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绍亭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云南百年民族题材照片的人类学解读*

尹绍亭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本文系统地梳理回顾了中外人类学民族学者百年来所拍摄的云南田野照片。根据拍摄时代和资料的特征，笔者将照片分为三个阶段，并逐一讨论各阶段照片资料的理论取向和文化内涵，表现了作为影视人类学重要途径的照片拍摄研究的价值、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民族学照片;云南百年影像;影视人类学;非文字资料研究

一

云南是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迷恋的一方热土。①在国际学界，一些国家将人类学和民族学区别看待，一些国家则将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视为等同，我国基本上属于后者。在民族学人类学诞生一百多年的时间，云南留下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足迹，他们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深入到云南的村村寨寨，深切体验云南各民族的文化，给世人讲述了无数趣味无穷、奇异奥妙的故事，书写了难以数计的传世之作、不朽篇章。19、20世纪之交，曾有不少外国探险家、传教士来到云南，而最早进入云南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国外学者乃是日本人类学创始人鸟居龙藏(1870～1953)。1902年7月至次年3月，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到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从事民族学调查，调查的对象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调查内容包括民族分布与地理环境、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②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61～62.鸟居龙藏在中国的调查研究，先后出版了《从人类学看中国西南》和《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他在调查过程中所拍摄的大量珍贵的感光玻璃干板照片现存于日本东京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等机构，多年来一直被日本学者和博物馆所利用。在我国，民族学者黄才贵对鸟居龙藏在贵州拍摄遗存的108幅照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和研究，出版了《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一书，③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178～196.这是我国第一本人类学照片研究的著作。关于鸟居龙藏在云南调查和拍摄的照片，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人员曾到云南调查考证并在该馆举办过展览，而我国学者至今尚无人关注。

1926年，著名学者蔡元培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12号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介绍了民族学的来源、概念，提出在中国建立此学科的意义，④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8～189.学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产生的滥觞。1928年夏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俄国人类学家史国禄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助理员杨成志等，到云南进行人类学调查，这是我国最早、也是云南最早的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史国禄教授在昆明对2000人进行了体质人类学调查，并拍摄了150余幅照片。①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15.杨成志单身前往滇东北调查彝族等，历时3个多月，“越山逾岭，穿林涉水，计程约一千里，所经过村落约200余，”②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M].昆明:民族出版社，北京:2003:37.历尽艰险，获得大量语言文字资料，收集了数百件民族民俗品，拍摄了198幅照片，后来整理出版了《罗罗的语言、文字与经典》等20余种著作。③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M].昆明:民族出版社，北京:2003:75～118.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研究员凌纯生、编辑陶云逵、技术员赵志成、勇士衡赴云南做民族调查。调查地域为滇东南、滇西南和滇西北等地，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么些(纳西族)、罗罗(彝族)、倮黑(拉祜族)、傈僳、卡多(哈尼族)、朴拉(彝族支系)、茶山(景颇族)、崩龙(德昂族)、阿佤(佤族)等，调查历时8个月。1936～1937年，勇士衡又对云南的部分民族进行了补充调查。④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81.这两次调查，均配备了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所摄大量照片现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英、法帝国主义不断明目张胆侵略蚕食我国，形势十分险恶。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揭露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真切把握中缅边界的状况，唤起政府和国人的高度重视，一些爱国志士甘冒生命危险，历尽艰辛，深入边境进行考察。考查内容包括地理山川、气候物产、民族种类、历史文化、社会组织、风俗习惯、边政治理、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历史及现状，界务交涉过程等。考察留下了一批重要著作:王国瑞著《云南西北边地状况纪略》，范义田著《谈谈江边古宗》，张家宾著《滇缅北段未定界境内之现状》、《怒江人民生活状况》，李生庄著《云南第一殖边区内之人种调查》，缪悔一著《怒江两岸见闻录》，⑤马玉华.云南边地问题研究.西南边疆卷二(上册)[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4～5.尹明德著《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云南北界勘察记》、《南天片羽》等。考察拍摄的照片，似未能妥善保存、只有少量见于上述著作之中，如尹明德所著《天南片羽》即为插有少数民族照片的图文并茂的著作。抗战时期，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并没有因为战火连天而停止，中央研究院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然不断组织学者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涉及云南的调查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芮逸夫于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南与滇黔交界地区的苗族等民族的调查;陶云逵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分别于1942、1945年对云南新平、元江、峨山、路南等地的布依族、哈尼族、傣族、彝族、苗族、汉族的调查;岑家梧于1938年赴云南东北的嵩明对苗族的调查。⑥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81～182.此外，1939年至1945年间重要的田野调查还有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魁阁工作站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史国衡、胡庆钧、瞿同祖、谷苞、王康等学者对楚雄(禄村、易村、玉村)、昆明、大理、芒市、呈贡等地的调查研究。以上调查的大量资料包括照片，大部分随中央研究院去了台湾。200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向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赠送50幅照片以资展示，而为了确认数十年前所拍摄的那些照片的具体拍摄地点和族属，该所研究人员曾在云南学者的协助下遍访云南进行核实和考证。

二

20世纪50年代以前，除了上述人类学民族学者等在云南从事的大量调查研究之外，来自西方的一些不同背景的人士在云南的考察和拍摄的照片也值得注意。例如英国的印度殖民当局官员戴维斯(H. R.Davies)，从1894年到1900年间，多次进入云南勘察，其主要目的是为英帝国主义打通中印通道、计划修筑铁路探查收集情报，此人在考察过程中颇留心观察记录土著民族，其考察的文字和照片资料部分见于其著作《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的链环》一书。⑦田畑久夫.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之环(日文)[M].今丸良子编译.古今书院，东京:1989.19世纪末年，法国在侵占了越南之后，对云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亨利·奥尔良王子是较早进入云南进行调查的法国人，他和其随从由越南东京湾入滇，溯红河而上，5次横渡澜沧江，两度取道怒江河谷，攀越了横断山脉和高黎贡山等山脉，穿越了无数密林，最后到达印度的萨地亚。亨利·奥尔良将此次探险记录写成《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一书，①亨利·奥尔良.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M].龙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其细致入微的考察记录和照片配图，生动地表现了19世纪末期云南土著民族的状况。同为法国人的方舒雅，1898年作为法国驻昆明领事府领事到达昆明，在职期间常走街串巷、访查民俗，他用镜头拍摄的一幅幅画面，成为我们真切了解昆明等地早已尘封消亡的社会历史风貌的珍稀资料。出身于奥地利的植物学家兼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及撰稿人约瑟夫·洛克，被称之为让西方世界认识丽江纳西族的第一人。约瑟夫·洛克从1922年来到云南丽江，在近30年的时光里，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滇西北和纳西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向西方世界介绍滇西北的自然资源和纳西族文化不遗余力，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纳西文化的代言人。1928年，洛克在木里的贡嘎岭拍摄彩色照片243张，黑白照片有503张;1929年在贡嘎山摄制了彩色照片900张，黑白照片1800张。在20世纪2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洛克在中国西南边疆拍摄了包括民族题材在内的照片多达两万余幅，数量之多可谓前无古人。②风之影.约瑟夫·洛克——一幅动人心魄的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图景[EB/OL].2004-09-24.http:www. Sports.Sohu.com/20040921/22161473.shtml.洛克的照片现在大多已无从查找，一些作品作为插图保留在其所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The Ancient Ma-khi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1947)等书中，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布于我国2/3地区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提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从1950年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遣有专家学者参与的民族访问团和视察组，深入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考察民族工作和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社会制度、历史、语言和风俗习惯。1956年春，中央政府决定在全国开展民族调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持下，组建了8个民族调查组，分别赴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开展工作。1958年国家又组织了16个调查组，一大批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大调查，此后陆续出版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从1956年至1964年，历时8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语言调查，包括1950年至1952年的民族访问和视察，先后参加调查的各学科人员达千人以上，获得的调查资料累计3000多万字，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300多册，近5000万字，成果如此丰硕，可谓史无前例。而其中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就是影视资料。从1957年至1966年，受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前身)负责实施“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的拍摄，1958年拍摄完成了《佤族》、《黎族》、《凉山彝族》，1960年拍摄了《独龙族》、《景颇族》、《苦聪人》等6部片子，1965年拍摄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1966年拍摄了《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③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97.总计拍摄了16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21部、121本。④此为刘达成为杨光海所著《民族影志田野集录》所写序言，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1.以杨光海为代表的拍摄者们，在摄制影片的同时，还拍摄了大量照片。目前，这些影片和照片保存于北京和各拍摄省区的民族工作部门及研究机构。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为例，该院图书馆所收藏的“云南民族调查照片资料”便多达12000余幅(绝大多数拍摄于1949年至1965年)。⑤纳麒，杨福泉.远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2.根据这些照片资料，201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尹杰策划、由云南社科院纳麒和杨福泉等主编的《远去的背影——云南民族记忆1949～2009》大型画册，翻阅画册，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深切感受到一个逝去时代的社会面貌，体现了老照片极高的历史、文化和文物价值。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画上了句号，国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得以恢复，迎来了文化学术发展的春天，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科研步入了快车道，其中的影视人类学成为一大亮点。最近30年，民族事务部门、民族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院系、电视台、音像公司以及众多摄影家、新闻记者和民俗、艺术、文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均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运用影视手段，全方位表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其变迁。仅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统计，全国拍摄的人类学片或含有人类学意义的影视片就多达约1000部，①所拍照片则难以数计，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湛，风格之多样，令人叹为观止。许多影片和照片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国际交流日益广泛密切，理论研究薄弱状况随之改变，人类学影视事业获得长足发展。

由上可知，云南各民族影视资料的拍摄，已历时百余年，从拍摄时代和资料的特征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末期，此时期的照片反映了云南部分地区和民族的原始风貌，存世数量较少;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期，此时期照片资料比较丰富，反映题材大为拓展，除了反映云南各地域、各民族原始状态的内容，还有社会急剧变革等的表现;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如前所述，此时期是云南乃至我国影视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上述三个阶段的照片资料，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看，笔者认为目前最值得重视的是第二阶段的照片资料，理由如下:第一阶段的照片资料虽然珍稀难得，然而数量有限，遗存分散，难以查询利用，而就目前能够看到的照片来说，许多画面已有不同程度的老化退化，最大的问题是拍摄背景不详，拍摄地点和民族身份难以判断，这就降低了其利用的价值。第三阶段的照片资料，在拍摄技术、技巧、质量和数量方面，均非前两个阶段可以相提并论，然而由于表现题材是当代“活的”社会文化，取材容易，许多题材被调查者和摄影者重复拍摄，资料可以不断再生产，要具备珍稀性，还需要相当的时日。反观第二阶段的照片资料，从“原始”的角度看，除了城市照片之外，其他照片与第一阶段几乎没有差异;从完整性看，这一阶段的资料远比第一阶段丰富、系统、典型，而且拍摄地点、时间、民族清楚;从“变迁”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变化巨大，而且可以说最具中国特色，第三阶段的社会文化变迁虽然也非同寻常、迅猛剧烈，然而由于是市场经济的冲击，所以不只中国，许多国家情况也类似，即具有同一性和全球性;从资料的珍稀性看，第二阶段所反映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照片已经不可能重新拍摄，即不可再生，所以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弥足珍贵。正因为如此，所以第二阶段的照片在本书中所占分量较多。

三

今天，当我们整理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照片，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老照片，感觉意义重大。“云南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或曰“云南是社会发展的活化石”，这曾经是学界和整个社会对云南的认识和定义。这种认识从何而来?就是来自20世纪50、60年代所进行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研究报告，以及所拍摄的那些真切、直观的老照片。那一时期的学者们，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理论为指导，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重点调查对象，通过深入的访谈和参与观察，依据调查所获云南各民族的生态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组织、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大量翔实的资料，论证建构了多种社会形态依次渐进发展的进化理论，塑造了云南“社会发展活化石”形象，为人们认识云南，为中央政府制定各项民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社会文化融入世界语境，学者们在原来社会单线进化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多种进化论和文化多样性的理论观点，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于文化差异性认识的视野，“云南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或曰“云南是社会发展的活化石”的说法不再时兴，取而代之的则是当代十分热门的概念——“文明或文化的多样性”。今天，当我们以多种进化论和文化多样性的理论观点重新审视那些老照片，会获得许多新的很有意义的认识。例如，当我们看到老照片所表现的独龙族、佤族、苦聪人等的刀耕火种、狩猎和采集的情景的时候，可能不会再武断地以“原始落后”“破坏生态”加以定性，而是会多一些生态环境和文化适应的考虑，并且还可能透过“原始落后”的表象去探求背后蕴藏的超乎外人想象的丰富的传统知识;当我们看到基诺族、布朗族等的家族氏族集会、共同劳作和平均分配食物等场面的时候，脑海里可能不再会只有“原始低级社会组织形态”的印象，而是会联想到这些民族传统社会的组织、制度和行为准则等，进而会对其维系和谐和秩序的制度、法规和禁忌等产生兴趣;当我们看到一些民族不同形式的宗教祭祀和仪式场面的时候，也许不再会简单地以“封建迷信”之名一棍子打死，而可能会透过这些宗教现象去认识人们信仰的崇高、神圣及其强化民族认同、行为规范、团结和谐等的功能;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当我们看到各民族吹拉弹唱、歌舞竞技等场面的时候，也许不再会有人耻笑他们土俗怪诞、下里巴人了，而多半会从“原生态”、“旅游资源”、“文化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去欣赏和肯定。与30年前相比，观念和认识的变化可谓大矣。以此观之，所谓老照片并不只是“光和影的结合”，也不仅仅是“历史的瞬间”、“远去的背影”，它作为人们认知历史、社会、文化的一种载体，存储着丰富的信息，具有激发思维想象和理论创造的深邃空间，不可平常视之。

云南有“社会发展活化石”之称，同时还有一张靓丽的名片——“民族团结和谐的大家庭”。当今世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文化冲突此起彼伏，利益争夺无处不在，动乱频仍，很不安宁。而在云南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6个民族所属近百种支系却能够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繁荣，堪称典范。究其原因，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制定和实施的民族政策所持续发挥的正能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谋求全国各民族共同进步与繁荣，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不过，对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存在巨大差异的众多少数民族而言，要在短时期内统一认识，认同革命，放弃传统社会制度，建设新社会，其情况之复杂、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如果采取和内地汉族地区相同的改革政策，不仅欲速而不达，而且将会产生种种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基于各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1952年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云南依据此纲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不生搬硬套内地的政策和做法，不盲目发动阶级斗争和土改等运动，创造性地制定了若干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策略和措施。一大批干部深入到各民族当中，住茅屋吃野菜，和各民族群众交朋友，为他们做好事，谦虚谨慎，诚恳对待和团结各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和风细雨循序渐进，结果得到了各民族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拥护，各项政策得以逐步实施，初步实现了社会转型，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奠定了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坚实基础。从那一时期民族工作者们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来看，其时拍摄的照片不过是凤毛麟角，不过，现在还能看到诸如工作队进村开展工作，召开成立自治县等各种会议，救济贫困群众，成立民兵组织和训练，建立医疗卫生机构，送医送药下乡，开办学校实行双语教学，组织妇女活动等历史的真实画面，已属十分难得。须知照片所表现的每一个画面，都是改写历史的破天荒的事件;所拍摄每一个场景，都是创造世界的史无前例的变革。今天我们发掘整理展示此类老照片，深切感到建国初期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正确，那是老一辈民族工作者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的理论和学术遗产，迄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前人的业绩应该发扬光大，同时也需要反思，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新中国何以会产生极“左”思潮并一发不可收拾，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其消极影响将何以消除?老一辈民族工作者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审时度势、正视差异、锐意开拓的精神和作风值得学习，不过，我们也不能躺在前人的基业上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受全球化和各种思潮的影响，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现在已成为世界和中国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世界需要加强国家间相互尊重，促进交流合作，求同存异，化解矛盾，和平共处;中国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根据民生、民意、民情，制定新政策，开创新局面，谋求实现社会安定团结，长治久安。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动态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民族工作者和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理应加强使命感，抛去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政绩主义等等桎梏和弊端，与时俱进，联系实际，深入研究，创新理论，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符合广大民众意愿、凝集民心、有利于中华民族团结复兴的发展之路，为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建言献计，贡献聪明才智。

新中国建立后直到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过弹指一挥间，而从变化的角度看，却是翻天覆地换了人间。现在许多民族地区的博物馆都有社会变迁的常设展或各种临时展览，在这些展览中，最能表现今昔变化的资料就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新老照片。君不见，昔日遭受压迫歧视、地位卑微的“罗罗”、“苗子”、“山头”等少数民族，今天充分享受着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和尊严;昔日的农奴、贱民、愚民早已不复存在，在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中产生了众多共和国的官员、将军、教授、科学家、学者、工程师等;昔日不少人过着赤身裸体、饥寒交迫的生活，今天丰衣足食，住瓦房开汽车;昔日与世隔绝，出门爬栈道、过溜索，今日汽车、火车、飞机四通八达，天堑变通途……变化涵盖了所有方面。60多年前，这些变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梦幻。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变化也是双刃剑:有的该变，必须变;有的不该变，不能变。该变的变了，变得好，令人鼓舞，变得不好，让人遗憾;不该变的变了，产生了负影响、负能量，难免令人忧虑、着急。例如一个民族的语言变了，子子孙孙没人再懂再能说母语了，这个民族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信仰、价值观、伦理道德变了，传统文化的核心淡化消解了，这个民族实际上就只剩躯壳了;文化遗产、历史记忆、风俗习惯等消亡了，或者在市场经济中变味变质了，这个民族就将丧失“立入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难免沦为可悲的角色。自然，对于贫穷和落后而言，谋改变、求发展绝对是硬道理，不过，当我们高歌时代变化发展的时候，也请注意变化发展的代价、变化发展的缺憾和变化发展的陷阱。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说，时代的变化发展即文化变迁乃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生命，变迁是绝对的，是不可逆转的，然而如上所述，变迁并不完全体现着正面和积极，也有负面和消极。因此，在强调发展的同时，还必须特别重视要以高尚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伦理净化人类的心灵，要以充分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规范人类的行为，从而优化文化变迁，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四

对比20世纪50、60年代与80年代以后拍摄的照片，题材有明显差异:前者拍摄重在民族志资料，后者拍摄则偏重视觉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显然是时代社会背景和价值取向差异的缘故。50、60年代的拍摄者是民族学者和民族工作者，他们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目的在于进行民族识别，确认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阶段，从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理论、为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服务。基于这样的使命，必须进行全方位考察，聚焦所致，涉及自然环境、村寨景观、房屋建筑、农业、采集、狩猎、渔捞、畜牧、饮食、交通、服饰、生活用具、歌舞、节庆、宗教、祭祀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涵盖的所有内容。调查深入，拍摄面广，资料翔实，是那一时期照片的突出特点。80年代以后，关注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摄影者多了，既有人类学民族学者，还有不同学科的学者以及众多摄影家，拍摄目的不同，视角、选题自然也不一样。综观这一时期数量惊人的少数民族照片，大致有两种取向，一为学术，一为艺术。学术取向者多是人类学民族学等学者，他们注重照片的资料价值，将照片拍摄作为田野调查的辅助手段;艺术取向者包括摄影家、艺术家和文化学者等，他们把摄影作为艺术创作手段，追求视觉效果和审美情趣，以拍摄优秀作品为目的。学术与艺术，同为文化，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却有不同的境遇。艺术由于具有宣传和商业利用的价值，所以关注度、流行度较高，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学术由于不具备“立竿见影”的市场功效，因此社会重视度不太高，较为边缘和沉寂。即如民族摄影，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打造形象、宣传造势，招商引资，招徕旅游，出画册打广告，具有视觉美感和刺激的自然风光、聚落建筑、人物形象、服装饰品、饮食美味、音乐舞蹈、奇风异俗等艺术照片自然是其首选，至于深厚凝重、朴实无华的生计、制度、法规、伦理等题材肯定难入法眼。形象宣传商业造势重艺术而轻学术，情有可原，然而如果文化界、学术界也如此，那就成问题了。请看近年来颇受重视颇为热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遴选和评审，翻阅名录，全国一样，几乎都是技艺、文艺、歌舞、节庆等艺术类文化，而作为“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渔业、畜牧业，作为“天人合一”环境保护的生态文化、圣境文化和传统知识，作为社会和谐、安定团结、纯正民风的社会制度、习惯法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作为净化心灵、纯洁思想、维系高尚理想和信仰的精神文化等，却寥若晨星，少之又少。诸如此类现象，从文化理解的角度看，是认识的浅薄和偏颇;从学风民风看，是浮华和躁动;从社会层面看，是传统文化的衰落和信仰的迷茫。固然，依赖市场和产业的引导和操弄，可以促成某些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可以实现部分文化的繁荣，然而如果过度强调市场对文化的主导和所谓“活化”的作用，那么就难以避免文化的本质和核心功能的削弱和破坏。目前，文化教育医疗的商业化、产业化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果已日益显现，弊端百出，形势严峻，应当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迄今为止，取材于照片编辑出版的各种画册多不胜数，然而以照片资料作为研究对象的却不多。近年来，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等领域，新生了一种研究途径——“非文字资料的文化研究”。所谓“非文字资料的文化研究”，顾名思义，即不是利用历史文献资料或田野文字记录从事研究，而是以历史遗存的绘画、图像、照片、录像以及田野中观察到的身体技术和体验到的感官经验等“非文字资料”为对象，进行历史文化等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是文字资料研究的拓展，又是文字资料研究的补充，体现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多元发展的趋势。有鉴于此，云南百年积累的民族题材照片的研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近年来，我们努力收集资料，目前已获不同时期的照片20余万张，并按传统生计、文字起源、纺织服饰、古道沧桑、民居集落、生活技术、民间艺术、婚姻家庭、礼仪节庆、多元宗教10个门类进行整理和研究。如此构架，综合考虑了文化的整体性、多样性以及文化变迁;理论参照则综合考虑文化进化、适应、传播、功能、结构、象征、认同、变迁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研究重点意在彰显云南百年社会文化的巨变及其历史经验教训。在进行此项工作的过程中，深感意义重大。云南乃至全国百年积累的人类学民族学照片资源，无疑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藏，然而目前存置分散，各自为政，家底不清，流失严重，情况很不理想。现在全国各地有许多门类的博物馆和数据库，但是还没有一座独立专业的人类学影视博物馆和影视研究中心。如果能够建立一座综合性的人类学影视博物馆或影视研究中心，将我国百年产出的优秀的有价值的影视资料发掘、抢救、征集到一起，精心整理妥善保存，加强研究交流，深化利用开发，充分发挥其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和宣教作用，那么应该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文化事业。但愿这一梦想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A summary review of the photo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in the past 100 years

YlN Shao-ting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photo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taken by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thn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in the past 100 years.These photo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cultural imp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value，significance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photos as precious data of visual anthropology.

photos with ethn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value;photo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in the past 100 years;visual anthropology;research of non-verbal data

王德明]

C912.4

A

1000-5110(2015)05-0143-07

尹绍亭，男，云南梁河人，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人类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