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国际经济秩序演进历程看，秩序调整与世界政治领导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紧密相关。制造业兴衰影响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而影响其在不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业成长阶段，英美两国均试图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内或国际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成熟阶段，两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构建；在制造业衰落阶段，两国面临日益增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积极推进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构建。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关键词】大国  制造业  贸易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  国际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F11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9.009

近年来，中国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着力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中国积极推进自贸协定谈判和签署，和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塞尔维亚签署自贸协定，与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到2023年底，中国已和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顾问讨论了对华进口商品加征60%关税。事实上，特朗普曾屡屡提出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挑起对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战，给国际秩序带来巨大冲击。“特朗普现象”是否意味着“自由国际秩序”的终结？[1]学界大部分研究将目光聚焦世界政治中崛起国如何影响国际秩序，而英美相继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曾显著影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因此对二者的探讨不可或缺。寻找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脉络和驱动力，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秩序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前景。

国际经济秩序的周期性演变

在世界政治中，国家间互动需要一组制度来予以治理，而国际秩序就是由这样一组制度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该秩序不一定能够覆盖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各自主导了一个“有限秩序”（bounded order）。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同，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构建了一个与之竞争的局部秩序。[2]历史上，大国兴衰往往引发国际秩序变迁。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国际关系史上存在过两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第一次是大英帝国治下的自由秩序，从1815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是美国治下的自由秩序，从1945年持续至今。[3]

不少学者宣称大英帝国缔造了“自由国际秩序”。而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大英帝国塑造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心就在交替变换。19世纪之前，英国奉行的是重商主义秩序，对内以高关税保护本土产业，对外推行殖民扩张。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渐调整，进入“古典自由主义秩序”。这一秩序的思想渊源来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思想家。英国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贸易自由化，并通过金本位这一国际货币制度，推动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在对内层面，英国将经济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重视塑造“守夜人”政府；在对外层面，该秩序表现为开放市场，政府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同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秩序”下，在不同时期英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从19世纪开始，尤其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逐渐开始推行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个秩序的突出特征是贸易自由化。而到19世纪后30年，英国主导的秩序重点逐步变化，从贸易自由化过渡到金融自由化。伴随大英帝国的衰落，“古典自由主义秩序”逐渐崩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标志其落幕。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联合诸国试图挽救这一国际经济秩序，但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如果我们简要概括，从17世纪开始英国塑造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个阶段：重商主义、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秩序以及以金融自由化为重點的国际秩序。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美国逐渐在世界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给国际经济秩序带来显著影响。正如19世纪前的英国奉行重商主义，20世纪前的美国也用以关税保护为典型特征的重商主义秩序来隔离自由国际秩序压力。只不过英国推行的重商主义是外向型秩序，而美国实施的保护主义依托国内市场，是内向型秩序。严格来讲，美国重商主义是国内秩序而非国际秩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约30年间，美国开始推行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翰·鲁杰（John Ruggie）在1982年的文章里将这一秩序冠名为“嵌入式自由主义”。这一秩序让“经济”嵌入“社会”，形成“管理的开放经济”，或者说是“半开放经济”。在保障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该秩序限制国际资本流动，以维护经济稳定，保障充分就业。[4]该秩序的思想渊源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担心资本自由流动不仅会带来经济波动，还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因此，他呼吁政府积极管理资本主义市场，首先要管制的对象就是国际资本。[5]在国内层面，这一秩序摒弃了“守夜人”政府，国家干预经济、提供福利、保障就业，以促进繁荣和稳定；在国际层面，“半开放的经济”意味着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限制资本自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将这一秩序扩展为国际秩序。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渐转型。“嵌入式自由主义”逐渐被“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取代。新自由主义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础上，即金融化、放松管制及全球化。[6]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从拉美国家开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潮流。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新的“正统”。“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放弃了以往对跨国资本流动的控制，将资本自由流动置于开放经济议程的优先位置。这一秩序在国内的重点就是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在国际层面则体现为金融自由化。

从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与演变历程来看，英美两国都相继推动着秩序的周期性演变，从重商主义的国际（国内）秩序，到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秩序，再到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秩序。为何英美两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历史上会有如此演变？

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动力

国际关系学者常用一些关键词来概括一个时代的国际秩序，如“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重商主义的世界秩序”“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以及“嵌入式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等。[7]这体现了不同学派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关注有不同侧重。

不少学者秉持“理念规范”影响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塑造国际秩序的观念。质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终极塑造动力源于文化、理念与规范。即便是为了同样的目标——国家富裕和强盛，由于持有不同理念，不同的政策制定者会推行迥异的政策。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莫里森（James Morrison）认为，自19世纪开始，英国执政者逐渐摒弃重商主义，推进构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而这一秩序转变离不开亚当·斯密这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念推手。斯密和英国执政者紧密互动，使其认识到重商主义损害国家权力与财富，为新秩序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础。[8]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杰弗里·奇威罗斯（Jeffrey Chwieroth）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理念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层的流行理念，使其摒弃以往的资本控制，转而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秩序。[9]用流行理念解释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问题是，即便在斯密理念影响下，不同时期自由秩序的重点也不尽相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都是开放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为何在不同时段，冠之以“自由秩序”之名，英美两国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点有何不同？事实上，当国家利益变化，各国往往会对传统理念予以重新解读，以服务于新的秩序。

有学者从“阶级驱动”来解释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对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的兴起，加拿大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指出，只有在一国内部存在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起世界霸权秩序。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霸权，在巩固自己力量的同时，其扩张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扩展。英国国内资产阶级霸权巩固的同时，积极向外扩张，为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铺平了道路。[10]就美国主导的金融自由化秩序，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ivd Harvey）则指出，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已在国际贸易领域占据稳固地位，也获得了独立信贷手段，因此不再依靠国家，而按自身意愿开展新自由主义化进程。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一项重新恢复资产阶级阶级权力的计划。[11]这一派学者重视阶级与社会集团的作用，同时容易忽略整体性国家利益以及国家的自主性。为服务美国利益，在塑造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其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致力于削弱国际资本权力以强化国家权力。二人努力将世界流动资金的控制权从私人手中转向国家控制，从伦敦和纽约转向华盛顿。[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美国政府在与金融资本交锋对决的过程中塑造的，这一秩序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却有悖于金融资本利益。

聚焦“制度约束”的学者重视制度为稳定国际秩序所起的作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试图回答：1945年建立的国际秩序为何能如此持久？他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了具有“战略约束”（strategic restraint）的国际制度。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使其他国家愿意接受这一秩序。[13]还有学者指出，如果国际制度具有开放的结构与公正的程序，崛起国家挑战现有秩序的意愿不强，该秩序也将更为稳定。[14]制度视角更容易回答秩序为何稳定，却难以解释其变迁。艾肯伯里也意识到：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危险在于美国是最大倡导者但却不愿意再扮演自由主义领导国角色，究其原因在美国国内政治。[15]笔者将论述：改变国际秩序的压力不一定来自崛起国。当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变迁，领导国改变国际秩序以适应这一变迁的意愿将随之改变。

還有学者从“国家权力与战略利益”视角审视国际秩序变迁。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指出，美国塑造了两种战后秩序。第一种是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秩序”。该秩序鼓励国际经济扩展，但将市场力量内嵌到各国国内经济管理中。第二种则更为传统或者说是更加原教旨主义，假定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始终是万能的，且市场塑造的经济模式是普适的。每一种秩序都体现秩序缔造者的地缘政治考量。第一种秩序反映美国重视加强西欧和日本的反苏冷战联盟；第二种秩序则体现美国以推进全球化来促进国家权力与利益。[16]关于权力缔造秩序，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只有存在一个领导国且这个国家能够用本国资源和影响去建立与管理以自由贸易、货币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时，才存在自由国际经济。[17]吉尔平将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无差别地放在一起。不过，在霸权稳定论的诸多研究中，其重点更多放在贸易自由化上，也有学者聚焦金融自由化。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将重心放在国际贸易上。他指出，霸权权力的兴衰影响世界贸易开放度，但二者关联并非严丝合缝的一致。在19世纪末，日趋衰落的英国遭遇保护主义潮流，其自由贸易政策有所收缩，但并没有重大调整。除了权力变迁，遭遇战争等外部重大事件也会促使自由贸易秩序改变。[18]而美国经济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则将关注重点放在国际金融上。他认为世界经济的领导国能提供公共品。在领导国协调下，世界各国能克服“搭便车”的诱惑，为共同利益采取一致行动。20世纪30年代，由于英国权力衰落，美国又不愿意充当最后贷款者，霸权缺位导致金融危机。[19]金德尔伯格尤其关注霸权国家充当“最后贷款者”，以稳定国际金融秩序。

国际秩序的塑造往往离不开大国权力。国际关系史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常常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也常常将自身国内秩序转变为国际秩序。[20]权力对塑造国际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77国集团”曾积极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囿于其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约束，取得的成效有限。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提出，国家拥有安全、生产、金融与知识等四类结构性权力。[21]不过，即便是世界政治中的大国，乃至领导国，也并非能同时具有四项权力优势。拥有不同权力优势的大国，其国家利益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强调，“现实主义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关键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但是它并不赋予这一概念一个永久固定的含义”。[22]国家利益并非恒定，在不同时期，一个大国可能有迥异的国家利益，也会推动构建不同的国际秩序。国内的主导产业是国家权力的重要构成，进而塑造国家利益。当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国内主导产业发生变化时，其国家利益会随之变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诉求也会相应改变。

在制造业成长阶段，大国往往倾向于推进重商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为成长期的主导产业提供保护；当制造业步入成熟阶段，大国倾向于积极推进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成熟期的主导产业获取海外原料和市场；当大国制造业处于衰落阶段，投资制造业无利可图，拥有过剩资金的大国更愿意将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点转向金融自由化。随着国内制造业的起伏兴衰，大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重点也相应改变。

英国制造业兴起与贸易自由化秩序

在19世纪，大英帝国塑造的国际秩序不仅为欧洲带来了“百年和平”，还促进了国际经济交流。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阶段，这一秩序有不同特点。19世纪之前，制造业处于成长阶段的英国塑造了一个以“重商主义”为典型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19世纪前半期，制造业步入成熟阶段的英国缔造了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1870年以后，制造业处于衰落阶段的英国则将金融自由化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的要点。

17世纪之前，被世人视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引领者的大英帝国制造业起点落后于欧洲先行者。意大利政治经济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称，在15世纪初，英国在有利可图的制造业方面非常落后，只好专注于利潤率最低的制造业。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制造业都长期围绕低附加值活动展开。[23]在16世纪末，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604年《伦敦条约》的签署意味着老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霸权宣告终结，开启了英、荷、法等新殖民主义国家竞争与扩张的时代。

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曾主导欧洲政治经济秩序，主要从事造船业。英国造船业与之展开了激烈竞争。[24]16世纪末，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开始争取涉足高附加值制造业。[25]17世纪到18世纪是英国制造业的成长阶段。作为后来者的英国开始缔造一个新秩序以拓展海外贸易，发展本土产业，维护国家利益。荷兰思想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17世纪初出版的《论海洋自由》一书阐述了航行、捕鱼、贸易等自由秩序原则。而缔造一个替代性的重商主义秩序成为英国挑战荷兰秩序的重点。从英国重商主义作家托马斯·孟（Thomas Mun）在17世纪初所著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可见英国对荷兰的敌意。孟指出，荷兰像一只披着借来的美丽羽毛的漂亮的鸟一样，倘使每一只鸟都要索回它的羽毛，那么这只鸟就要一丝不挂了。[26]荷兰依靠高效快速的平底帆船和强大的海军主宰海洋贸易，成为海洋贸易中间商。而英国索回羽毛的办法就是用重商主义秩序替代荷兰主导的秩序，打破对荷兰转口贸易的依赖。[27]

17世纪中期英国内战结束后，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和复辟的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均将英国定位成海上商业强国。1651年，克伦威尔敦促议会通过保护本土航海贸易垄断权的《1651年航海条例》。条例规定：殖民地运输货物至英国或另一殖民地，或欧洲将商品运送至英国及殖民地，均须使用英国船只装载。该条例直指竞争对手荷兰，引发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这次战争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动用海权去促进商业与制造业发展。1654年，英荷签订了《威斯特敏斯特条约》（Treaty of Westminster），荷兰勉强同意航海条例。由于荷兰航运遭受破坏和中断，英国获益颇丰，而荷兰贸易商和渔民则遭受重大损失。[28]

此后，1665年～1667年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1672年～1674年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尽管每次战争的现实目标和战略重点不尽相同，但英国的根本目标却始终如一：对外摧毁荷兰商业垄断，挑战荷兰霸权；对内巩固英国与殖民地经济联系，促进英国航运与造船业发展。到18世纪初期，英国已跻身欧洲商业和军事强国，拥有一支强大海军，推进重商主义秩序，以巩固其在贸易、航运和商业服务方面的收益，抢占竞争对手利益，侵入防御薄弱的殖民市场。[29]重商主义实践推动了英国制造业迅速发展。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英国海军在18世纪取得决定性胜利，使英国商人占据了海洋贸易的最大份额，刺激了工业革命的发生。[30]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在书中，他猛烈抨击重商主义实践。当时，英国制造业还在稳步成长，尚未步入成熟期。事实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标志性成果——蒸汽机的普及非常缓慢。直到1800年，英国只有21%的纺织业使用蒸汽动力。[31]在重商主义庇护下，英国制造业渐渐走向成熟，也逐步修正重商主义政策。18世纪末是大英帝国政策调整的转折点。英国日趋改变旧式重商主义政策，从掠夺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转变为占领战略要地，促进帝国贸易，向自由主义帝国过渡。1786年，英法签署商业条约，旨在打破旧有贸易壁垒。由于在组织、企业、机器方面优于法国，英国制造商获益更多。从18世纪90年代起，英国棉纺织业把大部分产品输送到海外，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本质上是一个出口行业。[32]成熟的制造业需要稳定的原料产地和庞大的海外市场，新的国际秩序呼之欲出。

步入19世纪后，英国制造业逐步进入成熟期；到19世纪中期，英国制造业发展达到高峰，生产了世界上五成的铁、七成的钢、五成的棉布、四成的金属制品，且拥有世界蒸汽动力的三分之一，占世界制成品产出的三分之一。[33]随着制造业日益成熟，旧式重商主义秩序已难以满足变化的国家利益。1830年到1840年间，英国人发现，由于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落后地区日益不愿进口英国纺织品。此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英国是唯一的工业经济体，也是唯一一个高水平制成品出口国，却无法维持贸易顺差。[34]英国政府亟需为日益成熟的制造业寻找出路，基于贸易自由化的新秩序呼之欲出。到19世纪中期，对很多英国人而言，自由贸易似乎已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首先，自由贸易意味着英国能自由地在世界市场出售廉价商品；其次，自由贸易意味着英国能以低廉价格购买落后国家的原材料，而落后国家则用赚来的钱购买英国制成品。[35]

1846年是英国重商主义落幕的标志性年份。在这一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开始实施自由贸易改革。随后，英国将这一国内政策逐步推进，成为流行的国际经济秩序。1860年，英国同法国签订《英法通商条约》，也称《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英法两国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互减商品关税。在签约过程中，英国作出较大让步，最终打通了英国制成品进入法国市场的通道。1863年，英国對法国的产品出口增加一倍。随后，英国又和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36]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把自由贸易原则推广到欧洲大部分国家，欧洲成为英国商品自由进出的场所。

即便称这一时期为自由国际秩序，强制也是该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国需要贸易机会与特权，追求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如果有落后国家不愿给予，英国或用外交威胁，或用军事武力，用皇家海军发射的“24磅重的炮弹之道德力量”，用坚船利炮迫使诸国就范。为了商业安全，干预成为必要手段。[37]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秩序为英国制造业赢得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从1848年到1870年的二十多年间，英国向土耳其、中东、亚洲及澳大利亚的出口直线上升。英国与遥远地域及落后地区的贸易额足足增加了六倍。[38]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业已建立。

不过，这一秩序是短暂的。吉尔平指出，从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到19世纪70年代，典型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时代持续不到30年。此后，欧洲再次提高保护性关税。[39]随着制造业步入相对衰落阶段，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开始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国家利益。

英国制造业衰落与金融自由化秩序

英国制造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40]在贸易自由化的秩序下，欧洲诸国制造业日益崛起。各国借鉴英国经验，推行保护主义，扶植本土产业，搭乘“自由贸易”便车，日益抢占英国市场。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使得英国成为相对容易被征服的市场，外国企业采用歧视性定价和其他商业手段来提升海外销售。英国工业产品面临美国高达57%的关税，外国制成品进入英国市场的比重日益提升。[41]英国海外竞争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和德国。美德制造业对英国的钢铁、工程和化学等产业构成极大威胁。即便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航运和煤炭业领域，德国也能够构成潜在威胁。[42]在传统产业领域，英国兰开夏郡棉纺工业面临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的压力。[43]在新兴工业领域，英国钢铁产品出口完全无法与棉纺业全盛时期相比，无法享有昔日棉纺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44]20世纪后，英国制造业颓势也未能扭转。如果将1900年英国工业化指数设定为100，1913年这一指数则下跌至2。[45]由于制造业衰落，英国出口增长明显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1913年至1929年期间，世界制成品贸易量以每年2.9%的速度增长，英国制成品出口则年均下降0.5%。[46]

制造业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衰落，在这一时期，英国金融业正日益崛起。制造业的衰落与金融业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生产权力和金融权力此消彼长。有学者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表现和盈利能力不应仅从制造业判断。伦敦金融城拥有银行、保险及无与伦比的资本市场，从未如此繁荣过。[47]和后来的美国金融业类似，英国金融业并不重视国内制造业投资，而更加仰仗贸易金融和海外投资。[48]美国莱斯大学历史学家马丁·威纳（Martin Wiener）发现，英国主流文化也在随之变迁。19世纪末的英国金融业日益疏远大多数本土制造业项目，“反工业情绪”日益明晰。[49]海外资产占英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850年的7%上升到1870年的14%；到1913年，这一比重高达32%。[50]作为英国金融中心的伦敦更是主要面向外部世界，而非北部制造业城市。“伦敦通常更关心墨西哥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英国内部的事情；更关心加拿大的罢工而不是威尔士的罢工。”[51]随着制造业的衰落与金融业的同步崛起，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心日益从贸易自由化转向金融自由化。

在制造业衰落的几十年，英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不断减退。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公平贸易者（fair traders）主要来自陷入困境的羊毛业、钢铁业及农业。他们主张对海外制成品征收高关税，对外国保护主义予以报复。公平交易者希望进行战略收缩，把重点放在加固大英帝国内部经济联系上，让英国产品在帝国自治领和殖民地享有优惠地位。[52]1903年，英国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引领了“关税改革运动”，发表《伯明翰宣言》，主张英国改变现有自由贸易制度，以帝国为单位设立关税，共同对抗外部压力。张伯伦指出：“当德国和美国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时，英国制造业将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中。”[53]为保护本土产业，英国需要团结广大殖民地和自治领，为建立帝国经济联盟做好准备。在“关税改革运动”的倡导者看来，只有一个经济上更加统一的大英帝国，才能让英国恢复主导地位。张伯伦的倡议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实质性推进。在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上，英国政府同自治领及殖民地签订了《进口关税法》（imported duties law），正式建立了排他性的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与帝国特惠制度相联系的是英镑区。英国希望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保持自身优势地位。渥太华会议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秩序收缩的顶峰，英国旗帜鲜明地回归到保护主义。

在制造业衰落的同时，英国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进程。金本位对国际金融的意义要比国际贸易更为重要，[54]英国推进金融自由化的重点就是在全球不断巩固金本位制度。金本位的实质就是英镑本位。国际货币研究学者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金本位制度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西欧处理国际货币事务的基础，到19世纪末普及到世界其他国家，这离不开英国的积极推动。[55]凯恩斯将英国比作“国际管弦乐的指挥”，其他国家央行唯英国马首是瞻，共同协调全球信贷。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讲：各国选择金本位不是金本位制度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英国多么了不起。[56]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美国、日本、俄国、阿根廷、奥匈帝国、墨西哥、巴西乃至泰国、印度等国家纷纷采用金本位制度。到1908年，只有中国和波斯不使用金本位结算。

与贸易自由化时期英国政府起到的主要作用不同，英国政府和金融业共同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转向金融自由化。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是伦敦最重要的银行，这些金融家把资金借贷给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并拒绝贷款给那些没有实行的国家。英国金融家甚至斥巨资去影响美国关于金本位制度的辩论，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半以上的资金，好让美元为进入金本位而积累足够储备。[57]为维护金本位，英国政府在危机期间积极救助。在19世紀90年代，英国巴林银行濒临破产，英格兰银行从法国及俄罗斯借贷大量黄金予以救助，扮演了金德尔伯格所谓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而英国内阁则承诺为英格兰银行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5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维护金融利益，英国政府力图高估英镑，恢复金本位。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指出，如果英镑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信赖的，不仅大英帝国，乃至欧洲都可能使用美元，而非英镑。这对英国是一大不幸。[59]事实上，高估英镑意味着物价水平高企，兰开夏纺织品出口商竞争力下降，英国制造随之陷入困境，但英国政府仍旧坚持这一政策。因为即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任由英镑贬值，国际金融业务的减少也会让英国及其金融集团遭受巨大损失。英国金融利益集团战胜了制造业部门。[60]

制造业的衰落让英国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有了迥然不同的看法。此时英国政府需要维护金融而非生产的结构性权力。尽管英国制造业衰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凭借占据世界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仍是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同时还是世界政治中的债权人而非债务人。[61]随着制造业衰落，金融业成为主导产业，英国享有优势的结构性权力，国家利益也随之变化，对国际经济秩序塑造的重心亦随之调整，逐步从贸易自由化过渡到金融自由化。英国塑造的国际经济秩序由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曼彻斯特秩序”转变成以金融业为代表的“伦敦金融城秩序”。

崛起的美国制造业与复兴的自由贸易秩序

20世纪中期，崛起的美国团结盟国一道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果我们梳理这一秩序的“前世今生”，不难发现，它和英国主导的秩序有很多相似之处。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制造业处于成长阶段的美国通过保护主义实践，隔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竞争压力，推动本土制造业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制造业处于成熟阶段的美国推动了一个侧重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秩序；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制造业日益衰落的美国则日益侧重将金融自由化纳入国际经济秩序。

和英国的经历类似，美国在制造业成长时期，也通过高关税等重商主义实践保护本土产业。美国政府和企业成为保护主义运动的先锋，美国曾在1883年、1890年、1894年、1897年四次增加关税。[62]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00年，美国关税税率大致维持在40%～50%之间。[6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仍高达44%。[64]阿瑞基指出，重商主义有外向型与内向型两种变体。外向型重商主义是英国模式，模仿荷兰人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展开国家构建，打造世界范围的商业帝国；内向型重商主义是法国模式，着力建设国民经济，实现自给自足。[65]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凭借自身庞大市场体量，美国对工业采取高关税的重商主义更接近法国模式，以重商主义的国内秩序来抵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冲击。

高关税的重商主义实践让美国制造业度过成长期，带动本土制造业迅速发展。从进口制成品所占美国市场份额变化来看，美国制造业成就可见一斑。1869年，进口制成品占美国市场份额为14%；到1909年，这一比重降至6%。1869年，几乎每个美国制造业部门都有10%左右的产品依靠进口；而到1909年，这一比重降至5%。在这一时期，美国钢铁业取得的成效尤为明显，进口品占市场的比重从12%下降为1.5%。[66]在20世纪前三十年，世界制成品贸易增长低于产出增长速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世界产出和收入增长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美国。较其他工业国，美国更能自给自足，因而拉低了世界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67]在重商主义实践下，美国制造业逐步成熟。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经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大幅提高了关税。这是美国制造业步入成熟期的最后一次重商主义举措，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抵触和报复。美国政府发现此时再实施高关税已得不偿失。

当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日渐坍塌，崛起的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以服务自身利益。随着美国转变为大规模制成品出口国，其制成品易受到英国特惠关税及其他歧视性贸易安排的影响。美国领导人认识到，如果无法进入海外市场，其逐渐增长的工业效率可能被抵消。[68]曾大力支持自由贸易的英国工业界，则在面对美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商时缺乏自信。对任何试图改变保护体系和特惠体制的倡议，英国人都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69]旧秩序已被撼动，新秩序需要建立。基于国内强大的制造业，美国将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推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进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中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

20世纪30年代，上任后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背离了他早期推崇的经济民族主义。罗斯福的支持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制造商和劳工发现，他们可以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获益。美国领导人和制造业联手推翻了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制造业的支持下，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通过。[70]这一法案授权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将任何一项美国关税降低50%。到了1939年，美国已签署21项贸易协定，削减近千种关税。[71]美国逐步开放国内市场，以换取庞大海外市场。

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制造业有了很大发展。很多工业订单集中在重工业产品领域，如机械、卡车、拖拉机、电子设备等。如果没有外部市场，战争驱动的制造业将在战后面临需求不足的困境。早在1941年，一项对美国经济学会的调查表明，80%的学会会员预测战后会出现经济萧条；1945年初的民调显示，68%的美国民众相信战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7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政府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点放在贸易自由化上。制造业的兴起让美国在世界政治的生产领域具备权力优势。美国决策者认为，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会影响汇率稳定，进而冲击自由贸易，只有牺牲金融自由化才能保全贸易自由化的秩序。[73]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需要克服两大阻力，一是来自曾是自由贸易旗手的大英帝国，二是来自美国金融集团。

就外部阻力而言，美国需要打破英国帝国特惠制以推动自由贸易。英国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自由贸易会对帝国经济体造成毁灭性影响。英国的印度和缅甸事务大臣利奥波德·艾默里（Leopold Amery）宣称，宁要希特勒的秩序，也不要美国人的自由贸易。[7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试图以经济援助来实现目标。早在1941年《大西洋宪章》签署时，美国就尝试结束英国帝国特惠制，敦促英国取消国际贸易中所有歧视性待遇，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75]为获得美国援助和贷款，英国人对此虚与委蛇，敷衍了事。在1947年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代表威廉·克莱顿（William Clayton）获得很大授权，将美国关税削减至1945年水平的50%。美国代表团认为如此一来，即便无法完全取消帝国特惠制，至少足以取消特惠制中对美国出口的主要障碍。尽管英国仍固执己见，但谈判结果使贸易自由化有了良好开端。[76]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指出：“就我记忆所及，这是美国市场第一次向欧洲开放。”[77]美国用开放的国内市场，不断侵蚀英国对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贸易特权，推动了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出现。

就内部阻力而言，美国政府需要平衡国内金融集团压力。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制造商积极支持美国进行跨国资本管制，制造商和金融家利益并不一致。[78]事实上，纽约银行家以及英格兰银行都对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新国际机构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国际金融秩序应由私人来构建，而非由政府主导。他们也坚决抵制政府限制资本自由流动。[79]他们甚至以贷款为诱惑积极争取英国政府，来反对美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提议。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则希望成立新的机构以作为主权政府而非代表私人金融利益的工具，其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将高利贷贷款者驱逐出国际金融的殿堂。[80]美国政府依靠国内制造业集团，将贸易自由化成果不断推进。摩根索向底特律工业界许诺，如果布雷顿森林协定得以通过，美国汽车工业可获得一个长期稳定的、每年超过100万辆汽车出口的市场。工业组织大会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为美国工人创造5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81]1945年，工业组织大会（代表600多万工人）、汽车和飞机工人联合会、美国紡织工人联合会、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等主要劳工组织都支持延长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82]美国政府联合步入成熟期的制造业，重塑战后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国际贸易组织，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为世界主要贸易组织。这是一个以多边主义为基础，贯彻全面或普遍互惠原则的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大地降低了贸易壁垒，促进了自由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半开放市场”，即在保证商品自由流动的同时，抑制资本自由流动。1945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条款、1957年的《罗马条约》以及1961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资本自由化条款均保护各国管制资本的权力。美国缔造的新秩序复兴了自由贸易，该秩序允许私人资本为贸易融资或为生产性投资而转移资金，但其他跨国资金流动则被禁止，这是典型的“金融抑制”。[83]有记者评论，（战后）贸易扩张的“黄金时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管理资本流动的制度是如此不自由。[84]

在1955年，时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宣称：对通用汽车好的就是对美国好。在美国制造业成熟时期，这一说法有着积极意义。美国在世界生产领域的权力优势让美国积极复兴自由贸易秩序。正如此前“曼彻斯特秩序”成为国际秩序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代表贸易自由化的“底特律秩序”开始主导国际经济秩序。

衰落的美国制造业与新自由主义秩序

吉尔平观察到，在20世纪70年代，新的保护主义导致了配额、政府补贴等大量非关税壁垒的形成。[85]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战后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经济秩序遭受冲击。而这一时期，美国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潮流，逐渐将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海外。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岗位数量、经济占比、就业占比持续下滑。与美国制造业衰落相伴相生的是金融业崛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制造业衰落，美国经济出现了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趋势。福特汽车原本以制造业起家，而现在该公司的主要收入却源自给买车者提供贷款。和福特一样，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等制造商也纷纷拓展金融业务，使来自金融业的利润变成公司主要收入来源。[86]随着制造业的衰落与金融业的崛起，金融利润占企业总利润的比重不断上升。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为2.8%；20世纪80年代末，金融部门的利润增至企业利润总额的26%；到2001年，金融部门利润更是达到企业总利润的46%；2000年后直至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业利润均值占企业总利润的32%。[87]

如果说制造业依赖于美国实体经济和本土繁荣，那么金融业则更重视虚拟经济与海外市场。制造业衰落时期的美国企业更重视股票市场涨跌而非企业投资。美国大公司获得了丰厚利润，但仅将一小部分利润用于国内投资，而将41%的利润用于发放股息，53%的利润用于回购公司股票。[88]美国企业将关注重点放在海外，“无厂模式”日益盛行。有评论指出，美国逐渐失去了制造业。华尔街将工作外包，偏爱短期解决方案。在离岸外包方面，美国金融业已变成最具侵略性的产业。[89]

和英国在19世纪末经历“去工业化”潮流一样，伴随制造业衰落，美国国内开始了新一轮政治经济调整，即旨在推进自由化、私有化并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运动”。在国际层面，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之对应，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衰落的制造业和崛起的金融业改变了美国国家利益。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是一家大型对冲基金，注册资金仅23亿美元，却拥有约900亿美元资产。在1998年破产之际，美国政府筹集35亿美元对其进行救助。[90]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也斥巨资拯救陷入困境的金融业，积极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相关举措并非旨在提供国际公共品，而是基于金融自由化及稳定的金融秩序和其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考虑。

从国内层面看，随着制造业衰落，美国工人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依附于证券市场，其养老金、医疗保险甚至工资日益与金融业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可避免给普通民众经济生活带来消极影响。[91]推进金融自由化与稳定金融秩序不仅可以服务资本集团，在去工业化背景下，美国劳工也日益和金融自由化利益逐渐绑定。

从国际层面看，在制造业衰落之际，推进金融自由化让美国既获得了财富，也提升了权力。首先，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美国在面临贸易逆差时从海外获得资金。1971年，美国进口大于出口，自八十多年来首次出现贸易赤字，成为制造业衰落的预兆。美国决策者认识到，他们可以利用开放的、自由的国际金融体系，鼓励外国人为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融资。金融自由化被用以弥补制造业衰落带来的困难。[92]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彼得·高恩（Peter Gowan）指出，美国越来越依赖金融市场，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填补低储蓄造成的空缺，使经济继续繁荣。如果这些资金终止或者回流，美国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将暴露无遗，由此会带来灾难性后果。[93]

其次，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美国获得新的权力杠杆。“资本自由流動”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一项核心政策。国际货币和金融存在“三元悖论”（impossible trinity），即流动资本、固定汇率以及自主的货币政策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在三项政策目标里选择两项。不同国家在面临“三元悖论”时，可作出的选择存在很大差异。而凭借市场体量与金融优势，美国在“三元悖论”中甚至能三者兼得，更好地维护金融安全。[94]美国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华尔街金融人才储备充足，金融部门管理技能娴熟。金融自由化不仅为美国带来丰厚的利益，还为美国左右他国政治经济打开了方便之门。即使金融自由化存在风险，作为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帝国，美国抗风险能力也远远强于不发达国家，各方承担的风险与收益并不对称。[95]因此，在制造业衰退之际，生产权力和金融权力此消彼长，金融自由化提升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

伴随制造业衰退，美国从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秩序中撤退，其立场转变为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1966年到1986年间，工业国家非关税壁垒逐渐上升，美国从36.4%上升到45%；欧洲从20.8%上升到54.1%；日本从31.4%上升到43.5%。[96]新的保护主义模式开始出现，各国不断提升贸易的技术和环境标准，用双边谈判代替多边谈判。如果说1934年的贸易法案强调“自由贸易”与“互惠贸易”，制造业陷入衰退的美国则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5年公布贸易新战略，日益强调“公平贸易”。[97]在1986年签署的美日半导体协议中，美国甚至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五年内实现帮助美国半导体占据20%日本市场份额的目标。[98]从1993年开始，美国积极和日本磋商，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结果导向的贸易（results-oriented）、有管理的贸易（managed trade），要求美国产品占有日本市场份额。[99]制造业陷入衰退的美国根据变化的国家利益，成为国际秩序的修订者。

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将金融自由化纳入“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强烈建议放松国际金融管制。[100]管制具有网络效应，没有美国协作和参与，其他国家的资本管制就难以实现。1972年，欧洲和日本建议与美国一起重新加强资本管制，但这一提议遭到美国拒绝。相反，美国强调支持金融自由化。1973年3月，针对美元投机风潮，十国集团召开紧急会议，引入了浮动汇率制。走向更为市场化的浮动汇率是美国放松金融管制的必然结果。[101]1974年，美国政府对资本的管制全部解除；1979年，英国也随之解除了延续40余年的资本管制，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追随。金融自由化遂成为世界潮流，成为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由于美国不再参与对资本跨国流动的管制，其他国家的资本管制变得越来越无效。

美国随即将金融自由化推广到拉美、亚洲以及苏联、东欧。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致力于说服东亚和东南亚结束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打开亚洲金融市场。[102]国际组织成为美国推动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推手。世界贸易组织在1997年12月达成有关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受到冲击的各国对国际金融开放大门。时任俄罗斯央行行长的谢尔盖·杜比宁（Sergei Dubinin）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让我们打开资本账户。当我们照做了，基金组织的官员又说开放必须是全面的、自由的、没有限制的。”[103]

随着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推进，美国从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中获益颇丰，包括收购海外资产，获得外逃资金等。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以后，第三世界国家企业纷纷倒闭，让美国金融公司并购海外企业的机会增加了三分之一。有一半的倒闭企业被美国金融公司所收购，剩下一半由与美国有着广泛业务联系的欧洲金融公司收购。[104]此外，在危机期间，美国获得大量的资金流入。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中，拉美国家资金大量流出。阿根廷流出153亿美元，墨西哥流出327亿美元，委内瑞拉流出108亿美元，而美国则成为直接受益者。这些资金流入英美金融市场，增强了英美资金流动性，降低了利率，给英美金融市场带来良好影响。[105]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海外投资者涌向美国，纷纷购买美国国债，使得美国政府借款成本进一步降低。[106]随着制造业走向衰落，美国逐渐改变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点。冠之以“自由国际秩序”之名的国际经济秩序，其重点已从贸易自由化日趋转变为金融自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经常被人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随着美国制造业衰落，这个说法变成了：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底特律秩序”变成了“华尔街秩序”。

结语与讨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秩序也在调整演进。笔者从大国制造业兴衰探寻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驱动力。随着制造业步入成长、成熟再到衰落的不同阶段，历史上的英美两国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以重商主义、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周期性演进。我们从秩序演进的历史脉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制造业衰落使美国成为冲击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策源地。大国制造业兴衰重塑国家利益，进而影响国际经济秩序。衰落的制造业让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从生产转向金融，其国家利益随之改变，对现行秩序的态度也相应转变。随着制造业衰落，美国政府和学界所宣称的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变成其在世界政治中对抗他国的托词。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国以一己之力阻止其核心机制运行，不断削弱既有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核心价值。历史上的美国曾是重商主义秩序的拥护者，也是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推动者，其态度变化和本土制造业在世界政治中的兴衰密不可分。和历史上的英国类似，衰落的制造业让美国转变为推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并冲击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消极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如制造业无法摆脱困境，美国很可能成为持续冲击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沖击贸易自由化秩序的策源地。

其次，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固守金融自由化教条的美国制造业复兴前景黯淡。当前美国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消极态度是有选择性的。制造业的衰落与金融业的崛起让美国在削弱贸易自由化秩序的同时，积极构建金融自由化秩序。从2016年开始，美国政府将“重振制造业”作为重要战略，并提出“制造业回流”的口号。2022年，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签署《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强化芯片制造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甚至不惜滥用国家权力，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试图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断链，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割裂全球市场。为推进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美国曾积极推动乃至胁迫他国开放金融市场，从中获得丰厚回报。而今金融自由化秩序却对美国制造业复兴构成严重障碍。随着金融自由化推进，一百年前的英国和当前的美国都面临着同一问题，即可以“用脚投票”的流动资本削弱了国家自主性。跨国流动资本更重视短期利益，忽视生产性投资、漠视民众生活改善、罔顾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制造业短期利润低、见效慢，因而推动制造业发展需要长远计划和长期努力。在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国际秩序下，美国制造业复兴面临暗淡前景。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秩序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很大冲击，尤其是频繁遭遇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年均遭遇金融危机的国家超过十个。从1980年起，有三分之二的成员国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些国家甚至经历了不止一次。[107]随着制造业衰落，美国蓄意削弱贸易自由化而强化金融自由化，这一秩序调整对其自身制造业和世界繁荣都构成了负面影响。

最后，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正在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在制造业衰落之际重回保护主义；而在同一时期，制造业走向成熟的美国则成为贸易自由化秩序的推动者和维护者。随着世界制造中心转移，中国制造业日益走向成熟。2023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全球第一；同时，中国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不断升级，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逐渐占据技术与产业高地。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中国能更好承担大国责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中国积极向世界开放市场，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并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014年，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贸易扩大了，各国都受益。世界市场缩小了，对各国都没有好处。我们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108]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维护不仅符合国家利益，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受益。当前，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成为多个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当发展中国家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停滞不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面临萎缩时，对中国的出口却增加了。这源于中国技术与产业升级，中国所需中间制成品随之升级，带动了各国制造业升级，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以贸易自由化为重心，维护国际秩序，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交汇点。中国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捍卫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中国积极维护的国际经济秩序不是“曼彻斯特秩序”，也不是“底特律秩序”，而是真正体现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国际经济秩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美经贸竞争背景下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风险及对策研究”和上海市曙光计划“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国际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BGJ030、19SG11）

注释

[1]R. Jervis et al.， “Introduction，“ in R. Jervis  （eds.）， Chaos in the Liberal Order： The Trump Presidenc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9.

[2]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43（4）.

[3]C. Layne， “The US-Chinese Power Shift and the End of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94（1）.

[4]J.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 36（2）.

[5]J. Kirshner， “Keynes，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Crisi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999， 6（3）.

[6]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3页。

[7]C. Duncombe and T. Dunne， “After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94（1）.

[8]J. Morrison， “Before Hegemony： Adam Smith，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Era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2， 66（3）.

[9][100]J. Chwieroth， Capital Ideas： The IMF and the Rise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2， p. 141.

[10]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11]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12][62][65]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3、347、168页。

[13]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14]R. Mukherjee， Ascending Order： Rising Powers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6.

[15]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9页。

[16]乔纳森·科什纳：《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权力》，江涛、白云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17][39][85]羅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5、217、242页。

[18]S.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World Politics， 1976， 28（3）.

[19]C.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306-307.

[20]黄琪轩：《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

[2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5～28页。

[22]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34页。

[23][25]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1、232页。

[24]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9页。

[26]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9页。

[27]D. Ormrod， The Rise of Commercial Empires：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650-17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7.

[28][30][41]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0、163、201頁。

[29]P. O‘Brien， “The Geopolitics of a Global Industry： Eurasian Divergence and the Mechanization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England， “ in G. Riello and P. Parthasarathi （eds.）， The Spinning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Cotton Textiles， 1200-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55-356.

[31]R. Price， British Society 1680-1880： Dynamism， Containment and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9.

[32][33][3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现代化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48、131、65页。

[35][3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张晓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59页。

[36]张红：《英帝国史（第六卷）：英帝国的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37]M. Lynn， “British Policy， Trade，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 in A.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8.

[40][48]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袁明旭、朱天飚译，长春：吉林出版社集团，2009年，第72、76页。

[42]D. Aldcroft， “Introduction：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in D. Aldcroft （ed.），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ndustry and Foreign Competition， 1875-1914，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8， p. 30.

[43]M. Rose， Firms， Networks and Business Values：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tton Industries Since 17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73.

[44][46][67]R. C. O. Matthews， C. H. Feinstein and J. Odling-Sme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856-1973： The Post-War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452-453， p. 467， p. 467.

[45]P.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82， 11（2）.

[47]T. Kemp， Industrial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80.

[49]马丁·威纳：《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王章辉、吴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8页。

[50]M. Edelstein， “Foreign Investment， Accumulation and Empire， 1860-1914，“ in R. Floud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ume 2. Economic Maturity， 1860-19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91.

[51][58][61]尤瑟夫·凯西斯：《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年）》，陈晗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74、89、71頁。

[52]P. Cain，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British Overseas Expansion 1815-1914， London： Macmillan， 1980， p. 47.

[53]A.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6.

[54][56][57][77]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5、33、246页。

[55][60]巴里·艾森格林：《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麻勇爱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42、60～61页。

[59]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358页。

[63]G. Walton and H. Rockof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Mason： South-Western， 2010， p. 179.

[64]P.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40.

[66]R. Lipsey， “U.S. Foreign Trade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1800-1913，“ in S. Enger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25.

[68][69][76][80][81]理查德·加德纳：《英镑美元外交》，符荆捷、王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64、354～365、105、160页。

[70][82]D. Irwin， “From Smoot-Hawley to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Changing the Course of U.S. Trade Policy in the 1930s，“ in M. Bordo （eds.），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326， p. 349.

[71]M. Bailey， J. Goldstein and B. Weingast，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 Politics， Coal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1997， 49（3）.

[72]R. Wood， From Marshall Plan to Debt Crisis：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Choices in the World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34-35.

[73][78][79][84][92][101]E. Helleiner， State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76， pp. 43-44， p. 39， p. 207， p. 202， pp. 102-111.

[74]W. Louis， “American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5， 61（3）.

[75]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符荆捷、陈盈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83][91][93][102][105][107]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77、172、130、49～56、67页。

[86]G. 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

[87]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重构美国经济规则》，张昕海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46～47页。

[88]W. Lazonick and J. Shin， Predatory Value Extraction： How the Looting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Became the U.S. Norm and How Sustainable Prosperity Can Be Restor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3.

[89]L. Weiss， America Inc.：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08.

[90]大卫·科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刘仁营、刘元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26页。

[94]黄琪轩：《资本项目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政治》，《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5期。

[95]J. Kirshner，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J. Kirshner （ed.），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3.

[96]R. Behboodi， Industrial Subsidies and Friction in World Trade： Trade Policies or Trade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37.

[97][98]J. Kunkel， America‘s Trade Policy Towards Japan： Demanding Resul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32， p. 6.

[99]R. Uriu， Clinton and Japan： The Impact of Revisionism on U.S. Trade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

[103]P. Desai， Conversations on Russia： Reform from Yeltsin to Pu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9.

[104]T. Dang and R. Stone， “Multinational Banks and IMF Condition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1， 65（2）.

[106]B.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

[108]《習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全文）》，2014年11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11/16/content_2779370.htm。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