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地名文化：一个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
《安顺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作者：桑付鱼
(茅台学院，贵州 仁怀564500)
茅台地名文化：一个有待拓展的学术空间
桑付鱼
(茅台学院，贵州仁怀564500)
随着历史的发展，茅台地名文化所承载的赤水河文化、盐运文化、红色文化、酒文化等，蕴含了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茅台地名文化开展立体化多层次综合研究，对进一步开发、保护茅台地名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茅台；地名文化；研究；学术空间
“茅台”是一个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的古地名，蕴含丰富的地理信息和历史信息，反映了我们民族对喀斯特地理环境的认知智慧，体现了先辈对生态环境的敬畏和保护。茅台地名文化既包含“茅台”这一语词文化，又涵盖了赤水河文化、盐运文化、长征文化、酒文化等丰富实体文化，是我国民族地区具有丰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综合性多元文化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茅台历史文化研究十分活跃，成果迭出。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以供学术界进一步开展研究参考。
一、 “茅台”地名溯源
(一) 茅台地名的历史演变
据地方文献记载，“仁怀自建县以来，明万历年间，曾修过《仁怀县志》；清嘉庆时，熊继飞、朱凤芝纂有《仁怀县志稿》。然而，这两部志稿均早已散失无存，只在县档案馆和《贵阳府志》中分别留下一个‘目录’。”[1]3历史上的茅台隶属仁怀县，根据中国地方志修撰体例，我们可以推测，明万历时的《仁怀县志》与清嘉庆时的《仁怀县志稿》中应该有茅台地名来源及其建置的相关记载。可惜两部志稿均已散佚，后人无从查考。
据现有资料，关于茅台地名由来的研究，最早见于《仁怀县志》：“茅台镇原名茅台村，因古濮人祭祖‘茅台’得名。清中曾改名益镇，因茅台村出‘茅台烧酒’闻名省内外，故仍沿袭茅台名。民国十九年(1930)设茅台镇。”[1]78较为详细记载茅台地名由来的是《仁怀市志》：“茅台镇……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代世居濮僚部落，因马桑树遍野，故名‘马桑湾’。河之东岸因一股纯净泉水砌有四方形水井，又称‘四方井’。历代濮僚人在此毛草地筑台祭祀祖宗，称之为‘茅草台’、‘茅台’”[2]84。明朝时期还曾将其命名为“半边桥”、“云鼓镇”。“清朝中叶，茅台镇繁华，曾改名益商镇，简称益镇。因茅台酒声名远播，民众仍呼之以茅台，后恢复其名。”[2]84最详细记载茅台地名演变的当属《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茅台镇名称，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最早叫马桑湾……到了宋代才叫茅台……清代中叶，因商业发达一度改名益商镇，简称益镇。终因当地群众习称难改，因而仍更名茅台镇。”[3]74以上志书修纂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多年精心编修而成，资料均经过考证，结论可信，惜未注明出处。其他关于茅台地名由来与演变的研究多引用《仁怀县志》、《仁怀市志》、《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等上面的说法。
(二)茅台地名的语词文化
地名学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交叉学科，与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方面，“茅台”一名由语词构成，应从词汇学、词源学、语法学、语音学、语义学、文字学等的角度，对茅台地名进行语词分析；地理方面，“茅台”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它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的特征，对茅台古地名的位置及地理演变进行考证是茅台地名研究在地理方面的课题；历史方面，“茅台”地名是时代的产物，保留了较多的历史信息，对研究“茅台”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有一定的帮助。
从现有资料来看，对“茅台”地名从地名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仅黄萍的《清代建制变更与赤水河开凿改写茅台区位历史》一文对“茅”字从“语义”上作了简单叙述：“茅台的‘茅’字与‘茅草’有关，因为茅草功能颇多，自然成为了古代先民生存的重要依赖……在中国，‘茅’的神性象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缩酒神物。二是，作为驱邪避害和占卜灵物。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先民们，普遍将‘茅’与敬神联系在一起，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4]237
二、 “茅台”实体文化
(一)“茅台”赤水河文化
历史上，赤水河因承担川盐入黔的重任，曾多次被开凿、疏通，赤水河航道一度被视为川盐入黔的生命线。赤水河最早开凿大约是在明代初期。“明王朝曾在1309年(明洪武二十三年)，对赤水河下游做过疏浚，‘景川侯曹震奉命进行疏浚，辟为川盐入黔航道’”[4]239。清乾隆时期，云贵总督张广泗曾多次上书倡导疏通赤水河河道。拓宽、延长了的赤水河航道不仅提升了其运载量，还“完全改写了茅台的区位历史，使其由一个川黔边界上的小渔村生动演绎出‘因水而生、因盐而兴’的市镇繁荣之路，为其后来‘因酒而旺’奠定了重要基础”[4]241。由此可以看出，茅台赤水河文化与茅台盐运文化、酒文化之间的“相互纠缠”。
在2015年7月31日，由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蓝勇、彭邦本先生等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川黔边段”考察团，于泸州总结会上达成《赤水河共识》，其中一段论述中便描写了赤水河文化与酒文化、河州文化、民族文化、长征文化的相互衍生关系：“围绕她展开的故事和演绎的文化，已成为经典甚或范本，在流域内外生生不息。从茅台到郎酒到习酒，酒的精灵蹁跹婀娜，美酒河托升着中国白酒金三角核心腹地不息的胎动。从河州文化衍生的船帮纤夫，从民族文化传说的祖承与血脉，从墓碑坊棺具象的石刻文化，从中原到西南的各族人民，共同托起了水乳交融的文化群雕。八十年前红军四渡赤水的浓墨重彩，尤其为中国军事文化添上了点睛之笔与经典记忆。”[5]
(二) “茅台”盐运文化
从目前对茅台盐运文化的研究现状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仁怀盐运博物馆的建设内容单一、陈设简单；对茅台盐运古镇遗迹缺乏挖掘、研究、保护与开发。地方学者呼吁：“茅台镇政府应该组织进行仁岸盐运史学术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规划，择地适当恢复古代仁岸盐运遗址和史迹，征集和复制一批与盐运有关的文物、实物展出。”[6]131
茅台是川盐入黔的集散重镇，也是川黔物资集散的枢纽。盐运的发达促进了酿酒、织布、制茶、印染、土陶瓷制作、客栈、饭店、药铺等的发展，带动了茅台的地方经济。清代著名诗人郑珍曾在《吴公岩》一诗中，以“蜀盐走贵州, 秦商聚茅台”[7]既如实地记述了赤水河开发后，川盐不断沿河而上运往贵州，秦晋商人纷纷汇聚茅台的盛况，也阐明了茅台村繁荣的主要原因。清道光时，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赋诗《茅台村》“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矗矗青杠树，潺潺赤水河。明朝具舟楫，孤梦已烟波。”[8]描写了清代茅台镇因盐运业而发展的繁华景象。
仁怀市政协编著的《仁怀文史资料》丛书，是研究茅台盐运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王明星的《茅台盐运及船业工会》(第2辑)、袁廷尧的《仁岸盐运述略》(第9辑)、王秀章著《仁怀盐运概述》(第11辑)等, 均对茅台盐运文化史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关于茅台盐运文化的论文，主要有母光信的《川盐入黔与仁怀的经济和文化》(《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06期)、裴恒涛、谢东莉的《赤水河流域川盐入黔的历史变迁及其开发》(《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3期)、 罗进、魏登云的《仁岸川盐入黔路线及其作用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2年05期)、 苏林富的《盐运与赤水河中下游地区的发展》(《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3年02期)、邓军的《川盐古道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5期)等。
据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茅台盐运文化研究尚未形成系统，零散论文多而专门研究少，至今尚未发现对茅台盐运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
(三)“茅台”长征文化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著名的运动战。1935年1月至3月，为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央军于土城、太平渡和二郎滩、茅台、二郎滩与九溪口及太平渡进行了四渡赤水的迂回运动战，最终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1935年3月16-17日，红军长征过茅台，其中的三渡赤水河的渡口就在茅台镇。
关于研究“茅台”长征文化的成果主要有下列书籍为代表。袁泽光主编的《中央红军过仁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全面地叙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仁怀的历史，辑录了中共仁怀县委党史办收藏的有关回忆、历史档案资料、红军的序列及国民党军队的有关资料。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与遵义会议纪念馆合编的《征程万里过茅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记载了中央军在茅台的各种活动以及亲历者关于在茅台的回忆。《仁怀文史资料》对茅台长征文化有诸多记载。其中徐文仲的《红军四渡赤水第三次渡河时在仁怀境内活动情况》(第4辑)、张富杰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仁怀境内的活动》(第13辑)等，记载了红军长征时期在茅台的活动。
茅台镇是茅台酒的故乡，酿制的酱香白酒质优味美，中外驰名。红军长征过茅台时因缺医少药曾用茅台酒消毒疗伤。因此，关于茅台长征文化的文章大多与茅台酒相关。如易舒在《红军与茅台酒》一文中写到：“解放后，茅台酒定为国酒，是因为红军长征路过茅台，曾以茅台酒解乏、治伤，茅台酒支援了红军，加之品质上乘，为周恩来所钟爱的缘故。”[9]33道出了茅台酒长征期间和红军之间的不解之缘。另外，冯荔英的《红军长征与国酒茅台》、李安葆的《红军长征与茅台酒诗话》、黄少群的《“茅台逸事”与长征》等都描写了红军长征与茅台酒的动人故事。
(四)“茅台”酒文化
1、清代地方文献记载
早在清代地方文献上便有关于茅台酿酒的记载。如清代著名诗人、文学家郑珍和莫友芝撰修的《遵义府志》记载，“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茅台(酿酒的)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10]529-530，记载了茅台镇制酒的繁忙景象。郑珍曾作《茅台村》一诗“远游临郡商，古聚缀坡陀。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迎秋巴雨岸，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几日过”[11]797，赞誉茅台酒为黔省之首。
2、茅台厂志
茅台酒厂占去了茅台镇的“半壁江山”，茅台酒酿制源远流长，茅台酒厂便成为研究茅台地名文化无法避开的研究对象。《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系统、完整的反映了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历史与现状，是研究国酒文化与茅台企业文化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3、酒文化研究专著
酒文化研究专著以“国酒文化”研究著作为代表，成果较多。辕歌、北辰著《走进国酒茅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舒淳主编《国酒天香 我心中的茅台酒》(中国商业出版社，2002)，季克良、郭坤亮著《周恩来与国酒茅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赵剑平著《文化茅台，2008》(遵义市作家协会出版社，2009)，周山荣《茅台酒文化笔记》(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范同寿、罗仕湘著《独步酒林 茅台酒历史正义》(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另外，罗仕湘、姚辉主编国酒文化丛书《风雅茅台》、《品味茅台》、《百年茅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等皆对茅台酒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和详细的描写。
袁仁国的《醉美茅台》从文化的角度，系统叙述了茅台作为中国文化名片的丰富内涵，是一本全面了解茅台丰富酒文化的优秀著作。由龙隆、冯苏宝合著的《茅台密匙》从地理环境、水文、微生物等实证分析解读了茅台酒的奥秘，并从社会文化角度对茅台酒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进行了鸟瞰。袁仁庆的《品读茅台》从品味、品道、品趣、读史、读事、读韵和结语几个部分，阐释了茅台酒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上的不可或缺。
《仁怀文史资料》丛书对研究国酒文化亦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文仲的《茅台酒史略》(第3辑)、袁泽光的《茅台酒厂四十年巨变》(第8辑)、董应谷的《茅香飘四海 把酒话今昔》(第16辑)等描写了茅台酒及茅台酒厂的历史变化。
4、酒文化研究论文
根据自己平时阅读的积累及超星与中国知网上所搜索到的有关茅台酒文化与茅台企业文化的文章较多。如李增驰的《铸造卓越的国酒茅台文化》(《经理日报》2004.02.08)、陈兴唏、季克良的《茅台酒的独特性概述》(《酿酒科技》2006年02期)、李莹萤的硕士论文《茅台集团核心竞争力及其发展战略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2011)、袁仁国的《打造世界蒸馏酒第一品牌》(《理论与当代》2012年02期)、王道鸿的硕士论文《茅台镇白酒文化与旅游开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等都是围绕茅台酒文化和茅台企业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
(五)较全面介绍茅台文化的著作
较接近茅台地名文化研究的论著是周山荣、龙先绪所著的《贵州商业古镇—茅台》 一书，其从清朝民国时期茅台盐运业的发达，到茅台酒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震惊世界，到红军三渡赤水用酒疗伤，到茅台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等方面对茅台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介绍，从侧面让我们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茅台地名载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但它还不算是从茅台地名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茅台的专著，且学术性不强，很多观点缺乏有力的文献资料佐证。
三、 茅台地名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据上述研究成果分析，“茅台”地名语词文化方面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有待进一步拓展。
第一，零散成果多而系统研究少。长期以来，因茅台酒曾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而逐渐名声大噪，蜚声海内外；新中国成立以来茅台酒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尊称为“国酒”。因而近年来人们多关注的是作为白酒品类代名词的“茅台”，出版了大量关于“国酒文化”的著作，而忽视了作为地名文化的“茅台”，至今未有专门性的研究茅台地名文化的成果。
第二，文献引用不够严谨。近年来，随着学界对茅台文化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关文献资料的引用不够清晰。如《清代建制变更与赤水河开凿改写茅台区位历史》一文中参考文献7，笔者回溯查找原资料，未在其标注的页码内发现其摘引的内容。仁怀本地出版的相关志书(如《仁怀县志》)、著作(如《贵州商业古镇-茅台》)、论文等均未注明文献出处，为后人考证研究带来一定困难。引用资料时应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提出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校勘四法”引用文献并进行校勘，减少引用资料的错误。
第三，研究资料和视野局限性较大。根据目前研究成果，茅台地名文化研究中大多运用一些常见文献，且资料雷同，既难以全面展示中国地名文化发展状况，又缺少对中国地名文化发展规律和地域特征的分析。加强对明清以来贵州历史档案、地方文献、年谱、诗文集、口碑材料等的运用，可以推进茅台地名文化研究的深化和细化。
第四，多学科综合研究有待开展。地名学是一门涉及许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它从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管理学、测绘学等许多学科中吸取营养，以丰富开拓自己的学科领域。目前，有关茅台实体文化的研究比较零散，至今未有对茅台赤水河文化、盐运文化、长征文化、国酒文化等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因此，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茅台地名文化进行综合性研究大有可为。
[1]贵州省仁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仁怀县志[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2]贵州省仁怀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仁怀市志(1978-2005)[Z].北京：方志出版社，2013.
[3]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
[4]黄萍·清代建制变更与赤水河开凿改写茅台区位历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5]中国·泸州:赤水河共识[EB/OL].中国日报中文网，http://ent.chinadaily.com.cn/2015-08/05/content_21508632.htm.2015-08-05.
[6]葛镇亚·应重视仁岸盐运史的研究与展示[A].纵论茅台——茅台建镇八十年论文集[C]．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
[7](清)郑珍·巢经巢诗钞[M].民国精刻本.
[8](清)陈熙晋纂修·仁怀直隶厅志(卷20)[Z]. 贵州省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刻本.
[9] 易舒·红军与茅台酒[J].湖南文史，2001(5).
[10](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Z].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点校本，1986.
[11](民国)周恭寿修、赵恺纂·续遵义府志[Z].成交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馆藏，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刊本。
(责任编辑：郑朝彬)
Research of Moutai Toponym Culture：A Space to Develop Academic
Sang Fuyu
(Moutai University, Renhuai 564500,Guizhou,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Moutai toponym culture bears Chishui river culture, salt transportation culture, red culture, wine culture etc,which contains a wealth of Chinese culture gene.The research method of multi-subject intersection is used to carry out the multi-level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utai toponym culture,which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t on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Moutai toponym culture heritage and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Moutai,toponym culture,research,academic space
2016-07-16
桑付鱼(1986.07～),女,山东荷泽人，茅台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
G127
A
1673-9507(2016)05-01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