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朝峰

 

“新时代十年”是中共二十大概括提出的专有名词，特指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十年。“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是中共二十大报告对这一时期整体状态和成就的概括。研究新时代十年虽然可以有社会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不同的视角，但根据其内在特征应作为中国当代史的考察内容，并具有历史编纂学中断代史的特点。依据中共二十大报告，开展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学叙述，对于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加强当代中国史中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研究

具有历时性特征的“新时代十年”无疑属于历史学类的范畴，应当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当代”范围。“当代”即“当前这个时代”，当代史 （ Contemporary History，Current History，History of the Present）是研究当前时代的历史，既具有历史学的既往性特点，又具有与历史认识主体共时性特征。由于受某些思想认识的影响，当代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似乎是史学界有意无意闪避的领域。实际上，当代史在史学家那里并没有缺席，注重当代史研究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最早的“当代史”著作当属孔子作的《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4页。）司马迁的《史记》，“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唐）刘知几：《史通》卷一六《杂说上第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鸦片战争后，在中华民族命运转圜的紧要时刻，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有大量当代史著作问世，魏源的《圣武记》和《道光夷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王闿运的《湘军志》、姚莹的《东槎纪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皆如是，并在推动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发挥了先导作用。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研究当代史也是推动革命实践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等著作就是那个时代的当代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时期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了深刻总结，恩格斯评价该著作“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页。）

与古代史相比，当代史研究有其独到优势和重要价值。就研究优势来说，当代史研究具有便利的资料搜集、切近的研究对象、鲜活丰富的现实观察和记述等先天条件，这是时间久远的古代史研究所无法比拟的。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特别重视当代史研究，他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7页。）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史与研究者共时性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更强的现实关怀性，有着社会学、新闻学的功能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指出：“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1页。）可见，当代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进行另一种社会学考察。李大钊还把报纸报道看作是当代史研究，他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88页。）当代史研究中体现的社会学、新闻学特点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影响社会舆论、优化社会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这也是古代史研究所无法企及的直接现实价值。列宁深刻指出：“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当前的事件并力求使我们的描述能够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扩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页。）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起步。加强新时代十年的研究，科学总结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经验教训，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使命任务。中共二十大将新时代十年定位为“伟大变革”，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学角度深入考察新时代十年所经历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时代背景，（中共十九大回顾过去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中共二十大回顾过去五年是“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页）。）系统分析新时代十年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全面研究新时代十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理，通过探讨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间的互动关系，真切展现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过程和结果，并依据大历史观在比较中对新时代十年做出客观评价，从而真正发挥历史研究求真和至善的学科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二十大既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明确了新任务，又是深化和延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契机。

二、依照历史研究规律书写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

历史研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具体的历史学记述。学者们将其称之为历史学叙述或叙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叙述和叙事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词意区别，叙述是“把事件的前后经过记录下来或说出来”，叙事为“叙述事情”。史学理论的一些流派认为，“叙事”是具有特殊内涵的史观表达。叙事主义者“对历史学文本性的强调，得出他们否认了过往历史的真实存在的结论”。（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28页。）这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历史客观真实性和可认知性等有着根本的不同，将使人类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失去任何意义。因此，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研究应当贯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叙人叙事，客观叙写新时代十年的历史面貌。

历史是整体性的客观存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要从总体上呈现。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既成结果，具有与自然存在同样的客观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7月7日）》，《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第2版。）但历史不可能自我呈现，必须通过历史研究实现重构。而重构真实的历史必须具有整体观念，否则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页。）这就克服了把自然和社会机械分离的形而上学观点，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人和自然相互影响而又各自独立自成系统的整体。因此，研究新时代十年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从中华文明史的视角看，这十年的伟大变革可以从人与自然交互关系中写就出具有广阔历史空间的总体史。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习近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求是》，2022年第11期。）另一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视角看，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可以着重考察这一时期“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页。）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写出总体社会发展史，也可以参考社会学的理论，在深入研究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运动的基础上，写出新时代十年的总体社会史。中共二十大报告“从16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22年10月25日）》，《求是》，2023年第2期。）為总体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还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有机体历史，属于历史学研究中的专题史或专史，尚需在横的方面进行整合。

历史是过去在时间上的演变发展，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要在过程上有反映。人类社会有机体之所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是因为其具有沿袭发展的历史逻辑，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页。）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历史依次更替的继承和发展的逻辑。一方面，“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反映了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历史联系性和继承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习近平：《习近平党校十九讲》（内部使用），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都不是突然而至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努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页。）另一方面，“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体现了人类在历史主动中通过解决矛盾和问题实现了发展。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解决旧矛盾和新问题而在认识和实践上的跃进，中共二十大报告在强调十年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页。）因此，研究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和发展、变与不变的逻辑中，充分展现这一时期采取的战略性举措、推进的变革性实践，以及实现的突破性进展、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等，完整呈现历史发展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的逻辑。

历史是与自然相联系的人类社会历史，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要生动呈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天地之间，惟人为大；历史发展，人是主体。历史由人类创造，靠人类记录和认知。历史研究不去叙人则无以叙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历史叙述应该见人见事，研究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既要生动呈现人民群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和脱贫攻坚斗争中的伟大创造及挺身而出的壮举，又要充分再现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普通劳动者的奋斗，用丰富的历史事实诠释新时代十年凝练出的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等。

三、根据历史评价标准认识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定性定位

历史研究是对既往现象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过程。历史是客观的，而人们认识和评价过去则是主观的，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就必须有科学的史观指导。正确认识和评价新时代十年，也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共二十大报告将新时代十年的状态定性为“伟大变革”，（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3页。）直接表现为这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5页。）成就和变革的“历史性”特征需要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去认识。历史性与现实性是相联系的，这表明一定时期的人、事及社会在影响方面实现了对过去的超越和为未来创造了现实前提或基础，构成了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2页。）习近平总书记又把新时代十年的变化表述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全方位、开创性”“深层次、根本性”是“历史性”在哲学上表现出的质的革命性特征。因此，“历史性”既有量的确定性又有质的规定性。

从根本上说，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定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的认识。大历史观并非指历史观的“大小”，而是关于大历史的观点和认识，是相对于小历史来说的。大历史观强调“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1页。）强调历史长河就是把历史现象“放在历史大进程中审视”，（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9页。）通过历史纵向比较做出客观评判。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新的东西”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内涵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增长。强调时代大潮就是评判历史现象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强調全球风云就是把历史现象放到世界的风云变幻中审视，在横向的比较中做出判断。因此，研究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要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通过定量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的状况，使其符合定性的评价。同时，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把新时代十年放在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的纵横比较中定位和定性，深刻说明其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3页。）

“历史性”定位的质的飞跃特点，也是史学研究中进行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就改革开放历史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也曾使用过“历史性”定位的标题，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初期。中共十二大报告和中共十三大报告第一部分分别用了“历史性的转变”和“历史性成就”，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根本标志。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第一部分分别用了“历史性变革”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即前述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体现。现实的结论都有历史的积淀，从历史学角度深刻分析“历史性”，对历史现象进行全面、系统、整体性还原，不但能够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有切实认识，而且能够从思想史的角度呈现这一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等创新理论的历史逻辑，进而深刻认识新时代十年断代史对于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价值。

总之，历史研究是回溯性考察，重点是要“把过去的事件整顿成为有先后次序的因果关系”，（[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4页。）探讨其变革的内在逻辑机理，发现其顺时性变化的原因，正如李大钊所说：历史研究“必须认人事为互有连琐，互有因果关系者，而施以考察，以期于事实与事实之间，发现相互的影响与感应，而后得观人事之会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187页。）但新时代十年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断代史，有的事件并没有过程性完结，还在继续或发展，有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12页。）尚需有更加完整和完美的结果呈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3页。）这需要从更长时间段审视新时代十年历史，以更好地认清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出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及其历史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