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的成功之道
《群众》杂志 2018年18期 作者：彭安玉
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大潮以磅礴之势席卷华夏大地，而首开其端、率先拉开各国改革序幕的则是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实行的改革。
齐国是西周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其国境在今天山东省的北部，南以泰山与鲁分界，北至黄河。齐国初封之时，这片土地碱性很大，人少民贫。姜太公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逐渐成为雄踞山东半岛的大国。然而，传至春秋初年襄公时，齐国却迅速衰败了。齐桓公执政后，为了扭转中衰、称霸天下，他接受鲍叔牙的建议，果断起用与他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管仲改革的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改革行政制度，“叁其国而伍其鄙”。把国都以内地区分成工乡3个，商乡3个，士乡15个，分别安置工、商、士；将郊外广大乡村分为5属，集中居住农民。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不得随意迁徙，职业世袭。地方各级官吏由国君直接任免，统一执行国君政令。这一改革举措强化了国君对直属领地的控制。第二，改革人才制度，“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管仲冲破世卿世禄旧制的束缚，唯才是举，向齐桓公推荐了地位卑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五杰”担任要职，如宁戚原来就是一个给人喂马的奴仆。规定人人都有推举人才的义务，不管被荐者后来表现优劣，推荐者都只有奖励而无罪罚，甚至兴师动众派人出去大招天下贤士，以为齐用。管仲还推出一套包括官长选拔、桓公面试、实践考察在内的人才选拔制度--“三选”法。选拔制度的改革使得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国家机构，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第三，改革军事制度，“作内政而寄军令”。管仲把民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起来，平时是民政组织，战时是作战单位，寓兵于民，军政合一。这一改革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第四，改革土地租税制度，“相地而衰征”。管仲改革地租制度，根据土地的肥瘠好坏，实行差等征收。具体做法有二，一是“均地分力”，二是“与之分货”。“均地分力”就是打破公田（徭役田）与私田的界限，把公田直接分给农户耕种（均地），实行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分力）。此举大大激发了耕者的劳动热情，以至“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与之分货”就是按照土地质量测定粮食产量，把一部分收获物交给土地所有者，其余部分归生产者支配。上缴部分与留下部分各占一半，即什伍租率。由于分租比例固定，多产多得，故耕者为增加产量自然会“尽力”劳作。第五，鼓励境外贸易，“毋亡宾旅”“毋遏籴”。商人出身的管仲，深知商品流通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出任齐相后，在致力发展国内贸易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发展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境外贸易，实行比国内贸易更为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为鼓励境外贸易，管仲减免了鱼、盐商税，在生活上给客商提供优惠待遇，将便利商旅和减轻商税列入盟约，还适时调整商品价格和数量，创立盐铁专卖制度，并善于运用“轻重”理论，调节商品价格，防止暴涨暴跌。第六，改变国与国之间的敌视政策，“亲邻国”“安四邻”。管仲用重礼聘赠诸侯，划正疆界；归还从前侵夺的别国土地；不接受别国奉献的资财；缓和外交关系；主持公道正义，抑强扶弱，等等。
管仲改革，使一度衰败的齐国再次崛起，重新成为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东方大国。齐桓公以其强大的实力作后盾，在称霸的道路上迈出了有力的步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齐桓公以东方集团国家盟主的资格，“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多次主持会盟，在实际上代替了周天子对华夏诸国的领导地位。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鲁、郑、宋、卫、许、曹诸国君主，周襄王派宰孔与会，并让宰孔分给齐桓公祭祖的祭肉，且免桓公下拜之礼，体现了对齐桓公的特别尊敬和对齐桓公霸主地位的特别认可。在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上，齐桓公推行“尊王攘夷”的战略，保卫了华夏先进的文明。春秋初年，与周室日趋衰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北方戎、狄势力不断强大。戎人频繁南下，灭邢国、卫国，横行于黄河以北，骚扰中原农耕文明区，对华夏文明构成极大威胁。与北戎相呼应，地处南方的楚国也勃然兴起，灭申、息、邓，降服蔡国，侵凌郑国，锋芒直指中原。当时中原形势危急，“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齐国在管仲的主持下厉行改革，迅速崛起，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保卫华夏文明的重任。齐桓公在南北两个方向上都发动了”攘夷“战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援燕、救邢、存卫、伐楚、安周。在齐桓公执政的43年中，齐桓公依靠管仲改革所形成的强大国力，逐渐把黄河流域的诸侯联合起来，成功保卫了华夏先进文明。后来，孔子也承认：“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他还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作为春秋初期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管仲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此，齐国上下乃至他国无不心悦诚服。鉴于管仲主持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效，齐桓公不仅“委国以听之”，尊之为“仲父”，而且从经济上重重给以酬谢，如夺伯氏骈邑三百转赐管仲，使管仲成为一个收入不菲的食邑主，而且被夺者伯氏竟没有怨言。不仅如此，当时齐国市场税收的一部分也赐给管仲，仅此一项收入，管仲就富比公室。像管仲这样人无怨言，人不以为他生活奢侈，而又得以善终者，是多么的难得！管仲改革何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我认为以下方面值得重視。
获得齐桓公的信任和支持是管仲改革成功最为重要的外部条件。中国古代改革者以生命维护的改革，其成功与否，与最高统治者对改革的态度有着紧密的关系。正是在这一关键性条件上，管仲改革获得了齐桓公自始至终的全力支持。打开《国语》可以看到，每当齐桓公在兴国安邦上遇到难题，就请教管仲。当时君臣的对话即使在今天，也能让人们感受到那种亲密无间的信任关系。齐桓公爱田猎，好酒色，自己也知道有不少毛病，但他豁达大度，不记前怨，不拘贵贱，对管仲破格录用，委以重任，推诚相见，是很难得的。齐桓公曾说：“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之有舟楫也。”在君臣相处的40年中，相互之间不猜疑，真正做到知而用之，用而任之，任而信之，其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起用一个几乎送了自己性命的政敌为相，而且不听谗言，40年间君臣始终合作愉快，齐桓公有着多大的肚量、多么清醒的头脑！管仲有这么一位始终如一支持自己改革的国君，改革自然迅捷而顺利。
团结、坚强的改革领导集团是管仲改革得心应手的重要保证。管仲原是齐桓公政敌公子纠的辅臣，差点就射杀了桓公。而齐桓公原来的辅臣鲍叔牙却向齐桓公力荐管仲为相，自己甘居管仲之下，为齐大夫。鲍叔牙力荐管仲为相，自己却甘当助手，这种感人肺腑、流传千古的“管鲍之交”，是推进改革的最高领导集团融洽和谐的折射。由这样一些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领导集体所推行的改革，首先就排除了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执和内讧。管仲相齐后，又推荐了“五杰”，再加上原齐大夫高氏、国氏、鲍叔牙，诚可谓人才济济，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
一支清正廉洁、办事干练的官吏队伍是管仲推进改革的重要依靠力量。用贤人不用庸人，用君子不用小人，进而把正确的用人原则上升为严格的选官制度，这就为各项改革、整顿措施的贯彻执行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当时的齐国，为官者多积极进取，建樹政绩，不急功近利，凡事立足长远。他们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落实国家的各项改革措施，并将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及时反馈到最高决策层。有这么一支认真推行改革新政的优秀官吏队伍，改革怎能不势如破竹？在古代官场，跑官、要官者众，齐桓公就曾为“官少而索者众”苦恼不已。面对跑官、要官者，管仲异常清醒地奉劝齐桓公“无听左右之请，因能而授禄，录功而与官”，要使无能之辈“莫敢索官”。管仲还特别提醒齐桓公高度警惕身边的小人，说这些人如同寄身于神社木中的“社鼠”，火熏则毁木，不熏又极为难，是治国之大患。管仲作为一个大改革家，在用人问题上把关甚严，这就使得小人势力在管仲有生之年一直未能得势，未能对改革形成威胁，这不能不说是管仲的过人之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道理：吏治的清廉与改革的成功有着十分紧密的因果关系，推进改革千万不能忽视整肃吏治。任人唯亲，治吏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改革必将层层受阻，处处遇“红灯”。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管仲改革的重要指导原则。管仲为相后，因时制宜，对齐国原有制度中合乎时宜者择而用之，不合时宜者则创制新法以行之。在改革过程中，注意因地制宜，使改革“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努力把改革与百姓期盼结合起来，一致起来，使改革顺民所欲，予民实惠。改革切合国情，顺乎民意，是这次改革给后人的重要启示。
尽量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是管仲改革获得巨大成功的又一奥秘。管仲深刻认识到穿衣吃饭是最实际的人生头等大事，“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所以十分重视物质生产，非常强调五谷六畜之事。在对经济社会的调控中，他也十分看重经济手段。《管子》一书中记载了不少“商战”的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出身的管仲对经济手段运用的娴熟。相传鲁、梁两国常常与齐国发生冲突，齐比之为“蜂螫”。这一直是齐桓公头疼不已的事情。当齐桓公就这一问题向管仲请教时，管仲早已胸有成竹。他对齐桓公说，“鲁、梁有织绨的习俗，您带头穿绨，并下令左右大臣也穿绨，如此一来，百姓就会争相仿效。齐国绨衣流行，形成很大的市场需求。而您再下一令，禁止齐人织绨，必须向鲁、梁购买”。桓公依计而行。与此同时，管仲用高价向鲁、梁购绨。鲁、梁之君诱于厚利，竞相教民织绨。一段时间后，鲁、梁之民无不丢下农活忙于织绨，到了“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的疯狂地步。管仲说：“鲁、梁可下矣！”一时尚未醒悟过来的齐桓公忙问：“奈何？”管仲回答说：“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桓公一一照办。又过了一段时间，“鲁、梁之民，饿馁相及”，两国君主匆忙“令其民去绨修农”，但“谷不可以三月而得”，结果鲁、梁谷价暴涨，而齐国因抓了农业，粮食供应充裕，米价不及鲁、梁十分之一。可是齐国严禁粮食外流。为了活命，鲁、梁之民纷纷涌入齐国，不长的时间里，“归齐者十分之六”。经此折腾，鲁、梁元气大伤，第三年，相继向齐“请服”。征服鲁、梁，不费一兵一卒，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这场商战中，齐给诸侯以小利，却为本国取得了大利，深谙取予之道的管仲，就是这样以“商战”达到了“兵战”所达不到的目的。
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为齐国改革耗尽心血的一代改革家管仲去世。桓公派上卿高氏主办其丧事，殡葬从厚，生前食邑全部交与其子，令世为大夫。管仲为齐相40年，半生“名利福禄”，善其终，且子孙得其荫庇。作为齐国改革的主持人，管仲的改革功在国家，又造福于民，赢得了上下左右一致的尊敬和赞誉。就管仲改革及其巨大影响而言，春秋初年这场率先发生于齐国而且持续了40年之久的改革，可以说是春秋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唯实杂志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