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栏题：生态文学
栏头署书：乔惠民
国土名片网钤印：王子盧
插播导读：国土名片网小编芬儿、新宇、张扬
高桦：从环境文学到生态文学
《绿叶》杂志 2020年11期
主笔 李景平 嘉宾 高桦
中国环境文学的蓬勃兴起
李景平：高老师好！新近参加生态环境部生态文学座谈会，会上多人说到您与生态文学。中国生态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新领域。据我观察，中国生态文学应该是承接于中国环境文学的。环境文学在20世纪末在中国发轫，延续到21世纪之初，创造了空前的辉煌。那么，中国环境文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兴起的，曾创造了怎样的盛况？
高桦：中国环境文学的兴起，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这个“运”，就是中国环境保护的“运”。
20世纪末的30年，是中国环境保护启蒙发展的30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尚处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历史时期，却破例派代表团参加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中国环境保护进入了发轫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进入转型时期，“与人斗”的历史结束，“与天地斗”的历史并没结束，中国工业急速发展，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环境保护弱势成长，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反思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火热发展时期，生态环境恶化至深，人们反思历史也反思现实，反思经济也反思环保，中国环境保护进入负重爬坡的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环境保护强势崛起，在经历环境技术治理思路、环境经济治理思路之后，开启环境政治治理思路，中国环境保护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中国环境文学就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兴起的。
那时候，中国最活跃的文学，延续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精神，依然走在时代的前沿，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做出了批判性的反思。之前，中国环境保护有一个说法：环保靠宣传起家。这是当时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也是中国第一任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提出的观点。这时，社会反思与环境宣传合在一起，新闻舆论和文学造势成为环境宣传的两支力量。1984年《中国环境报》创刊，我从北京文联调入，开辟“绿地”文学副刊并主编这块文学“绿地”。在这块小小的“绿地”上，连续组织全国性的绿色环境文学征文活动，以“绿地”为起点，打出环境文学主张，凝聚环境文学作家，展开环境文学构想，筹备成立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
那么，“环境文学”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德国一个城市的环保局长访问北京时，作家邓友梅向他介绍我认识。他问，中国有没有“公害文学”？我说，我们不叫“公害文学”，我们叫“环境文学”。既然我们有保护环境的事业，必然有反映保护环境的文学，而书写环境保护的文学，就是“环境文学”。以文学的形式揭露批判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国外叫作“公害文学”，而在中国，“环境文学”不只是揭露批判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行为，还在于讴歌蓬勃发展的环保事业和默默奉献的环保卫士。这是“环境文学”的永恒主题。
当时，我向曲格平、冯牧、王蒙、雷加、邓友梅等讲了我的想法。曲格平就安排国家环保局宣教司杨朝飞司长和我组织座谈会研讨“环境文学”，冯牧、陈荒煤、雷加、周而复、王蒙、邓友梅、张洁、从维熙、陈建功、张抗抗、章仲锷、张守仁、刘心武、张贤亮、李炳银、杨匡满、刘茵等作家都出席了。王蒙说，作家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环境保护的理念与实践，这缘于他们对生活的敏感，对祖国美好河山和一切生命的尊重和热爱。作家是环境保护者天然的同盟军。与会者认为，工业文明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和经济财富，也给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精神带来困惑。作家对生态环境恶化和破坏环境行为最先警醒，就要以忧患意识和责任使命动员全社会关注环境保护。“环境文学”的提出，是环境保护在中国由无知转为自觉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学由自省转向升华的一种体现。
接着，就是成立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的事了。
记得是在1991年1月22日，这一天北京的风甭提有多大，吹得人都险些站不住了，可在人民大会堂西南门，却有很多人不断涌入。这就是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的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场150个座位，我们发出200个请柬。没想到，没有收到请柬的作家如刘心武、陈建功、梁晓声等也闻讯赶来，站在寒风中等着把他们接进会场。到了宣布开会的时候，会场上竟有300多位作家。许多人挤着、站着，直到开完会。
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就正式成立了。当时，在许多作家看来，环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中国文学界的一次盛会。
李景平：作为当代中国环境文学的倡导者、策划者、组织者，您是中国环境文学的社会活动家。您从主办中国环境报“绿地”副刊起，创办了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创办了环境文学刊物《绿叶》杂志，又创办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这些文学组织和文学阵地的创办和建立，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您还记得都有什么样的情节和细节？
高桦：我其实就是个干活儿的：策划和组织。中国环境文学的兴起，离不开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支持，离不开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支持，以及知名作家冰心、夏衍、冯牧、雷加、王蒙等的支持。
就是那次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国家环境保护局五位领导，除一位领导在外地外，在京的四位领导都出席了。当时，会议开得和谐融洽，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讲话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插话，提议创办一个反映环境保护事业的刊物，作家们热烈鼓掌，一致赞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当场说，创办一份刊物很有必要，并提出，刊名可以叫“绿叶”，作家都说 “绿叶”这个名称好。对于这项提议，国家环保局四位领导当即表示赞许，并要求中国环境报承办；中国环境报社五位领导一致响应，责成我办理。所以，我作为新成立的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的承办人，又有幸成为《绿叶》杂志的承办人，承担了具体创办这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唯一的环境文学刊物。
当时，正值中国出版物压缩精简时期，创办新刊物更是绝无仅有。为此，我四处奔走，八方求助。一年之间，我骑着自行车跑国家新闻出版署，几乎一周一趟。1991年11月，《绿叶》刊号获得批准。那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只批了两个刊物，一个是人民日报的《大地》，一个就是《绿叶》。我兴奋地向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报社领导和关心《绿叶》的作家们报喜。国家环境保护局要求，1992年1月《绿叶》必须出版第一期。一看日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此后，编辑家章仲锷、编辑郑凯歌等日夜加班，请人题词，约稿组稿，审阅稿件，设计封面，编排版式，策划插页，校对印刷。1992年1月，《绿叶》杂志诞生。第一眼看到刊物时，我感慨万千，顿时泪流满面。
当时，我把第一期《绿叶》送给冰心老人，老人听说我来了，就说：“绿叶来了，快到我跟前，快拿给我看。”因为，《绿叶》的刊名是请她题写的，老人牵挂这事。之前，刊物名称定了后，我向她讲述了刊物的创刊背景，请她给《绿叶》题写刊名。她一连写了几个“绿叶”，写完就用手捂起来，羞羞答答地说“不好不好”。刊物出来了，她喜出望外，连连说：“不错，不错，我也要写文章。”然后，拿起笔，在刊物扉页写上“冰心”，送给我作纪念。当时，她对我说：“我喜欢绿叶，我喜欢这个名字，我就叫你绿叶。”后来，她真的写了文章交给《绿叶》发表。我每次去看望她，她都会高兴地说：“绿叶来了。”人们后来问她最喜欢什么刊物，她说出的第一个刊物，就是《绿叶》。
说起来，这还有个节外生枝的事。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需要到民政部登记办手续，民政部社团司的人对我说，环境文学研究会，名称的涵盖面窄了点，建议改改名称。改什么呢？怎么改呢？恰好，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的人也在那里办手续，这下提醒了我。我当即给曲格平打电话请示，问改成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可否？曲格平没有强调什么研究研究，也没要求什么报送程序，更没讲究繁文缛节，当即在电话里表示同意改为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而环境文学研究会和《绿叶》杂志，也就成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旗下的两个部门。
中国环境文学有自己的组织，有了自己的阵地，这就标志着，中国环境文学的旗号也就算打起来了，打出去了。
李景平：在环境文学发展历程里，您邀请了许多中国文学界老中青三代作家，为环境文学题词助阵，写稿助威，阵容确实壮观。无论规格、规模、实力，都是空前的。这些作家，组成了中国环境文学的一支磅礴绿军。这是中国环境文学的一笔历史财富。多少年过去，您记得都有哪些作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中国环境文学的勃兴？
高桦：这个我是印象深刻的，我也写过回忆文章，但要我一下说也说不来，我给你拿资料看看吧。你看——给《绿叶》杂志题词的国家领导人：薄一波题“绿满神州”，彭冲题“绿满神州”，黄华题“绿满大地”，廖汉生题“增强环境意识，绿化神州大地”，王任重题“生命之树常青”，王丙乾题“愿天长蓝地长绿水长流”，雷洁琼题“发展环境文化，促进精神文明”，洪学智题“搞好环境保护，造福子孙后代”，程思远题“人人关心环境保护，爱护祖国大好河山”，宋健题“大力促进环境文化建设，努力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李德生、王平、王首道等也发来了贺词。
著名作家夏衍和冰心给《绿叶》题写了刊名。很多作家写了题词：冰心题“绿叶是第一个给苦度严冬的‘天下寒士’最初的风和日暖”，艾青题“我要空中一片蓝地上一片绿”，杨沫题“大地上如果没有绿叶，不知有几多生命还能存在”，严文井题“尊重绿叶，珍惜生命”，张光年题“美化祖国，诗化人生”，端木蕻良题“绿色万岁”，冯牧题“愿山长青水长碧天长蓝地长绿，人类和平相处地球生命永驻”，还有萧军、雷加、陈荒煤、周而复等都有题词。
《绿叶》杂志的编委会阵容：曲格平、王蒙主动担任名誉主编；冯牧、杨沫、郭风、徐迟、袁鹰、雷加担任顾问；王安忆、从维熙、叶楠、刘茵、刘心武、李国文、李炳银、许正隆、陈建功、陈祖芬、杨朝飞、杨矛、杨兆三、杨匡满、张韧、张洁、张守仁、张抗抗、张贤亮、林斤澜、周明、赵大年、铁凝、徐怀中、梁晓声、谌容、章仲锷、蒋子龙、高桦任编委；中国环境报社社长杨矛任主编，高桦任常务副主编。
《绿叶》杂志的作家阵容：夏衍、冰心、萧乾、孙犁、艾青、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陈荒煤、秦兆阳、韦君宜、严文井、冯牧、周而复、雷加、李乔、袁鹰、吴祖光、唐达成、汪曾祺、林斤澜、邵燕祥、黄秋耘、黄宗江、黄宗英、管桦、李凖、罗洛、苗得雨、黎先耀、陆文夫、从维熙、邓友梅、顾工、刘绍棠、李国文、艾煊、白桦、叶楠、谌容、浩然、赵大年、张洁、刘心武、蒋子龙、陈建功、陈祖芬、孟伟哉、晓雪、叶文玲、霍达、牧惠、张扬、张抗抗、梁晓声、李存葆、徐刚、铁凝、王朔、莫言、余华、池莉、张欣、姜滇、毕淑敏、章仲锷、俞天白、郭雪波、李杭育、斯妤、徐坤等。
从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到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到《绿叶》环境文学杂志，凝聚了中国文学界一个著名的文学群体。
高职院校是培养强技能、高素养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对于长治职业技术学院来说，应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来推动自身院校的建设，关键是推动院校的学风、强化校园文化建设。优秀良好的校园学习风气既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同时还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实现全面发展。依托山西特色地域文化以及长治市的红色文化，运用革命先烈强烈的责任感及使命感来深入的感染学生、影响学生、熏陶学生，切实帮助他们树立科学合理的学习目标及的远大理想，并促使他们将个人的远大抱负内化成强大的学习动力，以此来有效推动优良校园学习风气的建设。
中国环境文学的发展实绩
李景平：那个时侯，以《绿叶》杂志为平台，开展了环境文学创作，组织了环境文学采风、举行了环境文学研讨、进行了环境文学出版、举办了环境文学评奖。中国环境文学的创作、采风、研讨、出版、评奖，可谓整体铺开，那个场景，现在想想也很激动人心，您一定很有成就感。您能谈谈环境文学发展取得的实绩吗？
高桦：环境文学也是一个新的文学品种，是一个新的文学领域，环境文学作为一项新的事业，必然会产生一种影响。
组织环境文学采风。如1994年，组织陈荒煤、冯牧、雷加、周而复、邵燕祥、张志民、李国文、叶楠、从维熙、陈建功、周明、章仲锷、李炳银、李陀、张暖忻、舒乙、刘茵等30多位作家赴河北野三坡采风，并紧急呼吁保护尚未被破坏和污染的野三坡绿水青山。又如1997年，组织冯亦代、黄宗英、郑在石、缪俊杰、赵大年、阎钢、刘锡诚、张守仁、黎先耀、张坤民、余超然、刘连枢等十几位作家赴山西采风，并在当地组织座谈，零距离观察和感受如火如荼的环境保护实践。或前或后，多次组织中国作家赴福建、广东、山东、四川、云南等地开展环境文学采风，激发作家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感受。而且，我陪同作家谌容到山东马踏湖采访月余，她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死河》；又陪同作家方敏到四川熊猫基地采访40多天，她写出了长篇小说《熊猫史诗》。
开展环境文学研讨。邀请评论家评价和推荐生态环境文学作家和作品。先后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陈建功的《放生》、哲夫的《哲夫文集》、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郭雪波的《大漠狼孩》、方敏的《熊猫史诗》等分别组织召开了作品研讨会。1995年和1999年，在我国山东威海和新加坡举行了两届“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研讨会”，出席的大陆作家有王蒙、雷加、黄宗英、从维熙、肖平、张贤亮、叶楠、舒乙、陈祖芬、刘心武、俞天白、鲁枢元、章仲锷、杨匡满、沈昌文、朱幼棣、张炜、陈建功、赵瑜、赵丽宏、赵大年、张守仁、尤凤伟、赵枚、斯妤 、何建明等；台湾地区的作家学者有齐邦媛、陈映真、林明德、陈信元、杨南郡、胡台丽、王文进、刘克襄、李丰楙、金恒镳等十几位；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及美籍华人作家，黄孟文、吴岸、戴小华、徐以祺、查建英等。会议形成共识：人与自然是文学也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作家必须用变革的文学观念唤醒人们的良知和责任。
编辑环境文学丛书。1997年，主编出版环境文学丛书“碧蓝绿文丛”三辑九卷400万字。小说卷收铁凝、陈建功、蒋子龙、张抗抗、叶楠、胡发云、李国文、赵大年、张炜、哲夫等作家60篇作品；报告文学卷收徐刚、金辉、陈桂棣、赵瑜、张胜友、李青松、马役军、朱幼棣、曹岩、景平等作家107篇报告文学；散文卷收萧乾、杨沫、孙犁、韦君宜、吴祖光、孟伟哉、冯骥才、李存葆、赵丽宏、毕淑敏等作家325篇散文。主编出版了《生命的喟叹》，收邓友梅、铁凝、何建明、吉狄马加、梁晓声、王宗仁、李瑛、李小雨、红孩、黄风等作家55篇散文诗歌作品。期间，还编辑出版了《草叶集》《春风无形》《地球·妇女》《绿色三重奏》《青草地·绿草地》《妇女·环境·使命》《一群文人一片绿》等作品集。
承办环境文学评奖。2003年，承办了由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评奖活动。21部作品获得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获散文奖的作品是胡冬林的《青羊消息》、张韧的《绿色家园的失落与重建》、李江树的《向北方》、李存葆的《鲸殇》、李景平的《绿歌》；获小说奖的作品是杜光辉的《我的可可西里》、叶广芩的《老虎大福》、方敏的《大绝唱》、郭雪波的《大漠狼孩》、铁凝的《秀色》、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张炜的《鱼的故事》；获诗歌奖的作品是李松涛的《拒绝末日》；获报告文学奖的作品是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刘恒的《老卫种树》、哲夫的《黄河追踪》、赵瑜的《第二国策》、詹克明的《杞人忧水》、金辉的《千秋万代话资源》、何建明的《生死一瞬间》、邢军纪和曹岩的《北中国的太阳》。这次环境文学作品评奖，可谓环境文学创作的一次大检阅。
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推进环境文学。所以，《绿叶》以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曾获得联合国全球环境保护500佳提名奖。
高桦：要说影响，中国环境文学活动的兴起，中国环境文学创作的崛起，都受中国时代现实和绿色思潮的影响。
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报《绿地》副刊，中国林业报副刊，中国水利报副刊，都发表了许多环境文学作品。国内多家大刊推出具有文学和社会影响力的重头作品，也几乎都集中在水和森林题材。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刘贵贤的《中国的水污染》，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麦天枢的《祭汾河》，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沙青的《北京失去了平衡》、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中国作家最先感受到历史和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水源危机、河流污染和森林砍伐、森林破坏，于是，揭露批判锋芒直指生态环境现状，这使作品具有了振聋发聩的刺激作用。正是这样，这些作品为现实生态环境危机敲响警钟，引起了社会的警醒、警觉和警惕，以力促现实改变。
后来，中国环境文学的题材越来越扩展，体裁越来越多样，笔触也越来越深刻，而且，产生了长期专事环境文学创作且产量丰硕的环境文学作家。如徐刚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另一种危机》《中国风沙线》《长江传》《地球传》，哲夫的长篇小说《黑雪》《毒吻》《天猎》《地猎》《人猎》《天欲》《地欲》《人欲》和长篇报告文学《淮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郭雪波的长篇小说《狼孩》《银狐》《哺乳》《蒙古利亚》。这个时期的环境文学不再只是揭露曝光环境问题，还将笔触聚焦到人类的身上和人性的深处，挖掘生态环境问题滋生的人类根源和人性根源，将人的改造和人性重塑作为拯救生态环境其实也是拯救人类自己的根本。
21世纪之后，中国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环境文学创作出现新的趋势，作品呈现了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崭新气象。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山神》《那山那水》，胡冬林的长篇纪实散文《青羊消息》《拍溅》《原始森林手记》《蘑菇课》《狐狸的微笑》《山猫河谷》《鹰屯》《金鹿角》，李青松的长篇纪实文学《开国林垦部长》《万物笔记》《哈拉哈河》《一匹穿山甲》《猕猴桃传奇》《大地伦理》《一种精神》《油茶时代》《薇甘菊》《塞罕坝时间》，哲夫的长篇纪实文学《大爱无形》《执政能力》《水土》《辋川烟雨》《爱的奉献》。这个时期的生态文学，展示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改变和建树，揭示了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时代意蕴。
人们总在问，文学有什么作用？怀疑文学的作用是不应该的。在生态环境保护意义上，文学是可以影响人类进程的。
中国生态文学的未来期待
李景平：2004年后，《绿叶》在创办10多年之后，从纯粹的环境文学刊物转向了环境文化乃至生态文明理论刊物，又在2019年，全面回归生态文学。也就是说，当《绿叶》又转回到文学的时候，环境文学的提法已经变成了生态文学的提法。您对这样的转换变化有什么看法？
高桦：以我的看法，那时是“环境保护时代”，现在是“生态文明时代”。在“环境保护时代”，应运而生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创办《绿叶》环境文学刊物，是符合时代需求的，环境文学确实也产生了它应有的作用——用文学启蒙环境保护意识。随着环境问题超越专业层次，成为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大问题，《绿叶》杂志回归生态文学，这也是生态文明时代的需要。
关于环境文学，其实开始就没有严格的定义，虽然后来的研究者也做过界定，但毕竟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不一定是固定的。而关于生态文学，我看李青松、李炳银都说了自己的理解，生态文学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界定，他们当然是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把握的，我看重他们的说法和界定。我理解呢，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就是一种演变关系，一种承接关系，一种延伸扩展关系。两者之间不论同与不同，面对的作者还是一样的，面对的作品也还都是一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称之为环境文学可以，称之为生态文学也可以，称之为生态环境文学还可以。无论提法走在前面，还是走在后面，都应该是为创作服务的。
所以，关键要有作品，硬碰硬的是作品。作品叫什么那是研究者的事情，作为组织者，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创作。
李景平：在中国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之后，您以80多岁的高龄依然在关注、关心和鼓励、支持着中国生态文学的振兴和发展。这不，您创办的《绿叶》杂志，悄然回归文学已经一年了，那么，您对重新归来的《绿叶》杂志有什么期许？您对生态文明时代新的生态文学振兴和发展有什么期望？
高桦：我现在也是我当年看着冰心老人时的年龄了，也是老人了。新的《绿叶》杂志，我期期都看。我喜欢绿叶，我爱绿叶。
《绿叶》在短短一年时间里，重头策划，全新转换，组稿编稿，重新聚起了中国生态文学作家，我深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看到，梁衡、邱华栋、施战军、徐刚、张守仁、李青松、哲夫、李炳银、叶梅、冯秋子、杨海蒂、杨明森、刘东黎、查干、红孩、兴安、李培禹、詹克明等，都出现在了刊物上。中国生态文学的振兴，确实需要凝聚作家的力量。从春玲撰写的编辑手记可以看出，《绿叶》是想在引领和推进中国生态文学上干一番事业的。我都被感染了，我感到振奋。《绿叶》从提倡环境文学到推进生态文学，我感觉是一股浩气贯过来了。我愿意为《绿叶》做些事情。30年前的环境文学老人已走了不少，当时不算老的现在也成老人了，我们这些老人对环境文学是有感情的。
生态文明时代当然应该是生态文学发展的时代。这个，在中国生态环境界和中国文学界已经形成共识。现在，中国生态文学发展势头不错。生态环境部支持推进中国环境报“大地文心”文学征文和采风；中国作家协会在创作选题的安排上对生态环境题材越来越重视，《人民文学》接连推出生态文学作品特辑；《绿叶》杂志和《中国环境报·境界周刊》都在致力于推进生态文学振兴；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建立了生态文学创作基地，许多地方文学刊物开辟了生态散文专栏；山西和别的地方都组织了生态文学创作采风活动，关注和写作生态环境文学的作家越来越多。可以说，中国从环境保护到生态文明已经创造了历史巨变，中国生态文学在这个时代不应该缺席。
最近，我看到视频新闻，生态环境部举行了生态文学座谈会和中国环境报“大地文心”生态文学采风启动仪式，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参加会议并讲了话，叶梅、徐刚、李青松、郭雪波等十几位作家作了发言，回忆了中国环境文学到生态文学走过的历程。作家王蒙、吉狄马加受邀发来视频寄语。王蒙说：“作家对自然对生态对生命有一种天然的爱护，作家是生态环境的天然同盟军。”吉狄马加说：“生态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的自觉，希望中国生态文学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的生态文明已经走向世界，记录和反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学，就像吉狄马加说的，也应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