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津

赵以炯生于书香门第，光绪丙午年（1886年）进士，并荣膺殿试第一，成为状元。其父赵国澍教子有方，兄弟4人矢志于学，相互砥砺，竟有3个进士，1个举人。

夏同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次年参加会试，中贡士，接着在殿试中高中状元。清朝灭亡后，曾一度寓居贵阳，后来被选为国会议员。

姚华在清末民初贵州籍的文化名人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集教育家、古文字学家、戏曲理论家、曲学家、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工艺美术大师于一身。

赵以炯：锦心绣手堪楷模

赵以炯（ 1857～1906），字仲莹，贵阳人。光绪己卯年（1879年）中举，丙午年（1886年）再中进士，并荣膺殿试第一，成为状元，为云贵明清以来文科首魁。

赵以炯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赵国澍教子有方，兄弟4人矢志于学，相互砥砺，竟有3个进士，1个举人。大哥赵以焕，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二弟赵以煊和他同科进士，三弟赵以炳，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在科举时代，一家人中连续出了3个进士1个举人，并且其中一个还是状元，这是极尽荣耀的事。赵以炯先出任翰林院编修，后又任过四川乡试副考官、广西学政、会试同考官。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因母亲去世回乡奔丧守孝，其间曾经在贵阳的学古书院讲学。守孝期满，再次去北京任职。由于厌倦官场生活，后告归返乡。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病逝于贵阳，享年49岁。

赵以炯一生能诗擅文，亦工于书法，贵州省博物馆存其墨迹十余件，形式多样，又以对联最多。书体以楷书为主，兼有行书。在他的楷书中，如七言联“振挺文如曾子固，清高品是席君从”，写于绘有梅花作为底纹的蜡笺纸上，由于这种纸比较光滑，他用的墨很浓，行笔迟缓，一丝不苟，到现在仍显得乌亮。还有一副七言联“鸟鸣花发空山里，日暖风和种苗时”，风格与前一副很接近，工整、方正，笔画的起笔，逆入平出，回锋收笔，这些楷书的运笔法则都做得十分到位，字写得轮廓分明。从风格上论，两副对联都学欧阳询，具有欧体挺削劲拔又不失圆润的感觉。

赵以炯的行书自我风格较为明显，取法多方，博采众长，且每件作品风格各自不同，不以单一的风貌出现。如他的“登阁共看彭蠡水，满瓶同圻惠山泉”这副对联，行书带有欧体的笔意，方折转笔、硬朗。而另一副对联“座揽清辉万川月，胸涵和气四时春”却写得圆润秀逸，笔画的轻重粗细富于变化，流畅婉转，又有王、赵二家的行书风范。

上述赵氏亲笔墨迹，无论行书、楷书，无论风格的承袭如何，总体上看，都显得工整。他的字乌、光、齐、黑，具有典型的馆阁体特点。

其弟赵以炳亦有作品流传，即一件行楷小字洒金扇面。这件扇面写得圆润秀逸，露锋处较多，笔画粗细反差较大，字迹大小参差，活泼跳跃，很精致，风格有些接近明代文征明。

夏同龢：科举新学同娇宠

夏同龢（1868～1925），字用卿，贵州麻江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举，次年参加会试，中贡士，接着在殿试中高中状元。他与赵以炯虽然都是晚清出现的贵州籍状元，但夏同龢生活在清未和民国两个时代，他中状元后，也曾出任翰林院编修，还出任过湖南乡试副考官。光绪三十二年（1916年）他被派往日本学习，是在封建教育制度下获得成功，又到外国接受近代新式教育的中国人中的典型代表。清朝灭亡后，他从日本返国，曾一度寓居贵阳，后来被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3年，他出任江西省实业厅长。1925年，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57岁。

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说他“平生工文善书”，可以想象他的书法在当时也曾受到了人们一定程度的关注。在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两副他的对联，一副七言联“幽人自种千头桔，稚子新畦五亩蔬”，另一副八言联“与物成熙春融膏润，宅心薛粹秋澄月清”。仔细赏析这两副对联，字写得中规中矩，扑面而来的仍然是馆阁体的气息，“幽人自种千头桔，稚子新畦五亩蔬”这副对联，可以看出他的风格吸收面广，既有颜真卿的强劲浑厚，方正朴拙；又有欧体的挺削劲拔，还含带赵孟頫、王羲之字迹的圆润秀逸。再看“与物成熙春融膏润，宅心薛粹秋澄月清”，风格和上副比较不太一样，吸收了魏碑的特点，转折处方转，并多侧锋用笔，字去筋留骨，显得瘦劲。

姚华：诸体交辉颖拓传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在清末民初贵州籍的文化名人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集教育家、古文字学家、戏曲理论家、曲学家、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工艺美术大师于一身。著有文字学著述《书适》、《黔语》、《小学问答》，戏曲论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校正》、《盲词考》等。姚华去世以后，他的学生王伯群将其诗、文汇集，印行了一部诗文集，名为《弗堂类稿》，共有31卷。

姚華的楷书，以颜真卿、欧阳询为主要根基，旁涉其他诸家。他曾经说过：“颜书是学人中枢，学颜则四通八达皆可适也。惟学人浅固，不知变通，往往中其气习。”在姚华的楷书中，“平阔”的感觉是寓于其中较为鲜明的特点。“平阔”状态，具体地分析，他的字横、撇、捺三画写得尤为突出，朝左右伸展，这一点颇为符合隶书的意味。姚华的学生郑天挺教授曾评价老师的楷书：“以隶法运平原，峻朴出之，雄道茂密，体韵不变，或以为酷似北碑。”姚华留传的一件楷书长联，上下联各书写45字，每联分作两行。上款“志清老同年以何翰伯撰赠先德石芝公旧联属书”，下款“癸亥二月晦前二日京师莲花庵书姚华”，表明联文是何威凤撰写的。从中能找到唐宋元几个朝代诸大家的楷书特点，如颜真卿的厚重遒劲，欧阳询的挺削劲拔，柳公权的去筋留骨，黄庭坚的宽博舒展，米芾的欹侧多姿，尽在其中。再从字形上看，他的楷书也有直接取法六朝墓志之处，呈现方扁整齐的特点。另外，轮廓分明是其楷书又一明显特点，在起笔收锋转折之处，多写得方尖，并且有顿挫，很有金石味。他在用笔上亦是变化多端，方圆并用，中侧并用，使他的字透着刚柔互济、俊逸古茂、稳健流畅的精神，使其楷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

姚华同样精于行书、草书，他常以“筋骨”论行草书，曾经多次提到“予独喜蔡京书”，其原因就是蔡京的行书不露筋骨。他认为自己的行草书多露筋骨，症结所在是空有险峻之势，行笔时过分讲究转折，并且又想方圆之笔兼有，却没有把握到适当的度，结果在行笔的过程中，在起笔、行笔和收笔之间没有做到衔接自然。另外，他认为“智师草书《干文》尚是今草法系，虽乏道劲之气，然从此入门，自是垣途，由此再参《急就》，以追汉魏不难矣。”

姚华的隶书风格以吸取汉代碑刻摩崖为主，取法多方，他吸收清代书法家郑簠的隶书风格。郑簠的隶书在《曹全碑》基础上，融入草书笔法，形成疏宕纵逸、顿挫飞扬的独特风格。姚华的隶书结体端秀雅逸，不失《曹全碑》灵动飘逸的意蕴，行笔时，笔画的粗细及干湿极富变化，并且也运用了一些草书笔法，使他的隶书在不乏庄重沉实的气息中，增加了跳跃之势。

总的看来，其隶书特点，笔者以为在用笔上圆劲如篆，字的结体上开张舒展，特别是左边的撇画，写得更是放纵道劲，自然流畅。现以两副隶书对联为例：“采药会须逢蓟子，杖藜时可过苏端”；“清风吹破夜来疏雨缝晴，寒沙萦水人瞰画阁愁独”，这两副对联风格较为相似，从中可以看出包含了《史晨碑》、《礼器碑》、《曹全碑》、《石门颂》、《部阁颂》、《两狭颂》等碑的特点。看其隶书，在字的间架处理上，吸取了这“三颂”的特点，尤其是《石门颂》的那种疏朗，在他的那副十言联中体现得比较突出。在结字上虽然不似《石门颂》那样大小不一，但是却有《石门颂》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的感觉。而在笔画上与《石门颂》有着明显的区别，不取那种古厚含蓄的笔味，而是在挑笔之处显露锋芒。这一特点也出现在他的其他隶书作品当中，在挑笔时都比较用力，这种处理方法，又颇似《礼器碑》。其他的用笔方式，如方圆并用，干湿相宜，流转自然，略带篆意的笔法，都从他的隶书中展现出来了。

姚华的篆书作品在其传世墨迹中不仅所占比例较大，而且风格变化也丰富多类。上至商周器物铭文，秦代石上刻字，下及汉朝的碑额、印玺上的篆字风格，无不吸收摄取，形成了自己用笔浑朴自然，寓诸种风格于其中，既显现秦朝小篆的婉转圆润，又有汉代篆书方整坚实的面貌。

在姚氏篆书中，反映出他对商周古文字曾有过深入研习，也是他探求早期篆书风格的证明。在临摹古器文字的作品之外，他的其他篆书作品，行笔时讲究提按，变化多端，有轻重、顿挫、沉纤、枯润、方圆等众多变化，在自如地运笔挥写之中，写出了磅礴的结体、强烈的动势。如他的一副篆书四言联，联文“斧藻其德，竹柏之怀”，笔意之苍劲，陈恒安先生赞为其晚年佳作。这副对联既不失秦代石刻用笔圆转流畅、笔画粗细均匀的特点，又显示出其学古能化的高明之处。在行笔时自然随意，笔画干湿的变化随意生发，大气磅礴，并不刻意于笔画的墨色是否饱满，计较笔画的起收是否到位，更为注重整幅作品的大效果，不在意细微处的得失。这8个字，“斧”“竹”“之”字中出现的枯笔至关重要，使整幅字非但没有丝毫的刻板，反倒显得灵动活泼，整幅的笔意苍劲之感也由此而生，不愧为其晚年佳品。

姚华写小篆，以秦汉刻字为宗。他的小篆七言联“三月穷途无胜事，一生大笑能几回”，写得圆转流畅，笔画粗细均匀，工整有加。

姚华独创了介于书画两者之间的艺术形式——颖拓。不仅融合了他的书画技法，而且运用了他的金石知识。所谓颖拓是按照旧本用毛笔和团絮蘸墨作成原拓片的样子。颖拓字迹的大小可以依照原本，也可以放大或者缩小。颖拓是先用双钩的办法钩出字的轮廓，然后采取与响拓相反的办法，用墨专填匡廓之外的部分，留双钩的轮廓内為空白，做出黑底白字的拓片效果。姚华的颖拓作品比较多，形式也丰富，不仅有碑刻，还有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佛造像等。其中有一件作品可视为代表作，它就是《颖拓泰山碑卷》。这件颖拓作品是根据泰山残石29字旧本制作的，内容为：“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这件颖拓是他送给朋友陈叔通的一件精品，在这件颖拓的后面，有叶恭绰、沈钧儒、王福庵、黄宾虹、沈尹默、张伯驹、朱启钤、郭沫若等人的题跋，跋文中，他们对姚华颖拓均给予极高评价。由于有了这些文化名人们的题跋，更增加了这件颖拓的文化内涵和文物价值。

纵观姚华一生，治学抑或为艺，都显示出了其高风亮节、铮铮铁骨的人格操守。他非凡的艺术成就，以及他生逢两个时代更迭之际，似乎在喻示着清代贵州书法一个圆满的结束和现代贵州书法人才辈出时代的开始。

（作者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