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圣芳

广州美术学院，广州510000

自晚清西方社会调查方法引入中国后，社会调查在民族危机与挽救、社会建设与改造的需求推动下逐步走热，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调查活动涉猎广泛，且随着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不断变化发生了重心上的转移。在日本侵华逐步紧迫的形势之下，民族危机日渐深重，学术界自觉地展开了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特点的活动和实践，社会、人类、艺术学者和一些个人的民族调查迅速成为抗战前后社会调查的重要内容。其中，民族民间工艺是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状况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在社会调查中的主要内容。从接触、认知到表述，这时期的民族民间工艺调查活动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发现民族民间工艺

近代中国，以人类学方法开展的民族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并设民族学组，随即开展了广西凌云瑶族调查（颜复礼、商承祖，1929年）和中国台湾高山族调查（林惠祥，1930年）。1930年4月，该所留法归国的凌纯声与商承祖一起开始了为期近四个月的东北松花江下游的民族调查。根据调查写成的报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志文本。其中，对调查的赫哲族物质文化的记录包括“饮食、衣服、居住、交通、渔猎、武器、工艺和用具”，非常详实，还拍摄近300 张有关生产生活的工具器具和服装的图像，甚至包括器物和衣饰上的纹样细节（见图1）。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时，历史语言研究所也于同年7 月成立，由傅斯年主持，下设“人类学与民物学组”，该组也进行过一些地方性调查。1933 年5 月，凌纯声与芮逸夫、摄影师勇士衡受命组成调查队,对湘西苗区凤凰、永绥、乾城三县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此次调查的摄影、图绘和民间器物搜集尤其丰厚，对器具、工艺和服饰也有诸多记载。1936年4月，中央博物院成立第一届理事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拟定通过《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议事细则》；11 月，理事会通过《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合作暂行办法》，确定其民俗研究工作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并将历史语言所和社会学所20 世纪30 年代前后调查所搜集的民族民间工艺资料移交中央博物院保存。

图1 赫哲族纺织品上的几何纹样[1]

成立后的中央博物院随即开展了涉及民族民间工艺的民族调查和艺术考察。1936年，中央博物院组建由马长寿任团长的四川民族考察团，对川康地区进行过多次考察。1937年底抗战内迁后，辗转西南的过程中，马长寿等于1937年1月和1939年12月两度考察凉山地区彝族，前后两次分别停留145 天和115 天，做了深度的田野工作。调查形成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是一部堪称卓越的民族志，报告中有“罗彝物质生活与技术文化”一篇，包括居住、饮食、食料、服饰、生产工具与方法、工艺、刺绣剪花与图画，其中，“工艺”部分细节呈现了凉山彝人的木质皿器、皮革工艺、竹编器皿、金属工艺、编绳工艺、石工刻纹等六项工艺。

1939 年12 月，中央博物院派出由庞薰琹主持、芮逸夫任助理的贵州民间艺术采集团，进行民族艺术调查和民族文物采集。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历时三个月调查贵阳、安顺、龙里、贵定等地苗寨并采集标本400 余件，图绘记录民族服饰款式纹样。当时致力于贵州民族调查的还有迁黔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吴泽霖、陈国钧等，从1939年春至1942年冬，社会研究部师生先后六次深入贵州各地进行调查，1942年出版《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其中陈国钧的《苗夷族的工艺——纺织与绣花》一文，在考察棉织物和毛织物的基础上研究了苗族的织花、粘花、挑花、蜡染等工艺。庞薰琹在贵阳期间，也承时任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的周诒春介绍与吴泽霖建立过联系并取得其帮助。

1941年至1943年，中央博物院委派李霖灿对云南丽江周边进行民族调查，对纳西族和古宗族的工艺调查也有成果，并采集了一批民族物品。中央博物院筹备时曾计划设自然、人文和工艺三馆，其中工艺馆的设立是为保存“现代工业之勃兴”下面临消失的手工艺[2]。为筹备工艺馆，1941 年博物院成立手工业调查团，由时任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的谭旦冏主持。调查团于1941年8月中以李庄为起点开始工作，遍行了江安、长宁、珙县、叙永、泸县、内江、自贡、隆昌、荣昌、成都等地，对竹簧、牵藤、竹器、草纸、竹筏、砂锅、蔑扇、编席、编藤、打铜、打铁、制伞、造鼓、车纹石、夏布、折扇、陶器、织锦、刺绣、银器、制弓箭等数十种民间工艺进行调查，调查工作历时四年至抗战胜利方告结束。参与调查团工作的除谭旦冏外，还有张炼青、周迪、刘力仁、刘文甫、王道全、陈炽等，调查征集实物标本千余件，留下了大量绘图和摄影记录[3]。除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组织的调查外，由政府、机构和学者开展的社会调查中也有许多民族民间工艺内容。

二、调查方法与工具

基于田野工作的民族志是对特定人群、社会或对象进行的描述性研究，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常用的方法。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这几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基本重合，大多数调查学者具备这几个领域的科班学术训练，能够采用科学的民族志方法。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归结于这时期西方民族和人类学传入，致力于民族调查的学者普遍受西方人类学学术方法影响。其中，一部分求学于海外，直接接受过西方人类学学术训练，如著有《文化人类学》开山之作，并最早对中国台湾高山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林惠祥，在菲律宾大学人类学专业攻读硕士，跟从美国考古人类学家拜耶学习；凌纯声则是在法国师从莫斯等学者完成其学业，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芮逸夫在美国接受民族和人类学的学术训练；吴泽霖清华学堂毕业后亦是赴美国留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等。在此影响下，民族和人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孕育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学者，也影响了一代学者的研究方法。

学者们的民族民间工艺调查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大量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并能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和工具。统计分析是近代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在近代社会调查中统计型调查日益增多[4]。如凌纯声等的赫哲族调查和湘西调查中就有大量精确数据的采集、记录，也会根据丰富的数据制作统计表，进行对比分析。图绘记录也是许多调查者常用的方法，包括地形、活动、场景和物品的图绘（见图2）。在中国，图绘的方法很早就出现了。清代《皇清职贡图》主要就是以图绘方式对与清王朝有交往的国家或域内民族的人物形貌和衣冠状貌进行描绘记录。凌纯声等的湘西调查中就曾引《皇清职贡图》中绘制的两百年前的红苗服饰与云南蒙自的红苗服饰进行对比。作为记录的图绘一般采用单纯洗练的笔法，不重图画的艺术效果，更重图绘的记载和表现。但庞薰琹根据其贵州艺术考察完成的《贵州山民图》系列却因调查者的艺术背景是个例外，它既是民族服饰器具史的资料，也是绘画的杰作，兼具民族志与艺术作品的双重价值（见图3，图片来源庞薰琹1942年作，中国美术馆藏）。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影像记录成为这时期田野调查的重要方法。

图2 苗疆调查路线图[5]

图3 贵州山民图之一《盛装》

前述的民族民间工艺调查中，绝大部分调查都运用了影像记录的方法，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片资料。摄影技术普及和图像走向大众是这时的时代特征之一，也有个别本非从事民族调查的人，以摄影为工具，在镜头之下为民族志打开了一片独特的视域。

1934 年，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且并不具备社会、人类学背景的庄学本进入西南边地游历，并以细腻、独特的视角拍摄了大量民族题材照片在《申报》《良友》《新闻报》《中华》《东方杂志》等杂志刊出（见图4—7）[6]。其摄影成果不仅受到来自大众的关注，也促使庄学本继续考察并开始改变游历和游记的方式，逐渐向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写作靠拢，进而出版了多部有人类学价值的调查报告。其经历足以说明影像记录作为一种方法在当时的被接受情况和可开拓空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张少微曾以苗夷研究为例阐述民族志的方法，他举图书法、人格分析法、摄影法、观察法、访问法、社会个案法、征集法、测验法、度量法和清丈法等十种“搜集资料的方法”，又举统计法、比较法、地图法和归纳法等四种“整理资料的方法”[7]。其所举方法实则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普遍性，不仅是学者调查苗夷的心得，更可从中窥见当时学界对研究方法的认识和运用。

图4 彝族皮铠甲（图片来源于庄学本《西康彝族调查报告》）

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和工具是1930—1940 年民族民间工艺调查取得成果的重要因素，但突破性成果却是在综合古今中外方法和成果之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结果。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报告中开篇即言，“现代中国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都是上了欧洲汉学家的老当”，质疑“今之通古斯即为古代的东胡”[1]。随即提出“赫哲族属于东夷非东胡”的突破性的族源研究观点，并结合史料对世居亚洲东北的族群的关系进行详细梳理。正是因为“凌氏既有西方人类学的训练，又有本土学问的基础，既重视田野调查，又重视文献记录，故能处处发现史料，打破隔阂，中外系联，古今互证”[8]。

图5 水塘羌女（图片来源于庄学本《羌戎考察记》）

图6 彝人的食器（图片来源于庄学本《西康彝族调查报告》）

图7 吹口弦的西戎少女（图片来源于庄学本《羌戎考察记》）

三、抗战语境下的文化阐释

民族调查活跃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全民上下抵御日本侵略的时代。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的事实使中国处于巨大的忧患之下，许多学者一改“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谋求从“无益于世”到“有益于世”的学术研究，试图用学术研究的成果来为加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服务，进而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行动。正如有学者说，“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列强欺压和侵略予以自觉回应的现代性思潮和运动，其勃兴、发展和高涨始终都与‘日本因素’，特别是其连续不断的侵华活动密切相关”，而且“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和认同的基本形成，也都是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1935年日本入侵华北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才得以实现的”[9]。“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论证“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表述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意在批驳日本鼓吹“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言论。“七七”事变后，正面战场的不断失利致使各界被迫内迁，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在西南云集。当时许多学者将此比作历史上的“南渡”，意识到这次不但“国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华文化也将遭受灭顶之灾，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10]。事实上，1895年后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就来到中国对东三省、西南地区和中国台湾进行过调查，其《苗族调查报告》是根据40多天的西南调查写成，鸟居龙藏还搜集苗族服饰、日用品、铜鼓、乐器等16种器物，拍摄了一批照片。1903年英国教士柏格理来到云贵交界的石门坎向当地花苗传教，而后的几十年在石门坎教区设立教堂、学校、医院、救济院等，发展了一代又一代苗族信徒。陈国钧敏感地意识到石门坎教会及其所属的“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是“外人在苗区做的文化侵略的工作，我们亟应设法防止”[11]。至此，面临领土、主权和文化的全面危机，作为整体概念的“中华民族”是意识形态上抵御分裂和侵略的关键，亟待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梁启超在1902年首次提出，在1905 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阐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观点。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这个提法历史地、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并奠定了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基础。但仔细分析，句中“中华民族”与“多民族”的两个“民族”之语义恐怕不能等同，前者是整体的“民族”（Nation之意，当时也称“国族”），后者是局部的“民族”（Ethnics之意），因此，要在细致辨别下理解。

1930 年至1940 年，中华民族整体观念为时势所需，也更需要被重新梳理和建构。当代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有三种类型。除了早期以李大钊、孙中山为代表主张将现有各民族同化为中华民族的观点，另外两种观点在抗战前后并存，即：其一是以费孝通等社会、人类学家为代表，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并存的现状，主张维护中华民族多民族并存的局面，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观点；其二是以傅斯年、顾颉刚等历史学家为代表，强调中国版图上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体、本来就是“一个”的观点[12]。前者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后者因利于团结抗战在当时备受支持，但也在人类学界引起过一些质疑。1935 年，面对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傅斯年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谴责日本的阴谋，从历史和现实来论证“中华民族本是一体”，并在与顾颉刚的通信中建议以后少用“边疆”“民族”等词。其观点在当时引起诸多学者发文赞同，也与顾颉刚产生了共鸣，顾颉刚随即发文支持。但这些观点与费孝通所持的“多元一体”观存在分歧，费孝通发文探讨，使两种观点有过短暂的交锋。然而，在共同抗战的大局观和中华民族整体观下，是否承认“多元”的论争没有持续。在当时，巩固和强化中华民族整体观无疑是最符合现实的。其实，傅斯年“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若必言族，皆是中华民族耳”等言论也许只是抗战中维主权、反分裂的一种话语策略，而非其真正的学术主张①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一文有写道，当时历史语言所学者黎光明和王元辉赴川西调查民物，只心怀对边民传播国族意识的宏愿，却无法对羌民、土民与汉人的生活习俗进行人类学的辨别。黎从事调查的政治取向和学术缺失，受到傅斯年的提醒甚至指责，两次致信于黎，三次提醒他“舍其政治的兴味”。傅斯年1928年就开始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该所的主要工作之一即是人类学与民物学调查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傅斯年并非不理解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要旨，其淡化“民族”的言论只是抗战中的一种话语策略，而非其真正的学术主张。。从中可以读到的是，“民族”作为政治学概念和人类学概念的两可，两种“民族”的并置既有可能导致偏颇，也有可能在比较、互释中更加清晰地展现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格局。

四、调查成果的社会传播

事实上，这时期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基于“多元”认识的文化实践一直在持续。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序言中就写道，“现代研究中国古史的人已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13]，还从“商”与“周”之差异入手论证“多元”。工艺是民族长久以来生活方式的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表征，民族民间工艺调查活动的发展更印证和助推了多元文化价值观。在当时的情境下，以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整体观念为前提，作为物质文化表征的民族民间工艺更可能发挥价值的方式是通过构建一种基于民族认同的整体文化格局来凝聚民族精神。既然如此，调查成果的展示、交流和传播就非常必要。

前述民族民间工艺调查的报告有些在当时发表在历史语言所内部刊物上，有些公开出版，在学界甚至社会上形成影响。而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则出版了图片资料，并获得畅销。在调查贵州苗夷时，特意“摄得苗夷各种相片数百帧，为应各方需求，特选出足资代表者，于二十九年夏汇编为‘苗胞影荟一种’，分作数辑，每帧附以简要说明。第一辑为各种苗夷妇女服式，也由本部自行出版，销行其畅，颇得好评”[14]。

除了出版，举办展览也是传播推广的重要方式，几次实物和图片展面对公众展示，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形成了广泛交流和影响。庞薰琹贵州民族民间工艺考察的成果展举办过三次，分别是：1940年7月在昆明桃源村举办贵州苗族衣饰及图画的展览；1944年至1945年间，在四川李庄举办了“贵州夷苗衣饰展览”；1948 年在南京举办了“中国西南及南部边疆民族标本展览”[15]。1944年，李霖灿在云南丽江搜集的么些族民族物品也在李庄举办过“么些民族经典衣饰用品展览”。正如有学者说，中央研究院以考察搜集的实物所举办的几次成果展是“一次从调查研究到社会推广的开创性探索”[16]。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对传播和推广也非常重视，利用调查研究中搜集的成果，一方面设立苗夷文物陈列室，另一方面举办苗夷文物展览会。1941年，大夏大学在校内设立文物陈列室，以便校内外人士随时观览，1941—1942年间先后三次举办“苗夷文物展览会”：第一次是6月10日至13日为庆祝建校十七周年，在校内教室展览文物，“观者甚为拥挤”；第二次是应全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届年会筹备处邀请将“所藏苗夷一切文物”及研究资料送贵州物产陈列馆公开展览，展期自10月10 日至27 日，“展览十余日中，每日参观者极为踊跃，无不兴趣浓厚，各方硕彦亦往参观，尤为赞许”；第三次是受贵州省立图书馆邀请，于1942年元旦起连续三天在该馆展出[14]。陈列最全的第二次，共有物品几千件，实物分为服饰、器具（用具和乐器）、文字碑刻及拓片等三类。除了观众高涨的热情外，报纸也每天报道展览情况，展览传播效果非常明显。柴骋陆以观众身份撰文记叙这次展览，并道：“贵州，我们以前都认为是蛮荒之地，不可一朝居的……本年双十节，贵州物产陈列馆开幕，除了各种普通出产品展览之外，特别有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举办的苗夷文物展览，这在国内尚属创举！”[17]道出了展览对消除民族隔阂、增进了解互信的作用，对展览盛况和社会效应给予了赞誉。庄学本也举办过多次摄影图片展。1934年至1942年间，庄学本考察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共拍摄照片万余张。其青海果洛藏区摄影成果在1934年在南京展出；1941年，又以西康调查的摄影成果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地举办“西康影展”，吸引观众二十万余人次，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影响。结合他作为业余调查者几次执意西行的经历，仍是应该从宣传和建构民族国家文化格局的角度来理解他的作品及展览，正如有学者认为其目的“在于要使国人了解中国还存在这么一个深远的、未知的腹地，可做长期抗战的后方打算，以此增强国人对坚持抗战的信心。……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国族宣传摄影”[18]。在庄学本的影像展览背后，更潜藏着通过宣传和交流促发国族意识和促成国族认同的愿望。与前述中央研究院和大学举办民族物品展览一样，其旨趣不仅是多元文化的发现和差异下的文化认知、阐释，更是要在时局之下建构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和格局，让承载“多元”的疆土和人群真正认同并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②王明珂认为，在民国建立后的3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边民仍在学习、摸索与认识“民族”及“国民”等概念，也在学习及接受自身成为“中华民族”或某“少数民族”成员及中国“国民”的过程中，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们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微妙的角色。这一从客位角度的描述与本文从主位的描述，可以形成一种互相解释。。

五、结语

在1930—1940年的历史情境下，民族民间工艺调查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民族主义实践，是“九一八事变”后学术界整体氛围影响的结果。在“中华民族”概念的重新梳理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却并没有行动上的分歧。在全民上下以抵御侵略、维护主权为要务的抗战时期，“民族”相关的社会性表达和学术研究都以不同的方式统一在“救亡图存”之下的国族及文化建构中。1930—1940 年的民族民间工艺调查及其成果的传播、交流和推广，也在实际中起到了凝聚、振奋民族精神和塑造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作用，成为建构民族国家及其整体文化格局的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