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2期 作者：杜 鹏 李子洋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目标达成离不开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但当前少子化、老龄化与区域增减分化的趋势特征在农村地区表现出空心化、老龄化与非农化并存的人口基础(王亚华等,2022),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回应的现实挑战。当前,我国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达到17.72%(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298-306)。应对农村老龄化已成为推进农村发展的重要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践必须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根据村庄整体的发展、老年群体的生活摸索前行(叶敬忠等,2023b:244)。而在现有的文献话语中,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应对被局限在养老议题下广泛讨论,演化出互助养老(贺雪峰,2019)、村社养老(贺雪峰,2022)、县域照护体系(唐钧,覃可可,2020;夏柱智,2023)等多种实践模式;乡村振兴中的老龄议题则被简单视为战略推进的重大挑战(柳建平,方志文,2019;茆长宝,熊化忠,2019)严肃对待,形成振兴主体老化、乡村发展能力弱化的整体性论断(郭远智等,2019;胡博成,朱忆天,2021;刘厚莲,张刚,2021)。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城乡倒置”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林宝,2018),“比城镇更老”的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现在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超老龄农村具体的地域分布如何?相比人口结构完整、年龄结构合理的村庄,老龄化村庄面临怎样的现实挑战?其资源禀赋与经济基础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实现新的平衡与发展?由中央政府高位推动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外部的资源输入如何进一步化解老龄化的风险以推进农村发展?面对农村地区全面的老龄化乃至部分地区的超老龄化,乡村振兴战略应该如何继续推进以实现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的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问题还较少有人探讨。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一是对比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描述我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发展阶段与超老龄农村的分布状况,并深入剖析这一人口现实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二是在认识挑战的基础上探讨乡村社会化解挑战的能力,从村庄原有社会结构在遭遇破坏力量时所显现的促进乡村社会有效运转的特质(王思斌,2016)和乡村自身资源禀赋推进发展的能力两方面入手,探讨在未输入外部资源的背景下,超老龄农村所取得的发展成就、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区域分化;三是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以外部输入的方式对超老龄农村的资源支持,如何进一步推进超老龄农村的发展能力提升与区域差距弥合;四是为推动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尝试从保障基本、深入发展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和多个方面探讨适合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道路。
二、农村人口超老龄化及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分布与区域特征
1.阶段分布:农村社会开始向超老龄阶段迈进
我国在经历了2010—2018年第一轮超快速度的老龄化冲击(原新,2018)和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后(段成荣等,2022),人口老龄化的人类社会新常态(彭希哲,胡湛,2011)叠加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长期存在的“城乡倒置”现象(杜鹏,王武林,2010;林宝,2018),使得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迅速从2010年的10.06%增至2020年的17.72%。按照全球老龄化阶段的划分标准(1)本文按照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20%计算超老龄社会。,我国农村已经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并开始向超老龄社会迈进。
如表1所示,相比2010年我国仅有江苏南通一个地级市的农村地区老龄化水平达到20.43%,2020年这一数字激增至82个,占全部地级市(2)由于2020年新疆人口普查年鉴尚未公开出版,因此数据不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25.71%,省级层面进入超老龄农村阶段的地区也达到七个。这意味着全国已经有近1/4的农村率先进入了老龄化的新阶段——超老龄阶段。
表1 2010—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阶段分布的变迁
2.区域特征:超老龄社会在农村的空间分布
以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就称其进入了超老龄社会为标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已有辽宁、江苏、重庆、四川、浙江、安徽和山东七个省份进入超老龄社会,其中重庆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6.07%。进一步在地级行政区划层级细化,我国有82个市、占全国行政区划1/4的地区进入了超老龄阶段,并且在空间上呈现“广泛零星分布、连片集中分布”的特征。具体而言,一是我国华北、东北、华东等六大区域均存在进入超老龄阶段的地级市农村;二是少数地区的集中分布说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均衡。目前,超老龄城市集中分布在华东地区和西南地区,这些地区1/3甚至1/2的地级行政区进入了超老龄社会,主要分布在苏浙皖和川渝地区;其他地区集中在晋冀蒙交界、辽宁东南部、山东半岛沿海、湖北湖南交界和甘肃中部等区域(见图1)。
图1 超老龄农村的空间布局
(二)新的挑战:人口超老龄化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农村人口更是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和受益者(王春光,2018;朱亚坤,2019)。但当前众多超老龄农村的存在反映出的乡村人口主体老弱化的事实,集中凸显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困境,其必然对乡村原有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系统的运转产生深刻的影响(陆杰华,郭荣荣,2023;叶敬忠等,2023b:236),带来一系列挑战。
第一,与人口结构相对完整的村庄相比,超老龄农村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最直接的问题是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领域的劳动力与人才老化,甚至出现人才供给断层现象(陆杰华,郭荣荣,2023)。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超老龄农村集中分布的省份,60岁及以上农业人口占比超过30%,老年农村劳动力占比在20%左右(杜鹏,李子洋,2023)。即使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发展现代农业的乡村,农业劳动力年龄也基本在50岁左右(3)笔者2023年7月在山西调研时发现,尽管当地是黄花菜种植的重要基地并已发展成区域公共品牌销往全国,也并未改变在村承包土地进行种植的农民基本是5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现状。。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之一的党员老龄化现象突出,多地调研表明超老龄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党员占比超50%,党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付佳迪,2021;叶敬忠等,2023a:15;张燮,2023)。
第二,劳动力与治理主体老龄化凸显的人才供给困境进一步削弱了相关领域乡村振兴的能力基础,制约了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实践与农村社会发展。一是在农业领域,劳动力的老龄化会通过要素投入的变化影响农业生产方式,以老年人为主体的在村农民通过生产外包与种植劳动节约型作物等方式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胡雪枝,钟甫宁,2013;廖柳文,高晓路,2018;郑阳阳,罗建利,2019),且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阻碍技术进步的机制制约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马玉婷等,2023),冲击农业的绿色生产与可持续发展(杜建国等,2023)。二是在生态宜居建设领域,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在村居民由于体能下降(周来友等,2015)、健康水平下降等原因逐渐减少参与村庄内部人居环境的整治和生态环境的维护与修复。三是在繁荣乡村文化领域,人才短缺、老一代村民难以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力量,文化的“空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傅琼,郭岩,2022);乡村主体老龄化导致的基层志愿队伍薄弱,文明实践活动难以开展导致的“名实分离”、挂牌式建设等问题在超老龄农村广泛存在,易使乡风文明建设演化成依赖城市志愿队伍集中性活动的运动式行为(宋听松,2020)。四是在乡村治理领域,城镇化“助推”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瓦解了村庄社会结构的完整性,传统型村干部治村动力弱化,在人口外流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中坚农民”也逐渐老化(黄丽芬,2022),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干部减少;而在政府介入下为推进干部年轻化、知识化而“选举”产生的村干部,或通过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输入的村干部,因在村无治理根基而难以融入村庄(钱德洲,刘祖云,2018)、基层动员能力有限(高卫星,张慧远,2021);同时,在村居民因年龄渐长,参与基层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日渐弱化,在基层自治中“自我边缘化”现象突出。
第三,农村人口的超老龄化也带来了乡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变化,传统农村对基础教育的需要受少儿人口与父母的举家迁移和“文字上移”(4)“文字上移”是指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乡村教育中由国家发动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所导致的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的现象(熊春文,2009)。的交织影响逐渐减少,而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对养老服务与医疗资源提出了新需要。相对薄弱的公共服务基础、人口外流导致的家庭养老能力弱化、农村较低的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险水平(刘志甫,2016;高鸣,2022;贺雪峰,2022),均对农村低成本、农民可负担的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农村养老与医疗的供给缺口愈发明显。
三、内生资源支持系统对人口超老龄挑战的化解
(一)超老龄农村依靠尚存的人口机会窗口有效维持农村的生产生活
面对劳动力外流、人力资源缩减的人口约束(解安,林进龙,2023),超老龄农村依靠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在村居民,全面承担起农村的农业生产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任务。其重要原因在于,当前老年人口内部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为超老龄村庄留存了时间有限的人口机会窗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超老龄农村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介于45%～60%之间,相对健康且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依然是老年人口中的主力,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之一。
首先,在农业生产领域,居住在村的老年群体主导着农业生产的经营决策,其生产保守性恰好成为粮食生产的天然稳定器,客观上抑制了土地的非农化与非粮化(郭晓鸣等,2014),使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程名望等,2015)。超老龄农村集中分布的山东、四川等粮食主产区,目前仍能保障我国粮食的有效供给。其次,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坚守在超老龄农村的人口延续着乡村社会的价值,保留着对乡土文化的情感记忆(索晓霞,2018),是我国推进文化振兴的重要资源与有生力量。再次,根植于农村地区的老年干部在年轻干部群众工作能力有限、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作为村级治理的非正式顾问可以有效协调村民间的利益(安永军,2023),推动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超老龄农村的有效落地。最后,面对需求增加但供给不足的养老服务缺口,老年人家庭通过女儿养老与“隔代照顾式”随迁的方式维系养老照护(王浩林,程皎皎,2018),老龄化与空心化现象并存的农村也自发探索出互助养老这一由在村低龄老人扶助高龄老人、实现结对帮扶的低成本、小规模、符合农村实际的养老模式(杜鹏,安瑞霞,2023),实现对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补缺。
(二)内生资源禀赋:化解人口挑战与形塑区域分化
日渐超老龄的人口结构与区域有别的经济社会基础以现实挑战与资源支持的形式共同塑造着超老龄村庄的基本样态。事实上,在共同的人口老龄化基础之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村庄内部产业结构的差异已将超老龄农村分化成天壤悬隔的乡村社会。为进一步探讨农村人口超老龄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本文在分析超老龄农村共同面临的人口挑战与维系乡村社会运转基础能力的情况下,采用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人均GDP)(5)为匹配2020年的人口数据,选择2020年的经济指标进行运算和比较。数据,对应人口事实在地级行政区划尺度上描述我国超老龄农村的经济社会基础,以简单清晰地对比我国不同地区超老龄农村经济资源禀赋的差异,具体见表2。
表2 超老龄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 单位:元,个
首先,在我国82个已进入超老龄社会的农村地区地级市中,17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集中分布在江浙皖鲁等华东一带,地区人均GDP在10万元及以上。农村产业或以丰富的耕地资源、历史悠久的大宗产品种植为依托(叶兴庆,2021),形成产业集群度较高的现代农业,并通过农业生产促进全产业链落地,带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或基本完成产业转移(杜鹏,李子洋,2023),农村生产以乡镇工业带动电子商务的“网销+”模式为主(邱泽奇等,2016)。同时,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发达的集体经济成为优化乡村治理资源的重要支持。例如,利用地区财政以物质激励的方式吸纳大学生村官(钱德洲,刘祖云,2018),推动村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以适应日益行政化、数字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利用村庄集体经济,通过优先老年人的收益分红和聚焦老年群体的公共服务供给等方式(冯川,2020),弥补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和养老服务供给有限的不足。
其次,38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人均GDP在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除安徽、山东等华东一带外,还集中分布在辽宁和四川两省中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大连、绵阳。这些地区或依靠知名品牌(如大连的樱桃、海产品,四川自贡的彩灯等)打造产业集群优势,或依靠矿产等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第二产业,农村人口可以通过就近的乡—城迁移获得较好的经济发展机会。在此背景下,农村事实上可以与区域内的城镇共享人力资源。一是,就近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通过在农忙期间返村,帮助在村老年人口维系农业生产,防止土地撂荒;二是,定期往返的流动方式与微信群等现代化治理资源的利用,使得外流人口能够以“半在场”的方式参与乡村治理,基本维系乡村地区的村民自治。同时,相对优良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地区财政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向农村输入治理资源,推动老年食堂、卫生室等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最后,25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欠佳,人均GDP在5万元及以下,不足全国人均GDP水平的70%(6)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72 447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004.html。,未富先老问题突出,主要分布在晋冀蒙交界、辽宁和四川两省中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同时零星分布在安徽、湖南等地。这些地区全域经济基础薄弱,基本没有比较优势极为突出的产业集群,农村人口乃至全域城乡人口依靠流动务工获取经济发展机会。而农村内部以老人农业为主的产业模式在农业劳动力日益老龄化的现实下难以维系,农地撂荒比例超过10%(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研究创新团队,2021:95)。在此基础上,乡村内生的治理资源有限——欠发达的集体经济和地区财政难以提供福利分红与公共服务,在村人口对集体经济组织依赖程度低(刘欢,韩广富,2021),村庄建设动员能力不足,乡村建设有赖于自上而下转移支付的发展项目。
综上,超老龄农村地区尚存的人口机会窗口和内生的资源禀赋为农村发展提供了化人口挑战为机遇的资源支持系统。但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的差异转化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转移支付能力的差异,其在化解挑战的同时“复制”了原有的地区差异。
四、乡村振兴战略:外部资源输入下的发展进步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统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总纲(叶兴庆,2018),目的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黄祖辉,2018)。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现阶段的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央的高位推动下以举国体制的形式向农村地区集中投放资源,无疑推动了包括超老龄农村在内的农村整体发展进步。同时,其包容性的发展理念、战略推进主战场集中在中西部和少数东部地区的举措(刘厚莲,张刚,2021),也促进了农村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弥合。
(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超老龄农村整体的发展进步
以农业农村农民的全方位现代化为发展方向,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提交给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答案。在此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首先在农业与产业发展领域,以推进农民经营内容多元化的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增收。一是夯实农业生产基础能力,维护基本粮食生产,通过利用农业科技、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加大惠农种粮补贴力度与发展农业保险等方式,提高产量与质量,激励农民投身粮食生产,提升粮食生产能力。2021年,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向种粮农民发放200亿元补贴(7)中央财政下达资金100亿元,支持春耕生产——“百亿补贴”送给种粮农民, https://www.gov.cn/yaowen/2023-05/10/content_5754730.htm。,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4.78万亿元,服务农户达1.88亿户次,三大主粮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达70%以上(8)发挥再保险作用 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210/c1004-32349215.html。。二是为推进农业产值提升、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粮食主产区的超老龄农村在保障粮食、油料等大宗农产品“稳定”生产(9)粮食生产面积维持稳定不变或稍有增长。、维护粮食安全的同时,大力向特色果蔬、花卉茶叶、畜禽海产养殖等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行业(叶兴庆,2021)倾斜资源,通过发展壮大区域公共品牌(如鞍山南果梨、广元苍溪雪梨等),利用电子商务和线下助农供销(10)例如,江苏常州、扬州等地通过“供销周末夜市”“供销大集”等品牌活动,帮助农户拓展销售渠道。等方式促进市场投放与销售。三是在农业劳动力比重偏高、农业产值不足以支撑农民致富的背景下(谢玲红,2021),大力推进乡村旅游等二、三产业发展,通过“特色田园乡村”“田园综合体”等示范村项目建设,依托区域内水果、花卉与粮食等规模化农业生产,推进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农业+”乡村旅游模式发展。截至目前,文化和旅游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推出四批共1 39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198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11)第五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遴选推荐工作启动 “有进有出”擦亮乡村旅游金字招牌,https:∥www.mct.gov.cn/whzx/whyw/202311/t20231127_949963.htm。;并联合农业农村部推出两批、120个休闲农业重点县(12)中国建成120个休闲农业重点县 乡村休闲游带动近900万农户发展,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3/07-26/10050060.shtml。,涵盖约 1/3 的超老龄农村地区。一言以蔽之,以上举措使得2022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 133元,增长率达4.2%(13)2022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715.html。。其次,在发展产业、振兴农业的基础上,为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各地通过建立合同联结、股份联结和合作联结等利益联结机制(郭芸芸等,2023),积极推进“村集体+公司+农户”“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利益分配模式,开发乡村公益岗位促进居民就近就业(14)通江县坚持“以人为本”探索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https://xczxj.sc.gov.cn/scfpkfj/xczx/2023/8/23/1e9ca819314e40d795234885a7b4f68a.shtml。,以集体攻坚的方式打赢集体经济“消薄”“破零”战(雷刘功等,2021)。再次,将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乡村治理资源,通过开展“领头雁”计划,提振乡村基层组织、培育乡村基层干部;积极推进建设网格化管理体制,以“法律明白人”“法律顾问”等人员配备推进乡村普法服务体系升级,促进乡村法治建设;引入农村集体财务“三年轮审”制度,通过审计促进乡村集体经济监督落实。最后,加快推进乡风文明和生态宜居建设,多地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城乡全覆盖,积极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容村貌改善,如四川省的生活垃圾处置在乡村覆盖率高达97%(15)四川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实现有效覆盖 给大家一个清爽整洁的家乡!https:∥xczxj.sc.gov.cn/scfpkfj/inportantnews/2023/12/13/461d65d797804ade9cc31202db975733.shtml。。
(二)乡村振兴战略弥合超老龄农村的区域发展不均衡
在推进农村全面发展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积极促进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弥合。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向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倾斜资源,既包括提高各类种粮补贴、农业保险等中央转移支付的比例,又包括实施以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善与公共服务供给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行动。通过建立常态化的低收入帮扶制度,以社会保障、教育支持、大病救助等兜住民生底线;通过建设“四好公路”、提升自来水普及率、改善做饭与取暖能源结构、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大幅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整治乡村人居环境;通过建设“颐养之家”、乡村幸福院与养老服务驿站等养老服务机构和政府介入互助养老供给等方式构建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支持欠发达地区农村完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面对欠发达超老龄农村人口空心化、人才不足的现状,脱贫攻坚以及接续的乡村振兴战略均以上级政府选派第一书记、“实习”干部(黄丽芬,2022)的方式向农村输入治村主体;通过“三支一扶”政策吸纳支教支医人才进入农村,乡村卫生室覆盖率提升至92.3%(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家庭研究创新团队,2021:203),推动了超老龄农村内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区域不均衡的弥合。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全面的资源输入以及对欠发达地区更大的资源倾斜力度,既促进了超老龄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又有效推进了区域间不均衡的弥合。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的矛盾仍会长期存在,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长远的系统性工程仍需继续推进。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政策层面老龄化村庄发展思路不明晰”(叶敬忠等,2023b:235)及其导致的乡村振兴相对“整齐划一”的发展模式等问题,以及实施过程中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矛盾(叶兴庆,2022),仍需在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以实现超老龄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均衡的发展。
五、走出适合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下,我国超老龄农村实现了整体的发展进步与区域间不均衡的弥合。但内生资源形塑的区域差异与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整齐划一”的发展模式导致的匹配“错位”现象屡见不鲜。为推动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最终达到城乡、区域与不同主体的共同富裕,本文最后从保障基本、深入发展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以及多个方面探讨适合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道路。
(一)保障基本:以底线思维推进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
底线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针对目前仍处在欠发达阶段的超老龄农村,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即要求增强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明底线、守原则(张国祚,2013)。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底线思维不仅要求守住粮食安全、生态文明等重要问题的基本底线,还要求坚守人民的幸福底线(杨谦,孔维明,2018),具体指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式,维系乡村的正常运转、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
一是精准识别。欠发达的超老龄农村存在的村庄样态以集聚提升型和撤并搬迁型为主,因此要根据村庄人口老龄化、空心化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识别村庄类型。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通过村落自主协商与自愿推进、政府适时引导等方式有序推进撤村并居,并合理规划村落承包地与宅基地等空间布局,以实现村民基本生产资源保留与空心化村落集聚提升的双重效用。
二是推进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在通过精准识别完成撤并搬迁与改造提升的基础上,以现有村落与城乡资源布局为根基,有序推进包括道路、水电、现代能源等在内的基础设施与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补充完善,适时推进乡村适老化改造,以低成本、灵活多样的方式解决在村居民最紧迫的生活难题。
三是推动乡村治理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衔接,形成有效治理。在村落关系相对简单的欠发达超老龄农村,有效治理首先要做到对基本治理框架的维系,选择合适的、与财政能力相契合的治理工具和治理制度,以工具服务治理,而非被工具“裹挟”;其次要维护好群众的自治实践,群众自治始终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可以通过入户交流等方式积极动员群众参与村庄事务,有序推进乡村治理;最后要在此基础上渐进式培育村庄内生治理力量,嵌入适老化思维等多重治理理念,有序推进乡村治理。
四是维护现有的乡村农业基础,适当引入适合留守人口的乡村产业,发展留守经济。其一,完善乡村生产性服务,支持老人农业。通过加强支农保护力度、改善小农生产设施条件、完善农业机械化等现代化服务体系,为老人农业提供基本保护,以支持老人依靠土地自我养老(贺雪峰,2018)。其二,引入来料加工模式的“客厅工厂”(任守云,2017),既便捷农民工小成本投入返乡创业,又促进中老年留守妇女等实现在地就业,补贴家庭收入。
(二)深入发展:以发展思维推动经济中等地区的长足进步
针对已经进入和未来将从欠发达阶段进入经济中等阶段的超老龄农村,要进一步推进集聚型村庄深入发展,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吸引有意回流者返乡,促进区域长远发展。
一是促进小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改善农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土地基本收益的前提下,结合村庄农户能力基础,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以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为依托,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针对包括老年农户在内的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培训,带动小农户专业化、集约化、绿色化生产,提高小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是根据乡村发展阶段,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注重多元主体的嵌入式参与。在深入发展阶段,村庄原有治理框架被理顺,但可能对行政化、数字化的治理手段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继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要注重多元主体的嵌入,引入定位明确但差异鲜明的“他方力量”参与其中,并探索长效机制(叶敬忠等,2023b:244)。例如,村庄在保障基本阶段发展起来的老年协会、志愿者团队等,为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小农组织化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在村庄不断发展后吸引的返乡能人、专业人才等,均可以在新阶段发挥新作用。一方面本土老年协会、志愿团队等人才可以通过维护村庄公共伦理秩序、推进公共服务可持续等方式继续参与村庄治理;另一方面生产合作社、返乡能人、专业人才则可以积极引进数字化手段、融入数字社会,推动乡村社会朝着现代化治理方式迈进。
三是持续推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改造提升,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和乡风文明建设。在深入发展阶段,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基本改造已经完成,重点是根据村庄人口基础、现实需求推进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例如,开始推进医养型专业照护向经济中等地区的超老龄农村布局,积极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向城乡居民延伸,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仓廪实而知礼节”,在收入有所保障、公共服务提供安全感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风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并依托活动提升村民的文化传承和绿色生产意识,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繁荣乡村文化。
(三)城乡融合: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全体人民、全部区域的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因此,针对已经进入经济发达阶段以及完成基本保障和深入发展的超老龄农村,要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是精准把握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的城乡一体化区域。“宜居宜业和美”既包含了群众对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朴素期待,也是国家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在吸引更多人才返乡就业创业、提升乡村活力的基础上,要通过推进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与产业融合、构筑睦邻友好和谐环境等,建设宜居宜业和美的城乡一体化区域。
二是推动公共服务、群众活动向纵深发展,繁荣乡村文化,实现社会主流价值与乡土价值的有机融合。以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乡村振兴,必须重视乡土文化,在价值上消除“贱农主义”观念。因此,在推进城乡融合阶段,要以文化自信、自觉的态度振兴乡土文化,推进乡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衔接、相融合,使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内生发展动力,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振兴。首先乡村管理体制要始终与发展基础相契合,在基本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地区,要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融入适老化、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等治理理念和思维方式,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城乡双向互动、有序融合。其次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振兴,在高级发展阶段,要以提升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为主要抓手,畅通向上流动渠道,给更多人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叶兴庆,2022)。
六、结束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适应人口变化趋势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应然选择和必然之路。在老龄化趋势特征持续突出、城乡倒置现象长期存在、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集中分布在华东、川渝、辽宁和晋冀蒙边界等地,近1/3位于欠发达地区的超老龄农村因过高的老年人口占比与地处农村相对城镇而言欠发达的经济基础急需得到关注,其共同面临劳动力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发展能力弱化、养老服务需求增加的现实挑战。面对挑战,超老龄农村以自身的能力基础和内生的资源禀赋化解困境,但也“复制”了原有的区域差异。在此情况下,乡村振兴战略以农业农村的全方位现代化为发展方向,以包容性的发展理念向农村地区集中投放资源,既推动了超老龄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与进步,又弥合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差距。但乡村振兴“未将人口结构作为村庄分类的关键识别要素”的政策设计问题、内生资源形塑的区域差异与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整齐划一”的发展模式导致的匹配“错位”现象,使得急需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因此,为推动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以及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最终达成城乡、区域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走出适合超老龄农村发展的乡村振兴道路,从保障基本、深入发展与城乡融合三个阶段以契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超老龄农村的方式分类推进,最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