到他们，这一直是我们天龙沈家的心病”。于是，当沈向东带着几位族人赶赴毕节海子街，双方拿着族谱比对时，发现正是一家。恰如文中所说，“以族谱为据，让分散了600年的沈氏后人又聚在一起”[1]48-49。有关沈万三的故事，《乌蒙沈氏族谱》入滇黔始祖万三世系中有详细记载：沈万三，春正月闰之甲申生，湖州南浔沈庄漾人，幼随父迁长州周庄东蔡村，后迁应天府(南京)，同会馆是其故宅，后湖中地是其花园。从农垦殖，从工办作场和内外贸易而致富甲江南。明洪武初，因富获罪奉旨戍滇黔。洪武二十六年(1394)农历八月十二日八十八岁卒，葬贵州平越福泉山。张三丰书赠万三诗曰：“浪里财宝水底藏，江湖英明空荡荡，平生为仁不为富，舍却红粉入蛮荒。”明弘治十一年(1498)由其五世孙沈廷礼(又名沈安)，率子沈博及女沈琼莲迁葬长州周庄银子滨，名水底墓……万三妻张氏，扬州人，卒葬苏州虎丘山脚，明弘治十一年迁与万三同葬。生子沈金、沈茂、沈旺、春鸿、香保……[1]10
从谱牒文本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经由族谱叙述构造的亲族场域跨越时空，将天龙屯堡沈氏与毕节海子街沈氏联结在一起。这一亲族场域包含了布迪厄场域论的三种类别，一是客观存在的、经由血缘联结的亲族场域；二是经考证族谱，由沈万三后人所感觉到的亲族场域；三是谱牒叙述与沈万三后人共同加工、表述并将之传播更广的亲族场域。类似于卡尔·莱芒德·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即物质的自然界；主观的精神世界；客观的知识世界。[5]42布迪厄将场域分成客观存在的、行动者和研究者所观察的、行动者和研究者所表述的三类，在布迪厄看来，这三类场域融汇于行动的整个过程，并饱含力量。事实也是如此，当三类场域融汇一体时，家族共同体观念、尊祖敬宗的传统借由一个个仪式得到强化和彰显。
2007年，当贵州境内沈万三后裔实现跨越时空的亲族联结后，他们开始了盛大的祭祖仪式。沈万三第十九世孙沈长仁撰写了长篇《祭祖文》，不仅深情地回顾了始祖入黔的种种艰难，更是以古今对话的形式实现了现实世界与死者世界的贯通：
先告裔孙思祖之情:自明初我祖戍边滇黔,终老福泉,至今已600余载。回顾我祖身世,感慨万千。元末政治腐败,战乱不休,民生疾苦。当此乱世,我祖由吴兴之南浔移居苏州之周庄,以农事为业。于农耕粪治有方,储泄有法。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由是起益富其家。继以本富积累之资,拓展工商之业,因善于经营,精于理财,集资益厚。再以大智善谋之才,经营外贸,通商海外诸国。以致家资亿万,富早江南。大称素封之家。
……
我祖入黔之先，我祖母黎氏病故于昆明，又闻弟仲华遁入南山不知所终之讯。处逆难之境，遭丧妻失弟之痛，频添悲愤之情，遂生遗世之念。适逢老友张三丰于滇池，相邀云游滇黔。于是一“戍”一“仙”离昆明出滇东，入乌蒙探五子香保，至天龙会次子沈茂。得与儿孙相聚，重享天伦之乐。继离天龙屯堡，过青岩经贵阳至平越。随三丰真人居福泉山道观之中。从此息交绝游，不闻世事。以八七高龄终老福泉。
布迪厄的场域论中，十分注重权力场域的渗透，他善用资本概念，以凸显各类力量在场域内的博弈。他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四类，并认为，权力和资本是孪生兄弟。[6]391-393当然，布迪厄所谓的实践经济学并不一定全然适用于中国传统谱学文化的土壤，但在谱牒叙事与祭文表达，以及仪式的主持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各类资本运作的力量。譬如，祭文的撰写者沈长仁据说曾担任过政府部门领导，在崇尚官文化，学而优则仕的乡土社会，其掌握的资源与在家族中的权威大概是成正比的，以至于当沈向东找到毕节沈氏时，大家推荐的也是找他，认为他总是知道更多、更具有话语权。如此，无怪乎他可以在清明节仪式中代表族人撰写并诵读祭文了。
再回头思考祭文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叙事虽然与族谱内容类似，却因为发生在天龙屯堡沈氏寻根、两地沈氏后代联结之后，具有了不一般的意义。按照沈向东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天龙沈家都会到入黔始祖坟茔前祭祀，长辈们也都会重复那些已经说了很多年的话：“我们家是从南京迁来的，家在应天府箍桶巷、跑马街、聚宝门附近”。2007年的清明节，因更清楚始祖沈万三的事迹，祭文的表述中除了谱牒原有内容外，多出了许多情感倾诉，既回顾了始祖沈万三被迫举家入黔的无奈，又细数了始祖入黔过程中的辛酸，还表达了后代对始祖的无限敬仰。这些文字构造了一个在谱牒叙事之上的、更切合当时实际的行动者表达出来的场域。这个场域因同时具备了客观存在的血缘联系，沈氏后人对始祖的认同，促进了家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凝聚，实现了黔地沈万三后裔跨越时空的场域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话还体现在天龙屯堡沈氏的字辈中。当沈开文展示沈家的字辈谱时，扎西对于“应世洪维大，朝廷开科举，真名芳俊英，富贵寿延长”的字辈十分吃惊，他说这里面蕴含着怀古祭祖的深意，“应”字表明来自应天府，“洪维大”意为洪武初年，来自大明朝，待朝廷清廉了，再回到故乡去。后两句的意思是继承祖公的商海之道，把沈家的事情一一做好。是否真是如此，或许不过研究者的推测。但现在天龙屯堡沈家老宅的结构、布局乃至精巧的木雕门窗，与周庄的“沈厅”十分相似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扎西的推测，并为天龙屯堡与南京方的接洽创造了更多条件，为跨地域的场域构造做了准备。
(三)“沈万三”品牌的旅游文化场域
2006年2月，天龙屯堡沈向东接到扎西·刘的电话和传真邀请函，《东方文化周刊》、江苏电视台、《金陵晚报》、民建南京市委、秦淮区旅游局等多家单位邀请天龙沈万三后裔前往南京探亲。于是，3月17日，在天龙旅游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沈向东带领寻根团一行11人前往南京。期间，江苏卫视跟踪直播，沈向东一行向南京民建市委赠送了象征性的“聚宝盆”，后者回赠南京云锦和《藏证书》；寻根团一行向南京市博物馆赠送了流传在天龙屯堡的《茉莉花》曲本，并现场演唱了早已与地方小调有机融合、变为对歌形式的名曲《茉莉花》。南京方两横幅充分阐释了这次寻根的内涵，一是“万派归宗源有本，一脉两地祖无分”，另一是“欢迎沈万三后裔回家”。3月19日晚，江苏卫视新闻联播专门以“南京今天来了一帮不寻常的人，他们就是600年前离开南京的中国首富——沈万三后裔”为题，播放了寻根事件。3月20日，寻根团一行参观了沈万三纪念馆、祭拜先祖沈万三故居，走访了箍桶巷、木匠营、赛公桥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华门沈万三后裔与郑和后裔代表相遇，因同为明代后裔，双方热情拥抱，互赠礼品。南京市旅游局还公布：即日起，凡是来自贵州天龙屯堡的南京籍老乡，以身份证为准，到南京旅游的票一律免费。《金陵晚报》承诺，将与天龙屯堡加强联系，相互宣传，互利合作，资源共享。
当寻根团到达周庄时，因周庄为沈万三创业发家之地，周庄大门悬挂着横幅“热烈欢迎沈万三后裔回家”欢迎寻根团。正如沈向东本人所言，当他和周庄镇党委书记握手时，“这应该是一次富有乡情、真情和亲情的握手，也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握手。两双手连在一起，有了名人作血肉联系，就在贵州天龙屯堡与江苏周庄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30并且，不仅是官方层面的欢迎，周庄的老乡们也欢呼：老家的亲人欢迎你们回家寻根！经比较，寻根团深刻感受到，周庄沈厅的建筑风格与天龙屯堡沈氏大宅十分相似，沈厅的“松茂堂”便是明代的“敬业堂”，据说是由清代沈万三后裔沈本仁修建并改名的。
很明显，当天龙屯堡沈氏应邀到南京寻根时，便开始了跨越地域的旅游文化场域构建。其中，“沈万三”作为一文化品牌，成为场域中影响行动者系列行为的资本符号，无论对于正在打造屯堡文化旅游的天龙，还是已经打造成功的南京周庄等地，“沈万三”所具有的历史名人效应，尤其是其所具备的财富象征，极大地契合了当前消费经济需求。对于南京方而言，天龙屯堡这一支沈万三后裔的寻根极大丰富了“沈万三”旅游品牌内涵；对于天龙屯堡而言，“沈万三后裔”的身份，不仅增强了天龙屯堡文化旅游的吸引力，而且大大提升了天龙屯堡旅游品牌的影响力。故而，在这一次天龙屯堡沈氏寻根之旅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角色，诸如地方旅游局、各类媒体、旅游公司以及旅游景区负责人，除却身处其中的寻根团和寻根过程中的沈家老乡，这些角色本身意味着各种力量的参与。与布迪厄强调的权力斗争不同，这类场域更多地是互利共赢、合力打造品牌以促进共同发展。
布迪厄还常常将场域比作游戏，在他看来，“利益是在游戏(任何游戏)中的投资，这种投资是进入这一游戏的一种条件，这种投资既是这一游戏所创作的，同时又以游戏为后援。”[2]129因此，场域如同游戏一般，具有偶然性和任意性，是由一定历史条件决定的。游戏规则也可以由游戏者通过不同的资本博弈进行改变。这同时也说明，场域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的空间，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空间，场域中，各类游戏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各自占据的位置以及拥有的资本，采用不同的策略，生产着场域的结构。以天龙屯堡沈万三后裔到南京寻根的这次实践来看，寻根团在媒体、旅游局、旅游公司等不同群体的簇拥下，在每一个停留点构建了一个小场域，上演着一场剧目，但所有的剧目，无论是在南京的、周庄的，还是回到天龙屯堡后的，都不过是旅游经济推动下的一场由不同主体设定的旅游文化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沈万三”品牌始终凸显，而占据不同社会位置的群体在共同利益的推动下，构成了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简单描述之，网络中，“沈万三”是旗帜，沈氏后裔的寻根是主线，其他力量从不同领域、不同方向聚焦到“沈万三”这一旅游文化品牌后，便如同众星拱月般，在彰显了“沈万三”品牌效应的同时，也照亮了周边的各类利益群体。
结 语
由天龙屯堡沈万三后裔的整个寻根之旅来看，围绕入黔始祖“沈万三”这根主线，开启了一场场关涉不同人群、不同角色、不同组织的“游戏”。对于沈万三后裔而言，在知晓始祖沈万三的身世后，抱着寻根问祖的心态，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一场“名人效应”的场域塑造，其一是亲族场域的有意识塑造，其二便是旅游文化场域的不自觉塑造；对于以扎西·刘为代表的研究者而言，史迹的探寻在满足他们研究渴望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沈万三”历史故事的传奇性，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叙述提供了前提，构造了研究者所观察、所感知的第二场域；而对于旅游局、旅游公司而言，“沈万三”的历史符号因这一次寻根，凸显了更为丰富的底蕴、具备了更具有说服力的品牌影响力，加之跨越地域、跨越时空的寻根，为南京方与天龙屯堡方共同打造“沈万三”名人文化品牌架设了桥梁。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相关媒体的作用。可以说，在这张复杂的关系网中，媒体、旅游公司、官方以及研究者都扮演了幕后制作人的角色，台前是“沈万三”后裔的寻根，台后则是各种力量的推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寻根之旅构建的各类场域，或曰上演的各类“游戏”，亦秉承着各种规则，这些规则便是布迪厄所谓的“惯习”，有既定的、传承至今的“习惯”，如中华民族血液中流淌的尊祖敬宗观念，也有变化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规则，如文化旅游消费市场对于历史名人的关注需要，等等。与布迪厄对场域中权力概念的热衷不同，在这次寻根之旅中，我们所看到的，并非不同资本力量博弈的激烈，而是秉着利益最大化目的、运用传统观念，构建的一套共享、共利机制。我们看到的场域是温情的、有迹可循的，而非斗争的、似游戏般变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