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一、《史记》记载辨正

关于齐桓公即位，《史记·齐世家》云：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1]1485-1486

现有的相关史书基本采取了这一说法，被人们普遍信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公子小白是齐国卿大夫最初想要迎立的国君，具有“正统”的继承人身份；二、鲁国误以为公子小白已死，所以公子纠回国较晚，是护送他的鲁国队伍有所懈怠之故。

如司马迁自述，其撰写《史记》，是想要继承《春秋》的传统的，因此他对《春秋》非常重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取法《春秋》和《左传》。然而，对比《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我们却发现上面的叙述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齐鲁蔇之盟。《春秋》云：

九年春，齐人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2]75-76

《左传》云：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九年春，雍廪杀无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齐无君也。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2]75-76

《春秋》明载“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左传》更特意说明是在雍廪杀无知之后，“齐无君”的情况下，司马迁却遗漏了这一点，实在是“不应该”。更何况，这次盟会其实非常关键，直接关系到了当时齐国国君的继承问题。虽然《左传》没有记载，但《谷梁传》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大夫弑其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九年春，齐人杀无知。无知之挈，失嫌也。称人以杀大夫，杀有罪也。公及齐大夫盟于暨。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无君也。盟，纳子纠也。不日，其盟渝也。当齐无君，制在公矣。当可纳而不纳，故恶内也。夏，公伐齐，纳纠。当可纳而不纳，齐变而后伐，故乾时之战不讳败，恶内也。齐小白入于齐。大夫出奔反，以好曰归。齐公孙无知弑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小白不让公子纠，先入，又杀之于鲁，故曰“齐小白入于齐”，恶之也。秋七月丁酉，葬齐襄公。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外不言取，言取，病内也。取，易辞也，犹曰取其子纠而杀之云尔。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以千乘之鲁而不能存子纠，以公为病矣。(加粗部分为经文)[3]166-170

这段记载与《史记》所言恰恰相反：一、“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公子纠才是齐人首先想要迎立的对象，具有“正统”的继承人身份。二、公子纠回国晚是因为公子纠正处于鲁国控制之中，鲁国“当可纳而不纳”。钟文烝《补注》云：“贾逵、服虔以为齐大夫来迎子纠，公不亟遣而盟以要之，齐人归迎小白，此谷梁家相承说也。”[3]167

不止谷梁家如此说，《国语·齐语》韦昭注云：

桓公，齐太公之后、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无常，鲍叔牙曰：“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孙无知杀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奉公子纠奔鲁。齐人杀无知，逆子纠于鲁，庄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齐大夫归逆小白于莒。庄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4]221-222

除了在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出奔的时间上有点出入外，韦昭的说法与《谷梁传》如出一辙。《公羊传》于“齐小白入于齐”下云：“曷为以国氏？当国也。其言入何？簒辞也。”[5]2230既然说“篡辞也”，显然也认为公子纠才是“正统”的继承人，而公子小白即位实乃篡国！更有甚者，《管子·大匡》引“或曰”说公子纠已经践位，但是“国人”召公子小白，于是公子小白入国，驱逐了公子纠之后自立为君：

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纠践位，国人召小白。鲍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鲍叔乃为前驱，遂入国，逐公子纠。管仲射小白中钩。管仲与公子纠、召忽遂走鲁。桓公践位，鲁伐齐，纳公子纠而不能。[6]345-346

当然，《管子》的这一记载颇有不实之处：一则除此之外的所有说法都只说公子小白是“先入”，而没有提及“逐公子纠”；二则公孙无知早年“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嫡)”[2]75，是对君位有威胁的，但襄公即位之后也只是“绌之”而不是逐之，公子小白早年默默无闻，以理推之，当更无被逐的可能；三则《管子》之书本身就存在较大争议，遑论所引“或曰”？但尽管如此，这也体现出记录者以公子纠而非公子小白为正统的历史观。

综观上述材料，仅《史记》一家认为公子小白乃“正统”，外此诸家，《谷梁传》《公羊传》、韦昭、《管子》所引“或曰”等，均以公子纠为“正统”而非小白。而《史记》遗漏了齐鲁蔇之盟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此事的记载显然是不全面的。因此，真正的史实当如《谷梁传》所说，公子纠才是齐人最初想要迎立的目标，只是因为鲁国控制了公子纠而“盟以要之”，齐人才转而迎立了公子小白。

二、嫡长子继承制对国、高二氏的影响

究其实质，两种观点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是否记载了蔇之盟。那么，代表齐国参加盟会的是谁呢？是谁决定迎立公子纠但最终又转而迎立小白呢？笔者认为就是高氏和国氏。桓公即位后，“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4]229。桓公给予国、高二氏的待遇，几与自己并驾齐驱，若非其实力、势力强大到足以影响全局，恐怕不会如此。又《左传》载管仲之言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杜预注云：“国子、高子，天子所命为齐守臣，皆上卿也。”[2]103国、高二氏还是天子所命的“守臣”。《左传》云：“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2]166故所谓“守臣”，其职责是“守宗庙”，这无疑与“宗子”相似。国、高二氏均为姜姓后裔，受封为“守臣”，在齐国宗室内部的地位当属最高一级。当公孙无知弑襄公、雍廪杀无知之时，齐国无君，能代表齐国与鲁国会盟于蔇的，必是二氏无疑，且尤以高傒为最有可能，《史记》便称小白乃“高傒立之”。

从立嫡立长的角度来说，在襄公被弑之后，年长的公子纠也更具备继承资格，钟文烝云：“纠与小白皆僖公庶子，而纠为长。襄无嗣子，立庶弟宜立长者，故齐人迎纠。”[3]169《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2]291又昭公二十年王子朝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2]375这正是“立适(嫡)以长不以贤”[5]2197的制度保障。王国维论周代创制，以立子立嫡之制为首，说：“故天子、诸侯世。……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弥天下之争。”[7]12-13而除此之外，嫡长子继承制也是诸侯“独立”的重要保障，是诸侯脱离王室掌控、大夫脱离诸侯掌控的重要砝码。蔡先金说：

分封制与嫡长子继承制结合,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为诸侯国日益渐趋相对独立状态创造滋长的温床。封建之后,周王朝没有干预诸侯国立君位的权利,因为此权利已被嫡长子继承制这条礼制剥夺,也是一种“异化”现象。[8]

因此，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虽然“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但“春秋时期各国均采纳了嫡长子继承制，只是在实际的君位传承中由于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以及他国干预等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各种‘变例’”[9]。嫡长子继承制，正是诸侯所要竭力维护的。

但事实上，嫡长子继承制在春秋初期并不稳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殷商大家族制度在当时诸侯国中还有遗留与影响。《史记·吴世家》载：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十七年，王余祭卒，弟余眜立。……四年，王余眜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眜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眜之子僚为王。[1]1449-1461

乍看起来，似乎这段记载只是说明季札兄弟尊敬父亲、互相友爱，都是贤明的人。但读到此处，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了吴国先祖太伯让位给季历之事，《史记》载：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1]1445

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伯、仲二兄让位于季弟，简直如出一辙！王国维云：“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7]3王国维以王季、武王、周公之立为殷商制度之遗，可谓确论，其时周制未定，自当以殷制为准。然以之论季札兄弟之事，恐怕也未尝不可。通观诸侯世系，早期的诸侯国虽然大体上遵循了嫡长子继承制，但亦不乏兄终弟及之事，其间有无嗣、内乱等原因，也有纯粹的相让相及。“一继一及，鲁之常也。”[1]1532而秦国，自襄公至穆公凡九世，其中兄终弟及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以次子立者一人(襄公)，以孙立者二人(宪公、出子)，嫡庶不明者一人(文公)，明确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国并未成为定制”[10]99。可见殷商大家族制度的遗留及其影响。

另一方面，中央王室也对诸侯国嫡长子继承制进行了干预和打压。根据历史明载，周天子有两次主动破坏了诸侯国的嫡长子继承制：

(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1]1481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1]1527-1528

蔡先金认为，宣王伐鲁是通过干涉鲁国继承人的身份来加强对诸侯的控制，这一说法是非常深刻的[8]。如前所引蔡先金之论，嫡长子继承制是诸侯国保持独立、脱离中央掌控的重要砝码，严重破坏了“大一统”的局面，这必然要遭到中央王朝的干预和打压。而这也正是夷王烹齐哀公、宣王立戏的深层原因。

综上所述，嫡长子继承制是周室赖以纲纪天下的基本制度，也是诸侯保持独立、脱离王室控制的重要砝码，是诸侯所极力维护的一项制度。正是因此，作为“宗室”的国、高二氏，首先想到的就是迎立年长的公子纠，而不是小白。但是，由于其时嫡长子继承制尚不稳固，还保留了部分的殷商大家族制度，同时也受到中央王室的干预和打压，国家的政权很大程度上还是归属于齐王宗室而不是某一个人。春秋时期，“国人”逐君、弑君、易位之事数见不鲜，正是这一制度情况的真实反映。因此，当鲁国的要求过于损害齐国的整体利益时，作为“守臣”的国、高二氏，自然应当以“宗庙”的利益为主，转而选择公子小白。

三、结语

班固《司马迁传赞》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1]2738自汉儒如此评价过后，后人多以“实录”称赞《史记》。然而，司马迁《报任安书》自述其志云：“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1]2735其最终目的，是想要“成一家之言”，而不是记载古今历史。梁启超云：“《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12]18张大可云：“司马迁的所谓‘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就是指他要继承诸子文化，像诸子那样自我立说，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13]46高振铎甚至认为，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新产生的一个学派，即史家”[14]。今人对这一问题多有探讨，虽未必是定论，但《史记》具有鲜明的子学特征，则是毋庸置疑的。

齐桓公原本并不具有“正统”的继承人身份，但经过司马迁的“春秋笔法”，却成了再正统不过的继承人。单单就这一点来说，不仅仅是司马迁对这位“春秋首霸”的“尊王攘夷”之功业的表彰，更体现出司马迁在君主“正统”观念上尊贤而不固执嫡长的思想。因此，本文对齐桓公即位过程的考证，虽然否定了《史记》的个别记载，但并非要否定《史记》的价值，而是要强调在“实录”这样的史料价值之外，《史记》还具有更多、更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