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力

贵茶可谓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农产品，历经数代塑造，这种自然之物已被烙上深重人文印痕，横跨物质与精神两界，自由徜徉于从食物到艺术品的每一空间。作为一位长期品饮贵州茶的文史工作者，在惊叹贵州茶的高品质之时，也常想挖掘一下它的历史人文要素，勾勒出历史时期贵州茶文化脉络。但广搜诸典籍后，总觉遗憾多，收获少，因为历史典籍中关于贵州茶文化的记载极少，无论是品饮文化还是茶人事迹，所谓的爆点信息几乎没有，直到发现了喻政这位被忽略了贵州身份的茶史巨人。说他是茶史巨人，是因为他编纂了中国茶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茶书》，其贡献颇为茶学界所认可；说他被忽略了贵州身份，是因为一直以来茶学界都认为他是江西人。而在今天，强调其贡献，揭示其贵州人身份，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黔茶文化与贵州历史。

《茶书》的历史地位

自唐代陆羽撰写《茶经》，历代撰述茶书者接踵而至，成果斐然，但聚其精华汇为合集者，喻政《茶书》不仅是首创，而且也是集大成者。日本汉学家布目潮沨称其“集《茶经》以后茶书之大成”，20世纪著名茶史专家万国鼎曾精辟地指出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收录了几种其他书所未载的茶书，这些书“因而赖以流传至今”，若非如此，今人就将无缘见得这些茶史上的文化瑰宝。直到清末，也未有哪种茶书超越它。

《茶书》并非喻政所撰写，而是他与徐（左火右勃）一起编撰的收录历代茶书的书，它共有两个版本：万历壬子版和万历癸丑版，前者分元、亨、利、贞4部，共收茶书17种，后者实际是前者的增补重印本，分仁、义、礼、智、信5部分，书也增加到了27种，上起唐代，下至明中后期，其间有代表性的茶书几乎被网罗净尽，包括陆羽《茶经》、张源《茶录》、朱子安《东溪试茶录》、蔡襄《茶录》、张又新《煎茶水记》、审安老人《茶具图赞》、陈继儒《茶话》、屠隆《茶说》等等，就是这样可贵的茶史文献，竟为后人留下了两大遗憾。一是刊刻极少，除了喻政原刻本，后世无人翻刻，以至存世量稀。今人可知者主要有二处，一是日本的内阁文库，二是中国的南京图书馆，近几十年来关于此书的影响较大的介绍来自于日本人布目潮沨，而他写作所据的正是内阁文库的本子。南京图书馆所藏本近年来渐受文献学界瞩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纂《中华再造善本》时对其进行了再造，四川大学出版的《茶书》也影印了此书，但在普通读者中尚少人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事实上，在编纂《茶书》之前，他还编过一部《茶集》，是一部古今涉茶诗文合集，共收录诗词文赋100余篇，并于书末附《陆羽烹茶图》及各家对此图的题咏，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具。因为他在编《茶书》时将《茶集》也收入其中，所以此处不再多加介绍。

喻政其人

喻政其人可用八个字概括：学霸清官、高寿茶人。

出生于铜仁的他科举之路颇为顺利，在万历二十二年成为贵州乡试解元，也就是全省第一名，又在次年的全国性竞争中顺利考中进士，位列三甲第106名。这种连续考中举人和进士的情况被称为“乡会联捷”，明代贵州中解元而又联捷进士者仅喻政与萧重望二人，就连曾为皇帝讲过学的孙应鳌也在中解元后会试三次才考取进士，可见喻政的应试能力是“学霸”级的。

中进士后，他分别任过湖广龙阳县知县、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南京兵部主事（兵部职方司郎中）、福州知府等职，康熙《贵州通志》称其“自部郎出守福州府，清修自励，爱民如子，称治才第一。”他的前任为个人的飞黄腾达，四处拜谒长官，公务成了业余之事，以致于积压了大量案子，他上任后，每天凌晨起床在灯下审阅案牍，只用一个月就将所有积案判决完毕，而且令人心悦诚服。当地一些县受了水灾，有的县令为了表明自己治理有效而隐匿灾情，有的则为了多获赈灾资金而多报人数，查明情况后要处理这些官员，有关部门以为多报者意在图利，应予严惩，而隐匿可节省国库资金，虽然违法但可以谅解，建议从轻处理。喻政坚决反对，说多报者图利并不归自己，而隐匿者可能导致灾民失去应得的救助，是一种草菅人命的行为，同样应予严肃处理。他的良苦用心被有关部门所理解，最终采纳了建议，维护了百姓的利益。

他是一个颇有高士情怀的官员，在任期间与当地优秀文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其礼贤下士的谦和态度也深为地方文人所感念。刚一上任，他就亲自登门拜访了福州文士徐（左火右勃），徐和谢肇淛、曹学佺三人被称为当时的“福建三大藏书家”，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文人，对地方长官的礼遇既觉吃惊，又非常感动，写下了“心忘官长襜帷贵，礼重儒生袜线才”的诗句赞扬这位尊重文化又没有架子的父母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喻政也经常参加文士们的雅集，他们的关系相当融洽，没有官民之间的刻意，这些文人虽然在诗文中尊称其为“喻郡公”或“喻太守”“喻刺史”，其中的语气却很是平等，像是老朋友一样，在等级社会里，如果不是官长平易近人，是很难拥有这种人际氛围的。

《茶书》局部。

作为茶人，他颇具独特人格魅力，这一切在《茶书》序言中均有体现。首先，喜欢饮茶而不为其所拘役。有些朋友称他“嗜茶”，但曾为本书作序的周之夫却说他“不甚嗜茶”，这种看似互相矛盾的评价正源自其独特的品茶感悟。他获得了一幅唐伯虎画的《陆羽煮茶图》，画的是幽山茂林之中，茶圣陆羽正与另一高士品茗高谈，身边煮茶童子含笑静听。他视为珍宝，随身携带，并时常把玩，时人王穉登写诗称“太守风流嗜酪奴，行春常带煮茶图。图中傲吏依稀似，纱帽笼头对竹炉”，古人将茶称为“酪奴”，诗中说爱饮茶的他出游常带着唐伯虎的画，而诗中高士形象也正与他本人相符。由此来看，他是爱茶者无疑，只是略逊于自称“素喜茶”的周之夫而已。而周之夫这么说似乎有“欲扬先抑”之意，因为在说过喻政“不甚嗜茶”后马上就说他“而澹远清真，雅合茶理”，认为他深得茶中之理。喻政本人的一番话佐证了这一结论，“盖彼之趣，，藉物以怡；而余之肠，得此而涤，固非劳吾生为所嗜，后津津而不止者也。”说自己饮茶是为了获取人生趣味，茶水穿肠，也借以洗涤心灵，并不是为这一嗜好所奴役，付出辛劳只为口腹之欲。在周之夫看来，这是一种质任自然、不为外物所拘的境界，自己侍其左右，感觉名利之心尽行消退。徐勃也称他饮茶之意“超流俗远矣”，可见他品茶并不只为入口，而是带着魏晋人物的“玄心”（也就是超越感）借茶悦心怡情，在友人看来，他的高洁品行也正与之契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活了96岁，被当作寿星写入方志的“耆寿”章节，从现代医学及心理健康角度分析，如此长寿或许与饮茶习惯及良好心境有关。

被淹没的贵州信息

虽然不一定读过，但茶界知道此书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喻政是贵州人，因为他在前后序言中分别自称“洪州喻政”和“南昌喻政”，导致其贵州人的身份被掩盖。综合万历《铜仁府志》、万历《福州府志》、四库本《江西通志》和明代进士题名史料，可以确定修《茶书》的喻政就是铜仁喻政。他当然并不是刻意回避，这涉及到明代的户籍制度和故乡情结，明代户籍制度十分严格，百姓在官方文档中的户籍信息既有“乡贯”，也有“户籍”，前者是一个人的祖籍所在地，后者则是户口所在地，类似于今天的居住地，当时人都有很重的故乡情结，常以乡贯来标示身份归属，明代贵州人多为外来移民之后，此种情况就很普遍。喻政祖籍江西南昌，虽然明初便已移家贵州铜仁，但仍以乡贯自称，就连江西所修省志的“选举志”也将其收入，这其实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文化现象。喻政本人的确生长于贵州，在黔读书，并在黔应试，万历《铜仁府志》明确指出其家在“铜仁府平头司”，今人杜信孚编《明代分省分县刻书考》时，也称他为铜仁人。他致仕后返回铜仁居住，并终老于此。由此来看，他就是一位地道的、本地山川滋养的贵州人，只是地方史志中关于他的记载太少，许多资料反而多见于他省。贵州人尤其是贵州茶人因此失去了向乡贤茶人致敬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后记

今天提起这样一个人物，不仅是对他本人的纪念，也是对当今贵州文化与产业发展打造的呼应。从文化而言，可以支撑今天大力宣扬的“乡贤文化”，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地方史志记载的乡贤之外，还有许多“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乡贤等待我们去发现。从产业而言，今天的贵州在茶叶种植面积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茶叶品质也获得良好口碑，但限于“文献难征”的困境，难以获得历史文化的高附加值，暂时只能主打“自然牌”。笔者曾反复搜检明清民国贵州150余部方志，力求勾勒古近代贵州茶文化脉络，但总计仅万余字的数量显然无法提供足够信息，零散而简略的记载也难以成为宣传的亮点，与闽浙等地动辄数万字的记载实在相去太远。此种背景下，认真研究并打造一位在全国茶史上有卓越地位的贵州茶人，将是对贵州茶文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