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六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历史文化古镇的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辈们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经济等多种价值。新时代，古镇非遗的生存与传承面临着古镇城市化与非遗市场化、旅游化与产品化以及国家正在大力实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语境，对古镇非遗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当代语境下，古镇非遗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非遗生发的文化氛围、非遗的传承空间、非遗技艺的实践环境以及非遗传承人的遴选均发生了改变。在市场发展与经济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持续保持古镇非遗的在场，对各区域历史文化古镇提出了严峻考验。昆明官渡古镇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实践在近年来得到有效验证，不但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古镇内所有的非遗项目得到较好地保存与发展，初步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官渡古镇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空间构建，二是家园遗产重塑，三是遗产旅游发展，以上三条路径的具体实施与相互配合有效地保障了官渡古镇非遗得以整体保存并有序传承，为其他区域内的非遗项目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文化空间构建

法国著名思想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社会空间”理论，进而提出包括文化空间在内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在亨利·列斐伏尔这里不再是一个地理学或历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符号、权力与知识三位一体的能指系统，是空间实践、空间表述和表述空间的三元辩证组合。后来，文化空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属语而固定下来。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条例》，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各种民间传统文化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神话、仪式、习俗，艺术和手工艺等；第二类为文化空间。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文化空间被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

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6年我国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遗产保护日”，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意见》中对文化空间的解释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1]。随后，文化空间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辽宁大学乌丙安教授首发其文《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他认为，在固定时间和场合举行的各种传统民族、民俗活动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形态，包括各种民间传统节日、庙会、歌会等[2]。这里给出了一个十分明晰的概念，且列举了相关的非遗事项，是中文语境下最早的文化空间定义。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与顾军在其专著《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也提出：“‘文化空间’本是个人类学概念，放在遗产申报上，特指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数量异常丰厚的地区，而被某级行政部门特别圈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3]230从文化遗产申遗的角度对文化空间进行了定义，有较高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历史价值。在最近对文化空间的研究中，中山大学陈桂波博士的《非遗视野下文化空间理论研究刍议》一文，是对文化空间研究的一大总结，在阐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她提出：“文化空间指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周期性出现的、多种相互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空间，其特征是综合性、周期性与整体性。”[4]文化空间的内涵突出、特征明显，是一个值得借鉴与运用的现代文化空间概念。综上所述，文化空间特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统一，是在同一区域内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共同体，整体性与区域性是它最显著的特征，在文化申遗上，非遗只能作为整体项目申报，而不能单独申报其中的某一项，否则会影响甚至破坏区域内其他的非遗项目。

古镇是典型的村落聚居体，是区域文化与地方文化聚集的场所，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特色。古镇是历史发展与文化交融而形成的产物，是人们生活、生产与生存的空间范畴。在此空间中，人们营造了各种文化体系，呈现多种文化形态，而非物质文化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昆明官渡古镇是古滇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镇至今一千多年，在1.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国家级、省级、市级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10余项，涉及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小吃、传统绘画、传统编织和传统民俗等内容，形成一个非物质文化聚落区与展示区。每一项非遗项目均是古镇的特产，代表当地人民的生存智慧，是古镇散发文化魅力与吸引游客的重要内在底蕴，而且每一项非遗项目在古镇中均扮演着独到的“角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铜走银”是云南人智慧的结晶，有着高超的铜银浇铸技艺，也是传统艺术的审美呈现，是古镇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艺术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滇剧花灯”是中国传统戏曲的经典代表样式，有突出的地方方言特色、传统表演方式、文化审美与历史记忆，是古镇人民传统情趣的表达。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官渡饵块”代表着古镇人们传统小吃的生活技艺，蕴含着家乡味道与古镇情怀，是最能体现乡愁的传统饮食。市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传统糖画、传统草编、传统捏面人等也是官渡古镇极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让人联想到儿时的味道与家乡的生活场景，是古镇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古镇中有众多的民俗活动，是人们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重要的节日上，古镇至今还保留传统的民间习俗，最为隆重的是每年农历二月十九的“白牛迎土主庙会”。官渡古镇的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古镇的历史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古镇是家庭成员与大家庭的关系，是个体与文化背景的关系，而项目与项目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官渡古镇的非遗项目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分离，只能作为一个文化空间进行研究。苑利和顾军在其专著《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把文化空间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三类，即“生态博物馆”“民俗村”与“文化生态保护区”[3]240-241。生态博物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实施就地保护的方式，如，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族生态博物馆、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生态博物馆。民俗村是非遗旅游开发中最普遍的一种模式，在民俗相对丰富、集中的村落中建立民俗村或是重新选址规划采取文化移植的方式建立新的民俗村或民族村，如，云南民族村等。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针对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丰富众多而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如，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官渡古镇属于典型的文化空间体系，具备文化空间的所有属性。官渡古镇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观优美、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官渡古镇位于昆明城市腹地螺峰村与尚义村，地处滇池北岸、宝象河下游；这里有溢满滇中的古渡口与佛教圣地，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五山”“六寺”“七阁”与“八庙”；有滇派建筑样式代表“一颗印”民居，10余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0余处文物古迹，尤以“金刚塔”最为著名。官渡古镇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丰富的区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定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进行整体区域的保护。现在的官渡古镇，在文化空间的建构下，已经抛弃了非遗与物遗单独保护的理念，逐渐摸索出一条非遗与物遗共同保护、共同开发与传承的新路径，从而保障了官渡古镇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格局。

文化空间是地理空间的聚落形态，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以村落为单位的历史文化古镇是典型的文化空间，古镇的地理空间是自然形成的、古镇的文化空间是历史发展与文化逻辑发展所形成，因而古镇的文化空间属性十分突出。文化空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非遗生存空间的保护与营造，只有生存空间的在场，非遗才能得以保护与传承。

二、家园遗产重塑

家园遗产理论国内最早由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提出，他认为，家园遗产是人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人类遗产的“原初纽带”，也是“原生态”的根据[5]16-20。家园遗产与家园感关系紧密，家园遗产能够产生家园感，是特定人群家园意识的象征实现，当然，家园遗产也是活态遗产的某种表现形态[6]73-78。从以上概述中可以发现，家园遗产的概念来源于传统家园意识与人类的自生产品遗产，富有原初性特征，且可以承继的遗产形态。

家园，有宏观意义上的家园，也有微观意义上的家园。宏观意义的家园是人类整体主义的核心，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具有全球化、人性普遍性的特征。陈浩认为，家园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视角，同时也超越了地域的划分与文化的阈限，是认识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全球化与城镇化形态的重要途径[7]。微观意义上的家园仅指家乡与家庭，富有群体化与个体性特征，是一类人群或单体个人对自身生活生存境遇的构建与憧憬，相比宏观意义的家园更容易在现实中实现诉求。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上的家园，均须有家园意识来体现。家园意识是中国古代历代士大夫追求的精神栖息地，也是当代学者所呼吁的理想归宿，如，精神家园与乡村家园等。严春有认为，精神家园是一个价值体系，具有人类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可供使用的价值观，从而描绘世界和生命的意义。人们需要精神家园的原因，是由人的本质意识决定。精神家园的文化功能是为个体提供精神的转化，精神世界的建立，以及给予个体意义，若无精神家园，个人就会失去精神的方向，族群也会失去认同感与凝聚力[8]。精神家园来源于精神意识，精神家园对个体与民族精神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而叶君对乡村家园有着较好的诠释，他认为，乡村家园来源于“生活在别处”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想象的关于乡村的情绪表现，是写作者童年时代经历的回忆，是某种爱恨交织亦或某种价值与道德的信念坚持，但从其更深层次看，是当代写作者在社会转型期对社会人文精神感到失落与对社会价值多元化复杂化的心理反映，是当代写作者社会心理在文学创作中寻求精神家园的体现[9]。这里的乡村家园是社会转型期乡村传统的逐渐消失从而生发的社会情绪与人们心理对以往乡土的眷恋，具有怀旧感与追忆历史的特征。

家园遗产的重塑，就是在保护、发展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努力使非遗体现出家园的特征。在非遗保护、发展与传承中，尽量保持其原真性，保护其生存的文化生态，让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感受到非遗的原汁原味，从而获得家园感。家园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与传承，尤其是在遭到破坏的背景下提出的理念。昆明官渡古镇在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在文化空间整体保护的原则下，也在尝试着家园遗产的重塑工作，这可以为其他区域历史文化古镇的非遗项目提供富有成效的参考。官渡古镇在家园遗产的重塑上，重点突出两个字，一是“古”字，二是“老”字，“古”代表的是历史，“老”代表的是经历，官渡古镇的非遗特色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一到古镇，人们就会感受到古朴之艺、古朴之意与古朴之忆，古老特征立刻显现。走进古镇，犹如时间穿梭，好似进入了某一个古代村镇，若来一曲官渡花灯滇剧，就如同这里的古董一样散发着泛黄的色调，若再来一个官渡饵块、一碗地道的豌豆粉，那就更有了几十年前孩提时代的记忆与味道，也就有了家乡的味道，有了家园感。“家园感存在于个体在社会群体中，存在于个体的‘移动’中，通过建立人与人(人际的、家庭的、宗族的、姓氏的、族群的、国籍的、种族的……)、时空与时空(古今的、辈分的；家户的、村落的、乡镇的、城市的、国家的……)之间的多重边界得以建构。”[5]16-20家园遗产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方式，体现了社区管理与外来游客参与的有效实践，是一条有意义有价值的保护传承路径。

官渡古镇家园遗产的重塑除了营造“古”与“老”乡村传统风格之外，还十分注重具体非遗项目的建设。已经建好或正在营运的有：官渡古镇非遗博物馆、非遗传习馆、非遗项目技艺展示、非遗影像文史资料馆、民俗博物馆、民间绘画博物馆、云子棋馆、滇茶茶艺馆和碑林博物馆等。馆藏或展示的均是昔日官渡古镇的生活常态，为了在城镇化发展与市场化变革的浪潮中尽量保持非遗的原始面貌，非遗项目的重建是必要与必须的。在官渡古镇非遗项目建设中，重点突出非遗的原真性与现代性，原真性是非遗得以留存的生命力，现代性是非遗得以发展与传承的驱动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保护本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是保护，保护的应该是原始本真，基本措施是直接保护本，内容是建立保护规约、组建保护机构、设立保护基金和实施保护工程等。”[10]官渡古镇非遗项目的建设是家园遗产重塑的重要措施，进入这些馆藏，不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馆藏内各种非遗项目弥散着家园意识，从而对非遗有了家园感，有了保护与传承的动因。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在其文中指出，家园遗产已经成为一种媒介，可以交流、交换与沟通，它超越了曾经传统的地域空间，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享受与分享的对象，当然，这必将带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遗产的活动中[6]73-78。家园遗产重建的意义之一就是非遗能够让人欣赏、分享，在官渡古镇家园遗产重建中，非遗传习馆与非遗技艺展示是最具有具身性体验。古镇的非遗传习馆，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乌铜走银传习馆、国家级非遗项目滇剧花灯传习馆以及省级非遗项目官渡饵块传习馆等，在这些传习馆中，游客可以亲身体验传统技艺制作的过程，也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云南方言样式的传统戏曲，还可以品尝到自己制作的小吃。这种具身性体验的是家园情怀，收获的是家园意识，是家园遗产在当代语境下的复魅。

家园遗产是家园与遗产的组合，具有家园的特点与遗产的特性，家园是人类精神与情感的寄托处，遗产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因此，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中，我们应该像爱护我们的情感、爱护我们的财产，像家中之物一样保护和发展它。

三、遗产旅游发展

遗产是人类创造的财富，具有时代属性、经济属性与实用属性，可以承继与发扬。旅游是人类迁徙运动的一种表现，主要呈现为地域的变化与人们心理的变化。在现代语境下，遗产被囊括到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了一种资源，很多场合下是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在进行开发。旅游在当代经济的发展中，规模与效益越来越大，具有旅游属性的事物均被圈进旅游行业中，遗产当作旅游资源开发是当下旅游语境中最为热门的话题，也是很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对象。朱煜杰认为，各国家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共通性与普遍性以及区域特色，并与旅游彼此联结共生、共长从而形成增长速度最快的旅游方式——遗产旅游，旅游业带来了文化遗产的全球化现象，同时也表明人们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尊重[11]。在各方旅游主体的参与和推动下，遗产旅游成为当代旅游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非遗视野中的遗产旅游，是指旅游产业中主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旅游对象的类型。非遗旅游与物遗旅游是有区别的，旅游主体在非遗旅游过程中可以有具身性体验，亲自参与亲身体验，获得最大限度的心理满足，而物遗旅游在这方面则是缺失的。在现代旅游市场中，旅游者旅游的目的不仅仅为了满足感官上的刺激，更多的是满足心理需求与精神上的享受，对心理需求与精神享受的追求形成了人们的大规模“迁徙”。因此，大规模的旅游“迁徙运动”是造成遗产旅游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成的内在动力。“遗产热在当代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大规模的群众旅游活动，遗产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的‘放大镜’中被扩大，并成为‘他者化’的一个品牌符号，其指示功能和结构呈现出‘解构—再建构’的变迁现象。”[5]16-20在旅游市场的驱动下，在旅游者、旅游东道主、旅游策划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共同推动下，非遗成了人们踏出家门寻找新视野、新感觉和新体验的首选。在新的语境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来说，如何保护、发展与传承非遗是一个新的考验。黄继元指出，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决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博物馆式的保护策略，当然，也不能只靠政府的“输血”式的保护，应重点保护非遗的生存空间，对那些即将消失的非遗应立即启动恢复其适宜的社会文化生态，进而发挥其现实的社会价值，恢复其“造血”的功能，使非遗继续呈现活跃态状，而遗产旅游是目前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状态较适宜的方式[12]。非遗的保护不能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可以全部装进各种博物馆，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像市场中的商品一样自由买卖，必须在旅游市场、经济发展与非遗保护传承中寻找一条对三者均契合的路径。因此，非遗视野下的遗产旅游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既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对旅游市场也做出了贡献，同时非遗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旅游成为引导遗产行进的旗舰，遗产叙事是一种为了旅游目的而被选择的特殊表述方式。”[13]这种方式对非遗的保护、发展与传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扩大人类的共同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影响；二是可以有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三是可以为非遗的保护、发展与传承积累资金。遗产旅游对非遗的作用在昆明官渡古镇有着良好的实践呈现。

昆明官渡古镇是非遗项目非常丰富而且相对集中的区域。近年来，官渡古镇的非遗项目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局面。2004年官渡古镇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小城镇”，2008年被授予“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官渡区官渡古镇汉族文化保护区”，2012年在此建立“昆明市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古镇集“云南十大旅游古镇”“全国特色旅游景观示范名镇”“国际休闲养生古镇”“昆明城市中央唯一的古滇文化体验第一镇”等众多殊荣于一身。官渡古镇非遗视野下的遗产旅游，主要体现在古镇的“五区”以及各种非遗传习馆，“五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技艺展示区、民俗表演区、宗教祈福区、茶文化区与少林功夫表演区。昆明官渡古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技艺展示区，主要有昆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糖画、草编、捏面人与云南纸马年画等技艺展示。糖画是儿时的记忆，游客可以亲身体验糖画制作的全过程，先在木质的转盘上拨动指针，指针指向哪种动物糖画师就制作出相应动物形状的糖画，制作糖画首先在火炉上熬制糖水，达到一定粘性，游客在糖画师指导下用熬制好的糖水作原料进行动物绘画，亲自动手并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也是游客的一大诉求。草编是农业生产生活经验的产物，游客在草编师傅的指导下编织自己想要的竹制物品，既环保又美观还实用。捏面人是用专制的米粉通过一定的器物模型制作各种形状的传统手艺，过去一般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出现，通常用于祭祀或给孩童制作玩赏之物，捏面人与泥质陶器制作过程较为相似，也是一项传统工艺技术。云南“纸马年画”是汉族的传统民间技艺，是木刻黑白版画的特定称谓，风格独特、形式多样，主要用于民间宗教祭祀中的敬神驱鬼，包括木刻与印刷技艺。民俗表演区在特定的日子举行各种样式的民间表演，包括风格各异的习俗活动，从而达到传承与发扬民俗文化的目的。云南是茶叶“王国”，官渡古镇集中了普洱茶、红茶、绿茶、花茶以及各地各类的代表茶种，在这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体验和观赏茶器、茶具、茶室以及各种茶艺表演，将文化与生活融为一体。2009年，嵩山少林寺在官渡古镇正式挂牌，并免费向游客开放，在这里，游客时常能欣赏到少林功夫，一睹少林文化的魅力。

官渡古镇非遗视野下的遗产旅游除了以“五区”和非遗传习馆外，还积极探索其他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非遗产品联展、官渡古镇昆明市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建设是其中正在实施的项目。非遗联展从2011年开始举办，非遗联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邀请其他区域的非遗项目及其产品在官渡古镇举办，另一种是官渡古镇的非遗项目及其产品到其他区域进行展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目的是扩大非遗的传播与影响，鼓励人们参与到非遗的保护、开发与传承中。通过联展方式，官渡古镇非遗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宣传和教育作用。2012年3月，官渡古镇昆明市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非遗传承基地)正式动工兴建，借此将吸引全省非遗传承人及非遗文化产品入驻，古镇将用5年时间把非遗传承基地打造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官渡古镇的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将以特色建筑样式“百工坊”为主体，建设成三层“非遗”楼，一楼为特色非遗产品营销中心，以及非遗活态传承展示区，突显“非遗项目+产品+活态”的展销模式。二楼为民俗博物馆，人们在这将会看到昆明上千年的民俗历史，通过各种古籍、历史资料、遗存实物以及影像视频等方式进行展示，让游客领略昆明民俗的神奇与多彩。三楼为非遗培训中心，主要用于非遗传承人的各种培训及训练场地。官渡古镇非遗传承基地项目建设通过采取“研发”与“销售”的双轨模式，“将实现非遗‘在地’的标志性、‘在场’的丰富性、‘在册’的传播性、‘在线’的时效性”[14]。至2016年，官渡古镇“昆明市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已基本建成，将迎接云南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项目传承人、企业入驻。在官渡古镇，人们不仅能欣赏与体验官渡本地特有的非遗项目及其文化产品，还能领略到省内各地非遗项目以及传承人的现场展示。

当代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空间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历史文化古镇是区域文化特别是非遗文化保存较完整的场所，在市场发展与经济变革的背景下，古镇文化面临市场化与同质化的境遇，为了古镇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了古镇整体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始终在场，必须优先考虑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的综合策略。在古镇城市化与非遗市场化、旅游化、产品化，以及国家实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战略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语境下，历史文化古镇只有与时俱进、因地制宜，采取既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又契合非遗本身的发展路径，非遗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而文化空间建构、家园遗产重塑与遗产旅游发展无疑为古镇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探索出了一种有效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