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北伐山戎”之前辽西走廊的民族分布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4期 作者：王冉冉 王海
[摘要]齐桓公“北伐山戎”是春秋以降华夏族势力大举进入并最终掌控辽西走廊的重大事件。北伐前，走廊域内的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其大致分布情况为：山戎已由西拉木伦河流域南迁至滦河中上游一带的山地丘陵区，东胡则进入、兴起于前地；屠何活动于黄土丘陵区的老哈河、牤牛河流域；貉（貊）主要分布于医巫闾山东西之大小凌河流域；孤竹、令支可能以滦河下游为界，主要活动于燕山以南的滨海平原地带。大致厘清各族（国）的分布情况，将对先秦、秦汉时期东北亚民族史、边疆史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
[关键词]北伐山戎；辽西走廊；民族分布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志码]A
远在新石器时代，辽西走廊便凭借其独特的区位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诸多人群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并造就了今日兴隆洼、红山、小河沿等著名考古学文化，特别是以今赤峰、朝阳为中心的红山文化，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1]8087青铜时代的辽西走廊（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辽西区”）留存下诸如夏家店下层、魏营子、夏家店上层、凌河等考古学文化。它们之间既有文化因素的传承，也有相互的交流，勾勒出走廊地域夏至战国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2]许多学者在对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频繁地将其与文献记载的上古时期活动在东北亚的某些民族相联系。如，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族属，有燕亳、孤竹说，有易氏说，先燕或古燕说，先商文化说等多种观点；[3]有关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主要有东胡说（1）、山戎说（2）。考古学领域的青铜时代，很大程度与历史上的商周时期密切相关。从华夏民族视角看，自西周初年“召公”受封，燕国便开始在与辽西等地土著民族的交往中不断扩展疆域，其势力逐渐进入并最终掌控辽西走廊。另一方面，早在燕国势力进入前，辽西走廊域内就有山戎、东胡、俞（渝）、嵎夷、肃慎、伊虑、屠何等诸多土著民族。[4]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与以燕国为代表的华夏民族的交往对于辽西走廊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齐桓公“北伐山戎”堪称其时走廊社会民族交往的代表事件，而“北伐山戎”之前走廊域内的民族分布情况，则成为相关研究工作的前提。
一、山戎在走廊域内的分布
司馬迁回顾春秋时的北方民族关系时说：
燕北有东胡、山戎。[5]2883
春秋战国时期，东胡、山戎的确是走廊域内除华夏族之外最重要的民族势力。探讨春秋战国辽西走廊民族关系，主要是探讨华夏族与山戎、东胡间的关系。东胡、山戎虽在司马迁的笔下并提，两者的兴起与繁盛却存在时代早晚之别。《史记·五帝本纪》载：
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5]431（3）
至少自虞舜时代开始，山戎已成为活动在华夏族势力范围以北的重要民族。相比之下，东胡在史书中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晚至西周初。《逸周书·王会》曰：
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独鹿邛邛，距虚，善走也。孤竹距虚。不令支玄模。不屠何青能。东胡黄罴。山戎菽。[6]933939
最迟从西周初年始，东胡与山戎已成为东北亚域内两个不同的民族。不过，最先兴盛起来的应是山戎，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山戎更加悠久的历史和更为厚重的底蕴。（4）
山戎与东胡在所处年代上有一定重合，因此搞清两者间的关系，特别是同时代各自的活动地域是非常重要的。汉代以降，学者多认为山戎与后世的鲜卑关系密切。如，服虔曰：“山戎、北狄，盖今鲜卑。”[5]1488韦昭也说：“山戎，今之鲜卑。”[7]233鲜卑大概是由秦末汉初从东胡民族中衍生而来，即“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8]2985如此，山戎应算是东胡之先了。目前，仍有学者持类似观点，如田继周先生曾说：“夏家店上层文化，一般认为是属于周时的肃慎、山戎和东胡的文化。而这几个族称，又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的称谓”，又进一步指出：“山戎，从字面上讲，是居于山区的戎人，当时被视为北戎的一部分，战国以后就被称之为东胡了。”[9]388，390
苗威先生指出，这种说法一面混淆了“古山戎”与周代山戎的区别，另一面也将周代的山戎与同时代的东胡混为一谈了。周代的东胡应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人，若说东胡在地域上是古山戎的继承者，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若说东胡与古山戎有某种（不是全部）血统关系，也无不可；但是，周代的山戎与东胡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文化上、血统上，并非一回事。[10]
对于“周代的东胡应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人”的观点虽值得商榷，但东胡是所谓“古山戎”“地域上”的“继承者”和两者间具有“某种血统关系”的判断，是值得关注的。从延续时间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很可能与山戎有关。据研究，将该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上下限确定在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是较为合适的。[11]68当时，东胡与山戎虽已并存，但山戎的势力远大于东胡。林沄先生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无疑是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无论如何，山戎在春秋初最强大，是没有问题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正与之相符。”[12]393394在东胡强盛的战国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要因素已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碰撞、交融中消失了。要指出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北而南渐进迁移的。有学者认为，西周前，该文化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之后渡河而南，春秋以前到达燕山北麓地区。[13]5354虽然某些具体看法尚可商榷，但所指出这种时空变化却值得肯定。如果该文化的主体确实曾在春秋以前抵达燕山北麓地区，则意味着其初兴之地——西拉木伦河流域（包括老哈河中下游），很可能成为其他民族迁徙、生存、发展的空间。
关于春秋时期山戎在今燕山北麓的主要活动范围，孙进己先生认为，“在今大凌河流域”，并进一步指出，“山戎的西南应为孤竹和燕，山戎之西为无终，山戎之北当以努鲁儿虎山及老哈河上游与东胡为邻，山戎之东应为秽貊”。[14]187另有学者认为，从考古学文化区别来看，努鲁尔虎山是山戎与东胡的分界，努鲁尔虎山以西属山戎文化区，以东属东胡文化区。[15]511513
“在今大凌河流域”的看法或可商榷，“努鲁尔虎山以西”的观点相对含糊，但它注意到“努鲁儿虎山（及老哈河上游）”，这个在辽西走廊民族布局中十分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是值得肯定的。王立新先生在探讨“辽西区”夏至战国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演进等问题时，开篇也曾提到努鲁儿虎山：“区内以东北—西南走向的努鲁儿虎山为界，可分为东西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西区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东区地貌多为平川和低矮的丘陵”。[2]
在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的努鲁儿虎山以西，可进一步细分为七老图山与老哈河上游一线西南侧的山地区，楔形地域和其以北更加宽广的黄土丘陵区；在以平川和低矮的丘陵地貌为主的努鲁儿虎山以东，可进一步细分为大、小凌河及青龙河、六股河中上游流域的低矮丘陵区，上述河流与滦河下游流域平川区。[16]七老图山与老哈河上游一线西南侧的山地区，主要指滦河上中游流域。这片地域山脉纵横、河流密布、沟谷交错、林木繁茂，是“辽西区”内最适宜“居于山区的戎人”，即山戎生息繁衍的地方。在承德平泉县东南沟[17]、滦平县苘子沟[18]40发现先秦墓葬，不少学者认为是山戎遗存。（5）两处墓葬地处滦河中上游流域。林沄先生说：“旧说一般认为孤竹在河北卢龙，令支在河北迁安，均在燕国之东，今滦河下游。由滦河上溯，从今天的喜峰口越过燕山，正进入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区。”[12]394此处先生虽未明言，但所谓“由滦河上溯，从今天的喜峰口越过燕山”，“进入”的应是春秋时期山戎的主要活动地区，即今滦河中上游流域，与承德地区大致相当。（6）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在粗放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加大畜牧、狩猎业比重，最终形成的一种农、牧、猎混合型经济形态支撑下的定居人群遗存。（中国古代北方“戎”族社会经济形态正与此类似。）这已为多数学者认同。但是，西辽河流域在西周至春秋，气候的冷干化以及森林面积的大量减少，至少不利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农耕与狩猎。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上层文化人群很可能南迁至低纬度、相对暖湿且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地区，走廊山地丘陵区（主要是滦河中上游流域）正符合其外在条件。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南移，与数百年后乌桓、鲜卑大规模南下相比，具有相似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背景，可算是辽西走廊见证的时代更早的民族迁徙。
二、屠何、貉（貊）、东胡在走廊域内的分布
關于东胡的主要活动范围，认为努鲁儿虎山“以东属于东胡文化区”的观点或许并不正确。这里的“地貌多为平川和低矮的丘陵”，虽在生态环境方面适合东胡繁衍（如，东汉著名的“辽西乌桓”便主要活动于此），但从文献和考古方面看，春秋时期（至少桓公北伐之前）东胡的主体很可能并不活动于此。《管子·小匡》列举桓公功绩，说：
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19]126
桓公“北伐”，不仅击败山戎及其盟国泠（令）支、孤竹，收到以“九夷”为代表的“海滨诸侯，莫不来服”的效果，还一并击败、征服以屠何、胡貉为代表的“骑寇”。
《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载，两汉曾在走廊域内设“徒河”县，西汉隶属于辽西郡、东汉改隶辽东属国。“徒河”县邑所在学界尚存分歧，不过，该县辖境大致位于今锦州地区（包括锦西，即葫芦岛地区）应无大谬。汉代“徒河”县应和先秦“屠何”古族密切相关。金岳先生认为，西周“屠何”乃夏商“土方”后裔，“土方”发源地在两“土河”流域，即今老哈河、牤牛河（包括其注大凌河下游至入海）流域。而“屠何”在东周为山戎、“东胡”，屠何、山戎被齐桓公所破后，在春秋时出现东胡，东胡乃屠何后裔。[20]“屠何”是源自两“土河”流域的夏商“土方”后裔，相关论证令人信服。不过，春秋时的东胡不一定是西周屠何的后裔，而东胡也并不是在春秋时才出现。据《逸周书·王会》载，早在西周初，屠何与东胡已并存。可以肯定，东胡与屠何的关系较为紧密。《管子·小匡》所谓“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将“屠何”与“胡”“貉”一并视为“骑寇”。此处的“胡”便是《王会》中的“东胡”。“屠何”在被桓公击破后，某种程度上融入“东胡”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败胡貉，破屠何”中的“貉”也不应忽视。在古人眼中，“貉”通“貊”。（7）前引《史记·五帝本纪》，有“北山戎、发、息慎”。《左传·昭公九年》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21]1308林沄先生指出，“亳”是“发”“貊”的同音异写。[22]刘子敏先生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考证认为，周武王所说的“亳”即虞舜时代北方的“发”，亦即后来的“貊”，“貊”分为“辽东之貊”“辽西之貊”，其分布区域东自今朝鲜清川江北岸、西抵今医巫闾山西麓附近。[23]
周宣王时，朝廷册封“韩侯”为一方之“伯”，管理包括“貊”在内的东北亚诸族。《诗·大雅·韩奕》有言：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24]572
关于这位“韩侯”，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曾有涉及。如，对分布在大小凌河流域、延续到战国中期，考古学文化中所谓的“十二台营子类型”，林沄先生认为，这类遗存加上更东地区的相似遗存，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国文献中常提到的“貉（或作貊）”。《诗经·韩奕》中提到一位“韩侯”，……这位貊地的霸主，他的都城和部众的遗存，正应该在大小凌河及更东地区去探索。……《墨子》一再提到“燕、代、胡、貉”，《荀子》《晏子春秋》《管子》也都“胡、貉”兼举。可见在燕国以北不能只考虑有胡，而忽略貉的存在。[12]390
据刘子敏先生的研究，这位被周宣王册封于追（秽）貊之地的“韩侯”，其都“韩城”应位于今辽宁阜新或北镇一带。[25]正位于走廊东端分界的医巫闾山东西两麓。
综上，在桓公北伐前，努鲁儿虎山“以东”可能并不“属于东胡文化区”，至少不是“东胡文化区”的主体。究其原因，当时努鲁儿虎山东西两侧的今牤牛河、老哈河（两“土河”）流域，应属于夏商“土方”后裔“屠何”的主要活动地区。在“屠何”活动地域以东、以南，即今医巫闾山东西两侧的大小凌河（至少是中下游）流域，应属于“貊（貉）”的活动范围。貊于西周后期强大，可能占据了原本为屠何控制的今大凌河中下游一带。那此时“东胡文化区”的主体位于何处？前述山戎主体南下燕山北麓（今滦河中上游流域）之后，其初兴之地——西拉木伦河流域（或包括老哈河中下游），很可能成为其他民族发展、壮大的舞台。东胡初兴起之地或在于此。（8）
三、孤竹、令支在走廊域内的分布
在桓公北伐前，努鲁儿虎山“以东”不止分布有屠何与貊。在“辽西区”诸多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魏营子文化占有重要地位。据研究，其年代上限为殷墟二期左右，下限大体不晚于两周之际；大致分布范围，东抵医巫闾山，东南到海，南不过燕山，西北达努鲁儿虎山左近，大小凌河流域是中心分布区。[26]魏营子文化的兴起早于可能是山戎遗存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在西周时期，两者基本上并行发展。
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在商周“北海”（今渤海）沿岸，活动着一个重要封国——孤竹。《史记·伯夷列传》说：
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隐》按：“其传”概《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5]21222123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可见“竹”字（如，《殷墟文字乙编》4525、《海外甲骨录遗》507），有些可能是“孤竹”省称；孤竹国统治者被称为“竹侯”（如，《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2114、《甲骨文合集》3324）。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河北卢龙、辽宁喀左发现可能与商代孤竹国有关的墓葬[27]38、遗址[28]和青铜器窖藏[29]。特别是喀左出土的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的铜罍（意即“孤竹君亚微为其父名叫丁的所作铜罍”），[30]对学术研究、历史文化传承等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孤竹是商代的同姓诸侯国”。[31]
商周鼎革后，孤竹归附周王朝。据《逸周书·王会》载，孤竹国曾向成王进贡“距虚”，以示臣服。然而，最晚从春秋开始，孤竹就不再顺服周的统治。它与令支等方国一道，成为山戎的盟国。山戎“病燕”且“越燕而伐齐”，最终，“（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来服。”[32]233此后，孤竹不见史载。关于孤竹国的地域范围，也多有学者研究。有人划定得较为具体，认为其“西起今河北省的迁安、卢龙县；沿渤海北岸，东抵辽宁省的兴城县；北达北票、敖汉南部”，[30]“南起今河北省唐山市东郊、南滦县（笔者注：应为滦南县）、乐亭，东至昌黎、抚远（笔者注：应为抚宁）、秦皇岛，北已伸延到了辽宁省西南部”。[33]有人划定得相对笼统，认为“今河北省东北部到辽宁省西南部的部分地区，都归属于它”。[34]还有人进行动态分析，认为“开始定居在今辽宁朝阳地区……商代中叶，孤竹国进入中期，立足于燕山南麓广阔的平原和丘陵地区，并在滦河流域建立都城。……（西周时）已经沦为幽燕地区的小国，其疆域缩限到大约今天的河北唐山、秦皇岛地区”。[35]彭邦炯先生认为，“竹国的范围就在以今卢龙为中心的河北东部到辽西一带广大地方。”[36]189李学勤先生的看法则审慎得多，认为“在古人心目中，孤竹指北方的广阔地域，不限于今卢龙的孤竹城。在这此意义上，孤竹之器出在辽宁喀左，是容易理解的。”[31]
总之，商周孤竹国的延续时间与活动地域，与考古学所见魏营子文化的年代和分布范围有很大重合性。或正因此，有学者“推断魏营子文化可能是孤竹遗存”。[4]看来，至少在桓公北伐前，努鲁儿虎山“以东”的大小凌河流域，曾是孤竹族（国）活动地区。
前文有言，在桓公北伐前，大小凌河（至少中下游）流域应属“貊（貉）”人活動范围，此处又说曾是孤竹族（国）活动地区，岂不自相矛盾？实则不然。需强调的是，据《管子·小匡》记载，在春秋时华夏民族眼中，“（山）戎”“孤竹”“泠支”与“（东）胡”“貉（貊）”“屠何”可能不属同一族系，前者似乎与东（北）部沿海地带的所谓“九夷”的关系更加密切，后者应是典型的“骑寇”，即活动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林沄先生曾指出：史称之“戎狄”，至少是东北部的戎狄，仍属东亚蒙古人种范畴，和史称为“胡”的匈奴以及史称为“东胡”的鲜卑、契丹，在人种上是有区别的。而且，先秦文献中也总是把胡和戎狄并举，以示有别。因此，我们切不可相信汉代以来的史家们把戎狄和胡混为一谈的说法，以免干扰考古学的实事求是的探索。[12]394
在商周辽西走廊域内，“九夷”族系与“骑寇”民族间的交往不容忽视。如，孤竹作为商代同姓诸侯国，应在当时走廊域内居于相对突出的地位。表现在活动地域上，可能同时占有走廊山地丘陵区域内的今大、小凌河（至少中上游）流域和滨海平原区域内的今滦河下游某些地区。然而，到西周春秋时，随着同姓宗主的陨落，孤竹在走廊域内的地位势必大大下降，原来活动在走廊北部和其以远地带的“骑寇”民族有可能大举南下，占据原属孤竹的某些地域，如大、小凌河流域。（9）考古学文化上所谓“十二台营子类型”或是“骑寇”民族中的一支，即“貉（貊）”，南下开辟活动疆域时留下的遗存。
与孤竹相比，“令支”活动于辽西走廊的时间似乎要更早些。据《路史》记载：
成汤之初，析之离支，是为孤竹。
注曰：“离支，即零支，元年三月丙寅封。”[37]
若《史记索隐》和《路史·注》有关孤竹、离（令）支受封时间的记载符合史实，则表明两国同时受到商朝册封。从商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看，“令支”确是当时方国，卜辞、金文中代表方国族氏徽识的“纟令”字，可释为“令纟”[38]，即上古文献中所说“（不）令支（泠支、离支、令疵、离枝、零支）”。不过，从“析之离支，是为孤竹”的语意看，孤竹封域应从“离支”活动地区内析分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受封为殷商方国前，“离支”便已活动在今渤海沿岸地带。
关于“令支”活动地域，后世文献中留下些相关记载。《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条有：
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
注引应劭曰：“故伯夷国，今有孤竹城。令音铃。”[39]1625
另据《水经·濡水注》载：
濡水又东南流迳令支县故城东，王莽之令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辽西郡令支隶焉。[40]346
《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汉辽西郡下辖“令支”县邑定在今迁安市以西的滦河西岸，将“孤竹城”定在滦河以东的卢龙县西南。[41]2728若《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种判断属实，是否可做如下推测：在商初册封前，令支活动在今滦河下游东西两岸一带。成汤册封时，“析之离支，是为孤竹”，或是以滦河下游河道为界，以东归属孤竹、以西仍归属令支。
当然，以上推测仅涉及令支、孤竹两族（国）在走廊滨海平原区域内，今滦河下游流域的活动范围，至于令支、孤竹在滨海平原区活动的西界、东界，还有在走廊山地丘陵区活动的北界，有待相关资料充实后考证。
综上，齐桓公“北伐山戎”前，辽西走廊域内分布着山戎、东胡、屠何、貊（貉）、孤竹、令支等民族或方国。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考古学代表的山戎因生态环境变化，由西拉木伦河流域南下至滦河中上游一带的山地丘陵区，主要活动于今承德地区。东胡则借机南下，于山戎故地发展壮大，夏商“土方”后裔屠何分布在东胡以南，黄土丘陵区域内的老哈河、牤牛河流域，两者以今赤峰地区为主要活动地域。貊（貉）大致活动于努鲁儿虎山以东，医巫闾山东西两侧的大、小凌河流域，相当于今朝阳、锦州、阜新等地。孤竹、令支主要分布于走廊南部的滨河平原，可能以滦河下游河道为界，孤竹以今秦皇岛及葫芦岛地区、令支以今唐山地区为主要活动地域。另，桓公北伐前的走廊域内不止有上述诸族活动，还有肃慎、伊虑、俞等族群，但有些（如肃慎、伊虑）早在春秋前既已迁出，[42]有些（如分布在大凌河流域的俞、嵎夷）势力较为微弱，难以在日后的走廊民族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
齐桓公“北伐山戎”之前辽西走廊民族分布示意图
[注释]
（1）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有靳枫毅先生.参见《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上）》.考古学报，1982（4）；《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1987（2）.孙进己先生，参见《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191.
（2）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有朱永刚先生.参见《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26.林沄先生.参见《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林沄学术文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93394.
（3）《大戴礼记·五帝德》亦载有此事，曰：“南抚交趾、大教，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黄怀信主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卷7）·五帝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762765.
（4）有学者认为，“远古之时的山戎、发、息慎是我国东北地区的三大原始族群，其中的山戎分布于辽西地区（亦即燕地），发（即亳、貊）主要分布于辽东地区，而肃慎则在长白山（古不咸山）之北”，并且进一步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应当是‘古山戎文化。之所以在山戎之前加个‘古字，是为了与周初至战国时代的山戎相区别”。（苗威.山戎、东胡考辨[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所谓“古山戎文化”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尚待日后进一步研究。远古之时“山戎分布于辽西地区（亦即燕地）”的观点却应予以重视.
（5）如，林沄先生便持此观点.参见《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林沄学术文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393.
（6）清代学者段长基在《历代沿革表》中认为：“直隶承德府，即雍正元年熱河厅旧境，古为山戎，北齐库莫奚地，隋唐并为奚地.”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M].“山戎菽”条“集注”之“陈逢衡云”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85，936940.
（7）如，《经籍纂诂·陌韵》：“《孟子》：大貉小貉.《谷梁传》作大貊小貊.”《诗·大雅·皇矣》“貉其德音”陆德明释文“貉，本又作貊”.《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九》“貉人犯法”胡三省注“貉与貊同”.
（8）从桓公北伐的结果看，山戎、屠何等民族应受到十分沉重的打击，此后便一蹶不振，逐渐分散融合到其他民族中.相比之下，东胡受到的打击要轻得多，不仅没有伤及元气，反而在战国时变得异常强盛.这或与当时东胡主要活动地域相对远离燕山腹地和渤海沿岸地带有关，西拉木伦河流域恰好符合这样的民族地理分布.
（9）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既已见到“土方”对活动在今燕山地带的孤竹、子幽、子渔等商朝封国的侵扰.参见金岳.东胡源于土方考[J].民族研究，1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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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献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