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视野下的海会寺——从明清士绅活动来谈
《山西青年》杂志2017年13期
作者：李赵丹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海会寺是阳城地方著名的佛寺，又曾在明清时期于寺内开办书院。佛寺与书院这双重身份使海会寺辐射出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海会寺作为地方上的公共空间，从文化空间角度来说，在当地既承载着属于宗教的神圣力量，又作为文化象征而存在。从物理空间的角度来说，为地方教化提供场所。传统社会中的士绅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能动阶层，通过操弄宗教符号与意义来达成国家与民众互动交接点，他们通过对海会寺的捐赠来争夺地方权力。
海会寺；公共空间；文化；士绅
海会寺，位于今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大桥村西，临近陈廷敬故居皇城相府与郭峪古城，是享誉三晋的古寺，曾受唐昭宗和宋太宗的赐额。后周显德三年(955年)《大周泽州阳城县龙泉禅院记》载：“代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昭宗皇帝李晔“遂降敕文”，赐额于‘龙泉禅院’。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赵光义又‘敕赐海会寺为额’”。故又名“龙泉禅院”。
对于“公共空间”的定义，学界有多种不同的界定。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更适合分析佛寺空间。他认为“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务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海会寺作为两次被皇帝赐额的佛寺，得到官方支持的宗教的神圣力量加以书院的开办，使其能够足够开放，并且为公共事务的解决提供合适的场所。从定义来看，海会寺足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共空间。
明清时期，海会寺在寺内开办书院，以新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海会寺不仅是乡民祈福消灾的首选，更是乡民走向入仕道路的第一阶梯。海会寺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又兼具有书院及佛寺两重身份，既为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的活动提供场所，又以其自身的影响力为阳城地方社会的教化等公共事务做出贡献。
一、“文化空间”：地方文化的象征
海会寺除了本身神秘的宗教力量，它如何成为当地的文化象征更值得我们去探究。海会寺能够成为当地文化象征的符号源于书院的开办。这一书院又称海会别院，别名“藐山方丈”。“藐山”是明末吏部尚书张慎言的号，这四字也是张慎言在此讲学期间亲笔题写。王国光、陈廷敬、田六善等高官皆是从海会寺读书从仕。他们官居高位之后，虽在各地入职，但还是对在海会寺读书的生活有所怀念，留有文字诗篇。现在流传下来的文字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诗篇。既有对读书生活的万千怀念，如白胤谦的《题龙泉旧读书处》，更是烦忧缠身时难得的归属之地。张慎言就在游览时有“高僧话色空，顿觉襟怀放”的感慨。白胤谦在儿子去世后来到此地，想起同在海会寺的情景更是徒生感慨：“梦中还故刹，父子乐相将。”他们对海会寺的情感羁绊在读书经历的基础上衍生出多种形态。
海会寺将他们的诗篇整理或拓为碑刻存于寺中，成为海会寺的文化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学子前来读书学习。正是这样的吸引力才使得拥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补充进来，对于海会寺的归属感成为一种无形的纽带，一端是渴望成才的读书人，另一端是已然成功的榜样，这样无形的情感关联的不断循环所给予的向上的力量，造就了明清时期“盖天下人才所出”的现象。
除了对读书人的吸引力，海会寺还为当地文人组织定期诗社活动提供了场所，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樊南诗社”、“梅花诗社”、“七逸老人诗社”。诗社活动和前人后人的诗词附和，更是彰显出士人圈层中长时段的文化影响力。海会寺还作为招待官宦文人、设宴款待之处。阳城尹王士廉在寺内摆宴招待僚属和文人，席间吟诗作对，有诗篇留存。无论是诗社还是聚会款待都是士人加深联系的手段，士人通过这样的交往在当地的文化层占据有一席之地，而作为这种联系发生的载体的海会寺则成为当地的文化象征。
二、“物理空间”：地方教化的舞台
海会寺物理空间的展现包括建筑空间中承载的神圣的宗教力量，也是公共空间定义中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可以容纳共鸣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意见的场所。
儒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要求就是要教化万民，即所谓的“美教化，移风俗”。士人作为地方社会的精英人物，自然承担着地方教化的责任。士人阶层作为官民之间的中介，他们的教化宣传更容易被民众接受。同时海会寺的宗教性使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教化功能，这与士人的教化作用殊途同归，而他们也愿意借助佛寺，来教化世俗、宣扬美德。“是以人犹睥睨慑息，矫其不善而勉于善，是佛也者。所以助圣教之所不及也，无佛氏是无圣人也。”正认为佛教具有如此功能，士绅才乐于利用其中的内容来进行教化。
劝善教化是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代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报应论同样适用于佛教与儒学。由于乡里社会中乡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抽象的文字劝解无法理解。所以采取的教化方式主要是民间劝善和宗教劝善所刻印传播的劝善书，劝善书也就是以民众通俗易懂的图文，以鬼神的扬善惩恶为主题、宣扬为善弃恶思想的小册子。劝善教化的特点便是教化的世俗化。
海会寺是当地具有象征性权威的场所，而口耳相传、情节生动、现场感强烈的民间故事是民众对宗教教义及神明信仰的准则理解和接受的最直接途径。正像韩明士所说：“在和神祇打交道时，至少大部分中国人把它们当成真实生命，他们讲述神灵故事时，经常说他们对曾发生过的事情信之不疑——当然偶尔也有其他情形——因而也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也是士人阶层乐于借助佛寺的神话传说进行劝善教化的考量之处。乡村社会里或以口口相传的神明故事，或以文字形式出现的功过格等，都是借助海会寺的神圣力量进行劝善教化的形式。海会寺的“物理空间”属性为这一切提供可能性。
三、“公共空间”隐藏的权力争夺
佛寺的兴废与佛寺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明清两代对寺产有很大的限制，很少的佛寺拥有自己的土地、山林。基于这样状况，捐赠也就成为维持佛寺经济的支柱。由于国家与地方的分离，“佛寺的捐赠几乎完全是局限于县级中上层士绅的一种地方性的实践。”由于佛教与政权保持一定的距离，佛教寺院既是士绅聚集的公共场所，也是古代中国理想的公共性的场所。士绅在寺院交流讨论本区域内的共同话题，大量信息和不同意见在此汇聚，士绅在交流中产生共识，结成紧密联系，士绅社会逐渐在无形中形成。
海会寺现存的碑刻记录着士人捐赠的记录：“太宗太保使部尚书王国光施银五两，户部郎中王道施银三两……”明清时期，士人开始将精力投入本地的地方事务，利用自身经济文化优势施加影响。并借助“象征性资本”即通过捐赠的方式获得善的名声，为获取地方权力积累资本。佛寺作为一种特别的投资对象，因为从王权的角度来看，佛寺出离于朝廷硬性权力管辖的范畴，而从地方的角度来看，佛寺并未被强制要求承担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义务。实际上，它不同于以强制的国家权力为支撑的力量，而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信仰力量。无法进入国家政权的士人给予海会寺更多的捐赠来获取权威或者说借助这种力量，同时在这一公共领域内向地方民众展示自己的能力，这也为他们带来了社会荣誉和声望。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地方权威的判定主要是通过职业、知识能力、财产、社会威望等方面进行考量。成功的地方权威获得者或者说是乡村领袖，是自身魅力与社会资本的结合。并且，士人阶层都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们能够在乡村社会里立足，依靠的不仅仅是士人的身份和家族财富，更需要切切实实为地方村社做出符合自己身份的贡献，捐赠就成为他们的选择，而海会寺的文化象征地位使得它更容易成为捐赠的对象。王铭铭先生将佛寺看做一种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至关重要的象征权威。他认为“地方神”尽管是想象世界中的，但却是一个社区的超自然权力；而民间神庙尽管是象征性的权威，但却填补了官方权威中心和社区中的家户之间的空间，是表述家族中家户的共同利益的渠道。
总的来说，从宗教角度而言，海会寺是当地香火旺盛的大庙，得两次赐额，具有很高的威望。从文化角度而言，它又是当地人心中读书人平步青云的通道，也是文化传承多年的象征。士绅对其的捐赠，为传播他们善的名声提供了助力。这不仅是指当地士绅，已经步入仕途的官员虽只能在外地任职，这样的捐赠虽然不能为他们增添实际的权力，但他的家族还处于乡村社会中，时刻接收着捐赠的反馈。再者，等他们功成身退回乡养老时，便能因此更有威望。而那些未能取得政治权利的生员们，将更快更有效的看到捐赠行为带来的好处，无论是个人道德品质还是自身能力影响力都有所提高，更容易在公共事务中崭露头角。实际上，“公共空间”的捐赠行为实质上是对地方权力的一种争夺。
四、结语
“公共空间”视野下的海会寺，从文化空间和物理空间进行分析。通过士绅的活动来呈现海会寺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辐射作用，既包括其宗教的神秘力量的作用，又有文化象征的显性力量，将普通民众与地方精英均囊括在自身的影响力之下。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教化才能发挥出更强有力的作用。深藏在“公共空间”下的文化软实力的争夺，更是将“公共空间”与权力争夺纳入探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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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赵丹(1993-)，女，山西晋城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5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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