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上那穿越时空的钟声
《北京纪事》杂志 2024年1期
作者：刘会生
“东方红，太阳升……”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长安街有一个起着报时通讯作用的大楼，这就是国家工业遗产之北京电报大楼。电报大楼的钟声曾是新中国、新北京的重要标志，承载着新北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
笔者上大学时，我的同组同学住在西单堂子胡同。一说起电报大楼，他就娓娓道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的噪音还很小，每当整点，这清脆的钟声便回荡在长安街上空，传得很远、很远。而当时，手表是稀罕物、紧俏商品，有些地方还要凭票供应。手表的价格也让普通人望尘莫及。便宜的手表要近百元，贵的手表更是价格让人咋舌。我的八口之家，只有上班的父亲和大姐在手上戴着手表，羡慕得我一有空就把眼睛瞄向他们手腕上的那个报时的家伙。
清晨，北京人伴着这免费的钟声，走出家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晚上10点，还是这钟声，又伴着北京人进入梦乡。
我的这位同学一家早已把电报大楼的钟声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早上听到第一声《东方红》响起，我母亲就起来做饭，大家吃完饭后，各自去上班；晚上听到最后一声钟响，我们也就收拾收拾准备休息。”这是我那位同学一家三十年如一日简单而又幸福的日子。
据说，电报大楼维修的日子，钟声停响了几天，结果附近的居民竟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有的人甚至因为没有听到钟声的召唤而上班迟到。
这几年，我感觉现如今的钟声不如以前响亮了。就来到北京东皇城根电话局请教通信博物馆专家刘海波。他介绍说：“其实是因为周边高楼盖得太多、汽车的噪声太大，给钟声挡上了。”刘海波叹了口气，“这要搁以前，钟声至少能传出好几里地，清早安静的时候，你在北海那儿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随着悠扬的钟声成长的一代又一代北京人，都习惯了以电报大楼的钟声作为计时手段。1997年7月1日零时，随着香港回归倒计时，电报大楼的钟声自60年代以后第一次在午夜奏响。2009年10月1日，在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上，电报大楼的钟声被现场采集，通过电视机送到千家万户的耳边。电报大楼的钟声已经超越了通信的范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见证。
“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长安街上没什么高大的建筑，就这电报大楼能跟天安门遥相呼应，特别醒目。”说起电报大楼，通信博物馆专家刘海波打开了话匣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连年战火各地通信设施受到很大破坏，在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华北区，当时残存的通信线路只能与东北区联络。而旧中国的邮电通信网络是以南京和上海为中心建设的。为改变这一现状，党中央、政务院作出了“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抢建起以北京为中心的通达各地的邮电通信网”的指示。
1959年3月的一天，周总理一行三十多人到电报大楼视察
“1952年由北京电信局提出申请建电报大楼。”刘海波介绍，大楼于1956年5月正式动工，由邮电部主持建设，四位苏联专家指导设计，莫斯科通信建设公司指导施工。1958年9月21日竣工，从开工到正式投入使用历时两年零五个月。北京电报大楼一建成就成为人民邮电事业的代表性建筑之一，为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
提到电报大楼的钟声，刘海波在大楼门前仰起头指着楼上的钟盘说，“这钟盘直径有五米多，长针得一人多高。”他说，塔钟最初的设计制造，同样得到了当时苏联和东德的帮助。
建造电报大楼的时候，塔钟设备和扬声系统是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的。打响报时的前奏曲先期在该国用钢片琴演奏录制，原为两首，一首是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赞美新中国》的前几句。另一首是由李有源、公木作词，李焕之作曲的《东方红》前两句。最初选用的是《赞美新中国》，后来有时也用《东方红》，1960年代以后就只用《东方红》的前两句了。
电报大楼启用初期，塔钟每天24小时整点不间断报时，悦耳的钟声方圆近2.5公里的人都能听到。1959年3月15日，周总理与董必武、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一起视察了北京电报大楼，他来到机房里，来到工位旁，来到电信职工中间，从早到晚，从生产车间到顶层钟楼，在这里待了一整天。一个月后，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每天晚10时后至次日晨7时前停止打响报时。据说，那是周总理关心老百姓生活，怕夜间巨大的报时声影响居民休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周总理对大楼塔钟报时都事必躬亲地安排，彰显了一代伟人的平凡与伟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北京长途电信局对前奏曲进行再创造，请北京中央乐团施万春、中央音乐学院鲍蕙荞演奏钢琴式钢片琴，中央广播乐团民族乐队演奏打击式钢片琴，混声录制《东方红》前奏曲，并规定每天晨7时第一次报时播放前奏曲全曲，其他时间仅播放前奏曲前几小节，这项规定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北京电报大楼的西侧，北京市西单图书大厦和西单民航大厦之间有一条明代的胡同叫栅栏胡同。1958年，这条胡同南端东侧建起了北京电报大楼，每到整点，悠扬的钟声便回荡在京城上空，1965年这条胡同也为此改名为钟声胡同。
作家刘心武在《通读长安街“电报大楼”》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会觉得它虽然是一栋非民族传统的建筑，但是却因其线条的简洁明快能融汇在古色古香的京城传统建筑群中，不显得突兀刺眼，反起着增添清韵的作用，这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而大楼外观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塔钟。它的直径达到了5米，钟上的长针1.9米，短针1.5米，宛如2个成年人在那里拨动着美妙的琴弦，每个时晨都不知疲惫地通过音乐报时。
在1997年以前，大钟上只有时针和分针，没有秒针。为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的需要，大钟又增加了秒针。在1997年香港回归、国庆“60周年”、汶川大地震默哀等重大时刻，特殊的钟声更与国家和人民命运相连。
经过多年运行，机械齿轮磨损是正常现象，塔钟时间精准度下降是在所难免的，而周总理一直牵挂着北京电报大楼报时钟的准确，在他的生命晚期，还叮嘱上海的领导同志，要求上海的电钟厂为北京电报大楼更换精准度更高的电钟。1979年周总理的夙愿实现，报时钟更换为国产电钟。
科技技术的发展，使大钟也厚植了科学的元素。工程师周恒透露，伴随通信技术发展，大钟已经历多次改造。以前大钟的控制部分由美国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校对完成，现在则连接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目前，大钟报时已由计算机控制，走时非常精确。
邮电分营前，各大城市的邮电局大楼几乎都有一个塔钟，或许这都是从北京电报大楼得到的创意，塔钟已经成为那个时代邮电事业的一种象征。电报大楼楼顶塔钟，浓缩着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历程。
“东方红，太阳升……”这悠扬的乐曲和电报大楼铿锵的报时钟声，已经在首都上空回荡了60多个春秋，已成为北京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
编辑 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