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齐文化研究的新突破——评《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
《管子学刊》2016年2期 作者：李金玲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展示博士后优秀研究成果，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设立《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代表博士后人员最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著作，全额资助出版。2015年6月，来自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评审专家，对第四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进行评审。专家们从通过初选的124部书稿中，最终评选出44部优秀学术成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郭丽博士的专著《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获得第四批《文库》的资助，于2015年9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证明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细读《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可以发现著者是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典籍完成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文献，包括《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以上述简帛文献为主，兼及青铜器、瓦当和其他考古文献；传世文献以《管子》为主，兼及先秦两汉典籍，包括先秦《周礼》《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论语》《韩非子》诸多典籍，两汉《史记》《汉书》《淮南子》《说苑》《新序》《列女传》诸书；参考唐宋类书，对先秦以齐国为中心的历史、人物、制度、民俗诸多方面进行考察，兼及齐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此书的研究内容，有些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关注到的，也有些历史、人物、事件是学者有论争的，《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做出新的探索，具有学术价值。以下从四个方面介绍本书的优长。
一、对齐国历史事件的考察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先秦两汉时期有关齐桓公、管仲的文献记载颇多，但因为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讹误，就是同一历史事件，也会出现不同的记载。《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则以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为起点，对记载不同的文献进行辨析，很有价值。
如鲁僖公四年春，齐桓公率军侵犯蔡国，又进攻楚国。关于齐桓公“侵蔡”与“伐楚”孰在前，孰在后，二者有没有必然关联，历代学者都有争论。著者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的第七章《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为中心，结合《左传》《管子》《韩非子》《史记》这些传世文献，对齐国率领鲁、宋、陈、卫、郑、许、曹七个国家侵蔡、伐楚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通过材料分析，著者认为《韩非子》所说的齐国“侵蔡”在“伐楚”之后，是为了证明其论说，与史实不合。著者以简帛文献为起点，进行分析，发现齐国攻打蔡国，是因为蔡国将桓公夫人蔡姬改嫁。齐国侵蔡与之后的攻打楚国，虽然是前后发生的两件事，但这两件事没有必然联系，这与《春秋》《左传》《史记》的记载吻合，也与杜预的分析印证，说明没有蔡姬荡舟的事件，齐桓公还会攻打楚国，以打击其气焰。同时也驳斥了宋代以后的学者，他们从名教出发，为维护齐桓公的声誉，否认桓公为了蔡姬而进攻楚国的观点。历代学者会站在自己的视角，对事件进行讨论，但是惟有以事实为依据，根据史料，多方查考，方可得出信实的结论。
又如，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曹沫(亦作“曹刿”，是一人)在柯之盟中劫持齐桓公的事件，影响很大。著者通过上博简《曹沫之阵》和类书中记载的曹沫文献，分析曹沫的性格，然后结合先秦至汉代史籍，发现曹沫在柯之盟作用的记载，经历了历史演变的过程。著者通过梳理《春秋》《左传》《管子》《荀子》《吕氏春秋》，发现上述诸书或简或繁，但总的记载一致，是鲁庄公与齐桓公的盟会。柯之盟时，齐桓公与鲁庄公在坛上盟誓，鲁庄公出其不意，用匕首胁迫桓公，迫使齐桓公返还侵占鲁国的土地。管仲、鲍叔牙见情势危急，要登坛救助桓公，而曹刿抽出宝剑，挡住管仲、鲍叔牙的去路，保证坛上的鲁庄公完成会盟。著者详细分析历史文献，从开始的文献记载鲁庄公胁迫齐桓公，曹刿起辅助作用，到战国文献记载重心的转移，到《史记》成为曹沫劫持齐桓公，使读者清楚地把握这一事件的历史演变过程，非常具有说服力。
二、对齐国历史人物的考察
著者还借助简帛文献，对齐桓公时期的重要人物进行深入考察。因为管仲的研究成果较多，作者着重考察在齐桓公时期影响较大的良臣鲍叔牙、隰朋、宾胥无，也考察了在齐桓公去世前后，对齐国政局产生混乱的佞臣竖刁、易牙、卫公子开方。
著者在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了鲍叔牙早年时期与管仲的交往，分析鲍叔牙在做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老师时，对小白的辅助。齐桓公时期，鲍叔牙最为人们称道的一件事，就是推荐管仲为相，自己甘居管仲之下。著者经过材料爬梳，发现齐桓公继位的初年，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鲍叔牙还是非常信任管仲，并能向齐桓公提出谏议，以使桓公保持清醒的头脑，使齐国强盛。通过著者的分析，可知鲍叔牙是齐桓公时代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他关心齐国的发展，终生是桓公信任的大臣，为桓公时期的政治强盛做出贡献。但鲍叔牙因善恶分明太过，又缺乏灵活的政治手段，所以在管仲去世之后，没有能够成为齐相。著者还以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为起点，对隰朋的生平事迹做出考察；又据清华简《良臣》，对宾胥无作出考察，兼及齐桓公时期其他大臣的考证，使读者对桓公时期的群臣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齐桓公时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无人能及。齐桓公去世之后，齐国迅速衰败，霸图难再。其主要原因，是管仲、隰朋去世之后，齐桓公任用佞臣竖刁、易牙、卫公子开方。著者根据出土文献和《左传》《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发现这些佞臣的共同特征是，为了个人利益，费尽心机，投齐桓公之所好，取得桓公的信任与好感，以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旦发现桓公将不久于人世，他们便另立新君，毫无道德节操。又因清华简《系年》记载卫文公与卫公子开方是一人，与传世文献记载不合，而对卫文公与卫公子开方进行考察，发现卫文公与卫公子开方二人性格特征的不同，爱好不同，为人处世的方法不同，他们对齐桓公的态度也不相同。在文献排比的基础上，认为卫文公与卫公子开方不是一人，卫文公为贤君，而卫公子开方则是佞臣，可谓论之有据。
齐桓公去世前后，国家出现动荡，著者经过研究，发现与齐桓公本人也密切相关。桓公个人修养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喜好女色，甚至因为自己的夫人问题与其他国家征战；沉迷于打猎，痴迷饮酒；国家事务方面，专任自己喜欢的人，这一点在晚年尤甚，导致齐国混乱。著者因此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人治因素过大，君主的个人喜好，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君主需要兢兢业业，用心个人修养，用心于国家管理，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政治。
三、对齐国制度的考察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版，为考察战国时期的齐国制度提供了新资料。著者根据《〈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以下简称《十三篇》)，结合《周礼》《管子》，对战国时期齐国的市场制度、法律制度、土地制度进行考察。
关于先秦的市场制度，《周礼》《管子》中有记载，而《十三篇》中《市法》记载非常详细，超过以往的任何材料，是考察战国时期齐国市场法规的重要文献。著者以银雀山汉墓竹简为起点，结合临淄出土的封泥和陶印，考察战国时期齐国“市”的性质和作用，当时“市”的规模，税收的标准，铺面的大小及安排。通过分析，我们知道管理市场的官员主要是市啬夫，他负责全面的管理工作；还有邑啬夫，主要负责监督市啬夫是否称职。著者将《管子》与《市法》进行排比，发现《管子》主要从理论上论述了“市”的作用，认为“市”不仅是买卖的场所，也能调节齐国国内需求，能够使齐国境内物资达到均衡；《管子》主张通过行政手段，极端发挥“市”的功能，把齐国的物资卖到其他诸侯国家，并把其他国家生产的主要物资吸引到齐国，最终通过“市”的功能影响其他国家。简文《市法》则强调了“市”在自然运行状态下，对国家的重大影响，是战国时期“市”的规范。《管子》有关“市”的内容，是准确解读《市法》的重要背景资料；《市法》则是战国时期齐国市场法规的体现。
根据《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涉及内容很广，远远超出土地制度的制定。《田法》主张建设城邑，必须选择适合的土地，城邑的规模要与城外地区大小相称，便于守卫和攻战。按照土地的肥瘠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征收赋税则根据年龄，分为全税、半税、免税三种情况。对于不同职业的人，有不同的税收标准。有技巧的人，政府利用他们的技巧，不用交税。其他职业的人，邑啬夫则根据土地的大小，均衡农民与其他职业者的劳动量，确定一年的税收标准。对于其他山川渔泽的土地，有与土地相换算的方法，用来交税。若是没有完成一年的收成，则有详细的处罚标准，这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通过著者的考察，可知《管子》主要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规定，特别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奖赏鼓励为主。银雀山汉简《田法》则对田地的种植、管理与处罚做出详细规定，是具体的法规，是在继承齐国原有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战国时期齐国的特点，而有新的发展，在细节方面有新的规定。
著者还对齐桓公的改革制度进行考察。发现齐桓公取得君位后，就对齐国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包括三其国而五其鄙；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根据土地肥瘠程度不同，征收不同的税收；重视工商业，关市轻税，百姓减轻税收；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抚恤和救助。到齐桓公晚年，国家出现诸多问题，齐桓公根据鲍叔牙、隰朋的谏议，进行新的改革。包括重视祭祀，减轻刑法，免除对于老弱之人的处罚，安定民生，减轻徭役。著者将齐桓公早年改革与晚年改革比较，发现齐桓公早年的变革着眼于大政方针的规划与实施，晚年的改革则从小处着手，重视祭祀，重视农业生产，重视道路桥梁的基本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说明齐桓公终生都在致力于齐国的改革与发展。
上述这些内容，对齐国历史制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齐国民俗的考察
西周灭商，武王封建，姜太公分封到齐国。太公“因其俗，简其礼”，根据齐国的自然人文环境，恢复齐地秩序，迅速发展齐国经济。齐国保存了东夷、殷商的文化与习俗，而与鲁国文化有很大不同。
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为起点，著者在对文姜进行研究的时候，就涉及到齐国的民俗。著者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发现齐国文化当是“周文化、殷商文化与东夷文化融合的结果”。还认为殷文化中“女子社会地位较高”，并根据陈梦家《西周青铜器断代》的铭文，发现“西周君后与公侯的妻氏，其地位很高”，殷周文化与东夷文化融会，而使先秦齐国女性在家中地位较高，长女多有不嫁者，在家中管理家务并主持祭祀；还梳理了齐国春秋战国的政治史，发现在齐国，有多位女性参与国家政事。在这种大环境下，文姜作为齐僖公之女，嫁到鲁国之后，对鲁国的政治产生影响，这就毫不奇怪了。著者认为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的交往，应当不完全是因为感情，文姜还有强烈的政治目的，非常具有说服力。
著者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书》(五)中的《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为中心，钩沉《管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中的材料，对齐襄公和齐桓公进行考察，著者发现襄公与桓公都喜欢饮酒、打猎，其中齐襄公的死，就与打猎有关。著者因此对齐国打猎、饮酒的习俗作出考察，发现东夷本土的人就喜欢打猎，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夷”为“从大从弓”，说的就是东方之人。又从《诗经》中的《齐风》入手，进行考察，发现齐国哀公就很喜欢打猎，全国成为风俗。在这种大环境下，齐国之后的君主襄公、桓公沉迷于打猎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齐襄公、齐桓公还有百年之后的齐景公都很喜欢饮酒，关于他们嗜酒的文献记载很多。著者认为这也是东夷文化的遗留，并根据考古文献，发现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的饮酒器皿已经非常完备。因为嗜酒会影响日常事务，周代灭商，周公专门申明不准聚众饮酒，对饮酒的周人严令惩戒。而东周时期，宗周礼乐文明废弛，齐国人喜欢饮酒，与礼仪活动无关，这又带来很大问题。
总之，著者将齐文化研究放入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完成论证。如齐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市场制度的变化，田法制度的演进，就是通过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与《管子》及其他传世文献比较，得出结论。著者也重视从多篇简文中发现相似点，以探求其规律性。如在考察银雀山汉简《十三篇》中的《李法》时，发现《管子》的李法，主要是政策法规的制定及对李官职责权限的要求；简文《李法》则强调对官员的惩处，并开列具体惩罚措施。著者将《李法》与简文《十三篇》中其他篇章比较，得出战国时期齐国更加重视惩罚制度实施的结论，因而推断这应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根据战国时期齐国具体国情而采取的新的治国方略”(见书第35页)具有启发意义。
这项研究成果，是著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管子〉文献学研究》基础上的继续探索研究。在扎实的《管子》研究基础上，著者搜集近几十年来出土的简帛中与《管子》相关的主要内容，细加辨析，从宏观到微观，都能反映出土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并能注意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动，一方面用出土简帛文献去印证《管子》，另一方面又注意用《管子》为简帛研究提供线索。著者重视运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材料，而新材料又带来新的研究角度。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齐国历史、人物、制度、民俗诸多方面展开研究，推动了先秦齐文化研究的向前发展，也对新出土的简帛研究有很大的推动。这项研究还可以继续，正如著者所说：“《管子》和出土文献结合起来研究，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和《管子》相结合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见书第207页)
(责任编辑：方子玉)
收稿日期：2016-03-30
作者简介：李金玲(1965-)，男，山东邹平县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