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包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生传播意蕴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订2024年11期 作者：谢清果
【摘要】共生传播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确证自我与他者、外在与内在有机融合发展的独特传播取向。换言之，共生传播成为言说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五千年的传播机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从自在到自觉、自为再到自信的传播原理。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一的“包容性”体现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一家”“中华民族是一脉”观念背后的共生传播智慧，更落实在“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观念与实践交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从而构建出以“心传天下·和合共生”为理论内核的民族共生传播学。
【关键词】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 和合共生 共生传播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1.007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1]这一论断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共生关系，亦即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多元一体独特格局的内生动力。同时，“包容性”从学理上阐明了共生交往观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人类文明高度的观念表征。这一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不论文明内部的交流交融，还是文明间的交流互鉴都应当秉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和涵化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历史与实践上证明共生交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久可大的生存范式，亦即和而不同、不同而合的交往实践。可以说，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对内凝聚、对外自信的底气、骨气和志气所在。“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和合共生”思想的本质属性，是讲好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故事的根本指南。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孕育了中华民族“心传天下·和合共生”的传播气质
中华文明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突出特性。这些特性本质上是文明浸染出的独特气质，而这种气质也是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交往和互动互融中不断被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所感知和确认的，其中的突出特质之一即“心传天下·和合共生”的传播气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2]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不倡导取代或冲突的思维，而是坚持“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包容思维，由此产生的“汇聚”“凝聚”效应，能够“化解”“超越”差异，以达到“整合”“认同”和“绵延”的可持续性效果。同时，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生生不息，即“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3]正因为中华文明能够以“包容性”化解“中西古今之争”，从而实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想效果。从传播角度讲，我们将“包容性”表述为“心传天下·和合共生”。中华文明以胸怀天下的气魄，致力于“天下一家”的交往实践；在交往的过程中，传递着“道通为一”的理念，秉承着“和合”的关系互动原则，以期达到“共生”这一富含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义共享”目的。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存在共生传播关系。共生传播（或称“共生交往”）是本土传播学领域表述中华文明“和合共生”传播观念、历史和现实实践的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概念。这个学术概念首创于《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一文。该文认为“中国”作为中国人的信仰，是揭开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五千年传播原理的一把钥匙。因为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根植于作为文化观念的“中国”。“中国”这一观念的本质内涵是以中立国，行中道之国。“中”意味着交通、中和、舒适、均势、中正和常态，标志着一切动态和谐的关系。[4]正如吴予敏先生所言：“历史上人们的传播行为，尤其是制度化的传播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传播观念支配下发生的。”[5]换言之，“传播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本身是特定的文化现象，它是人们如何理解传播、如何对待传播、如何实施传播的思想前提。传播观念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社会的普适性。”[6]而“中”（“中国”即为执中的国）正是中华民族处理一切关系的元传播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播学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传播学，而这里的“关系”又是基于共生、为了共生的一种中国式关系，因此，又可称为“共生传播学”。在倡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共生传播学”正是建构具有中国价值、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传播学应有的取向。
基于这样的思路，笔者提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无论是历史进程中的还是观念形态上的，抑或是现实发展着的关系，都是一种共生传播实践。历史上，中华文明由其发端时期的满天星斗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其机制——借鉴赵汀阳先生漩涡模型的表述——是凭借中原发展起来的汉字文化以及以“配天”“天下”理念的制度设计形成的巨大的文明吸引力，从而使周边各民族文化都“逐鹿中原”，以加入这一中心为荣。因为，“天下秩序是能够化解旋涡的激烈冲突而兼收并蓄的万民共在制度，它开创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生模式，也创制了权力分治一体模式。”[7]
中华文化的魅力体现在“以中为文，能中为大”和“人立天地间，行天人合一”之道。这种以“中”为表征的共生传播理念，能够较好地处理人类文明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关系的核心问题，从而形成中华文明独特的传播机制。而这种传播机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包容性”：因包容而能创新；因包容而能统一；因包容而能和平；因包容而能连续。包容性不仅是理解中华文明特性的关键点，也是把握本土传播智慧的着手处。从共生传播的视域来看，我们甚至可以将包括“包容性”在内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归纳为“共生性”。和平性确立了以和为贵、对话沟通的交往气质；包容性体现了在交流过程中对差异和冲突的理解与化解；统一性高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思维；创新性表达的是自强不息冲破一切阻碍人类沟通的观念和制度限制，在变化中求得通畅；连续性则表征着一切人类的行动实现了诸多关系的共生，形成了同舟共济的状态，因而在一切场景下能够表现为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从观念形态上讲，五大突出特性本身也是共生关系，相互联系、相互成就。从现实形态而言，中国提出和实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全球三大倡议”，还有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行动，都表明当代的中国依然延续和发扬着古老中国的文明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从共生传播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背后的突出特质和传播原理，也只有构建“共生传播学”，才能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传播理论支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贯穿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涵养进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主体，在五千多年波澜壮阔的文明缔造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民族品格，涵养了民族气质，塑造了民族自信自强意识，亦形塑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在不同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拓了我们的疆域，书写了我们的历史，创造了我们的文化，构筑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因而，在近代民族危难之际，“中华民族”观念能应时而出，成为回应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方案，这是一种民族觉醒的标志，即“自觉”状态。此后，“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民摆脱民族困境、重塑民族自信的观念指引，进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制订和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族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体制机制问题，可谓是一种“自为”状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回应为什么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一系列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让我们能够从容自信地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关键着力点，也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理论的实践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积累了把握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主张本身也是一脉相承和相互包容的，也即互相之间是共生关系，而这亦是中华民族“心传天下·和合共生”传播气质的体现，表现出从容不迫、有容乃大、永续发展的风范。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自觉、自为到自信的内在机理。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生传播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9]包容性的意义在以上“三个决定”中也得以体现。其一，包容性是“三交”的结果，也是“三交”的指导思想，可以说，越“三交”就越包容，越“包容”也越有利于“三交”。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的重要原因。其二，包容性体现在以宗教信仰为突出内容的精神世界中，人们普遍信仰“包容”是一种崇高且能生长的德性。《尚书·君陈》有言：“有容，德乃大”。正因秉持这样的信念，才能够做到宗教信仰自由、价值观多元，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其三，在不同文明的交往方面，包容性体现为中华文明始终持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且能做到内外一致、表里如一。对内，不同民族能够共同繁荣、和睦相处；对外，能与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10]
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观念上讲，“包容性”可以归纳为“一”，即天人合一。分而论之，《周易》有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中华民族相信世界终究有个共同的归宿，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一”。儒家追求“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世界需要一套共同的行为规则，不能各行其是，这就是“一”。道家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应该从整体观出发看待世界，才能和合共生，这也是“一”。佛家讲究“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这个世界本性是虚空的，这一点是共通的，不应有分别心，这还是“一”。正是这种对“一”的追求，涵养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生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着“共生传播”的实践机理。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三个“一”中加以具体领悟。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念突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也呼应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1939年，我国正值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满腔爱国之情的顾颉刚先生为唤起中华民族共御外侮的意识和决心，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提出“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号召。[11]而后费孝通先生回应认为应该还是有民族之分。诚然如是。不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是极具号召力的。那又当如何表述中国大地上有56个民族这一事实？马戎认为，为了区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在民族概念上的混淆，建议从“国族”意义上标识“中华民族”，从“族群”意义上标识各民族。[12]从数量上强调中华民族是一，而不是多。这里的“一”即一个整体，而不是多个的混合，是1加1大于2的整体，是区别于且高于各民族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民族观念——中华民族，即国族、国家民族，（Chinese nation），而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都称为“族群”（ethnic groups）。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华文化传播发生于同一个中国意义上各个族群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之中，在回应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冲击的背景下，自然而然“中华民族”就成为各个族群共有的民族标识。也有学者研究指出，“民族”并不是中国的原初观念，现存少数“民族”字眼的文献往往是“氏族”“宗族”“族群”等观念误抄讹传而成的。如此，探索中国本土民族的观念，应该从本土自有观念出发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在表达中国各民族的时候，应当强调的是族群，而不是西方国家所用的民族国家的意义。可见，“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概念是内在自洽的。
溯源历史，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历程中，不同地域的族群文化之间早已存在交往交流交融的现象，中华古代文明考古遗存留下了相关的历史印记，例如，考古学家指出，“距今5000多年前，我国不同地理单元的区域文化在互相融合方面更加具有同一性，良渚文明中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因此，“交流互动中的融合，不仅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源动力”。[13]从这一点而言，我们的祖先在文明诞生之初就走在文明包容的道路上，也走在族群融合的道路上。从信仰层次而言，许多遗址中广泛存在龙崇拜的迹象，也可窥见族群交融之一斑。可见，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经过长期融合形塑了共同的“中国性”，形成了统一的民族——“中华民族”。包容性作为“中国性”的突出表现，是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不断积淀而成的一种精神品质，并不是一种设想和期许，而是真真切切的文明基因。正如许宏先生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二里头宫殿中轴线对称，是最早的“紫禁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念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亦即强调“中华民族的完整性”[14]。在面对西方列强入侵、国家衰落和民族危亡的历史困境时，“中华民族”以一个共同体的形式与列强抗争，代表全国各族同胞与外国交涉，以尽可能地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15]
“中华民族是一家”理念突出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赓续不辍是中华各民族的各种不同信仰、文化共同镕铸而成的，各民族具体的信仰、文化可以千差万别，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即文化“中国”，具体而言，也可以概括为对共生交往观的笃定信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民族都是一家人，“中国”是这一家传承延续的政治共同体。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国族认同，我们都认同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国是由千千万万家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具有共有的利益与价值信仰，且都有着维护和谐统一的坚定追求。因此，以“家”来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喻方式。
乔治·莱考夫（Lakoff）和马克·约翰逊（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16]“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概念要么是抽象的，要么是我们的经验中界定不明确的（情感、想法、时间等），所以我们需要借助那些我们清楚理解的其他概念（空间方位、物体等）来掌握他们”。[17]“家”是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最为鲜明的隐喻。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就是将温馨和谐的家作为人类消除斗争而相亲相爱的理想状态的表征。“家”对中华民族这一文明体而言是最小的共同体，和谐的家庭是繁荣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石。56个民族是一家，就是以“家”作为“中华民族”的隐喻，而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家”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概念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客观具象，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家、是整体，是具有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价值、共同目标的共生体，而各民族是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也正因为各民族之间有着天生的亲缘关系，因而各民族相遇相知相亲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开创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也能在家庭归属感和荣誉感的影响下，共同开创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
“家”是个包容的场所，是一个能够为家庭成员遮风挡雨的场所。有了家的观念，中国就成为我们的地理家园，中华文明就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就成为了一家。通常认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处理人与人、内部与外部以及不同群体的关系时所彰显出的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贵和持中的一套价值规范”。[18]从共生传播的视域看，“包容性”本身就是一种内含价值取向的传播观念，表现为诸多关系和谐共生的内在调适活动，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有机统一起来，从而产生了极富创造力且具有自我规定性的生活方式，表现为传播实践。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时，一方面，指的是观念，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即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着千仞之势，自然无言则威。换言之，包容性是蕴含着力量的包容性，无法统一的包容是无力的。另一方面，指的是实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能够以包容的态度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使关系保持必要的张力，始终坚持文化主体性，确保文化的自我生命力。这样的“包容性”体现的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自信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强大凝聚力。换言之，这样的包容是有力的，但不是强制之力，是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同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体现为“家”观念的开放性，即“家”既可以是血缘关系的小家，又可以是文缘相通的国家，还可以是异骨同亲的天下（世界）一家。
回望历史，以隋唐为例，各民族是一家的观念已然是一种国家主流意识。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曾下诏书：“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19]可见，天下一家、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期盼。当时大臣裴矩也多次进言倡导致力于促进隋朝与西域民族关系：“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20]；“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混一戎夏，其在兹乎”[21]。其中“无隔华夷”与“混一戎夏”的观念都富有远见卓识。其后，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2]他强调的是，国家当如父母一般一同爱护华夏族和各民族。唐太宗还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分析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23]也就是说，要注重民族平等，各民族通过交流交融能够摒弃隔阂、增加信任、可亲如一家。由此可见，“华夷一家”观念已然是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统表达，也成为隋唐之后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策略。[24]
中国共产党传承创新了“华夷一家”理念，确立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思想。从宏观上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之间有矛盾冲突更有交流融合，在冲突和融合中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从先秦到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元明清，千百年的交流融合，使得各民族难分难解，终于形成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团结进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25]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家国同构”理念的延续，这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叙事，更能唤起各族人民内心深处的认同感，发挥黏合功能，起到社会整合作用。[26]从微观上讲，一方面，需要正确落实“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水平高低一律平等”；“要保证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27]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要增强各民族间的亲和力，既避免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又要防止大汉族主义，推动各民族相向而行。另一方面，各民族应遵守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的行为准则，即“要不断增强不同民族个体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以保证这种大家庭的凝聚力”。[28]在事关国家民族大义问题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够例外。在具体的实践中，伟大祖国需要共同建设，美好生活自然一起共享，“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各族群众携手并进，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9]；“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30]
“中华民族是一脉”理念突出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弦歌不辍，中华文化始终保持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开放的文明，也是共享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不自大，也不自卑，始终以开放胸怀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积极吸收借鉴来自域外的各类优秀器物、制度及文化观念，博采众长、化为我有。“中华民族是一脉”强调的是文脉相连，即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一种活的生活方式，能够在兼收并蓄中实现自我超越。“判定一个民族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标志，不是种族，不是血缘，不是地缘，而是中华文化。只要接受了大一统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是中华民族一员。”[31]
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连续性。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多元性”中的“一体性”乃是源于中华文明有着四个层面相互作用且一直延续的文明发展脉络：其一是“中国”认同。作为文化观念的“中国”，是“一个以帝王为中心的沟通天人的神圣空间”，是择中立国的表征，亦是行中道之国的一种文化自信。“中国”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概念，也是世人向往的文化圣地。因此，“中国”认同是一种具有内聚力的“共识中国”“文明中国”，定鼎中原便成为古老中华大地上各个族群共同向往的角力目标。此种文化融合机制贯通古今，成为中华民族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华文明地域多元却能其守一体的文化基因。其二是礼乐制度建构。如果说“中国”是一种文化信仰的话，那么礼乐则是这种信仰有效运作的制度化安排。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标志性成果，因为礼乐的核心是维护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秩序，即所谓的礼和合。礼辨异，突破了神权的统治，形塑了中国社会的人文底蕴，即周易所谓的“内文明而外柔顺”。换言之，礼为阴，乐为阳，礼乐协同本身就是阴阳平衡、和谐共生的。正因为礼乐制度背后“和合共生”的文明性带来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解放。这种秉持“和合共生”理念的社会治理体系是高效的，即便当下的中国也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例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等治国理政新理念，无疑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而这样的理念无疑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三是道统传承。如果说礼乐制度是中国政治运作的架构，即政统，那么道统则是这一架构背后的灵魂。中国社会的延续正是因为政统与道统之间保持的一种张力，政统可能走向人民的反面，而道统正好是对政统的一种纠偏。所谓“斯文在兹”，便是历代传承的文化使命与骄傲。中国传统士大夫们能够铁肩担道义，将中国礼乐制度背后的“礼义”代代相传，从而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通意义空间。其四，文以载道，史以资鉴。士人传承道统的方式体现在经史之中。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体系，是对道统的承载与传扬。中国文人秉持“述而不作”的谦逊心态以注经的方式不断将圣贤的经典推陈出新，返本开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确立了“资治通鉴”式的史学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传承文脉，并且以帝师的自觉发挥着对政统的规训和道统的传承。[32]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经史传承，我们的“中国”认同、礼乐制度、道统政统才能千年传承。换言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排除了中华民族“连续性”的干扰因素，为中华民族的不断延续创造了良好环境。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体”的本质内涵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这个观念的现代确立历经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1989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讲演”会上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标志，其表述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3]这种以史出论的方式，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明晰了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联系交融而成的，并不是拼凑而成的。无论是居住地域上的“小聚居、大杂居并存”的形态，还是在文化上对中华文化抑或是国家观念上对中国的认同，都是实存的统一体。新中国的成立也“是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没有经过民族分离”。[34]民族统一体不仅在传统上是延续的，而且在革命建国的历程中也是得到确认的。
第二个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基本国情，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新型民族关系进行深邃思考，将“一体”创造性地阐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出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体”[35]，即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学者提出这个转变是“把‘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多元一体表述，发展为政治一体、文化认同的共有一体表述”。[36]这一转变是从之前的“分有”到“共有”的完善，是从“多元”到“一体”的升华。之前的表述突出的是一体下的“多元”容易造成的印象是多元是现实、可感知的，而一体是抽象、悬置的，是需要确认的。如今强调的是“多元”对“一体”的依归，或者“一体”对“多元”的统摄，其目的是强化对“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也可以说是将“多元一体”格局作为历史事实，作为现代民族建设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是要推动“中华民族”从实体认定到利益共同体认可、再到价值共同体认定、进而到命运共同体认同，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从而有效增进维护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坚定与自觉。“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3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味着各民族人民以统一体的姿态一致对外、同心同德，唯有如此才能做到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发展及文明赓续。需要强调的是，“统一性”是以“包容性”为前提的统一，即中华民族创造出的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的气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广土巨族。在新中国成立早期民族工作仍处于摸索阶段时，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很自然地以继承各民族共存共生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从而以突出“包容性”为主要特征。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面对世界，更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和发展利益，此时，“统一性”成为巩固和发展“包容性”的关键支撑，这生动鲜明地表现为以“共同体”理念来表述“统一性”，而其实质也更增强了“包容性”。越统一，就越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38]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更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了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自我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如同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离不开、分不了，如若分开，就将伤害身体，同时各部分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与价值。这也就是“共生交往”最为深层的意义。共生交往的含义从物质层面而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精神层面而言，则是相互贯通的血脉相连，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而从制度层面而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族政策和政治制度能让各民族从伟大祖国获取营养，一律平等、共同繁荣。此外，从地域范围来看，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和疆域家园。夏鼐说：“观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39]“中华民族共同体”表述的提出，也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自觉到自为、自为到自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应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民族概念、术语，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因而应运而生。
自在阶段可以概括为“华夏化”的过程，以华变夷，以文明通化原始，实现的是以华夏文明化天下的目标；近代的自觉时期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化”的过程，认可不同族群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实现以“中华民族”立天下的目标；“自为”阶段则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实现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良好局面。而当下的自信（自强）阶段，则以“中国化”为突出特点，强化“心传天下·和合共生”的国际传播气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筹好“两个大局”、实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里的“中国化”即是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同向同行、同心同德，在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在新时代，全球竞争从根本上讲是文明的竞争，是民族生命力的竞争，文化自信是最根本、最基础、最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和确立正是中华民族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凝聚团结力量推动民族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
“中华民族共同体”树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中华民族能够历经劫难而不断焕发生机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始终以“包容性”的姿态连续、创造、统一，并表现出“和平性”气质。共生传播模式强调的是在“和合”传播观念的统摄下，不同的传播元素、传播主体以及不同文明传播系统之间联结成为一个有机协调、和谐互动的整体，最终体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实质是“和合”观念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演绎出的外显表征。“连续性”是和合共生的目标结果，“创新性”是和合共生的动力机制，“统一性”是和合共生的行动方向，“包容性”是和合共生的互动涵养和氛围营造，“和平性”则是和合共生的传播气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共同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记忆，是建立在频繁的经济联系、密切的文化交流、共享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基础之上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早已凝结为一个具有共同精神、共同意识的统一体，毫无疑问，是一个客观与主观因素兼具的民族实体。”[40]
纵观历史，“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41]对异质文明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使中华文明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在与不同文明交流交往的过程中注重以我为主、综合创新，化为我有、和谐共生。中华文明内部亦是如此，中华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百花齐放，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交往交流交融，铸就了以“包容、融合、和善”为核心内涵的包容性。体现在交往意向上的“美美与共”，相互欣赏；交流上的“共同繁荣”，融合发展；交融中的“和合共生”，友善共享。
“作为历史与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空间中的大同世界构架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脉相承。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能够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表明中华文明连续性中包含济世情怀、胸怀天下和命运共同体意识。”[42]与此相对照的是，西方文明普遍强调通过确立敌人的危机意识才能增强自身的族群认同和文明认同，从而达到强大自身的目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发展的动力，人们需要敌人”，“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43]这种强调文明的排斥性和冲突性的认知，将他者视为敌人、欲消灭而后快的文明气质体现的是霸道，而不是中华文明所倡导的王道。相较而言，“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提倡包容他人，学习他人并乐于更新自我，所以能够尊重外来人所看重的不同的价值、信仰、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从‘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这种‘和的哲学和开放、包容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的体现”。[44]在不同文明交往之道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倡导不同文明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强调不同文明之间是朋友关系，而不是敌人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45]2023年，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这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时代彰显。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生传播智慧
正如诺曼·菲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其代表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写道：“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46]“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一家”“中华民族是一脉”“中华民族是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有机整体，不仅表述了我们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活动，而且是中华民族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彰显自身民族特性的话语活动。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而言，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是有意识建构出来的，这一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的推进需要完备的理论体系的指引，本文指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本身是一种共生交往关系，如此，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本身也是中华民族的五大突出特性。长期共生交往造就的必然是特性的相通，即共同的特性。“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形态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特质与形态。”[47]中华文明“包容性”作为其中的代表性特性，涵含着宝贵的具有“包容性精神”的共生传播智慧。对此，我们可以稍作阐发。
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包容性问题。多样性是一体基础上的多样，亦即多样是能够促进一体发展的多样，而不是一体的离心力。统一性是多样性的向心力，离开了统一性，多样性则分崩离析，并终将失去意义。从共生传播的意义上讲，统一性是能够含摄多样性的统一，而多样是能够趋于统一的多样。统一性需要多样性的活力来巩固和深化统一性；而多样性需要统一性的引领，是有共同目标和共同信仰的多样性，二者从本质上讲是一般与具体的统一。没有多样性的统一性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离开了统一性的多样性，则像断了线的风筝，终将坠落。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包容性问题。现代不能离开传统的基础，传统也需要现代的力量。包容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成就。现代是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元素的现代；传统是能够现代化的传统。赓续传统不意味着复古，而是尊古意义上的前行，因此真正的传统是能够适应现代化的传统；同样的，真正的现代是能够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的现代，这或许正是包容性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处理好引领性与共生性的包容性问题。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表征应依归于中华文化这一整体，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基本精神，如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中，各民族应充分依托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与时俱进地促进本民族文化时代化发展，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本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良性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前中华文化发展的指引与灯塔，而各民族文化则是塔基。塔基的深度与厚度，决定着我们当代文化的高度，各民族文化充分发展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是引领性与共生性的统一。“文化包容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要在倡导多元共生的状态下，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推动社会和谐发展。”[4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ZD313）
注释
[1][30]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2][3][9][10][3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3年第17期。
[4]谢清果：《共生交往观的阐扬——作为传播观念的“中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吴予敏：《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
[6]吴予敏：《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7]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8][27][2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7、509、509页。
[11][15]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第9期。
[12]马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3]高江涛：《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红旗文稿》，2023年第12期。
[14]李静：《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6页。
[16][17]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08页。
[18]王浩宇、罗卓：《和合共生：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表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1期。
[19][20][21]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1、1579、1580页。
[22][23]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6215～6216页。
[24]王文光、胡明：《隋唐时期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思想战线》，2022年第3期。
[25]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
[26]高红梅、吕耀军：《新时代中华民族大家庭观：传承、逻辑与路径》，《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29]习近平：《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2020年6月9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6/09/content_5518164.htm。
[31][47]《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第12、22页。
[32]陈赟：《多元一体：古典思想视域下中华民族的立身基础》，《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4期。
[3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34]具体详情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卷）》。转引自潘华、勾霄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族政策之比较》，《社科纵横》，2010年第4期。
[35]陈先红：《讲好中国故事元叙事传播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36]纳日碧力戈、特日乐：《构筑中华文化共同体》，《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38]《习近平：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2015年9月3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09/30/content_2941635.htm。
[39]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第457页。
[40]郝亚明、赵俊琪：《“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转变视角下的理论价值与内涵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41]《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5月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05/15/content_5391787.htm。
[42]苏媛、令小雄、妥亮：《中华文明的理论意蕴、突出特性及实践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4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44]叶朗：《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59页。
[46]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48]翟桂萍：《关于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责编∕包 钰 美 编∕梁丽琛